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的普遍使用并未如亲眼见证铁路取代驿站马车的那一代人所预言的，带来一个幸福与繁荣的新世纪。人们提出了几项补救办法，可收效甚微
1831年，就在第一个修正法案通过前夕，英国杰出的立法家，当代最务实的政治改革家杰里米·本瑟姆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要想自己过得幸福就必须让别人过得幸福，要让别人过得幸福就必须去爱他们，爱的方式就是全心全意去做。”杰里米是一位诚实正直的人，他说的都是他认为正确的东西。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国人的赞同。他们觉得有义务使那些不幸的邻居们获得幸福，于是就尽最大能力去帮助他们。是啊，现在已经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自由经济”（蒂尔戈的“自由市场”）的理想在那个工业力量仍被中世纪的条条框框缚住手脚的时代，是一种十分必要的理想，因为那时中世纪的束缚阻碍了所有工业的发展。可将“行为自由”视为经济生活的最高准则，则导致了非常可怕的情形。工厂的工作时间延长到工人的体力极限。只要一位女工仍能坐在纺织机前，未因疲劳而晕过去，她就要不停地工作下去。五六岁的儿童被送到棉纺厂劳动，以免他们在街上发生危险或到处游荡。国家通过了一项法律，强迫穷人的孩子去工厂做工，否则就用铁链锁在机器上以示惩罚。作为对他们劳动的奖励，他们可以得到勉强维持他们生命的粗食劣菜和猪圈般的过夜之所。常常，他们因极度劳累而在工作时睡着了。为了让他们保持清醒，手拿皮鞭的监工们四处巡视，如果有必要让他们打起精神干活，这些监工们就会使劲地抽打他们的指关节。当然，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成千上万儿童不断死去。这真是惨绝人寰。雇主也是人，当然也有恻隐之心，他们也真诚地希望能取消“童工”制度，但是既然人是“自由”的，儿童们同样也可以“自由”地工作。再说，如果琼斯先生的工厂不用五六岁的童工，那么他的竞争对手斯通先生就可以雇到更多的小孩子到工厂做工，要是这样的话，琼斯先生很快就会破产。因此，在议会颁布法令禁止所有雇主使用童工之前，琼斯先生是不可能去冒这个险的。
可如今的议会已不再由原来的土地贵族（他们看不起那些揣着钱袋的暴发户，并公开对他们表示蔑视）掌握了，而转由来自工业中心的代表们把持。只要法律仍然禁止工人组织工会，事情就不会有什么进展。当然，那个时代的智者与道德家们对这种触目惊心的事情并非熟视无睹，只是他们也无计可施。机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征服了世界，要让它真正变成人类的仆人而非人类的主人，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许多高尚男女们的共同努力。
在当时世界上的每个地方，这种残酷的荒谬制度都是普遍存在的。很奇怪的是，对这个野蛮雇佣制度发起的第一次挑战的，竟是非洲和美洲的黑人奴隶。奴隶制最初是由西班牙人带进美洲大陆的。当时，他们曾尝试过用印第安人作农田和矿山的劳工，但是一旦脱离了野外的自由生活，印第安人便成批地死去。为使印第安人免遭灭绝的危险，一位好心的传教士建议从非洲带来黑人做工。黑人非常强健，能够适应恶劣的环境。并且，与白人的朝夕相处还可以给他们一个认识基督的机会，通过这种方式还可以拯救他们的灵魂。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考虑，这对仁慈的白人和他们无知愚昧的黑人兄弟来说，都是项极好的安排。然而，随着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棉花的需求量日益增长，黑人的劳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辛苦。他们也像可怜的印第安人一样，在严酷的监工虐待下陆续死去。
有关这些残暴行径的消息在欧洲各个国家不断地被传播，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在许多国家积极开展废奴运动。在英国，威廉·维尔伯福斯和卡扎里·麦考利（他的儿子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读过他的英国史，你就能体会到历史原来可以写得如此引人入胜）组织起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团体。首先，他们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奴隶贸易”是非法的。1840年后，奴隶制在所有英属殖民地销声匿迹了。在法国，1848年革命结束了法国领土上的奴隶制。葡萄牙人于1858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确保20年后所有奴隶都可以获得自由。1863年，荷兰正式废除了奴隶制。同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将200多年前被强行剥夺了的自由，重新归还了他的农奴。
在美国，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这一问题不仅引发严重的危机，还最终导致了一场漫长艰苦的战争。尽管《独立宣言》明确规定“人人生而平等”，可这条原则对那些长着黑色皮肤、在南部各州种植园内做牛做马的黑人奴隶并不适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人对奴隶制的不满不断增加，而南方人则声称，如果没有奴隶劳动，他们便难以继续维持棉花种植业。就为这个问题，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辩论一直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北方人十分顽固，南方人也丝毫没有做出让步。当情况发展到无法妥协时，南方各州威胁说要脱离联邦。这是联邦历史上一个异常危险的时刻，许多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它们之所以没有发生，主要归功于一个非常伟大、非常优秀的人物。
1860年11月6日，自学成才的伊利诺伊州律师亚伯拉罕·林肯，被共和党人推上总统宝座。在反对奴隶制的各州中，共和党的势力十分强大。他深明人类奴役的罪恶性质。他深知，北美大陆绝对容不下两个敌对国家的存在。几个南方的州退出合众国，成立了“美洲国家联盟”，这时，林肯毅然接受了挑战。北方各州开始征召志愿军，几十万年轻人热烈响应号召，应征入伍。随之而来是4年艰苦的内战。南方蓄谋已久，在李将军和杰克逊将军的英明带领下，不断击败北军。不过，后来新英格兰与西部的雄厚工业实力开始发挥作用。名不见经传的格兰特将军异军突起，成为了这场伟大废奴战争中的查理·马特尔。他向南军发起了暴雨般的持续攻势，狠狠打击南方军并瓦解了南方阵线。1863年年初，林肯总统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宣布所有奴隶获得自由。1865年4月，李将军率最后一支骁勇善战的南方军在阿波马克托斯向北方投降。几天后，林肯总统在剧院被一名疯子暗杀。幸运的是，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除了西班牙统治之下的古巴，奴隶制终于在文明世界消失了。
可正当黑人们享受着日益增长的自由时，欧洲的“自由”工人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对许多当时的作家和观察家来说，工人大众（即所谓的无产阶级）在极其悲惨的处境中竟没有整体灭绝，这实在是一个奇迹。他们住的是贫民窟肮脏阴暗的房子，吃的是难以下咽的劣质食物，他们接受的仅仅是能应付工作的教育。一旦发生死亡或遭遇不测，他们的家人就会衣食无着。可是酿酒业（即能对立法施加巨大影响力的行业）却在一个劲地向他们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威士忌和杜松子酒，鼓励他们忘掉自己的烦恼。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发生的巨大进步，并不是某一个人努力的结果。为了把世界从机器时代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拯救出来，两代人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们并不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样做无疑是愚蠢的。他们深知，对部分人积累的财富，若合理运用，将对整个人类大有益处。他们要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那些认为在拥有产业和财富、可以随意将工厂关闭而不致挨饿的工厂主与不计工资多少都必须接受工作、否则便面临全家受饿的劳工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平等。
他们努力引进了一系列法律，调和工人与工厂主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各国的改革者不断地取得了胜利。到今天，大多数劳动者已能得到良好的保障：他们的工作时间下调到合理的8个小时，他们的子女被送进了学校，不再像以前一样送进矿井和梳棉车间。
然而，还有其他一些人，注视着冒着浓烟的高大烟囱，聆听火车夜以继日的隆隆作响，打量着被各种剩余物资塞满的仓库，不禁陷入了沉思。他们也想知道，这种巨大的能量究竟要把人类引向何方，会产生什么样的最终后果。他们知道，人类曾经在完全没有商业和工业竞争的环境中生活了几十万年，他们能改变现存的秩序，取消那种以人类幸福为代价而追逐利润的竞争制度吗？
这种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渴望并不仅限于某一个国家。在英国，拥有多家纺织厂的罗伯特·欧文建立起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社区”，并获得了初步成功。遗憾的是，当欧文死后，他的“新拉纳克”社区的繁荣已开始衰落。法国新闻记者路易斯·布兰克也曾尝试在全法国建立“社会主义车间”，但收效甚微。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很快就意识到，在正常的工业生活之外的单个小社区，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在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措施之前，有必要先对整个工业体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做一番全面、深入的了解。
继罗伯特·欧文、路易斯·布兰克、弗朗西斯·傅立叶这些实用社会主义者之后，出现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样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两人相比，马克思更为有名。他学识渊博，与家人长期在德国居住。马克思在听说欧文与布兰克所做的社会实验后，开始对劳动、工资及失业等问题产生出浓厚的兴趣。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成为德国警察当局的眼中钉，他被迫逃往布鲁塞尔，后来他又来到伦敦。在那里，他成了《纽约论坛报》的一名记者，过着贫穷艰难的生活。
当时，很少有人关注他的经济学著作。不过在1864年，马克思组织了第一个国际工人协会。3年之后，也就是1867年，他又出版了著名的《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漫长斗争史。机器的引进及大规模使用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阶级，那就是资产阶级。他们利用自己的多余的财富购买工具，再雇佣工人进行劳动以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再用这些财富去修建工厂，永无止境。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将越来越富，而第四等级（无产阶级）将越来越穷。因此他大胆预言，这种资本的恶性循环发展到最后将出现全世界的所有财富都集中到一个人手里，而其他人都将沦为他的雇工，依靠他的善心才能生活。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马克思号召所有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为各项政治、经济措施而斗争。在1848年，即最后一场伟大的欧洲革命发生那一年，他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曾详细列举过这些措施。
各国政府对这种观点大为恼火。许多国家（尤其是普鲁士）制定了严厉的法律打击社会主义者。他们派警察驱散社会主义者的集会，逮捕演讲者。可迫害与镇压从来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烈士们是这场被认为不得人心的事业的最佳广告。在欧洲各地，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而且不久人们便发现，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在策划暴力革命，而是利用他们在各国议会里日渐成长的势力为劳工阶级谋取利益。社会主义者甚至担任起内阁大臣，与进步的天主教徒及新教徒一起同心协力，修复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灾难，把由机器的引进和财富的增长所创造的利润更合理地平均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