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人把我们的训练称为魔鬼式训练，说得有点吓人，我们身体素质好一些，又经常训，没有觉得怎么样，但确实有些项目是向生理和心理的极限挑战的。
反过来说，有人没事愿意这样做吗？不会，因为对人的压力超常了，没人愿意这么危险、痛苦、难受。我们航天员必须要承受这些，因为是任务的需要，事业的需要，职责的需要，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事情。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你从事一项工作，如果是你喜欢的、愿意做的，那是最好的情形，但当你能把不喜欢、不愿做的事情做得很好，那么离你取得成绩和成功就不远了。
在本质上我们和一般人一样，都想安逸一点，过得舒服一点，但是理想、事业、任务、目标摆在面前，它吸引你、规范你、也强迫你去做这样的事情，而当目标成功达到的时候，那些痛苦就升华成了快乐。
平时，家人基本不清楚我们的训练，怕她们担心，我们回家都不提。后来家人还是看到了我们做训练时的照片，脸都变形了，她们就觉得自己的老公在进行这样“非人”的训练，心里很难受。但是她们也了解，这是任务需要，也是我们追求目标过程中必须经历的。
有人说，经过多么大的艰难就会得到多么大的幸福，有多少痛苦就有多少快乐。实际上，在完成一项项“魔鬼训练”时，我想的只是完成任务，想的只是战胜困难，战胜自己。我们所有航天员想的都是怎么更好地完成任务，并没有想过完成之后的幸福和甜蜜是什么样的。那时最大的心满意足就是比昨天的成绩又提高了一些，最大的胜利就是战胜了自己。
我们有专门的体育活动馆，平时经常打篮球、打乒乓球、攀岩，这也是体能训练的一部分。参加文艺活动也很多，我自己喜欢弹吉他、唱歌，还有读书演讲活动，在国防科工委当时的演讲比赛中，我代表航天员大队在北京各大单位巡回演讲。
我的战友们也各有特长，我们组织了一个航天员乐队，每个人选一样乐器，每周有一个晚上的练习时间，总政军乐团的老师做指导。我们从学谱子开始，懂了乐理，学会了演奏，后来参加过多次演出，积累了不少“舞台经验”。
我和我的战友们就这样度过了五年多的学习训练生活，一天天接近执行任务，实现梦想。但这并不是说一切都顺风顺水，期望的东西最后就能瓜熟蒂落。
从关键的 2001 年底到 2003 年初，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几乎失去首飞机遇。
2001 年底，我妻子张玉梅得了肾病，很严重。此前她早就觉得不舒服，经常说自己腰疼，却因为我训练紧张，而 5 岁的儿子又需要照顾，一直没有去医院检查，拖了大半年，直到出现尿血、血压升高等症状时，才慌忙去了医院。当时就留院治疗，在 301 医院做了肾穿刺手术。
手术后的玉梅身体虚弱，一天 24 小时都得躺在病床上，可就在她做手术的第二天，我们大队要去吉林某空军基地进行飞行训练。我们的所有训练都是一次性的，缺了课不可以补，如果这次不参加，便无法弥补，那么我的职业生涯就有了缺憾，可能导致我与即将进行的载人航天飞行失之交臂。
领导不想让我错过，又不忍把我从生病的妻子身边拉开，但是，按惯例航天员不应带着思想问题参训。于是问我：“你能不能行？”我说：“我去！请放心，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我。”领导让我再想想，去或不去。
其实那会儿我心里很为难。家庭和亲人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妻子多年来已经为我牺牲了许多，这时病中的她很需要我在身边照顾。我怎能忍心不管，但是面临着无法弥补的训练，我如果错过将前功尽弃。走还是不走？我的心情充满痛苦和矛盾。那一晚，我在病床前坐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一称体重竟然掉了一斤半。
妻子看出了我的心思，问清情况后故作轻松说：“训练你去你的，你在我身边反而会让我不习惯。”
当晚，我和大家一起上了火车，出发前我专门回了一趟家，第一次把屋子从里到外彻底打扫整理了一遍。
在火车上，当时的所长宿双宁和我一个包厢。到了部队，大队长申行运和我住一个房间。我知道这是领导的特意安排，他们担心我的情绪和心理状态。我反复向他们表示：“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而他们也反复关心我、叮嘱我。
那次训练进行得一切顺利，和平时没什么差别。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妻子的身体一直需要治疗，每个月有十天在医院里度过。病床紧张，要提前预约，每次我都要提前开好转院单送到301 医院去，在住院部排队办理手续，之后再赶回航天城继续训练。
在玉梅住院时，儿子没人照顾，我被特许可以住在家里。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晚上我先给他做饭，然后陪他做功课、入睡，十点后我开始自己的学习，第二天清晨六点，我送他上班车，之后去大队报到开始一天的训练。
如果不离开北京，虽然辛苦，我还能坚持。但是去外地训练就无计可施了。逢到这种情况，玉梅就说：“你不用管，我自有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办法就是上午去医院输液，然后举着吊瓶坐车回航天城，这样治疗和照顾家“两不误”……
这一年多，我承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但训练始终没落下。上级对我的状态也很担心，家里的具体情况在那儿摆着，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更好的成绩和更出色的表现，证明自己信心和决心都没有丝毫动摇，以更稳定的状态让他们放心。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我没有缺过一次训练，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2003 年“非典”期间我们完全封闭，与家人隔离，数十天难见一面，尽管担心家人，我还是一门心思投入到训练中，迎来了首飞航天员的选拔。航医所的领导对我关怀和帮助很多，妻子住院、治疗的许多事情都是他们安排，让我全身心投入训练。
2003 年是世界航天界的多事之秋。
2 月 1 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回时发生爆炸解体，7 名航天员遇难；5 月 4 日，俄罗斯“联盟 TMA-1”飞船返回时落点偏离 400 多公里，险些酿成恶果；8 月 22 日，巴西的运载火箭在发射场爆炸，星箭无存，21 人丧生……
对于航天所包含的风险，我们在成为航天员时早已熟知，其实不单在执行任务时有危险，平时训练也有。在很多训练科目进行时，救护车、医生都必须到位，做低压舱训练时，医学专家都在现场，出了问题赶快把我们送到医院高压舱，两者有通道直接相连。
尽管风险随时都有，我们却能够从容地面对。
很多危急情况，我们叙述的时候外人听起来轻描淡写的，很多人会问我怎么可以把那些惊险说得这么轻松呢？这来自我们的飞行经历，也来自我们对风险的认识和理解。
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我认为，做任何事情，“零风险”是不存在的，尤其做大事更需要冒险精神。从当飞行员的第一天起，我就了解飞行是与危险相伴的，成为航天员之后更是如此。
2002 年 10 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同意在 2003 年实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从最初的恐惧，到对风险的认识，开始习惯风险，这不是一个适应和麻木的过程，而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操作更加细致认真，提高控制能力、降低风险的过程。
我们不忧，不是我们不珍惜生命，我们不惧，也不是无视风险，而是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与技术充满自信，而敢于奉献、对信念和理想的坚持，也让我们勇敢面对一切艰险。
载人飞行前的这些世界航天事故，又考验了我们承受和认识风险的能力。说实话，在最初听到“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灾难事件时，我并没感到震惊，因为这是航天事业本身的一部分。它只是再次让我们明白，危险时时存在，你不能有哪怕一点疏忽，所有的操作训练应当更为细致。
航医所为此召开的座谈会，则变成了全体航天员的请战会。我记得景海鹏说：“我想用一如既往来表达我对航天员职业的态度，决不会因为出现了风险就犹豫。”
我表态说：“我们身为军人，本身就准备奉献和牺牲。存在风险是载人航天的正常现象，这不会动摇我……”
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换个角度看，在巨大的风险后面，是对理想的巨大渴望——代表亿万中华儿女去俯瞰地球，掠览宇宙，圆千年梦想，它足以让我们蔑视一切风险与个人牺牲。
“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荣誉至高无上，责任重于泰山。”这是我们这些军人的核心精神所在，也是我们“无忧无惧”的心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