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车、摩托车、特护专车组成的车队，在中国的西北戈壁，披着朦胧的霞光，庄严地驶过胡杨林和弱水河，驶向那个谱写过许多壮丽诗篇的地方——火箭发射场。长征一号 F型火箭在晨光中巍然挺立，像一柄巨大的倚天长剑，从苍茫地面指向浩瀚天空，箭体上五星红旗和“中国航天”四个大字十分醒目。
清晨 5 点 50 分，车队抵达塔架下。
总指挥李继耐上将带领载人航天七大系统的负责人前来为我送行。在短暂的交谈中，几位老总再一次告诉我，他们那个系统的工作是最稳定、最安全、最保险的。这些以严谨著称的科学家，平时从他们那里是很难听到“最”这个字的，但此刻，他们说了许多“最”，说得很肯定、很坚决。我明白，他们是想以此来增强我的信心。
在与首长和专家们道别后，我乘防爆电梯登上飞船平台，其他人员和车辆迅速撤离。
6 时整，现场只剩下了 4 个人：我、一位教员、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医生。这时候，按照程序，我还不能进舱开始工作。
发射前的所有程序都是倒着推的。飞船是 9 点整发射，进舱的时间是往前推 2 小时 45 分钟，我应该在 6 点 15 分进舱。现在是 6 点，离进舱工作还有 15 分钟。
我们感到了 15 分钟的漫长。
我们已经到了高达 50 多米的发射平台上了，平台相当狭窄。这时没有工作可做，只能等着，几个人都默默无语。只听见塔架发出的机械声，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声音，寒冷，寂静。
火箭已经加注了足足 430 吨的燃料，想一想那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巨型炸弹。有位国外的航天员曾经说自己是“在炸弹顶端飞行的人”。此刻我们就在炸弹上等着。
远处，几台摄像机对着我们，这个时刻是我们一生中难以遇到的，谁都一动不动。气氛有些凝滞。
大家都很紧张，实际这时候我也紧张。后来回想，是这种等待太难受了，在很高的地方，在一个巨大炸弹的上面待着，暂时的宁静让人不安。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有好几分钟谁也不讲话。
这时，他们三个人中的一个为了缓和气氛，提议说：“咱们给利伟讲个笑话吧，放松放松心情。”可三个人谁都讲不出来。
一会儿，帮我关舱门的那位工程师开口了，没话找话，他问我：“知不知道当年给苏联的航天员加加林关舱门的工程师现在干什么？”
我说：“还真不知道。”
工程师就告诉我：“他现在成了俄罗斯航天博物馆的馆长。”
其实，他讲的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几个人谁都没笑出来。但大家的紧张得到了些许缓解。
一会儿，帮我关舱门的那位工程师开口了，没话找话，他问我：“知不知道当年给苏联的航天员加加林关舱门的工程师现在干什么？”
我说：“还真不知道……”
工程师就告诉我：“他现在成了俄罗斯航天博物馆的馆长。”
其实，他讲的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几个人谁都没笑出来。但大家的紧张得到了些许缓解。
终于，6 时 15 分，我接到命令：“神舟五号可以进舱！”
进舱之后，我首先接收飞船，由工程师在舱外协助。要看飞船是不是正常，各种手柄位置是不是和单子上一样，每检查确认一项，我就报给工程师，他手里拿着“确认单”打钩。
接收飞船的程序用了十几分钟完成，我在“返回舱状态确认单”签上名字，把它交给工程师。
工程师这时的主要工作已经完成，帮我关闭舱门后就撤离了。在关舱门前，他对我说：“利伟，咱们明天见。”
我微笑着回答他：“馆长，咱们明天见。”我听见外面的几个人都笑了。
成功返航后，在欢迎仪式上，我又见到了这位工程师。我们笑着拥抱，我对工程师说：
“咱们又见面了，馆长！”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叫他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