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薛县人，表字叫季。他年轻时做薛县的监狱官员，犯了罪被罢免。他家里贫穷，到海边去牧猪。他四十多岁时，才学习《春秋》和各家对《春秋》的解释。他奉养后母孝顺而恭谨。
建元元年，天子刚登位，招选贤良文学之士。当时公孙弘六十岁，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当了博士。他出使匈奴，回来汇报，不合皇上的心意，皇上发怒，认为他无能，公孙弘就借病免官回家。
元光五年，皇帝下诏书征召文学之士，菑川国再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向国人推让辞谢说：“我曾经已到西边京城去应皇上的任命，因为没有才能而被罢免回来，希望改为推荐别人。”国人坚持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就到了太常那里。太常让所征召的儒士分别对策，有一百多人，公孙弘排在最后。对策文章送到皇上那里，武帝将公孙弘的对策提拔为第一名。召他进宫来见面，武帝见他相貌非常漂亮，任命他为博士。这时汉朝沟通了西南夷的道路，设置了郡，巴蜀民众对此感到困苦，皇上诏命公孙弘去视察。公孙弘回来向皇上汇报情况，极力抵毁西南夷没有什么用处，皇上没有听从。
公孙弘为人杰出、见多识广，常常声称人主的毛病在于心胸不广大，人臣的毛病在于不节俭。公孙弘盖布被，吃饭时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他后母去世，守了三年丧。他每次在朝廷上一起商议事情，总是先开头陈述事端，让人主自己来抉择，不愿意当面反驳，当庭争辩。于是天子观察发现他品行忠厚，善于辩论，熟悉法律条文和官场上的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学观点来加以文饰，皇上对他十分喜欢。在两年之内，他官至左内史。公孙弘上奏事情，有时不被采纳，他就不在朝廷上争辩。他曾经和主爵都尉汲黯请求皇上在闲暇时间接见，汲黯先将事情提出，公孙弘随后加以阐述，天子常常很高兴，他所说的话都予采纳，因此公孙弘一天比一天受到亲近，地位显贵。他曾经和公卿大臣事前约定某项建议，到了皇上面前，他却全部违背了约定，而顺从皇上的意旨。汲黯在朝廷上诘难公孙弘说：“齐地人大多都奸诈而没有真情，你开始和我们提出这项建议，如今全都违背了，不忠诚。”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是不忠诚。”皇上认为公孙弘的话对。皇上身边宠幸的大臣常常诋毁公孙弘，皇上越发优待公孙弘。
元朔三年，张欧被免官，任命公孙弘做御史大夫。当时汉朝正开通西南夷，在东边设置沧海郡，在北方修筑朔方郡。公孙弘多次进谏，认为这样做是使中国疲惫不堪来经营无用的地方，希望停止这些事情。于是天子就派朱买臣等人用设置朔方郡的好处来诘难公孙弘。提出了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回答不上。公孙弘于是谢罪说：“我是山东鄙陋的人，不了解筑朔方郡有这般好处，希望停止开通西南夷、设置沧海郡的事，而专心经营朔方郡。”皇上才答应了。
汲黯说：“公孙弘位列三公，俸禄很多，可是却盖布被，这是欺诈。”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有这样的事。九卿中和我关系好的没有超过汲黯的了，可是他今天在朝廷诘难我，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以三公的身份而盖布被，确实是虚伪欺诈想要钓取美名。况且我听说管仲做齐国国相，有三处住宅，其奢侈可以和国君相比，齐桓公依靠他而称霸，也是对国君的越礼行为。晏婴做齐景公的国相，吃饭不吃两种以上肉菜，姬妾不穿丝织衣服，齐国也治理得很好，这是晏婴向下和百姓看齐。如今我职位是御史大夫，而盖布被，这使得从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没有贵贱的差别，确实像汲黯所说的那样。况且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怎么能听到这样的话呢！”天子认为公孙弘谦恭礼让，越发看重他。终于让公孙弘做了丞相，封他为平津侯。
公孙弘为人猜疑妒忌，外表宽容而内心城府很深。那些曾经和公孙弘有仇怨的人，公孙弘虽然假装和他们相处很好，暗中却用灾祸来报复他们。杀害了主父偃，把董仲舒调迁到胶西，都是公孙弘的作用。他每顿吃一个肉菜和脱壳的粗饭，老朋友和他喜欢的门客，需要衣食，公孙弘的俸禄都用来供给他们，家里没有余财。士人也因此而认为他贤明。
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朝廷追究党羽正紧急的时候，公孙弘病得很重，自己认为没有什么功劳而被封侯，官位升到丞相，应该辅助贤明的君主安抚国家，使人们都遵循作为臣子的正道。现在诸侯有反叛的阴谋，这都是宰相不称职，害怕这样默默地病死，无法来搪塞责任。于是他向皇上上书说：“我听说天下的常道有五条，用来实行这五条常道的有三种美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长幼的次序，这五方面是天下的常道。智慧、仁爱和勇敢，这三方面是天下的常德，是用来实行常道的。所以孔子说‘努力实践接近于仁，喜欢询问接近于智，知道羞耻接近于勇’。懂得这三种情况，那就知道怎样自我约束，知道怎样自我约束，然后知道怎样约束别人。天下还没有不能自我约束而能约束别人的，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如今陛下亲自实行大孝，借鉴三王，建立周朝的治国原则，兼有文王和武王的才德，激励贤人而给予俸禄，根据才能来授予官职。如今我的才质低下，没有汗马功劳，陛下特意把我从军队中提升起来，封为列侯，放置在三公的位上。我的品行才能无法和官位相称，平时又有病，恐怕先于狗马一类短命畜牲而死去，最终无法报答陛下的恩德和搪塞责任。希望交回侯印，辞官回乡，给贤能的人让开路。”天子答复他说：“古代奖赏有功的人，褒扬有德的人，保持前人的成业要崇尚文德，遭遇祸乱要重视武功，没有改变这个道理的。我以前勉强地得以继承皇位，害怕不能安宁，只想和各位大臣共同治理，你应当知道这一点。君子都喜欢善良的人而憎恶丑恶的人，你如果谨慎行事，可以常在我身边做官。你不幸患了霜露风寒的病，何必担忧不痊愈，竟然上书交回侯印，请求辞官回乡，这是显扬我的无德呀。如今事情稍微少了些，你应该减少思虑，集中精神，再用医药辅助治疗。”于是允许公孙弘继续休假，赐给他牛、酒和各种布帛。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病好了，就开始处理政事。
元狩二年，公孙弘患病，终于以丞相的身份死去。他儿子公孙度继承平津侯的爵位。公孙度任山阳太守十多年，因犯法而失去了侯爵。
主公偃是齐地临菑人。他学习纵横家的学说，晚年才学习《周易》《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他游学于齐地那些儒生中间，没有谁肯厚待他。齐地那些儒生一起来排斥他，使他无法留在齐地。他家境贫穷，向人家借贷也没法借到，于是游学到北方的燕、赵、中山等地，各地都没有谁能厚待他，他做客很艰难。孝武帝元光元年间，他认为诸侯中没有值得去游学的，就向西进入函谷关，去拜见卫青将军。卫青将军多次向皇上推荐他，皇上不肯召见他。他的钱财很少，留在长安很长时间，许多达官贵人的宾客们都很讨厌他，于是他就向皇帝上书。早晨递上奏书，傍晚时皇帝就召他进去相见。他所说的九件事，其中八件是法律条令方面的事，一件是劝谏攻打匈奴的事。其原文说：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不厌恶深切的谏言而来广泛地观察，忠诚的大臣不敢逃避重重的处罚而直言进谏，所以事情没有失策而功名流传万代。如今我不敢隐讳忠心、逃避死亡而来献出我愚昧的想法，希望陛下赦免我的罪过，稍微考察一下我的想法。
《司马法》上说：“国家虽然大，如果喜欢战争就一定会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如果忘记战争就一定有危险。”天下已经平定，天子高奏《大凯》的乐章，春秋两季分别举行狩猎活动，诸侯在春天整顿军队，在秋天训练军队，是为了不忘记战争。况且发怒是悖逆的行为，兵器是不祥的东西，争斗是最末的节操。古代君主一发怒就一定尸首伏地流血遍野，所以圣明的天子对发怒的事非常慎重。致力于战争取胜、穷兵黩武事情的人，没有不招致后悔的。从前秦始皇凭借战胜的兵威，蚕食天下，吞并了交战的国家，统一了天下，功业和夏、商、周三代开国君主相当。他追求胜利没有休止，又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攻打匈奴。匈奴没有城郭居住，也没有堆积的财物可守，流动迁移，像鸟飞一样，难以得到他们并加以控制。如果派轻便军队深入匈奴，粮食必然断绝，如果携带军粮来进兵，粮重难运，解决不了问题。得到了他们的土地也无利可图，遇到他们百姓，也不能役使而加以守护。战胜了就一定要杀死他们，这不是作为百姓父母的君主所应做的事。使中国疲惫，而以攻打匈奴作为愉快的事，这不是好的计策。”秦始皇没有听从，于是派蒙恬率领军队攻打匈奴，开辟土地千里，以黄河为国界。那里土地本来就是盐碱地，不生长五谷。接着，秦始皇调发天下成年男人去守卫北河地区。军队在旷野驻守了十多年，死的人不计其数，始终没有能渡过黄河向北进军。这难道是人马不足，装备不齐备吗？这是形势不允许呀。秦始皇又使天下百姓急速转运粮草，从黄县、腄县和琅邪郡靠海的地方起，转运到北河，一般是发运三十钟粮食，到达时才得到一石。男人努力耕田，满足不了粮食的需要，女人纺线绩麻，满足不了军队帷幕的需要。百姓疲惫不堪，孤寡老弱的人得不到供养，路上死的人一个挨着一个，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天下才开始反叛秦朝。
等到高皇帝平定了天下，占领了边境的土地，听说匈奴聚集在代郡的山谷以外，就想攻打他们。御史成进谏说：“不可以进攻匈奴。匈奴的习性，像野兽聚集和鸟儿飞散一样，追赶他们就如捕捉影子一样。如今凭借陛下的盛德去攻打匈奴，我私下里认为是危险的。高帝没有听从，于是向北到达了代郡的山谷，果然发生了平城被围的危险。高皇帝大概十分后悔，于是派刘敬去缔结和亲的盟约，这以后，天下的百姓忘记了战争之事。所以《孙子兵法》上说：发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秦朝经常聚集民众、驻扎军队几十万人，虽然有歼灭敌军斩杀敌将、俘虏单于的功劳，但也正好足以结下深仇大恨，不足以抵偿天下耗费的财物。这样上使国库空虚，下使百姓疲惫，扬威于外国而称心快意，并不是完美的事情。匈奴难以得到而控制住，这并非一代的事。他们偷盗侵犯驱驰，以此作为职业，天性本来就是这样。上自虞舜、夏朝、商朝和周朝，本来就不向他们征课赋税，不对他们督察责罚，只把他们当作禽兽看待，而不视为人类。上不借鉴虞、夏、商、周的经验，下却遵循近世的错误做法，这是我最大的担忧，是老百姓感到痛苦的事。况且战争时间长了，就会发生变乱；做事艰苦，思想就会起变化。这使得边境的百姓疲惫愁苦而产生离心，将军和官吏们互相猜疑而与外国勾结，所以尉佗和章邯才能成就他们的个人野心。秦朝政令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是因为国家大权被这两人瓜分，这就是政治得失的证明。所以《周书》上说：天下安危在于天子出什么样的号令，国家存亡在于天子用什么样人物。希望陛下仔细考察这个问题，稍微加以注意，深思熟虑。
这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都向皇帝上书谈论当代政务，每人讲了一件事。
徐乐说：
我听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古今都是一样的。什么叫土崩呢？秦朝末年就是。陈涉没有诸侯的尊贵，没有一尺的封地，自身也不是王公大人和有名望贵族的后代，没有乡里的称誉，没有孔子、墨子、曾子的贤能，陶朱、猗顿的富有，可是他从贫穷的乡间起兵，举起戟矛，袒露一臂而大喊，天下闻风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人民贫困而君主不加以体恤，下面怨恨而上面的人不知道，世俗已经败坏而政治不修明，这三项是陈涉用来作为凭借的客观条件。这就叫作土崩。所以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什么叫瓦解呢？吴、楚、齐、赵的军事叛乱就是。吴、楚等七国阴谋叛乱，他们都自称万乘君王，有披甲的士兵几十万，威严足以整齐他们国家的境内，财力足以劝勉他们国家的百姓，可他们不能向西夺取尺寸的土地而自身却被朝廷擒获，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他们的权势比匹夫小，不是他们的兵力比陈涉弱，而是因为正当那时候，先帝的恩德遗泽尚未衰减，安于乡土、喜欢时俗的百姓很多，所以诸侯没有封国境外的援助。这就叫作瓦解。所以说国家的忧患不在于瓦解。从这看来，天下果真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是穿粗布衣服、住穷巷茅屋的人也会首先发难而使国家遭到危害，陈涉就是这样。何况还有三晋国君一类的人物可能存在呢！天下虽然还没有大治，如果真能没有土崩的形势，即使有强国劲兵起来造反，也会在转身之间遭到擒灭，吴、楚、齐、赵就是这样，何况群臣百姓能够起来造反呢！这两个主要方面，是关系国家安危的明显的根本所在，贤明的君主对此都要留心而深入考察的。
近来关东地区五谷歉收，年景还未恢复，百姓大多穷困，再加上边境的战事，按照规律和常理来看，那么人民将会有不安心本地的情况了。不安心就容易骚动。容易骚动，就是土崩的形势。所以，贤明的君主能独自看到万物变化的各种原因，明白安危的关键，只在朝廷上治理政事，却能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想办法使国家不出现土崩的形势而已。所以即使有强国强兵，陛下仍然可以追赶走兽，射击飞鸟，扩大游宴的场所，无节制地纵情观赏，极尽驱马打猎的欢乐，安然自若。各种乐器的演奏声不绝于耳，帷帐中与美女的情爱和俳优侏儒的笑声总在面前出现，然而天下没有积久的忧患。名声何必要像汤王、武王那样高，民俗何必要像成王、康王时那样好！虽然这样，我私下认为陛下是天生的圣人，有宽厚仁爱的资质，果真以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根本职责，那么汤王、武王的名声就不难赶上，而成王、康王时的世风就可重新兴现。这两种情况确立了，然后可以处于尊贵安逸的实际境地，在当代传扬美名，扩大名誉，亲近天下人而降服四方蛮夷，你的余恩遗德将盛传几代，面朝南方，背对屏风，卷起袖子，向王公大臣拱手行礼，这就是陛下所要做的事了。我听说想实行王道，即使不成功，最差也可以使国家安宁。天下安宁，陛下哪会需要什么而得不到，要干什么而不成功，征讨谁而不降服呢！
严安上书说：
我听说周朝据有天下，它统治有三百多年，成王、康王时代是它的鼎盛时期，刑罚四十多年而搁置不用。待到周朝衰落，也经历了三百多年，所以春秋五霸相继兴起。五位霸主经常辅助天子兴利除害，诛伐暴虐，禁止奸邪，在海内匡扶正道，使天子得以尊贵。五霸都去世后，没有圣贤的人继起，天子孤立衰弱，号令不能颁行。诸侯恣意行事，强大的欺陵弱小的，人多的损害人少的，田常篡夺了齐国的政权，六卿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共同形成了战国，这是人民受苦的开始。于是，强国致力于战争，弱国备战防守，出现了合纵、连横，车马驱驰，来往相撞，战士的盔甲生满了虮虱，百姓无处诉苦。
待到秦王嬴政，蚕食天下，吞并了战国，号称为“皇帝”，掌管全国的政治，毁坏诸侯的都城，销毁他们的兵器，用来铸为钟鐻，表示不再用兵。广大人民得以免于战争的祸害，遇上了圣明天子，人人都自以为得到了新生。假使秦朝宽缓它的刑罚，少征赋税，减轻徭役，贵重仁义，贱视权势利益，崇尚忠厚，鄙视智巧，移风易俗，使全国百姓得到教化，那么世世代代一定太平了。但是秦朝不推行这种风气而因循以前的风俗，使那些长于智巧权利的人得到进用，忠厚诚信的人却被斥退；法律惨酷，政治严峻，阿谀奉承的人很多，天天听到他们的赞美声，于是就想入非非。想要肆行威权于海外，就派蒙恬率领军队向北攻打匈奴，扩张土地，推进国境，在北河驻守，使百姓急速转运粮食，跟随其后。又派尉官屠睢率领水兵去攻打南方的百越，派监御史名叫禄的凿通运河，运送粮食，深入越地，越人逃跑。经过长时间的相持，粮食缺乏，越人攻打秦兵，秦兵大败。秦朝于是派尉佗率领士兵戍守越地。正在那时，秦朝在北方和匈奴结怨，在南方和越人结仇，在无用的地方驻扎军队，只能前进而不得退守。经过了十多年，成年男子披甲当兵，成年女子转运粮食，痛苦得无法活下去，上吊自杀在路旁的树上，死的人一个接一个。等到秦始皇逝世，天下发生大叛乱。陈胜、吴广攻取陈县，武臣、张耳攻占赵地，项梁攻占吴县，田儋攻占齐地，景驹攻占郢地，周！攻占魏地，韩广攻占燕地，穷山深谷，豪杰之士一同起兵，不可胜记。然而，他们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不是大官的属吏。他们没有丝毫权势，从闾巷乡间兴起，手持戟矛，顺应时势而都行动起来，不用预谋而同时起兵，不用约定而同时会合，不断扩大土地，直到称王称霸，这是当时的教化造成了这个样子。秦朝皇帝有天子的高贵，有天下的富有，然而国家灭亡祭祀断绝，这是穷兵黩武的祸害。所以周朝的败亡在于衰弱，秦朝的败亡在于强大，这是不会顺时而变的灾难。
现在朝廷想招降南夷，使夜郎来朝拜，降服羌、僰，攻取濊州，建置城邑，又深入匈奴，烧掉他们的茏城，议论的人很赞美这个打算。这是做人臣的利益，不是天下的长远计策。如今中国没有狗吠的惊扰，却在外面受着远方备战的牵累，使国家凋敝，这不是养育人民的办法。去实现无穷的欲望，使心意畅快，与匈奴结怨，这不是安顿边境的办法。祸害结下而不能解除，战争停止而又重新兴起，使近处的人愁苦，远处的人惊骇，这不是持久的办法。如今天下锻造铠甲，磨制刀剑，矫正箭杆，积攒弓弦，水陆两路运送粮食，见不到停止的时候，这是天下百姓共同忧虑的事情。战争持久了就会有变故发生，事情繁杂了就会有疑虑产生。现在外郡的土地有的几千里，列城几十座，山川的形势和土地足以控制郡内百姓，威胁附近的诸侯，这不是公室皇族的利益。往上看看齐、晋灭亡的原因，在于公室衰弱，六卿太强盛；往下看看秦朝灭亡的原因，在于严刑酷法，欲望大得无穷无尽。如今郡守的权力，不只是以前六卿那么大；郡地几千里，不只是闾巷那么一点凭借；铠甲兵器等装备，不只是戟矛那么点用处；以这些条件，碰上天下重大的变乱，那么后果就不可讳言了。
上书奏呈给天子，天子召见了三人，对他们说：“你们都在哪里呢？怎么我们相见这么晚啊！”于是皇上就任命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主父偃多次进见，上疏述说事情，皇帝下诏任命主父偃为谒者，后提升为中大夫。一年之间，四次提升主父偃。
主父偃向皇上劝说道：“古代诸侯的土地不超过一百里，强弱的形势容易控制。如今诸侯有的拥有相连的城市几十座，土地纵横千里，平常的时候，他们骄奢放纵，容易做出淫乱的事，危急的时候，他们就会倚恃自己的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现在用法令来分割削弱他们，那么他们反叛的行为就会产生，以前晁错就是这样。现在诸侯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个，而只有嫡长子世代继袭，其余虽然也是诸侯亲骨肉，却没有一点土地受封，那么仁爱孝道就不能显示出来。希望陛下命令诸侯可以推广恩德，把土地分给子弟，封他们为侯。那些子弟人人高兴地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皇上用这个办法施与恩德，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的封国，不用削减封地而诸侯就会逐渐衰弱了。”于是皇上听从了他的计策。主父偃又劝皇上说：“茂陵刚设置县，可以将天下豪强兼并之家和作乱的人，都迁到茂陵去，内则充实京城，外则消除奸猾的人，这就是不用诛杀而消除祸害。”皇上又听从了他的主张。
尊立卫子夫为皇后，以及揭发燕王刘定国的各种犯法阴事，主父偃都是有功的。大臣们都害怕主父偃的嘴，贿赂、赠送给他的钱累计有千金。有人劝主父偃说：“你太横行了。”主父偃说：“我从束发游学以来四十多年了，自己不得志，父母不把我当做儿子，兄弟不收留我，宾客抛弃我，我困难的日子很长久了。况且大丈夫生不能列五鼎而食，死就受五鼎烹煮的刑罚好了。我到了日暮途远的时候，所以要倒行逆施，横暴从事。”
主父偃极力说朔方土地肥沃，外有黄河为凭借，蒙恬在那里筑城来驱逐匈奴，内省转运和戍守漕运的人力物力，这是扩大中国疆土，消灭匈奴的根本所在。皇上看了他的奏议，就交下给公卿们议论，大家都说不利。公孙弘说：“秦朝时候曾征发三十万人在北河筑城，最终没有筑成，不久就放弃了。”主父偃极力讲述它的便利，皇上终于采纳了主父偃的主张，设立了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偃向皇上讲了齐王刘次景在王宫内淫乱、行为邪僻的事，皇上任命主父偃为齐相。主父偃到了齐国，把他的兄弟和宾客都召来，散发五百金给他们，数落他们说：“当初我贫困时，兄弟不给我吃穿，宾客不让我进门；如今我做齐相，你们有的人欢迎我到了一千里以外。我和你们绝交了，不要再进入我的大门！”于是派人用齐王和他姐姐通奸的事来震动齐王，齐王认为自己最终也不能摆脱罪责，害怕像燕王刘定国那样被判处死刑，就自杀了。有关部门的官吏把这事报告给皇上。
主父偃当初为平民时，曾经游历燕、赵，待到他当了大官，就揭发燕王的隐私。赵王害怕他成为赵国的祸害，想要上书讲述他的隐私，因为主父偃在朝中，不敢揭发。到了他当了齐相，走出了函谷关，赵王就派人上书，告发主父偃接受诸侯的金钱，因而诸侯子弟很多因此得以封侯。等到齐王自杀后，皇上听到十分生气，认为主父偃威胁齐王使他自杀，于是把主父偃召回交给法官治罪。主父偃承认接受诸侯的贿金，而他确实没有威胁齐王使他自杀。皇上想不处死他，当时公孙弘任御史大夫，就对皇上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齐国废除为郡，归入朝廷，主父偃本是这事的首恶，陛下不诛杀主父偃，无法向天下人交待。”于是就将主父偃灭族。
主父偃正尊贵受宠的时候，他的宾客数以千计，到他被灭族而死时，没有一个人为他收尸，只有洨县人孔车为他收尸并埋葬了他。天子后来听说了，认为孔车是个忠厚长者。
太史公说：公孙弘的品行虽然好，但是也是遇上了好时机。汉朝建立八十多年了，皇上正崇尚儒家学说，招揽才能超群的人，来发展儒家和墨家学说，公孙弘是第一个被选拔的人。主父偃当道，那些王公大臣都称誉他，到他身败名裂时，士人都争着讲他的坏处。真是可悲啊！
太皇太后给大司徒、大司空的诏书说：“听说治理国家的道理，首先要使人民富裕；使人民富裕的关键，在于节俭。《孝经》说：‘使皇上安宁，治理百姓，没有比用礼更好的了。’‘礼，与其奢侈，毋宁节俭。’以前管仲当齐桓公的相，使齐桓公称霸诸侯，有多次会合诸侯一度匡正天下的大功，可孔仲尼说他不懂礼，因为他奢侈过度，和国君相比拟。夏禹住矮小的宫室，穿粗劣的衣服，后代的圣人不遵循他的做法。由此来说，国家政治的鼎盛时期，君主的德行优良，没有能高过节俭的。用节俭来教化俗民，那么尊卑的次序就形成，骨肉恩情就加深，争讼的根源就消灭。这就是家给人足、不用刑罚这种大治局面的根本吧？怎能不尽力去做呢！那三公是百官的统帅，万民的表率。没有立起垂直标帜却产生弯曲影像的道理。孔子不是说过吗，‘你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选用贤能的人，教育能力差的人，那么人们就会努力做事’。汉朝建立以来，宰辅大臣能亲身实行节俭，轻财重义，表现特别突出的，没有像以前的丞相平津侯公孙弘那样的人。他位居丞相而盖布被，吃粗米饭，每餐不超过一个肉菜。对老朋友和他喜欢的宾客，他都分出俸禄来供给他们，没有剩余的钱财。这确实是在内自我克制而在外遵从制度。汲黯诘难他，这些事才被皇上知道，他的做法可以说是低于制度规定的标准而可施行的呀！德行优良就去做，否则就不去做，这和那些背地里奢侈无度而表面上假装节俭以沽名钓誉的人是不同的。他以有病为由请求辞官回家，孝武皇帝马上下令说：‘奖赏有功的人，褒扬有德的人，喜欢好人，讨厌坏人，你应当知道这些。希望你减少思虑，保养精神，再用医药辅助治疗。’又赐给他续假治病，又赐牛、酒和各种布帛。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病好了，开始办公。到元狩二年，他终于在相位上寿终正寝。了解大臣没有超过君主的了，这就是证明。公孙弘的儿子公孙度继承爵位，后来当了山阳太守，因犯法失去了侯爵。表彰道德大义，是为了引导流俗，激励风化，这是圣王的制度，不可改变的道理。要赐给公孙弘后代子孙中的嫡系者以关内侯的爵位，食邑三百户，用公车把他们征召到京城，把他们的名字上报到尚书那里，朕要亲自当面授予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