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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权的覆灭:1640~1649英国革命史》第七章 鹬蚌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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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派与长老会派的斗争(1646~1647)

这些变化、报告、限制,千百种造反的谣言和前所未闻的阴谋策划,甚至有人说要谋杀他的谣言——这一切都使查理陷入日益痛苦的焦虑。最后他终于作出决定,在阿什伯纳姆和伯克利的帮助下,逃到南边的怀特岛。

国王的被捕

5月2日,伦敦得知国王离开牛津的消息,却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有人谣传他躲在伦敦,于是发表声明,无论谁窝藏他都将杀无赦。费尔法克斯送信来说国王向东方走了,议会便打发两个可靠的军官——罗素上校和沃顿上校前去寻找。议员们与保王党们都心神不定,只能耐心等待,议员们怀揣着恐惧,保王党则满怀着希望。

5月6日晚上,终于有消息说国王在苏格兰军营里。翌日,下议院议员们投票决议,只有议会有权处置国王个人,应该立刻将他领到沃里克堡。贵族们拒绝批准这个议案,但赞成让驻扎在纽瓦克附近的波因茨监视苏格兰军队的行动。

苏格兰人却想离开这里。他们在国王到达那天,接到国王的命令,镇守纽瓦克的贝拉西斯勋爵开门让波因茨进城,将市镇送给他。之后,他们把国王放在先锋部队中,向着自己国界上的纽卡斯尔前进。

独立派满怀焦愁与怒气。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事事顺利,军队大获全胜,在人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有才干的人都投入他们麾下。不奉国教的信徒们与独立派联合,人数和自信心日益增长。即使长老会终于得到议会认可,成为官方教会,也改变不了这种事实。独立派有律师和自由思想家协助,成功维护了议会对宗教事务的绝对支配权;而长老会派被削弱以后,就只能比较迟缓地行动了。现在,无论是伦敦还是各郡,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宗教方面,社会动向都明显有利于独立派。正当他们春风得意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丧失一切的威险,一旦国王与长老会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一切就会化为乌有。

他们用尽全力来抵挡这样的打击,如果他们能够独揽大权的话,或许会立刻派兵攻打苏格兰人,用武力捉拿国王。但是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在上议院居少数,在下议院的优势也很微弱。于是他们采取间接措施,用各种方法来激怒苏格兰人,挑起人民反对他们,希望导致敌人分裂。小军官在伦敦城外拦阻苏格兰的信使,截留他们的公文,苏格兰人申请惩办这些人,也不予理会(5月9日);北方诸郡纷纷递呈文控诉苏格兰人勒索、横行、蹂躏人民;市长福特以本市的名义为苏格兰人进言,要求制裁扰乱宗教和政治的新异端(5月26日),贵族们致谢市政会,但下议院议员们连几句简单的答复也没有。独立派在议会和其他公众场合,尤其是军中,对苏格兰人大加侮辱,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激起人民的愤怒和藐视,以反对苏格兰人。6月11日,下议院议员投票议决:现在用不着苏格兰军队了,先付给他们十万镑,并发表声明问他们还欠多少,请他们回到苏格兰去。

这几个办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苏格兰人既不表示难堪也不表示恼怒,但他们的迟疑举动却更合他们仇人的心意。愿为国王出力的领袖们迷惘到了极点。查理认为对待反叛的人民不必讲什么信用,他计划诱使长老会派和独立派互相消灭,自己好重掌大权。长老会派方面,无论是苏格兰人还是英吉利人,都决定要保全盟约和教会的胜利,并表示除非作为代价,否则他们绝不会向国王妥协。但是,他们要同时应付敌人的控诉和本派的需要,言论就自相矛盾起来,行动也互相抵消。他们常和朋友谈起自己如何害怕独立派,愿意同国王讲和;但是他们的宣言又说他们如何热心为盟约,如何坚决靠拢议会,如何决心与英吉利兄弟结成牢不可破的团结。查理离开牛津之前,曾写信给奥蒙德侯爵,说他之所以前往苏格兰军中,是因为他们曾答应过要支持并拥护他的公正权利(4月3日)。5月21日,奥蒙德公布了国王的信,苏格兰人却立刻否认,说那是“最无聊的谎话”。现在对国王的看管更加严密,从前武装护卫他的人,现在一律不许靠近他,他的书信几乎全部被扣留。苏格兰人的领袖为表示他们忠于盟约,终于来见国王,请他受教于基督的真理,他们最有名的传教师亨德森特前往纽卡斯尔,担任劝告国王改变宗教信仰的任务[ 辩论于5月20日开始,一直进行到7月16日。国王与亨德森之间往来的所有文件,都已收集在(1662年)《殉教国王查理的著作》中,第155~187 页。

]。

查理与对手辩论教理十分娴熟,又不失尊严。他的对手温和而彬彬有礼,国王则毫不妥协地坚持他的国教会立场,辩论时并不中伤对方。6月10日,国王写信给仍坚守阵地的保王党守将们,叫他们投降,献出市镇;又写信给议会,催促他们尽快送条件来;同时写信给奥蒙德,让他继续秘密同爱尔兰人谈判条件,对外的正式命令却是停止谈判。

7月23日,议会的条件终于来了,彭布洛克伯爵、萨福克伯爵和四个下议院议员,奉命送来条件。国王听完宣读的条件后,答应在适当的日期之内给出答复。过了几天,委员们没有听见什么消息。这期间,国王很难受地读着这些条件,越读越觉得屈辱,越读越觉得严酷,这次比他以前拒绝过的任何条件都要严厉。议会要他加入盟约,完全取消主教制的教会;交出陆军、海军和民团的兵权;要他同意将七十一个人(全是他最忠诚的朋友)排除在特赦范围以外;凡是曾为他出力的人,一律不许担任官职。大家都劝他承认这些条件。法兰西大使贝利弗厄以法兰西宫廷的名义劝他接受这些条款。王后也从巴黎差人过来告诉国王,说他的朋友们都不赞成抵抗。长老会派也苦劝国王,其恳切程度不亚于王后的信使。几个苏格兰的市镇,包括爱丁堡在内,递上几份请愿书,说了些友好的话,也是关于这件事。伦敦市也想力劝国王,但被下议院议员们禁止了。到后来,苦劝之外又加上恐吓,苏格兰教会大会说,国王若拒绝盟约,就不允许他进入苏格兰境内。洛登勋爵甚至当着苏格兰委员们的面宣言,国王若坚决拒绝条件,苏格兰绝对不会让他入境;又说英格兰很可能将他废除,建立另一种形式的政府。

国王的尊严,他在宗教上的斤斤计较,加上他身边几个喜欢玩弄诡计的朋友的怂恿,使他拒绝听从人们的忠告。8月1日,国王传委员们前来,写好一篇东西交给他们,没有答复接受还是拒绝,只要求到伦敦亲自与议会磋商。

独立派抑制不住他们的欣喜心情。委员们回来时,照例由议员们向他们致谢,有一个议员喊道:“我们应该谢的是国王。”8月10日,苏格兰委员们送来一封信,说愿意交出他们占领的所有地方,并将军队撤出英格兰境内。贵族们投票议决,承认他们的同胞苏格兰人对英国有功。下议院议员们没和贵族们一起投票,不过通过一个议案,禁止说苏格兰人的坏话,禁止刊行任何东西反对他们。在一个短时期内,两派好像都一心一意致力于协调他们的利益,以取得和谐。但苏格兰人所提的建议产生了两个问题:他们要求已久的欠饷应该怎样偿还?国王个人应该由谁来处置?一提起这两个问题,两派又重新冲突起来。

关于第一个问题,长老会派很容易处在有利地位。苏格兰人的要求太高,在他们所承认的议会已拨款项之外又要求七十万镑,还有苏格兰因同英格兰联盟而受到的极大损失,可由议会公平核计应补偿多少。独立派则咬牙切齿地挖苦苏格兰人,反对这样昂贵的兄弟交情。独立派列出另一个清单,说苏格兰人曾在各处抽取过许多税捐,证明苏格兰不仅不该要求还款,反而欠着英格兰四十万镑。但是通情达理的人不会认真辩驳这些互相责难的话,苏格兰退兵显然是必要的,因此必须给他们一笔钱。独立派老是顽固拖延,好像不过是出于盲目的热情或耍政治手腕。长老会派却相反,他们只是劝苏格兰人酌情减少所要求的数目。那些因为不喜欢长老会派专制而帮过独立派几次的人,这次却选择支持长老会派,投票议决发给苏格兰人四十万镑,在他们出境时支付一半,其余一半分两年付清。苏格兰人同意了。于是在伦敦市立刻募债,以教会产业作抵押,以便付钱给苏格兰人。

至于怎样处置国王,长老会派的地位就变得左右为难了。即使他们愿意将国王留在苏格兰人手中,也不敢提出来,因为事关民族体面,人人都说处置他们自己的国王是英格兰人独有的权利。苏格兰人虽然很想避免两方闹翻,却难以忍受侮辱。他们说查理不仅是英格兰人的国王,也是苏格兰人的国王,他们同样有权监督国王本人与财富;按照盟约规定,这是他们的责任。两国争得很激烈,开过多次会议,刊布过许多小册子,发过许多宣言,相互控诉过好几次。人们不分党派,大声疾呼谴责苏格兰人的非分要求,民族成见与仇视又重新出现。长老会派的政治领袖如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格林等人对斗争感到疲倦,因此就急不可待地想寻求结束斗争的方法。他们认为,如果苏格兰人把国王交给议会,那么遣散那支致命的军队,那支独立派所依靠的唯一力量,将变得容易。本来,国王的真正仇敌,也是这支军队。所以他们劝告苏格兰人,为自己事业的利益着想,还是让步为好。9月24日,贵族院出于同样的考虑,也作出决定,同意五个月来悬而未决的下议院议案:“只有议会有权处理国王本人。”

苏格兰的长老会派也愿意遵守这个明智的决定,他们已被自己的抗拒弄得进退两难。国王在长老会内的朋友们,最近取得了更多权利,因而变得更加大胆。这些人以汉密尔顿公爵为首领。他一回到爱丁堡,就竭尽全力为国王寻求安全的保障。不久,几乎苏格兰的所有高等贵族、市民及温和的长老会员,都环绕在他周围;那些谨慎小心的人也来了,因为他们讨厌群众的盲目狂热和牧师们的高傲专断。这些人构成一个严肃的代表团,前往纽卡斯尔跪求国王接受议会的条件。他们全是查理的同乡,又都是他年轻时的朋友,他们的哀求动摇了他的决心。他说:“平心而论,无论什么危险都难以打倒我,使我不安的是故乡的人们如此热心地苦劝我,而我却要让他们失望了。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我的心愿,我不是拒绝听从你们的劝告,只希望伦敦的人们能听我讲讲道理。”翌日,他答应只在五个教区设立主教制教堂,其余都是长老制,他只想为自己和同教的朋友们谋求信教自由与礼拜自由,其余相持不下的意见,他将和议会共同解决。但是这样的让步并不能使长老会派满意。国王越作出重要让步,他们就越怀疑他的真诚,几乎没有人理睬他的提议。汉密尔顿灰心了,谈起他将前往大陆;同时有消息说,苏格兰军队准备回国了。查理立刻写信给公爵进行挽留(9月26日),他希望自己能够跟随苏格兰军队离开英国。汉密尔顿收到信后果然不走了。11月,苏格兰议会开会,最初几次会议好像宣布要善意地对待国王。12月16日,议会宣称愿意支持国王及其子孙的王朝政体和他们作为英格兰君主的正当权利;并且愿送秘密训令给伦敦的委员们,与他们谈判条件,以便国王能够体面地、安全地、自由地前来伦敦。不料长老会总会的常设委员会写了一封公开抗议信给苏格兰议会,斥责它接受背信弃义的劝告,控诉它将为了一个废弃基督盟约的国王而导致两王国的联盟走向灭亡。汉密尔顿和他的朋友们面对这样的干预无计可施,只能收回已经通过的议决案。温和善良的人们什么都干不成,只好重新请求国王接受条件。查理回信要求亲自来和议会磋商。

12月23日,议会签订条约,规定苏格兰军队撤退以及发放军饷的办法。伦敦市很快筹足金额,苏格兰人在退兵前将领到的二十万镑分装在两百个箱子里,贴上两国印信的封皮,用三十六辆车拉走,由一队步兵护送出伦敦。司令官斯基庞当日发出命令,任何军官或士兵,若得罪苏格兰军队,以致他们出来控告,将严惩不贷。1647年1月1日,运款车队到达约克,三个星期后,苏格兰人在北阿列顿领到第一批款项。12月31日,两院投票议决,应该把国王送往北安普顿郡的霍姆比堡。国王无疑是两国交易的一部分,因此下议院议员们曾讨论过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派人去纽卡斯尔郑重其事地把国王接过来;还是不用任何仪式,仅仅要求苏格兰人把国王交给斯基庞,连同该地的钥匙和款项的收据一起?独立派坚决支持第二个方案,这样一方面可以侮辱国王,一方面又可以侮辱他们的劲敌。但是长老会派居然成功地拒绝了这个提议。于是,1月12日,九个委员,即三个贵族代表与六个下议院议员,带领为数众多的随从,从伦敦出发,恭恭敬敬地前去领回他们的国王。

当查理得知议会的决议案以及自己将要迁到霍姆比堡的时候,他正在下棋。他安安静静地下完这盘棋,然后说道,等委员们到达时,他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他的朋友和仆人们四处张望,想寻求援助,寻找逃难之处,一会儿盘算再次逃走,一会儿又试图在国内的某个穷乡僻壤策划保王党再次起事,以拥护国王。甚至人民也开始同情起国王的噩运。一个苏格兰牧师在国王面前讲经,讲的是《诗篇》第五十二篇。开头一句是:

“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

国王站起来,开始读起《诗篇》第五十六篇:

“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们要将我吞食!”

此刻,全体听众情不自禁、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和国王一起朗诵那篇诗篇!但是群众的怜悯来得很慢,而且难见效果。

1月22日,委员们到达纽卡斯尔,苏格兰议会此前已正式同意交出国王。查理很客气地接待委员们,和他们愉快地交谈,又询问途中的情况。总之,国王似乎急于表现出他很高兴回到议会去。在他们告别以前,苏格兰的委员们尝试作最后的努力,劝国王接受苏格兰盟约。他们说道,只要他肯接受,就不把他交给英吉利人,而把他送到贝里克,为他争取更合理的条件。蒙特利尔也在居间调停,但查理坚持拒绝。不过,对苏格兰人如此对待他,却也并无一句怨言。他很礼貌地对待两国委员们,竭力避免流露出不信任或愤怒的情绪。1月30日,苏格兰人不胜疲累,终于先走了,把纽卡斯尔交给英吉利的军队。2月9日,国王离开纽卡斯尔,由一队骑兵保护,他走得很慢,一路上都有成群的热心人迎接。快到诺丁汉时,这里原是费尔法克斯的大本营所在地,他出来迎接国王。他一看到国王就下马,吻了国王的手,又上马,在他身边很恭敬地陪他说话,陪他穿过市镇。费尔法克斯离开后,国王说道:“将军是个讲信用的人,他没有对我食言。”两天后,他进入霍姆比,附近的许多乡绅和农民都举行了聚会庆祝国王到来,国王为他仍受到人民欢迎而庆幸不已。

议会与军队的矛盾

有段时间,长老会派在威斯敏斯特对所有事情都不太放心,但不久又高兴起来,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成为王国的主人,终于能够大胆攻击他们的敌人了。查理到达霍姆比之前,众议员们已投票议决遣散军队,只留下部分需要出征爱尔兰和镇守重要城镇的军队。[ 动议以一百五十九票对一百四十七票获得通过。

]费尔法克斯几乎被解除军队统率权。[ 动议以一百四十七票对一百五十九票未获通过。

]他虽然还有兵权,议会却规定议员不能在他的军中任职,他手下的军官军阶不能高过上校,他们都必须遵守长老会的教规和盟约。[ 动议以一百三十六票对一百零八票获得通过。

]贵族代表们要求军队在遣散之前,先驻扎到离伦敦较远的地方;又在伦敦市募借了二十万镑,付清被遣散的队伍一部分欠饷。最后派一个特别委员会——长老会的全部领袖如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格林、梅纳德、沃勒尔几乎都在委员之列——监督这些措施的执行,特别是催促救援部队出发,不幸的爱尔兰基督教徒对他们的到来盼望已久。

独立派在最近两个月内,已经觉察到他们在议会里的势力下降,许多新议员尽管开始曾和他们合作,但由于害怕长老会的专制,又开始反对他们了。克伦威尔曾对勒德洛说道:“为议会出力是多么可怜呀!一个人无论有多真诚,只要有一个律师诽谤他,他就永远难以恢复名誉。参军却不是这样,一个人只要立下战功,他就是一个有用的人,既不怕人责怪,又不怕人妒忌。如果你的父亲还在世的话,他会结结实实地给他们一顿教训。”勒德洛是个真诚的共和派,此刻还不清楚那些阴谋,因此没有对这个试探作出什么反应。别人却更容易上当,被他所诱。克伦威尔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威望,在军中笼络了一群有才识的帮手,如不久后成为他女婿的艾尔顿,学法律的兰伯特,此外还有哈里森、哈蒙德、普赖德、里奇、雷恩斯巴勒等上校。战争结束后,克伦威尔借助这些人,保留他的议员地位和他在陆军里头的全部影响,而且不断遥控军队。议会一谈到遣散军队,这帮人就大发牢骚,特地从伦敦送来的新闻、暗示和建议被他们偷偷传播到军中。他们号召士兵力争补发全部欠饷,拒绝赴爱尔兰打仗,并避免内部的不团结。克伦威尔为了解除人们对他的怀疑,常常在议会发言,痛陈军人的不满,并表达自己对议会是多么忠心耿耿。

3月25日,军队送来一份请愿书,有十四个军官的签名,语气很谦逊很和善。他们答应命令一下就启程前往爱尔兰,提出清还欠饷以及另外几项士兵们有权期待的保证。议会向他们致谢,但态度高傲地说,无论什么人都不配对议会指手画脚。这个答复一到军中,立刻又送来一份请愿书,比第一次还要坚决,还要具体。呈文要求付清全部欠饷,不得有丝毫拖欠;若有人不愿前往爱尔兰,议会不能强迫;对残疾军人和牺牲军人的遗孀及子女,发放抚恤金。这份请愿书就不只是几个人签字了,而是由全体军官和全体士兵署名,这次不是对议会说话,而是对费尔法克斯说话,他是军队的天然代表,又是他们权利的保护人。有人到每一个团读请愿书,凡是不肯签字的军官,都受到了威吓。

议会一听说军队的这种举动,就命令费尔法克斯禁止他们,并宣称凡是不听命令的人,都以国家敌人以及扰乱治安论罪,还要某些军官来议会解释他们的行为。

费尔法克斯答应遵从。4月1日,一些军官前往威斯敏斯特,辩解说请愿书没有向各团宣读。议会便不再往下追问,直接把请愿书抛在一旁,不予承认。于是重新恢复办理遣散军队的准备工作。伦敦市开始募债,进行得很迟缓,又不够用,于是每月抽统税六万镑,以补足欠饷的数量。最重要的是,加速建立出征爱尔兰的军队,他们给入伍的人很多好处,派斯基庞和梅西率领他们。长老会中的五个委员前往总司令部下达这个决定。

4月15日,委员们到达司令部,二百名军官聚集在费尔法克斯家里,同委员们会商。当委员们说到由斯基庞和梅西两位少将统领军队时,大家表示赞同,但还想要费尔法克斯和克伦威尔参与。

又过了几天(4月27日),有一百四十一名军官送请愿书给议会,郑重其事地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他们说:“我们虽然是军人,但并没有失去国民的资格,也没被剥夺在国家大事中的利益。我们希望议会永远不要拒绝我们上递请愿书的权利,因为议会的敌人还有这种权利。有些人说了假话,说军队想让全国人民沦为奴隶。我们热切地请求你们主持公道,为我们雪冤;此外,我们还求你们按照实际情况,发放我们得来不易的薪金,尤其是士兵们的军饷。”

4月30日,斯基庞又拿出另外一封由三个士兵送来的信。信里说有八个团的骑兵明确表示拒绝前往爱尔兰服役,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忠实的计谋,不过以此为借口,要拆散士兵和他们所爱戴的军官,来掩饰一部分人的野心,这些人做了很久的臣仆,最近尝到君权的滋味,于是也蜕变为专横残暴的人。长老会派领袖们见自己受到攻击,又惊又怒,要求议会立刻传那三个士兵来问话。三个士兵来了,他们态度坚决,声称所有的意见都是大家的想法,他们只是代表军队来向议会请愿。

议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感到不安。现在需要压制的不只是心怀不满的士兵,整个军队已经联合起来,他们有了自己的政府,成为一个独立的劲敌。现在有两个会议,一个是军官们的,一个是士兵们的代表团“鼓动队”。他们管理一切行动,还准备以军队名义谈判条件。每营各选出两个鼓动代表,遇到有必要开会的时候,每个士兵出四个便士充当经费,两个会议绝不许有共同行动以外的单独行动。同时,有谣言流传,说军队已经给国王送去条件:若国王愿担任军队首脑,愿受军队照顾,军队也愿重立他为国王,享受公道的权利。议会看见这样的新势力显现出来,不仅害怕军队胜利,更怕军队此时此刻的力量。较为小心的议员变得更加胆怯,有几人离开了伦敦,有几人转而讨好克伦威尔等将军。议会决定依从军队的要求:发给遣散军队的军饷从六个星期的增至两个月的;特赦军人们在战争期间的所有违法行为;指定款项以帮助军人们的遗孀孤儿;最后一条,就是派克伦威尔、艾尔顿、斯基庞、弗利特伍德,重新建立军队与议会之间的和谐,促使双方言归于好。

两个星期过去了,他们的劝和好像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日复一日,议会的委员们看着敌人的权力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变得越来越大。克伦威尔仍然不停地写信,说他正在尽力安抚军队,又说他的影响已因此受损,自己很快也要变成士兵们怀疑和憎厌的对象了。有几个委员终于回到伦敦,从军队带回来的一方面是同样的提议,一方面又是同样的拒绝。

长老会派的领袖们早已预料到这一点,他们就利用议会的意向,投票通过了一个更为坚决的议案:凡是不肯报名前往爱尔兰的军队都应该立即解散。这项措施对如日期、地点、方法等细节都安排好了。议会准备突然地解散这些队伍,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在各队驻地内,分别予以解散。这样就可以使他们既不能提前商量,又无法一致行动。这个计划实施所需的款项已送到各个地点,并由几个长老会派组成的委员监督计划的执行。

然而,委员们发现军队已陷入十分混乱的境地。大多数的团听说议会要以解散相威胁,就叛变了。一些士兵疑心军官们靠不住,就把他们驱逐,自己做主出发,在飘扬的大旗下,与同袍会合;也有些军队占据了教堂,并武装坚守起来,宣布不愿解散;还有些部队将送来的军饷抢夺过来。士兵们给费尔法克斯写了一封信,说如果军官们不肯领导他们,那么他们自己也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费尔法克斯不知所措,心里很难过,于是苦苦劝告军官们倾听士兵们的呼声,并写信给议会。他对各方面都讲真话,可没有任何作用,尽管他仍受人爱戴,但一点力量也发挥不出来。后来他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军官们投票议决,说议会的几个议决案不能使人满意;说既然没有更好的保障,军队是不会解散的;又说军队分驻的地方应该更集中一些,应该开一个大会以解除恐慌,安定军心;最后说,本军事会议应该递送一个措辞诚恳的呈文给议会,报告所发生的情况。

议会的权利正面临军队的挑战,他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应付这样的敌人,它需要依靠在名义之上的实力,也需要依靠除法律以外的一切支持。目前,除了国王以外,只有伦敦市拥有这样的权利,可伦敦市完全是长老会派,而且快要变为保王党了。一些措施已经在这个观点的指导下开始实施了。经过市政会的同意,民团指挥权从独立派手中移交给一个长老会派委员会。议会决定增派卫兵保护自身安全,加拨一万二千镑作为卫兵的军饷。大量的退伍军官都是埃塞克斯的忠诚旧部,自由地住在城里。埃塞克斯已于去年下半年去世(9月14日),他的死对长老会派似乎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甚至有谣言流传,说他是被仇人毒死的。议会完全有理由担心国王对他们的感情并没有好转。有两次因为神学上的仇恨,他们不许国王和自己的牧师一起礼拜;他们曾把国王的心腹仆人赶走,又经常阻止国王和他的妻儿朋友们通信;最后,国王针对他在纽卡斯尔收到的提议向议会作了一个详细的答复,但议会竟丝毫没有考虑国王的意愿。如今,和解好像已十分困难,但又不得不这样做。国王有理由抱怨长老会派,但也知道他们并不想完全毁了自己。国王在霍姆比的时候,虽然受到严密监视,但国君的荣誉礼节从未减少。他的内廷仍保持着华贵的排场,宫廷礼仪还是一丝不苟地遵守,至于常驻该地的委员们(全是长老会派)的仪容,全是毕恭毕敬、彬彬有礼的。国王有时请他们陪他散步,有时和他们下棋或玩滚木球,也常常以礼相待,乐于和他们往来。他们想,他知道议会的仇人也是他自己的仇人,而且他不至于拒绝现在唯一的安全所在。5月2日,贵族院投票议决,请国王陛下住到更靠近伦敦的奥特兰兹堡。下议院议员们没有参加投票,但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议会和驻扎的委员们之间,特别是和驻防军统领格里夫斯上校之间的通信越来越频繁而神秘。此时无论在威斯敏斯特还是在伦敦市,大家都怀抱希望,国王不久就会和他的议会联合起来。不料,6月4日那天,有消息传来,一支七百人的队伍已把国王从霍姆比带走,国王现在在军队手中。

事情确实如此。6月2日,国王用过午餐后,在离霍姆比二英里的奥尔托普草地上玩滚木球游戏,陪伴他的委员们看见一个陌生人穿着费尔法克斯的卫队军服,站在旁观人群中。格里夫斯上校问他是谁,从哪里来,军队里现在都谈论些什么。这个人说昨天看到一大队骑兵正向霍姆比驶来,离此地不到三十英里。这句话引起很大的恐慌,大家马上回到霍姆比,作了一些防备袭击的布置。快到凌晨时,一队骑兵到来,要求进堡。草地上出现的那个人走上前来说道:“我叫乔伊斯,是将军卫队的掌旗官,我要和国王说话。”格里夫斯与布朗少将命令驻防军准备开火,但士兵们已和新来的人谈过话,他们放下铁栅,大开堡门。乔伊斯的人在院子里下马,称他们奉军队命令要将国王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因为有人要劫持国王送往伦敦,号召其他部队重开内战。他们还说,驻防军司令格里夫斯上校也是这个阴谋的策划者之一。士兵们听见后喊道,他们不愿抛弃军队。格里夫斯不见了,匆匆逃走了。委员们会商之后,知道必须放弃抵抗的希望。此时已是中午,乔伊斯占领了堡垒,在四面安置哨兵,就让他的士兵们休息到傍晚。

晚上十点,他要求会见国王,当时国王已经睡下,他仍然持枪逼人领他到国王卧室。国王的侍从力促他放下武器,却被他拒绝了。他们迟疑着不肯开门,他就发起怒来,国王被吵醒,拉铃吩咐侍从们让他进来。乔伊斯走进卧室,脱下帽子,手中仍拿着枪,神色坚决,却并未无礼。国王叫来所有委员,同乔伊斯商谈了很久,随后打发他出去,说道:“乔伊斯先生,祝你晚安。如果你手下的人们履行你所答应我的全部条件,那么我就同意和你一起走。”

次日清晨,国王询问乔伊斯是谁派他来的,乔伊斯说奉军队的命令。国王不愿离开,但最终还是在士兵们的逼迫下上了车,委员们也跟随着国王。

乔伊斯派人给伦敦送信,向克伦威尔报告,诸事顺利,但克伦威尔不在伦敦,由弗利特伍德上校接到此信。原来此时克伦威尔和费尔法克斯都在司令部,费尔法克斯一听说这个消息,就很难过,他对艾尔顿说道:“我不喜欢这件事,是谁发的这个命令?”艾尔顿答道:“之前是我发的命令,叫他们把国王严密看守在霍姆比,但并没有命令他们把国王带走。”克伦威尔则说道:“带走是必要的,不然的话,就会有人把国王带回议会。”费尔法克斯立刻派惠利上校带两团骑兵去迎国王,送他回霍姆比。查理不肯回去,以抗议他所受到的粗暴待遇。事实上他很高兴看到他的敌人们发生分歧,也希望改变一下囚禁的地方。两天之后(6月7日),费尔法克斯和他的全部属下,以及克伦威尔、艾尔顿、斯基庞、哈蒙德、兰伯特、里奇等人在剑桥附近的奇尔德斯利觐见查理。多数人都很恭敬地吻他的手,第一个便是费尔法克斯,只有克伦威尔和艾尔顿两人与国王保持距离。费尔法克斯很郑重地声明,他对国王转移的事毫不知情。查理希望人们把他送回纽马克特。于是惠利上校住在这里陪他,费尔法克斯回司令部,克伦威尔回威斯敏斯特。威斯敏斯特的人不知道他为什么在那四天之中不见了,都感到很诧异。

他发现两院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又害怕;一会儿坚决,一会儿又很软弱。最初得到国王被带到别处的消息时,人们普遍感到沮丧。斯基庞(长老会派坚持把他当作自己人),以哀叹的腔调提出一个议案,要求人们举行禁食,以便从上帝那里得到力量恢复议会与军队间的和谐一致。一方面,投票议决立刻拨出一大笔款项发还欠饷;另一方面,又决议从议会议事录中删除某一次的宣言,因为那篇宣言将士兵们的第一份请愿书看作是反叛的言论。但是后来得到的一些消息,又多少恢复了议会的勇气。他们从委员们的信件中得知了在霍姆比发生的事件详情,也知道了乔伊斯给克伦威尔的信。等到中将在议会露面的时候,他们就说出这些疑团来,克伦威尔强烈地否认,他请上帝、天使和人民作证,说他过去从没听说过乔伊斯这个人,如同还没出生的孩子从未见过太阳一样。不过,霍利斯、格林和格里姆斯顿仍不相信他,他们到处寻找证据,决心一有机会就提议拘捕克伦威尔。6月10日,两院正在开会,辩论已经开始,格里姆斯顿突然带来两个军官,要控告克伦威尔,说他企图利用军人反对议会。他们说道:“不久以前,军官们开了会议,讨论是否应该清洗军队,只留下信得过的人。克伦威尔却说:‘我很相信军队,但是有另外一个团体的人特别需要清洗,那就是下议院——只有军队能够办这件事。’”两个军官一退出,克伦威尔就站起来,泪流满面,双膝跪下,呜咽一番,做出种种姿态,使全院的人深深感动或惊奇不已。他说倘若国内有一个人比他更忠于议会,他就请上帝降祸于他。随后,他站起来,谈国王,谈军队,谈他的仇人们和朋友们,谈他自己,足足说了两个多小时。他的发言谦虚而胆大,冗长却动人,他很反复强调,说他受到很不公平的攻击,受到毫无道理的牵连。总之,他这番话,说得很有效果。当他坐下的时候,他那一派已完完全全占了上风。三十年后,格里姆斯顿曾回顾道:“当时他如果愿意的话,议会的确有可能把我和那两个军官送往伦敦塔幽禁起来,说我们诽谤他的名誉。”

克伦威尔很聪明,因此他并不急于报仇。他看问题看得很清楚,也知道这样的戏不可反复上演。当天晚上,他就偷偷离开伦敦,赶往剑桥附近的特里普洛荒地,和集中在那里的军队一起。他一直以虚假的面目面对长老会派和议会,现在他知道即使运用他两面派的本事也难以再伪装下去了,只好把假面具脱下来,公开担任独立派和军队的领袖。

军队在伦敦的胜利

克伦威尔离开威斯敏斯特没几天,军队就开始向伦敦进军,全体部队已庄严地签字宣布,要将他们的奋斗目标坚持到底。他们在一篇题为《谦逊的宣告》的文件里向议会陈词,不只是描述他们的疾苦,更是很骄傲地表达各方面意见,谈到了国事、议会的结构、选举、请愿的权利,以及国家的普遍改革。最后,还要求弹劾十一个下议院议员,即霍利斯、斯特普尔顿、梅纳德等人,说他们是军队的敌人,说议会之所以陷入种种致命的错误之中,都是由于这十一个人。

长老会派早已料到这样的打击,因此事先作好了准备,以保护自己免受损害。最近的两个星期,他们运用各种努力,希望引起伦敦市民对他们的好感。民间一向颇有微词的盐税和肉税被取消。学徒们曾反对禁止举行宗教庆祝节,尤其是耶稣圣诞,于是指定一些公共休息日来代替这些宗教欢庆日。大众反对贪婪的议员们,反对一人独兼许多美差,于是投票议决,任何议员都不得担任肥缺,或接受馈赠,或私占反叛分子的充公财产;已收到的非法赃款,应上交国库。最后指出,过去曾有一个委员会专门受理市民们的疾苦申诉书,战争期间已形同虚设,现在要在更为有力的基础上重新设立这个委员会。

但此时此刻政府的各项让步除了证明时势艰难外,无法证明任何东西。现在各派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是为了洗刷自己的罪名。伦敦市憎恨独立派,又害怕他们;对于长老会派的首领,伦敦市愿意效忠,但又看不起他们,不信任他们。有一段时间,以上的种种办法好像收到一些效果:市政会宣称它坚决支持议会;市民们组成几个营,民团又重新招募起来;退伍军官成群结队地到梅西、沃勒和霍利斯的军营里报名投效;伦敦四面开始筹备防御。议会投票决议,要军队撤退,把国王交给议会的委员会,请国王住在里奇蒙,单独受议会的保护。军队不予理会,继续前进。费尔法克斯以军队的名义给市政会写信,责怪他们招兵买马反对军队。市政会将伦敦的恐慌作为招兵的借口,而且郑重声明,如果军队肯退出,驻扎在离伦敦四十英里远的地方,所有分歧就会很快停息。费尔法克斯答称:这封信来得太晚,他的大本营已经驻扎在圣·奥尔本斯,必须立刻送一个月的军饷过去。议会投票议决军饷照给,但一定要军队后退。军队则要求首先将他们的敌人——那十一个议员从议会开除。下议院议员们无不忍心进行如此沉重的打击,只好说这样空洞的控诉既无事实支持,又无证据证明,不能随意剥夺议员们的权利。军队反驳道:“当初控告斯特拉福德勋爵的时候,何尝不是空洞的?你们事后才提出证据,我们现在也这样办,事后再给你们证据。”于是军队仍继续前进。人民的恐慌有增无减,商店已经关门,人们很痛恨地批评那十一个议员,怪他们执拗,以致议会和本市深陷危险。十一个议员以大局为重,表示自愿退出议会,人民很感激他们克己为国。就在十一个议员退出的那一天,下议院投票议决,采纳军队的各项提议,愿意供给军饷,并派委员们协同军队共商国家大计。国王不必来里奇蒙,请他住在较远的地方,要比军队大本营所在地离伦敦更远。费尔法克斯承认了这几个条件,退兵数英里,派十个委员与议会的委员们会商。

国王在听到这几条议决案的时候,正准备起程前往里奇蒙,至少有那样做的打算。因为自从议会表示那个意向以后,就有许多人严密地监视他,无论他在哪里停留,都有不少卫兵包围他的住处。他对此很生气。当他知道原来是议会反对他起程,知道议会什么都向军队让步时,他就轻蔑地微微一笑。从前的仇敌们如今居然甘受这样的屈辱,这让国王的心里好受多了。除了埋怨军队采取的阻止他逃走的措施以外,他再没有怨恨军队的地方。军官们对待他很有礼貌,而且比议会的委员们要顺从得多。军队让两个牧师谢尔登和哈蒙德与国王同住,他们用圣公会的礼仪自由地执行教职。国王的老仆人们,甚至最近才卸去武装的保王党们,都可以走近国王身旁。军队的领导人好像也乐于向保王党的贵族们表明,他们能够做到刚柔并济。自从牛津失守以来,国王最小的儿女们,他的幼子约克公爵、女儿伊丽莎白公主以及三子格罗斯特公爵,一直住在伦敦,由诺森伯兰伯爵照管。查理表示他想念儿女们,费尔法克斯立刻正式要求议会照准。7月15日,国王和他的儿女们在梅登黑德见面,周围有一大群人在王族所走的路上散满绿叶与鲜花。军官们与兵士们不但不生气,而且和平民一样,深被父子相见的欢乐景象所感动。他们让国王带着儿女们同往,团聚两日。其中的几个人,特别是克伦威尔与艾尔顿,眼光最清楚不过,他们不敢说和长老会派之间的斗争已告一段落,也不敢相信他们的胜利已经巩固。他们在计算得失机会后,对将来很不放心。于是开始考虑,他们如果亲手立下复辟大功,换来国王的恩待,也许是对他们那一派的最好保障,是猎取富贵和权利最稳当的方法。

不久以后,谣言传遍王国各地,说军队领袖们向国王献殷勤,甚至说军队已交给国王考虑的条件,言之凿凿。领袖们认为有必要正式否认这些谣言,用愤怒的腔调要求惩罚造谣言和撰写小册子的人。但同国王的谈判正在进行,军官们仍然恭敬、恳切地礼待国王。军官们居然同保王党们熟悉起来,这些曾经体面地交锋过的敌对双方现在又愿意和平共处了。对于这件事,国王曾写信给王后,语气中很有自信。7月初,约翰·伯克利爵士和阿什伯纳姆奉王后的命令先后出发,以谈判人的资格去见国王与军队。伯克利一登岸,就有他熟识的艾伦·阿普士利爵士来迎接。他们一同赶到军队当时的大本营里丁。当天晚上十点,克伦威尔、雷恩斯巴勒和哈德雷斯·沃勒爵士三人共同拜访伯克利,三人一致郑重声明,他们完全以善意对待国王。次日,伯克利开始同军队谈判条件,艾尔顿向他介绍了军官会议正在准备的条件,这次条件比过去向国王提出的所有条件都要温和。他们只要国王交出民团指挥权以及大臣选用权十年,要他贬逐七个顾问官出国,要他收回长老会主教们和牧师等人的全部权利。艾尔顿说道:“有必要把战胜者与战败者作一些区别。”因此要求开战以后所封的爵士不许当上院议员,保王党不许当下届的议员。这些条件远没有议会的条件那么苛刻,既不要求废除主教制教令,又不要求所有保王党人交出大笔罚款,也没有像议会那样任意以法律之名停止国王及其下属行使职权的条件。可是,在另一方面,军队却提出了几项前所未有的改革:更加平等地分配选举权和纳税权;改变民事诉讼程序,取消政治的、司法的和商业上的特权。总之,就是将前所未闻的平等原则,引入到社会和法律中去。但这些改革并不针对国王的尊严或权利,没有人认为国王的特权与保留腐朽选举区[ 指虽然衰落但仍有选举权的城市,到1832年,才废止这些城市的选举权。

]、律师们的暴利以及一部分债务人的欺诈有什么关系。伯克利认为这些条件简直是出乎意料的宽大。在他看来,一个差点就一败涂地的国君,能以如此便宜的代价将王冠购买回来,这是过去未曾见过的。他求得他们的许可,在军队正式将这些条件提给国王以前,先由他私下给国王通个消息。令他惊讶的是,查理居然认为这些条件太苛刻,他说道:“他们若是当真想和我达成条件,那么就应当提出我所能接受的条件。”伯克利试着劝说了几句,力陈拒不接受条件的危险,国王忽然说道:“不,这些人不能没有我,你将看见他们会乐于接受更公平的条件。”

伯克利努力想找出国王自信的根据,但毫无结果。此时突然传来消息,说伦敦爆发全市骚动,成群的市民和学徒包围着威斯敏斯特大会堂。人们预料议会随时都可能投票议决请国王回来,并让那十一个议员重进议会。最近的两个星期,特别是批准十一个议员请假六个月之后,他们这一派人就失去了眼前的所有希望。形势越来越紧迫。长老会派的委员会,前两个月才担任起指挥伦敦民团的任务,现在又解散了,独立派收回了这个重要位置。伦敦市不能如此退让,市民怎么能让仇敌来代表他们,统率他们!不到几小时,全市普遍激愤起来,皮草店张贴出一张通告,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国王体面地回到伦敦。立刻有许多人在上面签名,当邮差起程前往大本营的时候,就将许多张这样的通告送遍全国。遣散的军官们与人民联合起来。所有发生的事,都说明一个既广泛又生气勃勃的运动已经形成。

军队立刻向伦敦进军,费尔法克斯以军队名义写了几封威吓信。独立派有这样的支持,就在议会宣布,凡是赞成伦敦市承担保王任务的,一律以大逆不道论处。但这些威吓来得太迟,来不及镇压大众的骚动。在宣言发表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就有许多学徒、遣散的军官、水手,成群地挤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门前,又叫又骂,显然是带着什么大胆的意图来到这里。市政会随后送来一份请愿书,语气还算温和有礼,要求把民团指挥权交还给长老会派,并告诉议会,人民已不能再忍耐下去。议会正在讨论请愿书的时候,门外的群众又递进另一封请愿书,所表达的意思与市政会相同,语气却更加缓和。但是议会并未予以答复。一天快结束了,群众不但不疲倦,反而更加烦躁。他们占据了通往议会的所有街道,有人大喊道:“让我们进去!让我们进去!”凶猛的捶击撼动了大门。两院的议员们抵抗了一会儿,下议院的门终于被人攻开,有四五十个情绪激动的人冲进来,他们并不脱帽,用充满威胁的姿态喊道:“投票议决!投票议决!”议会让步了,撤销昨天的宣言,民团又归长老会委员会指挥。暴动看来要结束了,议员们正要离开,却被群众阻止,他们说道:“我们要国王回到伦敦来。”这个议案立刻提出,投票议决通过,只有勒德洛一人大声坚决地反对说:“不赞成!”

军队一听到这个消息,也几乎大闹起来,特别是下级军官和鼓动派,没有人不责备国王失信,责备他是那场暴动的同谋者。劳德戴尔勋爵从伦敦过来,代表苏格兰委员们同国王商量事情,引起人们的怀疑。阿什伯纳姆三天前才到达这里,他为人傲慢,自命不凡,更令他们感到怀疑。有一些军官曾经一度倾向国王,现在也开始同国王疏远了。艾尔顿说道:“先生,你自命为议会和我们之间的公断人,其实将来我们才是你和议会之间的公断人。”话虽如此,但由于对伦敦发生的事情不太放心,他们仍决定正式将条件送给他。宣读条件时,阿什伯纳姆和伯克利都在场,查理显得冷漠而高傲,三言两语就全部拒绝,他好像对自己的力量很有把握,十分得意地表示他讨厌一切。艾尔顿粗暴地坚持原条件,说军队绝不肯再让一步。查理突然表现出一种奇怪的自信,军官们都很惊讶,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作出决定。一向最反对妥协的雷恩斯巴勒一言不发地走了,他要去告诉军队,不能再信任国王。这次会议就以这样的局面告终,双方之间无法再同意什么,但也确认了不可能再互相欺骗下去。

军官们还没有回到大本营,就有几辆马车从伦敦过来,六十多名议员从马车下来,为首的是两位议长——曼彻斯特勋爵和伦索尔先生。他们解释道,他们刚从愤怒的乌合之众中逃出来,到军中寻求安全和自由。军队的高兴不亚于惊奇,军队本来很怕和议会发生太激烈的冲突,而现在议长们和忠诚的议员们竟前来求他们庇护。军官们和士兵们围住避难的人,倾听他们讲述受尽多少危险和侮辱,无不表示愤怒。他们感谢上帝激发议员们下定如此的爱国决心,并对议员们表示崇敬。但对克伦威尔和他的朋友们而言,那番惊讶其实是假装的,因为在最近的五天里,正是他们在伦敦的朋友——圣约翰、哈里·文、海斯勒里格、勒德洛等大做手脚,才造成议员们的离开。

于是伯克利赶快把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告诉国王,劝他立刻写信给军队的将领,要让他们觉得国王愿意接受他们的建议,至少也要解除他们的怀疑。但是查理也得到伦敦的消息,原来这次闹事是他自己策划的。现在他已得知,当避难的议员离开伦敦的那一天,留在伦敦的议员还有大多数,于是选举了两个新议长:下议院的佩尔罕先生,上议院的威洛比勋爵。被驱逐的十一个议员恢复了席位。改组后的议会立刻下令,要军队停留在原地,又命伦敦尽力准备防卫工作。据说伦敦人民热情很高,市政会开会的时候,有几千学徒前来,发誓愿尽力保卫国王。城里募集捐款,在城上架了炮,最后就是正式请国王回伦敦。国王于是对伯克利说道:“我姑且等一等,写这封信是来得及的。”

之后又有议员从威斯敏斯特逃来,与他们的同事会合。其余的人写信说,他们回乡间去了,不承认伪议会。独立派在伦敦的人数并不多,做事却很果断。凡是他们无法彻底阻止的种种措施,就想办法打断、拖延或加以削弱。募集来的钱慢慢用;新募的队伍没有军械;有几个长老会牧师(其中包括马歇尔先生)被军队说服,努力向人民散布恐惧心理,使他们倾向和解。总之,克伦威尔告诉阿什伯纳姆说,两天之内,伦敦市就可掌握在他们手中。

查理犹豫了很久,才终于写完一封信,在上面签了字。阿什伯纳姆和伯克利马上出发将信送到大本营,他们到达后才发现,早在他们到来之前伦敦市已经投降了。逃亡来的议员正在豪恩斯洛希思检阅军队,人们大声欢呼,军队走在议员前面,向伦敦进发。在胜利者看来,国王的信件和同盟已经一钱不值了。

事后第二天,大军整队从肯辛顿出发前往威斯敏斯特。路旁站着两行士兵,帽上插着桂枝,大声喊道:“议会万岁!自由的议会万岁!”他们在海德公园看见市长及市政厅参议员们来见将军,称颂他使军队与伦敦市重归于好。费尔法克斯从市长等人身边走过,几乎没有作任何回答。再往前走,到了查令十字,公会的全体会员也前来颂扬,费尔法克斯也对他们爱理不理。到了威斯敏斯特,才知道大多数长老会派领袖已经逃走,或躲藏起来。费尔法克斯恢复了军队的朋友们的议员席位,带着谦逊的神色,听他们讲冠冕堂皇的感谢话;随即前去接收伦敦塔,他刚刚被派为伦敦塔的总管。

两天后,斯基庞在中军,克伦威尔在后军,全军游行通过伦敦,军容威严,纪律森然,没有任何市民受到哪怕是最轻微的侮辱。长老会派看见这许多军人,虽然高傲非凡,却严守纪律,虽然威势赫赫,却服从命令,只好回家关住大门。到处都是独立派揽权,胆小的人急于表示信心,成群地环绕着得胜的军队。两院以奴颜婢膝的态度向费尔法克斯表示感激,贵族们更是低声下气。他们投票议决,当议员们逃往军中躲避时,那些未逃的议员们所办的事,不用专案取消,自动视为无效。这个议案令下议院议员们不安,他们准备控告当日滋事的人们,但大多数留在威斯敏斯特的议员当日曾参加这些声明绝对无效的议案,他们三次不肯让步。军队派一队骑兵在海德公园扎营,又有队伍驻扎在前往议会的各通道口。在议会内,则有克伦威尔和艾尔顿使用威吓手段支持贵族院的议决案,后来终于通过了。军队的完全胜利已经成熟,从前受到它压制的人,现在也说军队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法了。

平等派士兵起义

这次伟大的胜利之后,革命运动终于可以自由行事,每个人的激情、希望和梦想都变得更加大胆。在该派的较高阶层中,在下议院中,在军官们的大会议中,提出了明白和切实可行的共和制计划。哈里·文、勒德洛、哈斯里格、马丁、斯科特、哈钦森等人,过去若有人告他们反对君主专制,他们都不予理睬,现在则公然表示出藐视的态度。他们全部言行的准则是“主权属于人民”,在他们看来,任何迁就国王的想法都是叛国。在平民和军队中间,大众的激情既普遍又强烈。四面八方都有改革派涌现出来,他们的要求无边无际,可以不尊重任何法律,可以推翻任何现状。人们越是浑然无知,越是默默无闻,就越自信。每天都有许多请愿书和小册子出现,向四面八方发出威胁。许多热情并没有什么完整有力的理论作为指导,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为中心。很多众望所归的英雄们全是共和派,他们的思想和愿望远超政治革命,他们的目的在于改革社会以及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风俗习惯和感情。不过在所有这些举动之中,他们的见解不免狭隘而混乱。有些人只是专注于重要但枝节性的维新,例如废除贵族或律师的特权;有些人满足于虔诚的宗教梦想,例如盼望基督降临,统治世界;又有所谓“唯理派”,要求每个人依照理性行事;还有人讨论实行权利和财产的绝对平等。他们的敌人用“平等派”这个绰号来称呼他们,但是他们坚决不承认这个名称,因为他们既没有形成一个信仰相同的系统,也不是一个急于向着具体目标前进的派系。他们是市民或士兵,是梦想家或善于诡辩的政论家,全都酷爱革新,虽有热情却无计划。他们有着模糊的、本能的平等要求,有着朴素的独立精神,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他们曾先后做过各派的后盾,也对各派构成过威胁。各派不得不一边利用他们,一边欺骗他们。

克伦威尔最善于利用他们,也最会欺骗他们,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受到这些默默无闻但颇具实力的热心人的信任。他在这些人当中找到了许多有用的人才,如艾尔斯、埃文森、贝里、塞克斯比、谢泼德、怀尔德曼等人,他们是鼓动者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只要克伦威尔中将说句话,他们就鼓动军队反对国王或议会。这些人中属利尔伯恩最难驾驭,他曾因不服从命令而脱离军队,他不轻信人言,却最相信克伦威尔。克伦威尔不止一次利用他的勇敢来反对长老会派。但当长老会派的毁灭已成定局,独立派已把国王、议会和伦敦市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独立派领袖们的地位,特别是克伦威尔的地位就开始受到影响了。现在轮到他们招致不信任了。胜利者不去巩固并发展上帝的事业,反而去和罪犯做朋友,与他们商谈条件。第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就是国王,两年来,一些虔诚的信徒早就号召要在他头上报仇雪恨,但他居然狂傲到拒绝那些本来就不该向他提出的条件。最近发生的事情,国王不但没有因此受到损失,反而恢复了他的权利和光荣。在将军们的同意之下,他回到汉普顿宫,他过去的顾问官们如里奇蒙、赫特福德、卡佩尔、南安普顿等人又赶回来伺候他,好像他快要重获君权似的。克伦威尔和艾尔顿有时亲自去见国王,有时打发人去送信给他,来往得很密切,有人看见他们两人在公园陪国王散步,连他们的家眷,如克伦威尔夫人、艾尔顿夫人、惠利夫人,都曾在汉普顿宫觐见过国王,国王用很隆重的礼节招待她们。这样的亲近,未免太不像话;这样的屡次会商,只能意味着谋反。在共和派及狂热人士中,特别是在士兵们的会议上,天天都说这样的话。贵族将利尔伯恩监禁在伦敦塔的牢狱里,禁止他说话,禁止他散布小册子。他在监牢里写信给克伦威尔,说道:“你若仍然轻视我的警告,你要知道我将尽自己所能来反对你,使你的命运发生你很不喜欢的改变。”[ 信上日期是1647年8月13日。

]

克伦威尔并不在乎利尔伯恩的威吓,但许多忠诚依附者的愤怒他却不得不重视。他对危险和障碍仍然很敏感,而且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总要看看周围的人们在做些什么,然后见机行事。他求伯克利与阿什伯纳姆不要常去探望他,还求国王在与他往来的时候要加倍小心。不久,他到伦敦塔探访了利尔伯恩,谈了很久,言辞恳切,语意沉痛,表示他为他们的共同主张如何努力,并用激烈的言语力陈不团结的危险,询问他在恢复自由以后打算做什么。在告别的时候,克伦威尔答应尽力让管理此事的委员会赶快释放他。

但是利尔伯恩没有恢复自由,以亨利·马丁为主席的委员会竟拖延了他们的报告。克伦威尔和国王的往来,虽不如以前公开,却并没有减少。他不像本派其他人那样盲目自大,被野心和疑虑消耗着精力;反之,克伦威尔正被彼此极不相容的各种思想和希望激荡着心灵。在他看来,共和派能否成功似乎还是个问题。狂徒们的欲望变幻莫测,士兵们的诡辩和不听命令,都会威胁到他的权力。国王的名字仍然是一种力量,与国王联合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他和许多人一样,将国王留作备用工具,总之能让自己的人生道路获得最大成功就行了。国王十分清楚议会和军队的意向,同意再举行一轮谈判。他现在并不是和独立派的所有人说话,只和他们的领导们说话,表示这是对个别人的恩待,而不是公开的让步。他愿派艾尔顿为爱尔兰总督,派克伦威尔为总司令兼国王卫队长,并封他为埃塞克斯伯爵。这时有两个保王党——法官詹金斯和刘易斯·杜伊斯爵士,正好和利尔伯恩一起被关在伦敦塔里,他们不断和他谈起将军们与宫廷订立的约定,还提到其中的条件,这引起了他的疑心,他又将消息传播出去。像这样的政治交易,仅仅怀疑它存在的可能性,就足以造成一片混乱。如果这笔交易成立,就会使国王得到该派头目们的支持,否则的话,他们自己反而会失去支持。

两个将军不可能不知道这种阴谋,他们已经在国王身边布满暗探,国王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如指掌。他们不止一次表示不满,说从汉普顿宫来的报告好像是有意传播出来的,是为了让他们对军队失去信任,使军队不能在那里为国王效劳。艾尔顿是一个不太好说话的人,因此很不高兴,但还是坚持继续谈判。不久,两个将军的公开行动,好像也证实了士兵们的怀疑。议会在苏格兰人的力劝之下,决定把在纽卡斯尔所提的条件再次送给国王。最近才到汉普顿宫来的两位伯爵劳德戴尔和兰拉克再次劝说国王接受条件,希望国王与长老会派联合,因为只有该派是真心真意救他。克伦威尔和艾尔顿看出危险,就加倍向国王表示忠诚,力劝国王拒绝那些提议,劝他将军队所提的更加温和的条件作为基础,重新谈判新的和约。查理听从了将军们的劝告。下议院议员们得到国王的回信后,举行了很激烈的辩论。被激怒的长老会派不肯放弃他们的提议;狂热派要求无论什么条件都不接受;为了履行允诺,克伦威尔和艾尔顿力主满足国王的愿望,请求以军队所提条件为基础,商定一个国王与议会都能接受和约。他们的建议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长老会派和狂热派已经联合起来,志在打败这个方案。

士兵们的怀疑和愤怒,逐渐形成威胁的局面。每天都有人结成社团,到处都回荡着“野心、叛逆、诡诈”这些言语,大部分内容都牵涉到克伦威尔。以前克伦威尔在热烈的议论中无心流露出的三言两语,都被人们回忆起来,并被愤怒地加以评论。利尔伯恩当着鼓动派的人正式谴责他,一一数出他和他的党羽所担任的许多公职。利尔伯恩和怀尔德曼等人甚至还曾建议派人暗杀克伦威尔,不过并未实行。最后不知出于什么理由,连鼓动派的会议也受到军人怀疑,他们说,克伦威尔中将安插暗探在军队中,将所有消息都告诉他。有几个团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就选派更纯正的激进派称为“新代表”,奉命留心观察叛徒。有几个高级军官和几个众议员,如雷恩斯巴勒、尤尔斯、哈里森、罗伯特·利尔伯恩[ 约翰·利尔伯恩的兄弟,一个步兵团的上校。

]、斯科特等人,就是这个运动的带头人。这个最激烈的派系就这样与军官大会和议会分离,公开宣布自己的原则主张和计划。

克伦威尔越来越不安,他看到军队分裂,看到保王党与长老会派趁机利用军队的不和,自己则受到几个意志最坚强的人的攻击,而他们一直是他最可靠的同盟者、最有用的利器。查理的意向更招人们怀疑。当艾尔顿逼国王公开同他们联合时,查理对他说道:“我要尽我所能耍些花样。”劳德戴尔和兰纳克仍不辞辛劳地伺候他,只要他同意与苏格兰人联盟,他们立刻送一支苏格兰军队来支持他。据说条约的初步内容已经谈妥,国王甚至对心腹说两国不久将有战争发生。与此同时,驻扎在伦敦附近地方的军队情势十分危急。军队要钱发军饷,伦敦市却不理会,军官们若没钱发给军队,就无法节制他们。到处都传播着那些大胆直言的小册子,有些宣布士兵们反对国王的计划,有些列出国王与将军们谈判的条件。费尔法克斯要求建立严厉的检查制度,但毫无效果。克伦威尔向伦敦市讲明军队的需要,想调和温和派和狂热派的关系,也没有用。他想让人们推举他的心腹成为士兵们的“新代表”,也没有成功。尽管他现在仍然十分谨慎地行事,情况却不利于他。他一直和各派都有书信往来,他曾设想与各派取得合作,不料现在到处都掀起狂暴的无法压制的骚动,这种趋势会破坏他的所有计划,损害他的全部影响。他做了许多努力,结果却只令自己的处境更加困难而已。

正当克伦威尔万分困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汉普顿宫的一个坐探来向他报告,说国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王后,信里有国王对付军队和将军们的真正计划。于是克伦威尔和艾尔顿亲自装扮成士兵模样,赶到信差经过的酒店,借口奉命搜查,将信夺走。

查理果然写了一封信给王后,说两派都在巴结他,说他宁愿和苏格兰长老会派谈判,也不愿意和军队商议,还说时机一到,就会赐予将军们绞刑用的麻绳。两个将军看完信后面面相觑,他们的全部怀疑已得到证实。从那以后,关于如何对待国王,他们已经胸有成竹,就像国王对待他们一样,不再有丝毫犹豫。

狂热派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使军队处于一片混乱。10月9日,新鼓动派以五团骑兵(其中包括克伦威尔那团)的名义,写好一份长篇宣言,名为《军队的声明》,提出他们的疑问、主张和愿望。10月18日,他们正式递交将军。11月1日又出现第二个小册子,标题为《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争取当前稳固的和平的人民公约》,这是以十六个大队的名义向全国公布。军人们在这两篇文件里控告军官们叛国,控告议会侵吞公款,力劝同胞们同他们联合起来,要求迅速解散现在的议会,声明以后无论什么人或团体,都不能分享议会的统治权,议会应该三年一任。《公约》主张选举权应按人口和税项在全国平分,议员不得连任;不得监禁欠债者,不得强迫他们在陆军或海军中服役;也不能单纯由于宗教原因禁止他人担任官职,各省应有权任命自己的地方官员。又规定,人人平等的民法应该予以改订,构成一部单一法典。最后一条就是,信教自由的权利不可侵犯,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人权。

领袖们听到这样一部表达群众思想和希望的宣言,十分不安。他们之中一些明智的人,虽然一直反对宫廷与长老会派,却认为君主制和贵族院制很有权威,而且深深植根于传统之中,现在忽然要改为共和制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奇怪想法。在共和派人士当中,尽管大多数都真诚而勇敢,却也对军人的看法不以为然。律师们急于保留他们的势力和利益。所有诸如此类的人士,都很激烈地反对解散议会,生怕进行新选举会使他们的前途和事业变成未知数。况且他们本来就十分看不惯维新派军人们的社会新贵地位、狂热神秘主义,以及目中无人的反抗。为了满足那些崇奉异端的无名之辈的幻想,就无情否定所有传统,否定英吉利自古以来受人们敬重的权力,这样做怎么可以呢?但这样的幻想正在全国各地下层群众心中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情绪,这些情绪就是那模糊却闪耀着光辉的正义观念,是对平等幸福的热烈向往。对于这些,领导人不肯去听,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因为归根结底,他们也同意这些原则和人们的这种向往。

结果,他们最初的行动软弱而迟疑。议会投票议决,谴责这两个小册子的发表构成反对王国政府的罪行,要惩办其作者;但同时为了讨好共和派,又宣称无论议会对国王提出什么要求,国王都必须予以采纳。10月22日,军官们在普特尼召开大会,请鼓动者的主要人物参加,命令一个委员会立刻列举他们的要求。不久,委员会将一份报告送给议会,列出许多要求,但国王的名义和基本特权也列在其中。鼓动者反对这一做法,军官们答应将早日开会,自由讨论君主制度是否应该存在的问题。不料到了这一天,艾尔顿突然离开会场,他抗议道,即使略微触及这个问题,他也永远不再参加此会。辩论中止了,延期到下周一再谈。无论是否回避这个问题,无论是否希望作为整体的军人们能够有所让步,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先召集一个全军大会,以便发表共同的看法。

虽然这个提议由克伦威尔自己提出,但他很容易能看出这个补救方法的危险。每一次新的辩论,都会激发军队新的分裂,越同他们协商,他们就越要摆脱领导人的节制,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要挽救军队,一定要立刻恢复纪律和自上而下的控制力。士兵们,至少是其中的活动分子和狂热分子,显然已经下定决心抛弃国王,无论是谁,只要袒护国王,他们就攻击这个人。只有顺从他们的意愿并尊重他们共同意志的人,才能够节制他们,才能得到他们的服从,获得他们的力量。克伦威尔于是下定决心,开大会那天,他禁止一切辩论。高级军官们宣称,为了恢复军队和谐,所有军官和鼓动者必须回营归队。大会改为三个特别会议,在几个主要的师召开。国王在汉普顿宫的处境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顾问官里奇蒙、南安普顿和奥蒙德奉命离开,他最亲信的臣仆伯克利、阿什伯纳姆等人都被调开,他的警卫人数增加一倍,他不能再享受散步的自由。各方面都传来不祥的暗示,有人说军人们要逮捕他,从军官们手中将他抢走,就像过去从议会手中抢走他一样。克伦威尔很不安地写信给惠利上校,讨论这个问题。他仍想欺骗国王,显示出尊重他的愿望,假装愿意为他效劳。

这些变化、报告、限制,千百种造反的谣言和前所未闻的阴谋策划,甚至有人说要谋杀他的谣言——这一切都使查理陷入日益痛苦的焦虑。最后他终于作出决定,在阿什伯纳姆和伯克利的帮助下,逃到南边的怀特岛。该岛与大陆邻近,居民又是保王党,镇守官哈蒙德上校是国王一个最忠诚的御前牧师的侄儿。当他们上岛时,国王到达的消息早已传开,许多居民出来迎接他,驻守卡利斯布鲁克堡的老兵也对国王表示好感。哈蒙德处处表示尊敬,国王可以随便在岛上骑马,保留他的仆人,想见谁就见谁。查理慢慢放下心来。次日清晨,他从堡寨的窗口观看迷人的山水风景,呼吸早上的新鲜空气,感觉久受扰乱的神志终于得到安宁。他对阿什伯纳姆说道:“本岛的镇守官是一个君子,我在这里,不再怕鼓动派军人麻烦我了。我真该为这次决定庆贺庆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