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教会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组织。基督教徒一旦看清世界末日还很遥远，最后审判日也不会随着耶稣之死立即降临，基督教徒还会在被泪水浸泡的尘世中度过漫漫时光，便感觉到有必要建立一种或多或少比较定形的管理体制。
最早的基督教徒是在犹太教会堂中集会的，因为那时的信徒是清一色的犹太人。后来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出现了裂痕，非犹太人就到某个人的家中集会，如果找不到足够大的房间来容纳全部虔诚的信徒（还有好奇者），他们就在露天或者废弃的采石场上集会。
起初，这种集会都在安息日举行，但是犹太人基督教徒和非犹太人基督教徒之间的矛盾日增，非犹太基督教徒便放弃了以星期六为安息日的习惯，将集会改在星期日，也就是死者的复活日。
这些仪式虽然庄重，却体现了整个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大众化和感情化的特色。集会时，没有固定的演讲或说教，也没有说教者，不论男人女人，只要感受到圣火的激励，随时都可以站起来证实自己的内心信仰。如果我们相信保罗信函的话，这些虔诚的兄弟们直抒胸臆的话语，常常使这位伟大使徒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因为教徒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百姓，尽管这些即兴演说中所包含的真诚不容怀疑，但是他们的情绪常常会过于激动，像是些躁狂症病人的呓语。教会虽然不怕迫害，但是对于冷嘲热讽却无能为力。于是，保罗和彼得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做了大量的努力，以使这种精神宣泄和对宗教神灵的热情变得有序一些，而不是使之处于混乱状态。
这些努力起初收效甚微，因为固定的仪式貌似与基督教信仰的民主精神大相径庭。不过呢，实际的考虑最终占了上风，集会开始按照固定的仪式进行。
集会开始时，他们先朗读一段赞美诗（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人基督教徒）。然后教众就会齐唱一曲为罗马和希腊信徒新近谱写的颂歌。
唯一预先确定的致词是一段包含了耶稣全部人生哲学的著名祷文。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讲道从来都是完全自发的，谁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就会登台讲道。
集会的人数和次数渐渐增多，一直都对秘密团体心怀戒备的警察开始进行盘查了。这时必须选出某些人来代表基督教徒同外界打交道。保罗早就高度赞扬过领导的才能。他曾把自己在亚洲和希腊见到的众多小教会们比作船只，这些船只在汹涌的风浪中颠簸，要想不被大海的狂涛吞没，船上必须有一个聪敏的舵手。
就这样，信徒们再次集会，选出了男女执事。执事由虔诚的信徒担任，他们是教会的“仆人”，负责照料病者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教徒非常关心的大事），并且负责管理教会的财产，料理其他一切日常事务。
再后来，随着教会成员数量的持续增多，管理工作变得越来越繁杂，必须有专职人员才可以胜任，因此便把这些工作委托给一小撮“长者”负责。这些人在希腊语中被称为“长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士”。
又过了若干年，每个城镇、村庄都有了自己的基督教教堂，因此又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政策。这时又选出了“监督”（或主教）来监督全区的教务，并指导教区与罗马政府之间的交涉事务。
很快，在罗马帝国的各个主要城镇都有了主教，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主教都被人们当做声名显赫的权威人物，其重要性与其行省中的军政长官不相上下。
在开始阶段，掌管耶路撒冷的主教自然备受人们尊敬，因为耶稣曾经在这里生活过，最后又在这里受难死去。但是在耶路撒冷圣城被毁，期待世界末日来临和天国胜利的那一代人从地球上绝迹之后，那位可怜的老主教眼看着自己失去了之前的声望。
自然而然地，这个教众领袖的位置被罗马主教取代了，主教居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里，护卫着保罗和彼得这两位伟大的西方使徒殉道的地方。
这位主教和其他主教一样，被人称为“教父”或者“神父”，这是对神职人员表达敬爱之意的一种通用的称谓。然而在几百年间，在人们心目中“神父”这个头衔逐渐成了罗马主教专用的名词。当人们说起“主教”的时候，指的就是罗马主教，而绝不是君士坦丁堡主教或者迦太基主教。这完全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就像今天我们读报纸时遇见“总统”的字眼，不必再加上“美国”几个字来加以限定一样。我们知道，那指的是政府的首脑，而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或哈佛大学校长或国际联盟主席。
“主教”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官方文件里，是在公元258年。那时罗马还是强盛帝国的首都，主教的权力在皇权的笼罩之下显得暗淡无光，但是在此后的300年中，由于内忧外患的不断威胁，恺撒的继任者们开始寻找一处更安全的新住所。他们在自己国土的另一处找到了一座名为拜占庭的城市。该城名来自于一位神话英雄，他叫拜扎斯，据说特洛伊战争之后不久，拜扎斯曾在此登陆。该城坐落于分割欧洲和亚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着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商贸通路，而且还掌握着好几处重要的垄断都会。由于其在商业上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斯巴达和雅典曾为了争夺这座富饶的要塞而大动干戈。
在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之前，拜占庭一直是独立的。成为马其顿的领土之后没过多久，它又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如今，历经千年的持续繁荣，其有“金号角”美誉的海港里泊满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船只，它被选为罗马帝国的首都。
留在罗马的人落入了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其他蛮族手里。帝国的皇宫数年空无一人，政府机构一个接一个地搬迁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当罗马首都的居民要听命于约1609千米之外的人制定的法律时，这些人觉得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来都是此长彼消。随着皇帝的出走，留下来的主教就成了城中地位最显赫的人物，皇位之荣耀的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继承者。
于是，这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机被主教们利用到了极致。由于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吸引了全意大利的精英，这些主教们也都是些精明的政治家。他们觉得自己是某种永恒信念的代表，所以他们不慌不忙，而总是以一种冰河消融般的迟缓来渐进，在机会到来时大胆抓住。他们不像别的人急于求成而草率行事，继而忙中出错，最终落得前功尽弃。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认定一个目标，且坚持不懈地朝着那一个目标前进的人。他们的所做所想所说，都受到一种愿望的指引，这种愿望就是为上帝增光以及使代表神意的教会组织更加强大。
他们的工作效果如何，此后1000年的历史自有论述。
其他的城邦都在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的洪流中消失殆尽，帝国的城墙一段接一段地倒塌，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上那样古老的上千体制被像垃圾一样扫除干净，只有基督教一直巍然屹立着，坚如磐石，尤其是在中世纪。
不过，最终获取的这一胜利，却付出了非常惊人的代价。
基督教起源于马厩(1)，最终却得以登堂入室。它最初是对宗教强制形式的一种抗议——在那种宗教桎梏中，教士自命为神与人之间的媒介，要求所有的凡夫俗子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这一力求革命的新团体发展成一个超级神权集团，与之相比，原先的犹太国倒成了一个无忧无虑、幸福宁静的自由之邦。
然而，所有这一切均完全符合逻辑又几乎不可避免的，我即刻对这一点作出说明。
到罗马游览的人大都会去参观圆形剧场科利西姆，在那早已风化的围墙里，人们会看到一个大坑，在那里，曾经有数千位基督教徒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
尽管对基督教徒有过好几次迫害，但这与宗教专制却没有多大关系。
这些迫害完全是政治性的。
作为众多宗教派别之一，基督教曾经享有极大的自由。但是有些基督教徒公然声称自己是和平主义信仰者，当国家遭受外来侵略威胁时仍然大肆鼓吹反战论，不顾场合地公开蔑视本国的土地法，这样的基督教徒自然被当做国家的敌人，受到相应的处决。
基督教徒按照自己最为神圣的信念行事，但一般的治安官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教徒试图解释其道德精神的确切本质，这些长官大人们却满脸迷惘，完全弄不懂教徒们在说什么。
罗马的治安官终究都是普通人。当他们突然被叫去审讯犯人，却发现犯人的供述不过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事，自然摸不着头脑。长期的经验教会了他们，要远离形形色色的神学争论。更何况，许多皇家敕令也对这些公务员们加以警告：对付新教派时，一定要运用一些“手段”。所以他们就圆通地与对方理论。但是当全部争论最终都集中到原则问题时，逻辑的力量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最终，长官大人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是放弃法律的尊严，还是无理地坚持执行国家的最高权力？然而，对于那些坚信死亡是新生之始的基督教徒来说，监禁和酷刑并没什么可怕的。当听到获准离开这个悲惨世界前往天堂时，他们还欢呼雀跃呢！
就这样，基督教徒和当局之间终于爆发了漫长而痛苦的游击战。究竟有多少人伤亡，我们没有掌握到准确的数字。依照公元3世纪著名神父奥利金(2)——他的好几位亲属在亚历山大城的一次宗教迫害中被杀的说法，“为信仰而死的真正的基督教徒的人数，可以很容易地统计出来。”
我们追究一下早期圣徒的生平踪迹，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系列的血腥故事。我们禁不住心生疑惑：一个如此屡遭杀戮迫害的宗教，何以能流传下来呢？
不论我给出什么数字，肯定都会有人说我是个带有偏见的骗子，所以我将保留观念，而由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人们只要研读一下罗马皇帝德西厄斯（249—251年在位）和瓦莱里安（253—260年在位）的生平，自然会对那段最黑暗的迫害时期的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有一个相当清楚的认知。
此外，如果读者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如此开明的君主都承认：不能很好地处理基督教徒的问题，就会明白远在帝国的偏僻角落，又想尽忠职守的无名小吏们所面临的难题了：他们必须或者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言，或者处决自己的邻居亲朋，因为这些人不能或者不愿遵守帝国政府赖以自保的几条简单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教徒们并没有因为异教徒的虚伪温情而止步，而是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公元4世纪晚期，罗马元老院中的基督教徒抱怨说，聚在一个异教偶像的阴影下使他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于是，格拉提恩皇帝便下令将胜利女神像搬走了。这座女神像在恺撒修建的大厅内已经矗立了400多年。好几位元老对此举提出异议，结果非但毫无益处，而且还导致其中的一些人被发配流放。
这时，有一位声名远播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勒留·希马丘斯，写了一封有名的信，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
“为什么我们这些异教徒和基督教邻居不能平静和谐地相处呢？我们抬起头望到的是同样的星空，我们是并肩走在同一行星上的伙伴，而且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人们选择不同的道路追寻终极真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生命的奥秘如此费解，通向答案的途径不该只有一条。”
这样想的人不止一个，也有不止一个人看到罗马宗教宽容的传统已经受到威胁。就在胜利女神像被搬移的时候，罗马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双方是拜占庭的两派相互对立的基督教徒。这次争吵引发了有史以来关于宽容的一场最富智慧的讨论。讨论的负责人是哲学家泰米斯提厄斯，这个人一直信奉祖先的神灵，当瓦伦斯皇帝在正统基督教徒和非正统基督教徒的争论中偏袒一方时，泰米斯提厄斯觉得有责任提醒皇帝不要忘了自己的真正职责。
他说：“有这么一个王国，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在其中施展任何权威。这就是道德之国，个人宗教信仰之国。在其中实行强制，势必会导致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皈依和伪善。所以统治者还是容忍一切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凭借宽容才能避免民众的争吵与冲突。何况宽容还是一道神圣的道义。上帝自己就已经明确地表达了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只有上帝才能判断人类渴望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正确与否。上帝在对他奉献的各种崇拜中感到高兴，他喜欢基督教徒使用的某种典仪方式，也喜欢希腊人、埃及人的其他典仪方式。”
这说得多好，可惜却是对牛弹琴。
旧的世界及其观念和理想一起死去，任何让历史时钟倒转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生活意味着进步，进步则意味着磨难。旧的社会秩序正在迅速地瓦解，军队全是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反叛暴徒，边境地区已经处于公开叛乱的状态，英格兰等边远地区则早已屈从于野蛮民族(3)手下。
当大灾难终于降临时，几百年来一直投身政界的聪明的年轻人发现，所有晋升之阶都被堵死了，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在教会任职。如果你是西班牙主教，就可以行使先前由地方长官执掌的权力；如果你是基督教作家，只要愿意全身心地投入神学命题，就一定可以拥有众多读者；如果你是基督教外交官，只要肯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代表罗马主教，或者敢于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纳维亚的腹心地带，与那些野蛮部落的酋长修好，就一定能够迅速飞黄腾达；如果你是基督教财务官，则可以通过管理那些迅速扩大的房地产来发财致富，就像拉特兰宫的占有者一样，成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富豪。
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也目睹了一些具有相同性质的事情。到1914年为止，欧洲中部那些野心勃勃、不依靠手工劳动谋生的年轻人，几乎悉数进入了国家机构。他们在不同的帝国陆军、皇家海军里担任军官；他们占据着司法机构的高级职位，掌管财政，或者在殖民地担任几年地方长官或驻军司令。他们并不期待变得非常富有，但是职位给他们带来极高的社会声望，而且只要再发挥一些智慧、勤奋和诚实，就可以拥有一个非常舒适而又备受尊敬的晚年。
随着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译者注）的爆发，社会上那些旧的封建残余被扫荡殆尽。下层阶级掌握了政权。原先官员中的一些人年事已高，无法改变生活习惯，典当了自己的勋章之后告别人世。然而，大多数旧官员还是顺潮流而动。这些人从幼年起就受到教育：商业是一种卑贱的行业，不值得他们去劳神。也许商业的确是一种卑贱的职业，但是他们只能在办公室或是收容院二选其一。相对来说，为了信念宁肯忍饥挨饿的人总是少数，所以巨变之后没过几年，我们发现原先的许多军官和政府官员们做起了从前来不碰的行当，而且干得心甘情愿。另外，由于他们大多出身于世代从事管理工作的家庭，早已习惯了与人打交道，所以相对而言更容易在新生涯中取得进展。现在，他们的幸福和兴旺已经大大超过了自己当年的期望。
今天商业的情形，就类似1600年前的基督教。
如果一个年轻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斯、罗姆拉斯或者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要想让他听命于一个从奴隶之子成为简朴牧师之人的训诫，大概不会太容易。但是这位牧师能够提供一些东西，恰恰是那个有着赫拉克利斯、罗姆拉斯或者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血统的年轻人急切希望得到的。因此，如果他们双方都很聪明（这完全是可能的），很快就能学会欣赏对方的优点，融洽相处。这又是一条奇特的历史法则：越是表面上变化很大，实际上越是没什么变化。
自古以来，似乎就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律：小部分聪明人统治，大部分不那么聪明的人被统治。在不同的时期，这两伙人有不同的称呼，但无非总是一方代表强大和领导，另一方则代表懦弱和服从。它们曾经被分别称为帝国、教会、骑士、君主，以及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不论在莫斯科、伦敦，还是在马德里、华盛顿，左右着人类发展过程的神秘规律一样起作用，因为它既不受时间也不受地点的限制。它经常以怪异的形式和伪装出现。它不止一次地穿上谦卑的外衣，大声宣扬自己对人类的热爱，对上帝的忠诚，以及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的渴望。但是在这种令人心怡的外表之下，始终隐藏着、而且还继续隐藏着原始法则的残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求生。不愿接受人具有生物性这个事实的人，常常会对这样的说法感到恼火，他们把我们称为“物质第一主义者”“犬儒主义者”，等等。他们总是把历史视为一本赏心悦目的童话故事，所以当发现历史是一门科学，遵守着宇宙万物都要遵守的铁律时，便大惊失色，说不定他们还会起来反对平行线公理，怀疑乘法口诀表呢。
我个人建议他们还是接受这些客观规律为好。
因为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在某一天成为对人类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而不再是那些从种族偏见、部落专制和广大群众的无知中坐收渔利的联盟。
逃离罪恶的世界
如果有谁怀疑这一论述的正确性，那就请他到我前面所写的那些世纪的史料中寻找证据吧。他可以研究一下基督教最初400年间，那些伟大领导者的生平。
他定会发现：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原来的异教社会，一直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接受过教育，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受到了这种新思想的吸引，并真心真意地接受了基督的教诲。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之所以从效忠世俗的主人变为效忠天国的主宰，是因为升迁的机会对后者而言要大得多。
教会从其自身来说，总是通情达理的，不追究是什么动机促使这么多新信徒突然改奉基督教，而且还会细致入微、竭尽全力地满足所有人的愿望。让那些向往过实际的、世俗的生活的人得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益的机会，而对那些秉性不同、信仰中有较多感情色彩的人，则尽可能地为其提供远离城市喧嚣的机会，以便其能够在宁静中思考生存的邪恶，甚至达到他们认为灵魂的永恒幸福所必需的个人圣境。
起先，过这种身心投入、静思冥想的生活是相当自在的。
基督教出现以后的最初几百年间，它只是一种松散的精神纽带，联结着远离权贵豪宅而居的穷苦百姓。但是当教会继承了罗马帝国的世界主宰地位，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拥有了意大利、法国和非洲的大量地产之后，过隐居生活的可能性就减少了。虔诚的男女开始向往“昔日的好时光”，那时真正的基督教徒每一天都是在祈祷和行善中度过的。为了能再次体会那种幸福感，如今只好人工地再造当年本是自然发展生成的环境。
追求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源起于东方。在其后的1000年中，它对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为基督教会的武装库提供了一支忠诚的突击部队，可以用来有效地对付各种异端邪说。
我们不必对此感到吃惊。
在毗邻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几个国家中，文明已经极其古老，人们也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单以埃及为例，自从尼罗河谷有了第一批居民，已经交替出现了10个不同的文明时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平原上，情况也是如此。生命的虚无，人类努力的徒劳，在昔日宫殿庙宇的废墟上都清晰地显现。欧洲的年轻民族也许会把基督教作为对生活的一种急切期望，作为对刚刚复苏的精力与热情的持续激励，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宗教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对他们来说，宗教意味着一种解脱。设想着死亡那一刻的愉快时光，他们可以从阴森记忆中逃离出来，躲进一片荒漠，在那里只有他们的悲哀和他们的上帝，而不必再面对可怕的生存现实。
出于某种奇特的原因，改革的事业似乎总是对士兵具有特殊的号召力。和其他人相比，他们更直接地接触到人类文明中的残酷和恐怖。不仅如此，他们还懂得，没有纪律就会一事无成。为基督教而战的最伟大的现代勇士，原是查理五世皇帝军队中的一位上尉(4)，而第一位把那些精神流浪者聚集成组织的人名叫帕科米乌，是君士坦丁皇帝军队中的一个列兵，他是埃及人。在他服完兵役之后，就加入了一小群隐士的行列，领头的人叫安东尼，也是埃及人。这群人离开了城市，在荒漠中与豺狗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似乎会引起种种怪异的精神痛苦，使人们过于虔诚，不是整天待在古老的石柱顶上，就是终日闷在废弃的古墓里面（这会使异教徒窃喜，真信徒悲伤）。帕科米乌决心使这个运动更有实际基础，于是成立了第一个宗教团队。从那以后（4世纪中期），聚集生活的隐居者开始听从一个指挥官命令，他被称为“大将军”，由他来指定一些院长（或主持），负责各个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则被他们看做天神的众多堡垒。
在公元346年帕科米乌去世之前，亚历山大城主教阿塔那修斯已经把他的修道士思想从埃及传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借此逃避世俗世界，逃避邪恶以及那些不依不饶的债主。
然而，由于欧洲的气候和人们的性格，帕科米乌的设想不得不作一些小的改变。在冬季的欧洲，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不像在尼罗河谷那样容易忍受，而且西方人更加讲究实际的头脑，也难以接受东方的神圣理想中沾满泥土污垢的形象。
所以，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就会自问：“早期教会如此重视的那些善事有什么意义呢？让一群群狂热的信徒在远离尘世的潮湿山洞里苦苦修行，弄得瘦弱不堪，难道这样能给寡妇、孤儿和病人带来益处吗？”
因此，以西方人的观点，必须按照更加合理的方式改革修道院制度。这要归功于亚平宁山脉的纳西亚城一位名叫本笃的居民，这个人总是被人称为圣徒本笃。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受教育，但是该城使他那颗基督教徒的心灵充满了恐惧，于是他逃到阿布鲁奇山下的苏比亚克村，并在一片当年属于尼禄行宫的废墟中住了下来。
在那里他完全与世隔绝地生活了3年。后来他的美德盛名传遍了乡村，渴望接近他的人蜂拥而至，多得足可以住满十几个像模像样的修道院。
于是他告别了穴居生活，成了欧洲修道院制度的规章制定人。他先是起草了一套组织法典，其中的每个细节都显示出他那种罗马人的秉性。修道士们宣誓遵守他的规章后，就再也别想过闲散的生活。
除了祈祷或者冥想，剩下的时间修道士们必须下地干活。那些年纪太大，不能干活的人，就被安排去教育年轻人，教他们如何做一个好的基督教徒，如何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他们确实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使得本笃修道院在教育方面自成体系长达近千年之久。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获准培养了大多数具有特殊才干的年轻人。
作为辛勤劳作的回报，这些修道士们有着体面的穿着和充足的食品，还可以拥有一张床——可以在每天工作和祈祷之余，躺在上面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修道士们不再仅仅是一些逃离世俗生活和种种义务，一心为灵魂的来世做准备的闲汉。他们成了上帝的仆人，必须在漫长而痛苦的考察期内证明自己配得上这样的尊严，还必须积极地参与传播天国的权势和荣耀。
在欧洲异教徒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为了避免使徒们的成果不致落空，传教工作必须得到当地居民和政府有组织的支持。修道士们便扛起铁铲和斧头，拿上祷告书，来到了日耳曼、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和遥远冰岛的荒野中。他们垦荒种地，办学传道，给那些遥远的土地带来了文明的启蒙之光。对那里的大多数人来说，文明还只是靠道听途说而来的一知半解。
于是，教皇——整个基督教的最高执行人——就以这种方式使人类精神的各种力量发挥了作用。
务实的人可以获得很多出人头地的机会，而梦想家则可以在宁静的树林中找到快乐。没有白费的工夫，没有浪费的时间，结果便是基督教的权势大增。不久之后，不论是皇帝还是国王都发现，如果忽视了自己臣民中那些基督追随者的意愿，就无法继续实施统治了。
基督教获得最后胜利的方式颇有意思，它向人们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出于一些实际原因，而并非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宗教热情的心血来潮式的突然爆发。
对基督教徒的最后一次大迫害，发生在戴克里先(5)皇帝统治时期。有趣的是，在那些倚仗亲兵卫队之威势进行统治的欧洲权势人物中，戴克里先绝不是最坏的一个，但是他却遭到了相当普遍的非议。他对基础经济的命题一窍不通。
当他发现自己拥有的帝国迅速地四分五裂时，一辈子的戎马生涯使他确信，弱点在于罗马的军事体制组织涣散。边远地区的防御任务交给了当地的军队，而那些士兵已经逐渐丧失了作战的习惯，变成了过平静生活的农夫，竟然向那些理应远拒于国境之外的蛮族兜售起萝卜和白菜。
戴克里先根本不可能改变这套积习成患的体制，所以他想创建一支新型的野战军来解决这一难题。这支新军队由身手敏捷的年轻男子组成，能够在命令下达几周之内进军到帝国疆域内任何受到入侵威胁的地方。
这是一个高明的主意，但恰如所有军事方面的好主意一样，是要花费大量金钱的。这笔钱只能以税收的形式由国内的人民提供。果然不出所料，此举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声称如果再交一文钱就一贫如洗了。皇帝则说这是他们的错，并且把过去刽子手才有的权力授给了收税官。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帝国的百姓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到头来却还要倒贴钱财，于是他们便抛家舍业，蜂拥到城里当起了流民。可是，皇帝陛下却不想半途而废，为摆脱困境，他大笔一挥，又颁布了一条法令。把所有的政府官职、手工艺、商业贸易都变成了世袭职业。这就是说，官员的儿子将来还是官员，不管他是否喜欢。面包师的儿子一定还得做面包，哪怕他可能在音乐方面更有天赋，或者更适合做个典当行的老板。水手的儿子则命中注定要一辈子待在甲板上，就算他到台伯河划船都会晕船。而那些打短工的呢，虽然理论上讲他们还可以做自由人，但是不能离开自己的出生地，无非就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奴隶罢了。这一下彻底表明，原来的罗马共和国已经堕落成一个东方式的专制统治机构。
这样一位对自己的能力极其自信的统治者，指望他能够容忍或者愿意容忍一小撮人仅仅遵守那些自己愿意遵守的法令，岂不是荒谬至极嘛！但是，在评判戴克里先对基督教徒的粗暴时，我们必须记住他当时处于一种毫无退路的境地。好几百万的臣民们从戴克里先采取的保护措施中获益，却不肯分担共同的重任，因此他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人的忠诚。
你也许记得，最早的基督教徒没有写下任何东西。他们觉得世界末日随时有可能来到，既然如此，又何必浪费时间和金钱写一些文字东西呢？那些东西不出10年就会被天堂之火化为灰烬。但是新天国并没有到来，而基督的故事（经过100年的耐心等待之后）开始被人们添枝加叶地传来传去，弄得信徒们对这些故事莫衷一是。这时，人们感觉到拥有一本这方面的权威书籍的必要性，于是，一些耶稣的小传和门徒的被保存下来的原始信函被集结成一部大书，称为《新约》。
七山之城
在这本书的众多章节中，有一章叫做《启示录》，其中提到了一个建在“七山”上的城市，并有关于它的一些预言（大家都知道，自从罗姆拉斯时代起，罗马就是建在七座山上的）。尽管这位匿名作者小心翼翼地把这座城市称为他所深恶痛绝的巴比伦，但是书中形容那座城用到了“妓女的母亲”“大地的污点”的字眼，还说这座城市浸满了圣徒和殉道者的鲜血，注定要成为魔鬼的栖身之地、邪恶灵魂的归宿及可憎的鸟类的巢穴，等等，诸如此类的贬损之词遍布其中。帝国的法官不需要有太多的洞察力，也能够明白这些文字的影射意义。
这样的句子也许可以解释成某个可怜狂人的呓语，他也许想起了最近50年来被杀害的众多朋友，所以被怜悯之情和熊熊怒火蒙蔽了双眼。然而，这些句子却是教会庄严礼拜活动中的一部分，一周又一周地在基督教徒聚集的地方被反复地诵读着。外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代表了所有基督教徒对台伯河岸这座强大城市的真情实感。我并不是说基督教徒们没有理由怀有那样的情感，但是我们也很难责备戴克里先不理解他们的热情。
但是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罗马人渐渐熟悉了一个前所未闻的词——“异教徒”。最初“异教徒”这个词只用于那些选择信仰某种教义的人，或如我们所说，属于某一“教派”的人。但是渐渐地这个词的含义缩小到，指称那些信仰基督教权威认为“不正确”“不合理”“不真实”或者“不正统”的教义的人，用圣徒的话来说，指的就是那些“异端、谬误、虚假、永远错误”的人。
还有少数固守古老宗教的罗马人，从理论上讲，他们完全不应被扣上异教徒的帽子，因为他们还在基督教的圈子之外，所以，严格地说，他们也没权解释其个人观点。不管怎么说，《新约》中的某些部分着实有伤帝国的尊严，比如说“异端就像通奸、猥亵、淫荡、懒惰、巫术、愤怒、争斗、谋杀、骚乱、酗酒一样，都是可怕的邪恶”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出于礼貌的关系，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反正这些话读起来是不会让皇帝的尊严受到吹捧的。
这一切导致了摩擦和误会，摩擦和误会又导致了迫害。罗马的监狱里再一次关满了基督教徒，罗马刽子手又使殉道的基督教徒人数增加了许多。再次血流成河，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戴克里先最终彻底绝望了，他舍弃了王位，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另一项非常有趣味的消遣——在后院里种起大白菜。
继任者没有继续实行镇压政策。相反，因为看到无法指望着用武力根除基督教的势力，他不得已决定做一笔交易，用一些特别的恩惠赢得对方的好感。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313年，由官方首次正式“承认”基督教会的功绩，这个人叫做君士坦丁(6)。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搞一个“国际历史修订专家委员会”，所有的皇帝、国王、主教、总统、市长，凡享有“大”字称号的，都要向这个委员会说明自己的资格。其中的一位候选人我们必须特别留意，他就是后面将要提到的君士坦丁皇帝。
这个野蛮的塞尔维亚人，曾经活动在欧洲的每一处战场，从英格兰的约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拜占庭，都留下过他挥舞长矛的身影。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妻子的兄弟和自己的侄子（一个7岁的孩子），还杀死了几个地位卑微的亲戚。即便如此，在迎战最危险的敌人马克森提乌时，由于他慌乱中大胆地请求基督徒的支持，从而赢得了“摩西第二”的美誉，最后又被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教会封为圣徒。他虽然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终其一生都是个野蛮人。直到临死之前他还取出祭献的羊的内脏，蒸了来占卜未来，而这些都被大家体谅地忽视了。毕竟皇帝颁布了那部有名的《米兰敕令》，向他钟爱的基督徒保证他们享有“自由表达个人意见”和“在自己的会场不受骚扰地举行集会”的权利。
此前我已经再三陈述过多次，在4世纪前半期的基督教领袖，都是一些务实的政治家。当他们迫使皇帝签署了那部值得永远纪念的法令时，基督教便从一个次要的教派跨越到国教的尊位。不过，他们深深知道这是怎样得来的，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也知道这一点，而且尽管他们想凭借演说把这掩盖起来，但是机关算尽仍然要露出一点马脚。
“拯救我吧！强大的统治者！”聂斯托利主教对狄奥多斯皇帝申告，“把教会的敌人全都交到我的手中吧，我将给你天堂！站在我这一边，打倒那些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吧。作为回报，我们也会站在你的一边，帮助你击败你的敌人！”
在过去的2000年里，还有不少类似的交易。
但是以妥协使基督教掌权这样厚颜无耻的行为，的确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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