拙译《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第一版于1986年2月由三联书店印行，截至1996年3月共印刷六次，总印数为6.22万册。自2004年8月至2007年11月，此书改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属于该社“影响过一代人的书”系列丛书，实为《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第二版。这个版本先后印刷四次，总印数为2.2万册。按照“影响过一代人的书”系列丛书的编辑体例，每一本书都有一篇“推荐序”。为《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撰写“推荐序”的是我国历史学家雷颐先生。“推荐序”的标题为《历史的“灵感”——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雷颐先生写道：“出生于1881年的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不仅在小说、诗歌创作方面声名卓著，在人物传记、历史特写方面更是名震遐迩，《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就是他的十二篇历史特写集……至今仍在世界拥有大量读者。逾一个‘甲子’仍畅销不衰，足见此书魅力之大。……这些精彩的历史特写将那瞬间的‘关键时刻’延长、放大，使我们能够读到历史的心灵，感受到历史的灵感。”[1]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自2008年5月起又改为由三联书店出版，是此书的第三版。笔者以菲舍尔出版社1997年德语新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十四篇历史特写》[2]作为中译本第三版的蓝本，重新做了校订和补译。中译本第三版和中译本第一版与第二版最大的不同是，在第三版中新增加了补译的两篇历史特写——《西塞罗》和《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
菲舍尔出版社1997年德语新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编者克努特·贝克在其《编者后记》中详细说明了十四篇历史特写的创作过程。据他介绍，《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五篇历史特写》德语第一版于1927年问世。这一年6月27日，斯蒂芬·茨威格写信给莱比锡岛屿出版社的一名编辑韦格纳，[3]信中写道：“我觉得，您打算为岛屿出版社刊印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所使用的新的花体字十分漂亮。我只是觉得行与行之间挨得稍微紧了一点，至少会给人一种略嫌粗壮的感觉。不过，您肯定会做出更好的判断。如果我不久能看到清样，我将会感到高兴……”当时，岛屿出版社事先向茨威格通报了他的新书版式设计情况。多年来，茨威格一直得到岛屿出版社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有益建议，就像他在文学上经常得到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4]出的主意一样。1927年8月13日，正当茨威格穿越瑞士从上恩加丁河谷的祖奥茨小镇[5]前往莱比锡的途中，他又致信岛屿出版社，信中写道：“我刚从家中获悉，《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已印刷成书，我期盼着在我回到家中时就能看到这本小书。由于此书是辑录迄今尚未以书的形式发表的作品，我请你们把经过校订的这本书就像其他新书一样发行。我知道，岛屿出版社平时发行图书是不会这样做的。”岛屿出版社是否满足了茨威格的这个请求，一年以后得到了证实。1928年10月2日，茨威格在致岛屿出版社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同样感到高兴的是，你们告知我：《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而且我认为，你们在报刊上特别披露了此书在一年之内创纪录的发行量和精美纪念版本的发行量是完全正确的。”时至1928年岁末，《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共计重印七次，印行13万册，而且从此以后成功继续不断：时至1986年，《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共计重印40次，销售69.4万册。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德语第一版除《序言》外，包括《滑铁卢的一分钟》、《玛丽恩巴德悲歌》、《黄金国的发现》、《英雄的瞬间》和《夺取南极的斗争》共五篇历史特写。篇目排列的顺序不是按照各篇写作的年代。《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这个书名最初可能是随着茨威格要把当时已经写好的历史特写汇编成书的想法而逐渐形成。1927年12月，弗朗茨·特奥多尔·乔科尔[6]在给斯蒂芬·茨威格的一封信中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称为“一种新的戏剧性的叙事体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写得最早的一篇历史特写诚然也是德语第一版中第一篇历史特写：《滑铁卢的一分钟》，于1912年9月13日发表在维也纳的《新自由报》上[7]。斯蒂芬·茨威格当时对这篇作品并不是信心十足。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小品文《滑铁卢的一分钟》已经发表。不知怎么，我觉得内容有些空洞，节奏也可以更轻快一些。我觉得，我至今仍未把握住我自己的风格，而是风格始终随着题材而变（正如我在和别人交谈时过多地迁就别人一样，不知怎么我仿佛是事先商量好的‘应声虫’）。”为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德语第一版的出版，茨威格又把全书校阅了一遍。1927年德语第一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第二篇历史特写《玛丽恩巴德悲歌》写于1923年，刚好是歌德写下这首诗的一百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茨威格写下这篇历史特写的最好理由。此篇历史特写于1923年9月2日刊载在维也纳的《新自由报》。1923年秋季，岛屿出版社曾将这篇历史特写用同样的标题登在该社内部刊物《岛屿船》[8]第四年度第四期（1923年秋季号）上。尔后，茨威格为《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第一版选用了这个一直沿用至今的标题：《玛丽恩巴德悲歌——从卡尔斯巴德到魏玛途中的歌德。1823年9月5日》。第一版中的第三篇历史特写《黄金国的发现——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加利福尼亚。1848年1月》可能是专门为这第一版而作，因为没有史料能证明此前还有这篇历史特写的其他版本。作为岛屿丛书之一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第一版中的第四篇历史特写《英雄的瞬间》于1912年已经写成。这篇历史特写首次发表在1912年于莱比锡出版的《1913年岛屿出版社新书年鉴》[9]之中，标题是《殉难者——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12月22日》，尔后收录在1927年《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第一版中，但标题和内容均有改动，标题改为《英雄的瞬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圣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校场。1849年12月22日》。与此同时，设立在莱比锡的国立版画艺术和出版研究院[10]于1927年出版了由作者签名、并有编号和限量为25册的单行本《英雄的瞬间》。我们现在这本书中的这一篇历史特写是以岛屿出版社1927年第一版为蓝本。《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第一版中第五篇亦即最后一篇“戏剧性的叙事体裁”作品首次以《斯科特队长的最后旅程》为题发表在1914年1月28日维也纳的《新自由报》。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第一版中，此篇题名被拟定为《夺取南极的斗争。斯科特队长。南纬90°。1912年1月16日》，这个题名一直沿用至今。
1933年秋，由于岛屿出版社的一次泄密行为，斯蒂芬·茨威格中止了和岛屿出版社的合作。那是岛屿出版社社长安东·基彭贝格[11]不在出版社的时候，茨威格写给他的一封个人信函被该出版社转到《德国书业行情报》，[12]并在该报发表。茨威格在此信函中告知安东·基彭贝格：茨威格早先曾答应流亡在阿姆斯特丹的克劳斯·曼[13]可以在其创办的《荟萃》[14]刊物上转载茨威格于下一年出版的《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胜利与悲剧》[15]书中的一段，但由于该期刊的“政治性质”——和早先提供的信息不尽相同，茨威格要收回自己以前的许诺。由于这次纠纷，茨威格的作品自1933年秋至1938年由赫伯特·赖希纳出版社[16]出版。其间，斯蒂芬·茨威格自1936年3月已定居伦敦。1936年，赫伯特·赖希纳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万花筒》[17]的合集。该书包含三组作品：短篇小说、传奇故事和历史特写。在历史特写这一组中辑录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第一版中的所有五篇历史特写——排列顺序未变，但“前言”被删除。此外，又增加了其他两篇历史特写：一篇是《攻占拜占庭。1453年5月29日》，这篇历史特写很可能是专门为这本《万花筒》合集而写，因为没有史料证明此前有更早的版本；另一篇是《乔治·腓特烈·亨德尔的复活。1741年8月21日》，这篇历史特写已在一年前发表于1935年4月21日的《新自由报》。
1937年6月21日，斯蒂芬·茨威格在给他的朋友费利克斯·布劳恩[18]的信中写道：“……我把30年来失散的文稿——如对维尔哈伦[19]的回忆、关于里尔克[20]的演讲、我的人物传记《马塞琳娜·德博尔德-瓦尔莫》[21]等编成文选送到赖希纳出版社。除此以外，我还为《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写了几篇新的历史特写。我的情况原本就是这样：在我心情抑郁的时候，我的创作总是最多。”1941年8月，茨威格迁居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彼得罗波利斯小镇，1942年2月23日，斯蒂芬·茨威格和他的第二位妻子夏洛蒂·阿尔特曼一起自尽后，人们在他的遗稿中找到了在上述这封信中提到的几篇新的历史特写。
在1939年以后的岁月中，斯蒂芬·茨威格著作的出品人是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菲舍尔[22]，他的遗稿保管人是理查德·弗里登塔尔[23]，他和弗里登塔尔已有20年友情。1942年，流亡在斯德哥尔摩的贝尔曼·菲舍尔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他的遗著《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次年（1943年）出版了扩充的新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副标题是《十二篇历史特写》。从1943年至1947年，斯德哥尔摩的菲舍尔出版社共重印了三次1943年版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总计印行1.6万册。自从菲舍尔出版社于1949年从流亡海外迁回到德国后至今，该出版社又印行了共计120万册《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包括袖珍版在内。
斯德哥尔摩的贝尔曼·菲舍尔出版社于1943年出版的新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在原来五篇历史特写的基础上做了扩充，篇目排列的顺序也和以前的德语版本不同。从此以后，《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各种版本的篇目顺序均沿用1943年新版的编排。1943年新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几篇新的历史特写——除《逃向苍天》外——其余四篇是：《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一夜之间的天才》、《越过大洋的第一次通话》、《封闭的列车》均无写作日期，也无法查考它们最初刊印的时间。——《逃向苍天》可能写作于1925年，因为茨威格那一年正在为《描述自己人生的三文豪》[24]一书撰写那篇历史散文《托尔斯泰》。从我们上面引用的斯蒂芬·茨威格于1937年6月21日致费利克斯·布劳恩的信中，我们可以揣测：上述四篇新的历史特写很可能就是在1937年接连写成的。可以证实的是，本书中的最后两篇历史特写《西塞罗》和《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创作于1937年以后。1939年7月，斯蒂芬·茨威格从伦敦迁居到巴斯，[25]并在那里买了一幢住宅。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26]1939年9月23日，深受茨威格尊敬的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伦敦逝世。9月26日，茨威格在弗洛伊德的墓前致辞。由于发生了这些事件，他情绪低落，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什么也没有写！只是稍微写了一点《西塞罗》，但是也没有认真的愿望要写这篇《西塞罗》，因为我不知道，它该在哪里发表，尽管我今天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1939年10月11日，他在致罗曼·罗兰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还无法写作。我只写了一篇历史特写《西塞罗之死》——和我的其他历史特写一样；这篇历史特写记述了这位首屈一指的人文主义者如何被专制独裁践踏而丧生。以前，人们为了让恺撒显得更伟大而越来越缩小西塞罗的伟大之处。然而，当我阅读他的《论共和国》和《论义务》时，我惊讶地发现，他原来是和你我一样的人。他在和我们的时代同样残酷的时代为了我们共同的思想而死去。”在这封信之后又过了几天，斯蒂芬·茨威格在1939年10月21日致罗曼·罗兰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另一篇历史特写《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他写道：“可怜的威尔逊，这位可怜而又睿智的梦想家！他千方百计要做的正如我一样……使我感到心情沉重的，是我们旧欧洲的道德氛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种不讲道德的氛围。这种道德的堕落以及缺乏一种创造性的思想——或者说，缺乏一种独立形成而不是人云亦云的思想——使我感到心情沉重……那些在1918年以后自己上了当受了骗的人——我自己当时也怀着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原都以为：威尔逊已充分发挥了外交手段的作用呢。[27]总有一天，我要描述这位有着各种错误的悲剧性人物，但尽管如此，我描述的是一位有着自己美好信念的人物——威尔逊。”
这两篇分别以《挂在演讲台上的头颅——西塞罗之死》[28]和《威尔逊的失败，1919年3月15日》[29]为标题的历史特写首次于1940年发表在由伊登和塞达·保罗翻译、书名为《命运攸关的时刻——十二篇历史特写》的英译本合集中。[30]
这卷英译本合集为了这两篇新的历史特写而删去了另外两篇历史特写：《英雄的瞬间》和《逃向苍天》，目的是为了凑成一个整数“十二篇”（一打）。三年以后，即1943年，斯德哥尔摩的菲舍尔出版社出版了茨威格的遗作《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德语新版。在这个新版本中也辑录了十二篇历史特写，但删去的是《西塞罗》和《威尔逊》，究其原因：可能是出版社不愿意超出“十二篇”（一打）这个整数，也可能是没有及时找到这两篇历史特写的德语原文，又不愿意从英译本逐字译回到德文。
综上所述，我们能为茨威格的十四篇历史特写排列这样一个创作年表：
1912《滑铁卢的一分钟》
《英雄的瞬间》
1914《夺取南极的斗争》
1923《玛丽恩巴德悲歌》
1925《逃向苍天》
1927《黄金国的发现》
1935《亨德尔的复活》
1936《攻克拜占庭》
1937《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
《一夜之间的天才》
《越过大洋的第一次通话》
《封闭的列车》
1940《西塞罗》
《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
读者不难发现，《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书中的篇目次序并非按照写作的时间。
斯蒂芬·茨威格曾在1925年1月读过丹麦时事评论家和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撰写的传记《尤利乌斯·恺撒》。1925年1月26日，茨威格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这位了不起的勃兰兑斯老人[31]把握行文的节奏恰到好处，他在这方面的能力实属难得。他描写细节从不冗长拖沓，而只选择最确切的细节。他在其传记《尤利乌斯·恺撒》中所描述的西塞罗令人难以忘怀，书中的西塞罗是第一个这样的文人：在弱者面前盛气凌人，在强者面前畏首畏尾，风度高雅而又伶牙俐齿，他本该诸事顺遂；然而，当他看到对方（卡提利纳[32]、恺撒）已经输了，他的高昂情绪也就随之消失。想必勃兰兑斯在1914年就是一位撰写名人传记[33]的高手。描述这类名人，勃兰兑斯的书可谓出类拔萃，因为他不像历史学家那样仅仅从历史上去认识人物；为了描写好历史人物，人们必须先去认识活着的人。……仅仅当一名历史学家是永远不够的，他必须同时又是一个了解时势的心理学家。这正是勃兰兑斯了不起的能力：他常把历史人物和现实生活相比。正是这一点使他所写的历史如此栩栩如生。”
斯蒂芬·茨威格在撰写人物传记——尤其是在撰写《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历史特写时，始终不忘借鉴格奥尔格·勃兰兑斯描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各种技巧。诚然，茨威格是一位博采众长的文学家，他不会只师法勃兰兑斯一人。茨威格是诗人，深受唯美主义和象征派诗歌的影响；他又是小说家，谙熟小说家的基本技巧：善于把握戏剧性的高潮——即与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刻，因而在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中既有诗情画意的氛围渲染，又有扣人心弦的戏剧性高潮和隽永的心理刻画……茨威格的历史特写更可谓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就其艺术特色而言，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四方面。
第一，遵循真实的原则。
凡纪实文学，无论是历史人物的长篇传记，还是描写英雄豪杰的短篇特写，都是描述真人真事，属于“非虚构文学”（nonfiction）。茨威格深知，纪实文学绝不能任意虚构，传记或人物特写一旦在人物或情节上掺假，便失去了历史的真实，也就失去了纪实文学本身赖以生存的价值和生命力。茨威格的历史特写始终恪守真实的原则。茨威格刻意追求的是，让读者从他创作的历史特写中既能欣赏到文学的美，又能获得历史知识。为此，他调动文学的一切艺术形式，使真实的历史成为感人的艺术。譬如，人物特写一般都用散文，但茨威格有时会不拘一格，大胆采用叙事诗和戏剧的形式。《英雄的瞬间》采用了叙事诗的形式；《逃向苍天》采用了戏剧的形式。显而易见，这里的叙事诗不同于一般艺术创作的叙事诗，这里的戏剧也不同于一般的戏剧，而是纪实文学在艺术形式上的一种新探索。
第二，娴熟的旁衬笔法。
把真实的历史写得栩栩如生，使之魅力无穷、百读不厌，这无疑是传记作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然而在“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魅力”之间无疑会存在矛盾。有些作者往往为了追求“感人的魅力”而不惜虚构情节和掺入主人公并未说过或者无法考证的话，从而失去了“真实”；也有人囿于“真实”，而对“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一筹莫展。如何使两者和谐统一，使纪实文学既不失真实又具有魅力，这方能显露出文学家的卓越才华。歌德有诗云：“在限制中才会显露出能手，只有法则能够给我们自由。”读罢茨威格的历史特写，觉得他真不愧为是一个写真人真事的文学巨匠，因为他深深懂得哪些是纪实文学的雷区——纪实文学的致命弱点是加入虚构的情节和杜撰主人公说的话。所以，在茨威格的历史特写中情节相当简单，而且都有史实依据；很少有主人公自己说的话；茨威格惯于用娴熟的旁衬笔法使人物形象显得生动感人。
旁衬笔法之一，是对历史形势和社会环境绘声绘色的描写以及氛围的渲染。这种笔法的艺术效果是：既展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面，又无损于主人公的真实。如他在《封闭的列车》第一段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敌对双方那种虎视眈眈的紧张氛围写得惟妙惟肖，列宁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离开瑞士，取道敌国——德国返回祖国。这样的描写，文字虽长，但由于叙述生动，语言流畅，读起来并不枯燥乏味，反而能引人入胜。乍一看，大段的时代背景的描写好像与主人公无关，其实，它们的关系恰似红花与绿叶，时代氛围渲染得越浓重，主人公也就被衬映得越发鲜明突出。
旁衬笔法之二，是通过第三者的口或者侧面描写，这也是茨威格创作历史特写的惯用技巧。这样一种旁衬古已有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表现希腊的绝代佳人海伦，就不是从正面去描绘她的容貌如何如何美，而是通过几位长老口中的比喻，把她的美貌暗示出来。我国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里写杨贵妃之美用的也是旁衬笔法，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样的句子，虽然没有直接去形容一个女子的美貌，但是通过描写她的容貌所引起的反应和影响，调动读者的想象，同样是一个美女的形象。这样避实就虚的笔法，如果在传记或历史特写中巧妙运用，常常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赋予了艺术魅力，又无损于真实。如《一夜之间的天才》中，茨威格并没有像一个音乐评论家似的从音乐的角度去直接分析《马赛曲》的旋律如何雄壮，歌词怎样鼓舞斗志，而只是从侧面去描写《马赛曲》所引起的反应和影响：
于是，这歌声像雪崩似的扩散开去，势不可当。在宴会上、在剧院和俱乐部里都在唱着这首圣歌，后来甚至在教堂里当唱完感恩赞美诗后也唱起这首歌来，不久它竟取代了感恩赞美诗。一两个月以后，《马赛曲》已成为全民之歌、全军之歌。……这位当时还不知名的作者所创作的歌曲就这样在两三夜之间发行得比莫里哀、拉辛、伏尔泰的所有作品还要多。没有一个节日不是用《马赛曲》来结束，没有一次战斗不是先由团队的乐队来演奏这首自由的战歌。……敌军将领们则惊奇地发现，当那些成千上万的士兵同时高唱着这首军歌，像咆哮的海浪向他们统率的队形冲击去时，简直无法阻挡这首“可怕”的圣歌所产生的爆炸力量。眼下，《马赛曲》就像长着双翅的胜利女神奈基，在法国的所有战场上翱翔，给无数的人带来热情和死亡。
读了这样的文字，读者纵然没有聆听过《马赛曲》，也会觉得它具有无与伦比的感人力量。
第三，隽永的心理刻画。
擅长心理描写，是茨威格创作中一致公认的显著特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写作上的主要志趣，一直是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遭遇。这就是我为许多名人撰写评论和传记的缘故。”试看在《玛丽恩巴德悲歌》中这样一段披露歌德内心世界的描绘：
此刻，年迈的老人坐在滚滚向前的马车里沉思默想，为心中一连串问题得不到确切的答复而烦闷。清晨，乌尔丽克还和妹妹一起匆匆向他迎来，在“喧闹的告别声”中为他送行，那充满青春气息的可爱的嘴唇还亲吻过他，难道这是一个柔情的吻？还是一个像女儿似的吻？她可能爱他吗？她不会将他忘记吗？正在焦急地盼等着他那丰富遗产的儿子、儿媳妇会容忍这桩婚姻吗？难道世人不会嘲笑他吗？明年，他在她眼里不会显得更老态龙钟吗？纵使他能再见到她，又能指望什么呢？
不言而喻，写真人真事作品中的心理描写不同于小说中的心理描写。茨威格在写他的名人传记或历史特写之前，总是先研究原始材料，做出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心理分析。他既不美化历史人物，也不做自然主义的临摹，而只是加以“升华、冷凝、提炼”。
第四，历史与现实的随意联想。
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绝不是单纯地叙述客观事实。历史特写不仅是写历史，而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剖析来倾听历史的回声和教训，字里行间总是流露着作者的爱与憎。作品的思想内涵正是在作者的感慨和议论中得到反映。在茨威格的历史特写中，随处可见意味深长的议论，有的充满诗情画意，有的发人深省，对每篇作品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封闭的列车》就是这样的结尾：
《国际歌》骤然而起，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走出车站时，这个昨天还住在修鞋匠家里的人，已经被千百双手抓住，并把他高举到一辆装甲车上，探照灯从楼房和要塞射来，光线集中在他身上。他就在这辆装甲车上向人民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演说。大街小巷都在震动，不久之后，“震撼世界的十天”开始了。这一炮，击中和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
《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中的结尾同样发人深省：
当他乘坐的军舰驶离欧洲海岸时，这位失败者背转身去。他不愿意回过头来，朝我们这片命运多舛的欧洲大地再看一眼。——欧洲几千年来渴望和平与统一，可是从未实现。
从威尔逊1919年6月离开欧洲海岸到茨威格1940年在流亡中创作这篇历史特写，欧洲曾有过和平吗？或许，真正的持久和平永远是人类努力奋斗的目标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果把语言的优美列为文学作品的特点，未免有失空泛和不得要领。但是，《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之所以至今仍能吸引大量读者，首先应该归功于茨威格的语言魅力。倘若说，小说尚能以曲折离奇的故事扣人心弦，那么传记或历史特写更要借助行云流水般的语言，使读者入迷。茨威格自己说得好——“有时我在沉思默想中不得不反躬自问：我的书中究竟有什么特点，能给我带来如此意想不到的成功？我最终认为，这是来自我个人的一种癖好，那就是在小说、传记文学、思想论争文章中，任何拖沓、空泛、朦胧、含混，任何画蛇添足都会使我十分不快。只有每一页都保持着高潮，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能引人入胜，给人以完美的享受。”
据菲舍尔出版社统计，《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在茨威格的所有作品中最受读者欢迎，其销售量一直居于其他作品之上。从它的第一版于1927年问世以来，已经历了风风雨雨的82年，读者仍然有增无减。究其原因，除了以上所述的独具艺术魅力之外，还因为书中的各篇历史特写都短小精悍，每篇约两万字左右。如今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不仅世界范围内每天出版的图书数以万计，而且其他各种媒体——电影、电视、网络文化进入千家万户，五光十色的信息目不暇接；加之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茫茫人海，来去匆匆；如今的岁月，能有充裕的时间细细品读洋洋数十万言的鸿篇巨制的读者群体已日趋减少，唯有短小精悍的短篇尚能受广大读者青睐。但是，《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应归功于它的思想内涵，归功于它能引起读者心灵的震撼和良知的共鸣。尽管十四篇历史特写描述的是不同历史时代、不同国家中不同人物的瞬间，人们却能从不同视角感受到茨威格撰写人物传记的主旋律。
主旋律之一：讴歌人性。
茨威格曾说：“我从来不愿意去为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只着眼于失败者们的悲剧……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比如说，我不写马丁·路德，而写伊拉斯谟；不写伊丽莎白一世，而写玛丽·斯图亚特；不写加尔文，而写卡斯特里奥。”[34]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这样一些悲剧人物，如列夫·托尔斯泰、斯科特队长、西塞罗、威尔逊，但人性在他们身上熠熠发光。且听《逃向苍天》中的最后一句台词：
如果他不为我们这些人去受苦受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也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再看《夺取南极的斗争》中那一段对斯科特队长面临死亡时的描写：
斯科特海军上校在他行将死去的时刻用冻僵的手指给他所爱的一切活着的人写了书信。那些书信写得非常感人。死在眉睫，信中却丝毫没有缠绵悱恻的情意……那些信是写给他认识的人的，然而是说给全人类听的；那些信是写给那个时代的，但说的话却是千古永垂的。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信。他提醒她要照看好他的最宝贵的遗产——儿子……他怀着最诚挚的友情给那几个同他自己一起罹难的同伴们的妻子和母亲写信，为他们的英勇精神作证。尽管他自己即将死去，他却以坚强的、崇高的感情去安慰那几个同伴的遗属。
这样一种对人性的刻画，如歌如泣，读后无不为之动容。
主旋律之二：以良知对抗暴力。在茨威格看来，历史、社会、宗教、政治以至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可能有非理性的一面——丧失良知而使用暴力；但是，人的良知不会泯灭，总会有人以良知对抗暴力，这样的斗争此起彼伏、前赴后继，纵然有人在暴力面前遭到失败乃至失去生命，但他们虽死犹荣。茨威格的两部人物传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胜利与悲剧》和《良知对抗暴力——卡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35]尤其突出和鲜明地彰显了这个主题。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 1469—1536）是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的神学家，因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故被人们习称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是欧洲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一生勤奋著述，揭露教会的黑暗，嘲讽教士的伪善，反对宗教狂热，控诉教会使用暴力残酷迫害异端。然而，他的思想固然充满人文精神，终究敌不过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强权和习惯势力，因而一生颠沛流离，最后在孤寂中死去。卡斯特里奥（Sebastian Castellio, 1515—1563）是在法国出生的瑞士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原来是加尔文的朋友，1541年随加尔文到日内瓦。是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创立加尔文教派获得成功，日内瓦成为在他领导下的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可是加尔文掌权之后立刻改变了自己以往反对宗教压迫的立场，俨如日内瓦的教皇，实行独裁统治，排斥其他各种信念，敌视其他一切教派。1554年，西班牙神学家兼科学家塞尔维特因宗教信仰不同前来日内瓦寻求庇护，加尔文不但不给予救援，反而以异端罪名将其用火刑处死。此事引起卡斯特里奥的强烈愤慨，于是他用假名发表了有关文献，斥责加尔文的暴力行为。卡斯特里奥深知，自己和加尔文的对抗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对抗，因此将它比喻为“蚊子对抗大象”。卡斯特里奥最后面临的是一场巴塞尔法院的审判，他很可能作为异端而被判处死刑，所幸在法院开庭前，他因心力交瘁而猝死，终年48岁。人们从伊拉斯谟和卡斯特里奥的坎坷经历中不禁感到以良知对抗暴力何其艰难，同时也会联想到《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列夫·托尔斯泰的命运、西塞罗的命运、威尔逊的命运，他们无一不是以良知对抗暴力的悲剧人物！
主旋律之三：赞美坚韧不拔。在茨威格的心目中，人最可贵的品质是坚韧不拔，无论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毫无疑问，茨威格刻画这种性格最为成功的是他的人物传记《麦哲伦》，但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描写也丝毫不逊色。且看《夺取南极的斗争》中这样一段：
全队的健康状况也出了问题。一些人得了雪盲症，另一些人四肢冻伤……他们每天走的路愈来愈少，因为这里的雪都结成了坚硬的冰碴。他们不能再滑着雪橇前进，而必须拖着雪橇行走。坚硬的冰凌划破了雪橇板，走在像沙粒般硬的雪地上，脚都磨破了，但他们没有屈服。
《黄金国的发现》中的主人公苏特尔并非英雄人物，但他身上也有那种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执着精神。
其实，苏特尔自己并不想要钱……他只是想要得到自己的权利。他像一个偏狂症患者似的，怀着愤愤不平的激怒，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他到参议院去申诉，到国会去申诉……从这个官署走到那个官署，从这个国会议员走到那个国会议员，一直奔波了20年……他日复一日地围绕着国会大厦踯躅，所有的官吏都嘲笑他，所有的街头少年都拿他开心……1880年7月17日下午，他终于因心脏病猝发倒在国会大厦的阶梯上，从而万事皆休……这是一个死了的乞丐，但在他的衣袋里却藏着一份申辩书，它要求按照世间的一切法律保证给他和他的继承人一笔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财产。
坚韧不拔的意志可以改变命运，可以创造奇迹，这是《亨德尔的复活》给予人们的启示。
“中风。右半身瘫痪。”
……
“创作是再也不可能了。”他说得很轻，“也许我们能保住他的命。但我们保不住他这个音乐家，这次中风一直影响到他的大脑活动。”
……
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有气无力地生活了四个月，而力量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右半身就像死掉了似的。他不能走路，不能写字，不能用右手弹一下琴键。他也不能说话，由于右半身从头到脚瘫痪，嘴唇可怕地歪向一边，只能从嘴里含含糊糊地吐露出几个字……但是，为了活，为了自己这最最不能抑制的欲望——恢复健康的意志就敢去冒死的危险。亨德尔每天在滚烫的温泉里待上九个小时。这使医生们大为惊讶，而他的耐力却随着意志一起增加。一星期后，他已经能重新拖着自己吃力地行走。两星期后，他的右臂开始活动。意志和信心终于取得了巨大胜利。他又一次从死神的圈套中挣脱了出来，重新获得了生命。
主旋律之四：反思历史。
拿破仑因在关键时刻重用了谨小慎微、唯命是从的格鲁希而兵败滑铁卢，从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了将近一千年的东罗马帝国，由于一座被忘却的城门——凯尔卡门没有重兵把守，而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从这里突破而攻占了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一举灭亡，欧洲历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1917年3月，列宁获悉彼得格勒工人、士兵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但政权却落到临时政府手里。正当俄国革命面临紧急关头的时刻，列宁把自己的荣辱毁誉置之度外，毅然决然乘坐一节封闭的车厢，取道敌国——德国返回祖国。七个月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这趟风驰电掣的封闭列车犹如一发炮弹，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旧世界。
以上这些看似关键时刻的偶然因素却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人们不禁要问：历史究竟是由无数的“偶然性”决定还是由唯一的“必然性”决定？——这是史学界、哲学界争论了千百年的“形而上”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公允的结果。
或许人们有时还会问：假如拿破仑当年不重用格鲁希，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又将会如何？假如那座被忘却的城门——凯尔卡门没有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发现，东罗马帝国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快灭亡？假如列宁当年不乘坐封闭的列车返回俄国，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不是就不会爆发？不言而喻，在已经过去的历史中不可能还会有什么“假如”，但在以后的历史中倒可以根据历史经验防患于未然。这或许是读罢《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之后的一种感悟吧。
笔者不揣浅陋。为茨威格的历史特写概括了这样一些艺术特点和思想内涵，目的是为了便于欣赏与借鉴。
诗圣杜甫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如此，翻译亦如此。本书中的疏误之处在所难免，祈望海内外方家和广大读者多多赐教。
舒昌善
2008年8月8日 时值奥运会开幕
识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雷颐撰《历史的“灵感”——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载[奥]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译《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页和第9页。
[2] STEFAN ZWEIG,：> STERNSTUNDEN DER MENSCHHEIT - Vierxzehn historische Miniaturen <,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1997.
[3] 韦格纳（M. C. Wegner）。
[4] 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inaimsthal, 1874—1929），奥地利著名诗人，德语文学19、20世纪之交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重要代表。他的诗歌大多写于1893至1900年之间，著名的有《生命之歌》、《早春》等。他比茨威格年长七岁。
[5] 祖奥茨（Zuoz）是瑞士上恩加丁河谷（Ober Engadin）一小镇。
[6] 弗朗茨·特奥多尔·乔科尔（Franz Thecdor Csokor, 1885—1969），奥地利表现主义代表作家。
[7] 《新自由报》（Newe Freie Presse）。
[8] 《岛屿船》，Hauszeitschrift > Dàs Inselschiff <, 4. Jg.， H. 4 （Herbst 1923）。
[9] > Insel-Almanach auf das Jahr 1913 <（Leipzig 1912）。
[10] 国立版画艺术和出版研究院（Staatliche Akademie für graphische Künste und Buchgewerbe）。
[11] 安东·基彭贝格（Anton Kippenberg, 1874—1950）。
[12] 《德国书业行情报》（Bersenblattfil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13] 克劳斯·曼（Klaus Mann, 1906—1949），德国作家，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儿子。1933年流亡国外。作品有《梅菲斯托》（Mephisto, 1936）、《转折点》（Der Wendepunkt , 1942）
[14] 《荟萃》（Die Sommiung）。
[15]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胜利与悲剧》（Triumph und Tragik des ETOS-mus von Rotterdam），茨威格著，莱比锡，岛屿出版社，1934年出版。
[16] 赫伯特·赖希纳出版社（Heihert Rrichner Veriag, 维也纳，莱比锡，苏黎世）。
[17] 《万花筒》（Kaleidoskop）。
[18] 费利克斯·布劳恩（Felix Bmrni），艺术史家，茨威格的好友。
[19] 维尔哈伦（Ёmile Verhaeren, 1855—1916），比利时著名法语诗人，最初是象征派诗人，后逐渐注意广泛的社会问题。
[20] 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奥地利著名诗人，诗风深受法国象征诗派的影响，“咏物诗”《豹》脍炙人口，千古传颂。
[21] 《马塞琳娜·德博尔德-瓦尔莫》（Madeline Desbordes-Valnwre），副标题《一个女诗人的生活画像》（das Lebensb Ud einer Dichterin）茨威格的传记作品，1920年由岛屿出版社出版。马塞琳娜·德博尔德-瓦尔莫（Mareeline Desbordes-Valmore, 1786—1859），法国女诗人，代表作有《馆歌与小唱》、《泪》、《可怜的花朵》等诗集。她一生坎坷，诗歌多为愁苦之音，因而受到浪漫派的高度重视，也为象征派所喜爱。
[22] 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菲舍尔（Gottfiied Bermann Fischer）。
[23] 理查德·弗里登塔尔（Richard Friedenthal）。
[24] 《描述自己人生的三文豪》（Drei Dichter ihres Lebens）（卡萨诺瓦、斯丹达尔、托尔斯泰）是茨威格的传记系列《建造世界的大师们》（Baumeister der Welt）的第二部，写作于1925年，1928年在莱比锡出版。
[25] 巴斯（Bath），英格兰埃文郡一小镇，有温泉，疗养胜地距伦敦不远。1939年茨威格从伦敦迁到巴斯，住在林库姆山上（Lyncombe Hill）自己买下的宅邸。
[26] 1939年9月1日，德军向波兰发动进攻。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27] 1925年3月15日，巴黎的一家刊物《欧洲》（Europe）（第2年度第15期）登载了斯蒂芬·茨威格的文章《威尔逊令人迷惑的面孔》（Le Visage éninigmatique de Wilson）的法译文，德语原稿出处不详。
[28] 《挂在演讲台上的头颅——西塞罗之死》（The Head upon Rostrum: Cicero's Death）是茨威格的历史特写《西塞罗》（Cicero）的英译名。
[29] 《威尔逊的失败，1919年3月15日》（Wilson's Failure, March 15, 1919），是茨威格的历史特写《威尔逊的失败》的英译名。
[30] 《命运攸关的时刻》（The Tide of Fortune）是1940年由美国纽约的瓦伊金出版社（Viking Press）出版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英译本书名，此英译本的英译者是伊登（Eden）和塞达·保罗（Cedar Paul）。以后的英译本书名普遍译为《人类的闪耀群星》（Sparkling Stars of Mankind）。 由于《西塞罗》和《威尔逊》首次在1940年的英译本合集中发表，故而在本书中，德语原版书编者把这两篇历史特写的写作年代记载为1940年。
[31] 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 1842—1927），丹麦著名文学史家、政论家，以其六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享誉世界。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传记作家，主要传记作品有：《索伦·克尔恺郭尔》（1877）、《莎士比亚传》（1895—1896）、《歌德传》（1915）、《伏尔泰传》（1916—1917）、《尤利乌斯·恺撒传》（1918）、《米开朗琪罗传》（1921）。勃兰兑斯撰写传记《尤利乌斯·恺撒》时，已76岁。
[32] 卡提利纳（Lucius Sergins Catilina, 公元前108—前62年，旧译名：喀提林，在中国史学界长期沿用），公元前67—前66年任古罗马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在任时大肆贪赃枉法，后受到西塞罗控告，详见本书《西塞罗》篇。
[33] 此处是指勃兰兑斯在1914年完成的《彻德传》，该书于1915年出版。
[34] 参阅[奥]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译《昨日的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35—136页。
[35] 斯蒂芬·茨威格著《良知对抗暴力——斯特里奥对抗加尔文》（Ein Gewissen gegen die Gewalt oder Castellio gegen Calvin），赫伯特·赖希纳出版社193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