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人们有时会拿这一点作为证据，说明基督教的观念确实来自神的意志。我无意卷入这一辩论，我只想提醒一点：最初的传教士传教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固然与他们教义中的真知灼见密不可分，但与当时大多数罗马人恶劣的生活条件关系极大。
我已经向你们展示了罗马的一个侧面——士兵、政治家和富裕的制造商、科学家的世界，这些幸运儿们居住在拉特兰的山坡上，坎帕尼亚的山谷，或者那不勒斯湾沿岸，享受着愉快悠闲的宅第生活。
但他们只是画面的一部分。
在城郊密密麻麻的贫民窟里，却很少能够看到让诗人们欢颂的太平盛世，令演说家将渥大维比作朱庇特的那种繁荣景象。
在那一排排望不到尽头、凄冷、拥挤的出租房屋里，拥挤地居住着大批贫民。对他们来说，生活只不过是无休无止的饥馑、流汗和痛苦。这里的人们听说过一个简朴的木匠的神奇故事：他住在大海那边的一个小村庄，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生活，关爱贫困潦倒之人，并因此被贪婪、凶恶的敌人残酷地杀害了。他们觉得这样的故事真实可信。是的啊，这些人过去都曾听说过米思拉斯、爱西斯和艾斯塔蒂的故事，但是这些神灵都死了，千百年前就已经死了，关于这些神灵的故事，无非是那些千百年前就已经死去的人们流传下来的。
然而，拿撒勒的约书亚，即希腊传教士称之为救世主的基督，不久之前还活在世上。可能很多当时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如果提比留皇帝统治时期，他们碰巧去过叙利亚南部，可能还听到过他讲话呢。
还有其他事例。街角的面包师和邻街的水果贩在阿皮恩大道旁边的幽暗小花园里，曾经与一位名叫彼得的人聊过天；到过戈尔塔格山附近的渔夫也许在一个可怕的下午看到过先知耶稣被罗马总督的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才会明白基督教这一新信仰为什么能够迅速流传开来。
由于人们对耶稣的事迹有直接的了解和亲身的接触，由于耶稣的言论中不断地表达着对所有被压迫、被剥夺者的爱，使得基督教获得了高于其他教义的强大优势。至于耶稣的追随者所说的是否为耶稣的原话，是无关大局的。奴隶们能够听见也能够听懂那些话，有人承诺出一个如此光辉的未来，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希望的光芒，激动得禁不住战栗了。
终于有人说要给他们自由。
他们不再是贫穷、罪恶的人了，也不再是权势眼中的贱民了。
相反，他们成了为慈父所疼爱的孩子们。
他们要拥有这块土地，还有这土地上的一切。
他们要分享那些一直住在萨姆尼亚别墅里得意的主人们独霸的快乐。
基督教是第一个给予普通人以均等机遇的实在的宗教体系。新信仰的实力即由此而来。
当然，我并不想把重点放在阐述基督教是一种心灵感受，一种生活和思维的模式，我只是想说明，在一个充满了奴役与被奴役的腐朽世界里，好消息是怎样像草原上的烈火一样迅速地传播的。但是，除了非常罕见的例外，历史并不会关心私人的精神冒险，不管他是自由人还是受到束缚的奴隶。当这些卑微之众聚集成为一个个民族、行会、教派、军队及联谊会时，当他们开始听命于一个领导时，当他们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能够缴纳赋税并能够为了征服异邦而被迫入伍时，我们的史学家们才会对他们进行认真的关注。在所有的历史章节中，基督教早期的发展是最吸引人的片断之一，我们对于许多早期的教会了解甚多，但对其真正创始人的故事，我们却知之甚少，这实在是一个遗憾。
基督教终于在古老的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它实际上是两种对立利益的结合体。一方面，它竭力维护包罗博爱、仁慈的思想，这些都是基督亲身教导的。另一方面，它带有无法根除的狭隘的地方主义色彩，使耶稣的同族人从一开始就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分开了。
简单地说，基督教把罗马人的效率和犹太人的专制结合起来，用恐怖统治笼罩了人们的头脑。这种统治非常有效，却蛮横无理。
要理解这些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必须再回到基督死后的50年中保罗的生活，而且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教开始时是犹太教内部的一场改革运动，是一场纯粹的民族主义运动，最初它威胁到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国家的统治者。
基督在世时的统治者法利赛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极其自然地非常惧怕鼓动宣传会威胁到他们的精神垄断，因为这种垄断是完全依靠野蛮武力来维持的。为了使自己免遭驱逐，他们不得不在惊慌之中采取行动，趁罗马当局还没有插手干预并剥夺他们的权力之前，便把他们的敌人送上了绞刑架。
我们无法知道，如果耶稣没有被害，他会如何作为。在他被害时，还远未将其信徒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教派；他也没有留下书面的只言片语，让他的追随者们明白他要他们如何做。
然而，这却成了一种隐藏的福音。
由于没有成文的规定，没有明确的条例，倒使得信徒们可以自由地追随耶稣言谈中蕴含的精神，而不必拘泥于教规条文。倘若他们被一本书束缚住了，也许会把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关于逗号和分号的神学讨论上。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少数专业学者，没有谁会对这种新的信仰有什么兴趣。果真如此，基督教也会像许多其他的宗教一样，一开始就写下很多详尽的教规，然后陷入争吵不休的神学理论之中，最后被闻声而来的警察打断。
时隔2000年，我们弄清了基督教对罗马帝国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说来奇怪，罗马当局竟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平息这样危险的运动。它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危险程度与匈奴或者哥特人的入侵难分伯仲。他们当然清楚，这个东方先知的命运在他们的奴仆中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妇女们也不停地议论着天国之王很快就要重现，相当多的老人郑重地预言这个世界很快就要毁于一团烈火。
然而，这并不是贫苦人士第一次为某个新宗教的英雄而发狂，而且也不大可能是最后一次。同时，警察也在关注着，全力以赴不让这些发狂的穷鬼们干扰国家的安宁。
情况就是如此。
警察的确严阵以待，但是没有找到动手的机会。这个新宗教的追随者们做事的方式非常值得推崇，他们并不以试图推翻任何政府为目标。起初，相当一部分奴隶曾心怀期望：上帝是大众之父，彼此之间都是手足，那么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关系岂不是要终止了？可是圣徒保罗赶紧出面解释，他所说的王国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之国，尘世的人们最好还是逆来顺受，寄希望在天国得到善报。
还有很多妻子，她们饱受罗马严厉法律所带来的婚姻束缚之苦，当即得出结论：基督教就是解脱束缚、男女平等平权的同义词。但是，圣徒保罗又站出来，说了很多动听的话，恳求心爱的姐妹们不要做极端的事情，否则保守的异教徒们会对基督教生疑。保罗还劝说她们继续保持半奴隶的状态，因为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来，这始终是妇女的本分。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对法律的尊重，官方觉得值得赞赏，因此，便允许基督教传教士随意走来走去，并按照自己的口味和意愿传经布道。
但是，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群众表现出来的宽容不如他们的统治者。正因为他们贫穷，所以不见得会像品格高尚者那样，在为了积累财富而作出必要的让步时，仍然能够保持愉快和幸福。
罗马的平民阶层自然也免除不了这种积习。几个世纪来，他们已经习惯于大吃大喝和职业角逐。耶稣屈辱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和普通的罪犯没什么区别，但那些基督教信徒却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关于他的离奇故事。当罗马的平民阶层向那些信教的男男女女投掷石块，那些信徒反倒大声地祈祷。这些让罗马人从中得到了很多粗俗的乐趣。
然而，罗马的教士们却无法泰然地看待这些动向。
罗马帝国的宗教是国教，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要举行一些隆重的祭祀典礼。人们要为此支付现金，而这些钱财却流入了教会神职官员们的腰包。当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舍弃原先的教会，转到别的不收钱的教会去的时候，原先教会的教士就面临削减薪水的窘境。这当然不会让他们愉悦，很快他们就开始高声辱骂那些异教分子，说他们背弃了祖先的神灵，为一个异邦的先知进香祷告。
与此同时，城中还有另一帮人更加痛恨基督教。他们是一群利用宗教行骗的人。他们像印度的瑜伽修行者和那些信奉爱西斯、爱什塔、巴尔、西贝尔以及艾蒂斯这类教派中的祭司，多年来靠着容易轻信的罗马中等阶层，过着脑满肠肥的舒适生活。如果基督教建立了自己的机构，并为自己的各种宗教仪式收取一笔可观的费用，那这帮巫医、相士和巫师的行会是没有理由抱怨什么的。生意就是生意嘛，算命先生们是不会在乎丢掉一些生意的。可是这些该死的基督教徒，竟然拒绝收取一分一文！是的，他们甚至把自己的东西让给挨饿的人，让无家可归者和自己同住一屋！这样做太过分了，如果不是拥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蔽财源，他们才不会这样做呢。
这时的罗马已经不再是一个自由民的城市，而成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失去了土地和财产的农夫。这是一个易发生骚乱的群体，其行为受到一些神秘法则的支配。他们非常容易痛恨那些行为方式异于自己的人，而且总是怀疑那些无缘无故生活节制、行为检点的人。时常喝上一杯，偶尔还请别人喝一杯的人，他们视为好伙伴、好邻居，但是如果谁总是自命清高，拒绝去斗兽场看野兽表演，瞅见成群结队的战俘在卡西托兰山(1)的街道上游街也不欢声雀跃，就会被他们当做扫兴的人，甚至被视为大众的公敌。
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的穷人居住区。这场火被看做对基督教徒有组织的袭击的开始。
起初的传闻是：皇帝尼禄在一次发酒疯中昏了头，下令在都城放火，烧毁那些贫民窟，以便按照他的规划重建该城。但是群众洞悉了实情，原来这都是那些犹太人和基督教徒闯的祸——他们总是不停地议论，当巨大的火球从天而降，穷人的房屋化为灰烬时，幸福就要降临了。
这种说法有了成功的开头，其他的谣言也就接踵而至了。一位老妇人曾经听到基督教徒和死人说话，还有人说基督教徒拐走儿童，割断他们的喉咙，用血来祭奠他们那个奇异的上帝。当然，从未有人亲睹基督教徒做这些耸人听闻的事情，那只是因为他们过于狡猾，而且贿赂了警察。但这次他们两手鲜血地被人逮个正着，理应为自己的恶行遭受折磨。
究竟有多少忠诚的信徒就这样惨遭了私刑，我们无从知晓。说不定保罗和彼得也在其中，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当然，这次群众性愚昧行为的可怕爆发，毫无所获，这是毋庸置疑的。殉道者带着高贵的尊严，坦然接受厄运的降临，这成了对新信仰和新教义最好的宣传。一个基督教徒死了，立刻有多个教徒上来补缺。公元68年尼禄自杀。在尼禄短暂而无意义的一生中，他做了一件最体面的事情：基督教返回到它曾经活跃的地方，一切恢复如常。
直到这时，罗马当局才开始怀疑：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并不是一回事，这可是一个重大发现。
也难怪他们会犯这样的错误。经过最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研究，我们越来越清楚，当时的犹太教堂承担着情报交换所的角色，新宗教信仰就是通过这里传到世界其他地方的。
别忘了，耶稣本人是一个犹太人，他始终十分谨慎地遵守先辈定下的古老律法，他的演讲听众几乎总是清一色的犹太人。他只离开过故乡一次，那次出行的时间很短暂，出行的任务也是在他的犹太同胞协助下完成的，目的也是为了犹太人。从耶稣的言论中，普通的罗马人感觉不到在基督教义和犹太教义之间存在着什么差异。
实际上，耶稣清楚地看到了先辈的宗教中充斥着各种流弊陋习，他曾为此大声疾呼，而且有时也曾成功地对此抗辩。然而，他致力于在宗教内部进行改革，从来没有明确地表示自己要创建一个新的宗教。假如有人向他提出这样的可能性，也会被他斥为荒诞不经而加以拒绝。但是，恰如他生前或死后的众多改革家一样，他渐渐地被推到了一种无法继续妥协的境地。他的过早离世反而使他免于遭受路德和其他很多倡导改革的人那样的命运，陷入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他们原先只是试图在自己的宗教组织内部做些好事，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组织之外的一个崭新团体的首领。
耶稣死后多年，基督教（当时这个名字还没有出现）只是犹太教的一个小派别，仅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加利利等地拥有些支持者，叙利亚行省之外的地方从未有所耳闻。
最先意识到这个新教派成为世界宗教的可能性的，是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正牌的罗马公民盖尤斯·朱利叶斯·鲍勒斯(2)。耶稣苦涩遭遇的故事启示我们：犹太同胞是怎样激烈地反对宗教世界化的观点。犹太人只希望搞一个本民族的教派，成员只限于本民族。对于胆敢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视同仁地宣讲拯救灵魂的保罗，他们恨之入骨。当保罗最后一次访问耶路撒冷时，要不是怀揣罗马护照，他一定会在那些愤怒的同胞手里吃尽苦头，甚至遭遇和耶稣一样的厄运。
当时幸亏有半个营的罗马士兵保护着保罗，并将其安全护送到一个海滨城镇，可能就是从那里，他搭船回到了罗马。据基督教传说，他在罗马被监禁两年后，约公元62年，终于被罗马当局处死。
保罗去世数年后，他生前经常担心并反复预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神庙的遗址上建起了朱庇特神庙，耶路撒冷被更名为埃利亚·卡皮托里那，犹太成了罗马的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的一部分。城中原来的居民不是被屠杀就是被流放他乡，在废墟周围数十米之内不准有人居住，违者处死。
圣城的毁灭对犹太基督教徒而言是灾难性的。在此后的好几百年间，犹太内地的小村庄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人，他们自称“穷人”，不断地祈祷，并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他们是原先耶路撒冷犹太基督教徒中的幸存者，公元5世纪到6世纪的书中经常提到他们。他们远离文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奇特教义，其中对圣徒保罗的痛恨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7世纪之后，我们就再也寻不到这些所谓的拿撒勒派和伊比奥尼派(3)的踪影了。获胜的伊斯兰教徒将他们斩尽杀绝了。不过，即使他们能够再残存数百年，也无法扭转历史的必然。
罗马把东南西北辽阔的地域统一成一个庞大的政治联合体，人们在观念上接受宗教世界化的条件已经具备。基督教既简单又实际，且对人们有一种直接的感召力，因此注定要成功，而作为竞争对手的犹太教、米思拉斯宗教行会等教会组织则注定要失败。然而不幸的是，某些与这种新宗教的初衷明显相悖的令人生厌的特点，始终未能彻底地被根除。
那艘载着保罗和巴纳巴斯(4)从亚洲到欧洲的小船，也带来了仁慈和希望。
但是一位不速之客也偷偷溜上了船。
他戴着圣洁和美德的面具。
但残忍和仇恨却藏匿于面具之下。
他的名字就是宗教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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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于罗马城南的一座山峰。
(2) 盖尤斯（约130—180）：古罗马法学家，后于5世纪被罗马皇帝宣布为5个罗马法学权威之一。
(3) 拿撒勒是耶稣的故乡。伊比奥尼派为早期基督教的苦修派别，强调基督教义中的犹太教成分。他们奉耶稣为弥赛亚，仅用《马太福音》，反对背弃犹太律法的保罗。
(4) 巴纳巴斯：即Barnabas，原名约瑟，生于塞浦路斯东部著名城市萨拉米斯，后移居耶路撒冷。因其禀性宽厚，富有信德，使徒们称他为“巴纳巴斯”，意为“鼓励者”。公元75年，巴纳巴斯在萨拉米斯被视基督教为异端的犹太教徒乱石砸死，以身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