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北部宽广、宁静的航天城，十几座建筑中间穿插着数条平直的道路，大面积的草地、树木和花园铺陈开来，低头可见游鱼在小河里嬉戏，喜鹊在草地上觅食，举目则天空廖廓，远山在望。
平时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这里，往来于航天员公寓、训练中心和办公大楼之间，这三座建筑彼此相隔数百米。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航天公寓是两层红色别墅式建筑，在航天城里是最神秘幽静的所在，而新的训练中心和办公楼刚落成不久，灰白色的纪念碑式楼体上装饰着大片玻璃，高大明亮，气宇轩昂。在我眼里，这些是固定的风景，也是最令我沉醉的风景。
除了上下班时间，航天城里走动的人很少，最常见的是执行勤务的年轻士兵，他们或在路上行进，或在哨位上站岗，一脸的青春阳光。走近时，他们向我敬礼、打招呼，我会自然地举起手还礼，如果不忙则会停下来和他们说话，问他们年龄多大、家乡是哪里。他们常让我想到当年的自己。
我相信，十八九岁参军的少年人，多半是怀揣着自己心中的英雄梦想，以及对部队的渴慕与向往，一头扎进军旅生涯的。也许当时并不清楚这已是人生选择的明确方向，甚至会终其一生，不变不移。
当年，十八岁的我也一样……
1983 年初春，我正在绥中县第二中学读高二。那时的高中实行两年制，没有高三。我即将参加高考，初春万物复苏的愉悦，被压抑在临考复习的紧张气氛中，让人难耐。
还有几个月就是我十八岁的生日。那时候，并不像现在有隆重而庄严的成年礼仪式。但，十八岁，意味着已经长大，我应当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虽说我平时很少在意自己的生日，懵懂的心里却盼望着十八岁这一年的与众不同，盼望着茧破成蝶，期冀着某种机缘的眷顾。
这一天没有预兆地来了，学校教导主任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空军来招飞行员了，条件具备的可以试试。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万里无云，阳光明亮得有些刺眼。得到消息后，我的心情也和那天的天气一样晴朗，莫名地高兴又感动，想都没想就把名报了。因为正在学校上课，也没和父母商量。
报名时间定在中午到下午，我去时已经比较晚了，很怕赶不上，一路小跑来到招飞人员所在的教室，门都没来得及敲就扑了进去。我的左脚刚踏进招飞教室，教学楼的铃声丁零零地响成一片。
报名与初选同时进行，我喘着粗气打量着一屋子的人。学校、武装部、招飞办、县医院，各个部门都来了人，这是一次多部门联合面试。
一名招飞办的干部，见我一进去恰好铃声响成一片，就半开玩笑地说：“嗬!你踩着电门就进来了。”这一下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恰巧旁边站着个更威严的领导，看样子是主要负责人，用他那权威的眼神朝我看了一眼，说：“这个身高、体重都够了……”那时招飞的初选就是这样，先目测，看你的身高、体形，有没有戴眼镜，是不是近视。
这个领导没有穿军装，但肯定是招飞办的。听他说我“够了”，我心里就有底了。招飞办领导和老师给学生们讲了话，作了选拔动员。接着，所有人排着队，像流水线一样量身高、称体重、测视力……进入初选名单的大约有六十个人，我们要到锦州市去参加全面体检。
通过了初选我很兴奋，但我觉得还没到告诉家里长辈的时候，而马上要离开县城去市里体检了，我不得不把参加选飞的事告诉母亲。母亲有些犹豫，但看我高兴，就说：“那你就去吧，选不选得上，检查检查身体也挺好的。”
我后来理解了母亲的做法，她既不想直接拒绝我，也不想让我因为选不上而有太多失望。其实，我心里也并没有想一定可以选上，虽然这种愿望很强烈—能当飞行员，那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县城好几年都没有一个选飞成功的。我当时也就是抱着要参与，要试一试的心情。
这次体检就是复选。整个过程是在锦州解放军 205 医院进行的，项目有很多，其中有一项转椅测试看上去很重要，许多人就是从这里被淘汰下去的。轮到我时，等我在上面坐定，医生就让转椅猛转起来，又突然停下，之后让我站住不动，我笔直地站住了，医生又让我判断北在哪里，我明确地找到了方向，测试就算过了。当时我想，和我以前在机场玩过的飞行员器械相比，这个不算什么。
复选的全部过程都相当顺利，结束后，六十个人只剩下二十人，我是其中之一。
最后一项是检查眼睛，需要散瞳，那时候药水没现在这么先进，为了保护眼睛，散瞳后得戴一星期的墨镜，所以每人发了一个。我们一帮人就戴着墨镜回到了学校，八十年代初，一群半大小子大白天戴着个墨镜，用现在的话说看上去很酷，吸引了很多目光，我也开始飘飘然，自我感觉相当好。
我戴着墨镜飘回家告诉母亲，体检通过了，入选了。母亲有点惊奇地打量了我一下，这份惊奇让我心里相当得意。当时父亲正在外出差，母亲说：“也不知道你爸让不让你去。”这让我开始有些隐隐地担心。母亲多少会担心当飞行员的安全问题，她知道这是个危险的职业，因为部队机场离我们家只有几里地，曾经出过事，摔过飞机。在当地，摔一架飞机，老百姓会当新闻议论好长时间。
等到三选之后，连同我在内，绥中县只剩下六个人。这时候，去不去，能不能去就成了我们家的一件大事。母亲专门发电报把在外出差的父亲叫回了家，一起商量怎么办。当时的绥中县城只有一家小小的邮电所。那时不像现在通信这么方便，所以有急事都是去发电报。发电报是按字数算钱，因此文字都尽量简洁。
电文一共 12 个字：“利伟选飞三选通过，速回商量。”
我知道母亲发电报了，心中开始了度日如年的等待，期冀中带着煎熬，每天设想着父亲同意如何，不同意又该如何。其实，我心里早就做好了打算，一定要说法父母同意。可还是有面小鼓在心里咚咚地敲，直到父亲归来的那一天。
我的父母都曾当过老师，在他们的思想中，考大学是我最正常、最可靠的人生，而考上大学也的确是那时候的唯一出路。因为，那个年代考上大学就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有了干部身份和国家公务员的终身职位。而考不上，则意味着前途渺茫，要么招工，要么自己找点杂七杂八的事做，总之难成大器。之前我曾问母亲，如果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母亲很果断地说，今年考不上明年继续考。所以在父母那里，我要考大学是件不容置疑的事，当飞行员则出乎他们的意料。
但父母都很通情达理，为了这件事，我们家还开了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
父亲问我：“利伟，你真的想好了要当飞行员吗？”眼里带着问询和关切，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在用平等的眼光征询儿子的意见。
我很激动，心意已定，斩钉截铁地说：“我愿意去做飞行员。”
在我心里，首先认定当兵很光荣，而能做飞行员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其次，高考的压力太大了，竞争太激烈，当年绥中的高考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三，以一个高中生的单纯考虑，去当飞行员就不用为了高考玩命学习了。
父亲沉吟片刻，决定尊重我的意愿，对母亲说：“他就喜欢这个，你不让他报，以后后悔怎么办，让他去吧！”
“咚！”一锤定音，我心里的那面鼓终于敲定了。那种明快轻盈的感觉让我想狂奔又想飞翔。梦想着有一天我能驾驶着战机翱翔在天空，保卫祖国，成为战斗英雄。
我没能参加高考上大学，一直是父母一个未了的心愿，即使我后来当上了航天员，也并不能取代上大学在他们心里的位置。2002 年母亲来北京时，见我没日没夜没假期、想方设法学习航天员课程，对我说：“哎，你上高中时要是这么用功，是不是清华、北大都考上了？”我听懂了老人的感叹。
得到父母的许可，我继续参加招飞的所有测试。从我们那一期开始，招收飞行员要进行正规的文化考试和智力考试。此后的空军招飞工作一直延续着这个做法，不同的是，在我入伍两年后的 1985 年，招飞的文化考试正式并入高考。
县武装部把通过三选的人组织到一起，集体开小灶补习。后来，所有锦州地区的候选人在锦州市（葫芦岛当时属锦州地区）参加考试。考官的脸很严肃，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紧张。考场里只有沙沙写字的声音，空气似乎都凝滞了。
文化课的内容主要是物理、数学等，我考得不是特别好，觉得不太理想，心里没底。但我的智力测试成绩还不错，虽然并不公布，但认识的人互相问一问，我觉得自己的分数算是高的。两项考试都要达到分数线，不然不会被录取，我们那一届，就有人各方面都很好但文化成绩不好，在最后一刻被淘汰。
我被录取成为飞行员了。录取通知书没有发到个人手里，而是直接下到武装部，由武装部通知。
我们绥中县有五个人同时被录取，这成了当年全县的大新闻，报纸和广播都对此进行了报道，那时的新闻比较少，喇叭里，一天数遍地广播着这条新闻。我们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家乡的名人，名字随同招飞一事被写入了《绥中县志》。
临走之前，学校举行了欢送大会，敲锣打鼓，我们戴着大红花，县长、县委书记亲自来送行，并请我们吃了饭。武装部长最高兴了，那时，多走一个就奖励武装部两千块钱，这在当时算笔巨款了，原来目标是送走两个，这下走了五个，武装部超额完成了任务，奖励也多了一倍多。学校也很高兴，走一个，学校就算高考考上一个，我们学校一下走了三个。
当年，我们的学校叫绥中县第二高级中学。2004 年，改名为“绥中县利伟高中”。我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利伟班”。我觉得这是家乡的父老在看着我，令我无法懈怠。
奇怪的是，在离别时热烈、喧闹的场景中，我却异常平静。即使是登上火车启程的时候，送别的家人、老师和同学边道别边流泪，同行的伙伴也泪水涟涟，我却没有想流眼泪的感觉。至今我想象不出自己那时何以如此坦然、冷静，直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才抬起手，向父母、姐姐和弟弟，向包括县领导、学校老师和同学的人群挥了一下手，告别了家乡，也告别了那个少不更事的懵懂自己。
我难以记起当时在想什么，未必就是对这样的仪式无动于衷，也不是对将来的一切了然于胸，仿佛沉浸在梦游的感觉中，突然实现了童年的梦——可以去开飞机了，我将成为飞行员了，真不可思议！
可飞行学院究竟是什么样我又难以想象。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跟着大家登上了离家的火车，潦草地挥别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从此去向辽阔的远方，去向高远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