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印度的狂热宗教信仰和宫廷文化在南亚和东亚赢得皈依者时，在北部欧亚大陆的草原蛮族与农耕世界的边界，武士和军队冲突的刺耳厮杀声此起彼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农耕防御者都被正在推进的蛮族所打败而退避，但是在这条漫长边界线的中部，伊朗挡住了草原民族的进攻。中国则证明了自己历经三个多世纪分裂和混乱之后，吸纳入侵者和重建统一帝国（公元589年）的能力。相反，罗马帝国再也没有从公元378～511年蛮族大入侵中恢复过来。[1]
伊朗人遭遇了更惊险的命运。经过漫长而成功抵御草原蛮族和一系列艰苦但不重要的反对君士坦丁堡的罗马人的战争后，萨珊波斯帝国在南部的阿拉伯人入侵之前就已经瓦解了。征服者是新皈依穆罕默德信仰的穆斯林，这种信仰赋予他们理论武器的效果不亚于他们的（非常普通的）骑兵、弓箭和弯刀。但是在伊朗人的文化认同被伊斯兰世界融合之前，伊朗人抵御草原民族和更文明开化的邻居所取得的军事成功，迫使或诱使西边的罗马人和东边中亚绿洲上的居民，在向西方史学家习惯称为“中世纪”演变的过程中，从他们那里借鉴了许多东西。
因此，公元200～600年间，农耕世界北部地区受到两股不同力量的影响：在大门口持续不断地袭击的草原蛮族，另一股与之抗衡的力量就是如何组织有效抵御蛮族进攻的伊朗例子。稍微仔细地考察这些事件的过程将表明，这块跷跷板是如何在农耕世界被暴露的边界上发挥作用的。
匈奴人和西部草原
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可以比作漏洞百出的瓶子中的气体分子。任何一个点上的压力都会迅速传遍整个系统。任何从传统草场上迁徙出来的游牧民族集团，要么被毁灭，要么用武力迅速夺取邻居的草场。因此，在几个季节里，草场权利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会从草原的一端传播到另一端，一个民族挤压另一个，直到最弱小或组织最不紧密的集团灭亡，或逃入草原北部和西部荒凉的森林地区，或突破南部农耕世界的防御，并且还可能成为农业人口的主人。
我们已经看到公元前200年前夕匈奴部落联盟的兴起如何引起新一轮民族迁徙浪潮（前文，第152页）。公元350年后不久，同样的部落联盟在蒙古地区再次形成。中国称之为“柔然”。在它的鼎盛时期，这个战争联盟的势力从满洲里延伸到巴尔喀什湖。随着柔然势力向草原西部一路扩张，草原各部落和民族闻风而逃。
其中一个集团在欧洲历史上被称为“匈奴人”。他们于公元372年出现在南俄，很快打败统治该地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东哥特人。由于害怕匈奴人，东哥特人说服西哥特人一起进入罗马边境，寻求避难，这些浪游的武士依靠乡村生活，与罗马当局或争斗或结盟。公元410年攻陷罗马城后，西哥特人向西迁徙到西班牙，建立了一个王国，该王国持续到公元711年。几个依靠抢掠为生的日耳曼部落追随西哥特人，其他日耳曼部落则臣服于强大的匈奴人。
匈奴人在匈牙利平原建立了大本营，他们从那里向南到达巴尔干半岛，向西到意大利和高卢地区进行劫掠。但是公元453年，他们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军事首领阿提拉病亡，匈奴部落联盟以比其兴起更快的速度解体了。互相敌对的首领之间的斗争，以及被征服民族的叛乱，几乎一夜之间就毁灭了一度领土广袤的匈奴帝国。
匈奴帝国的推翻并没有给西欧带来任何秩序。一些曾经臣服于匈奴的日耳曼部落向南、向西逃入罗马帝国的领土，在北非（汪达尔）、高卢（勃艮第）和意大利（东哥特）建立了一批新王国。与此同时，日耳曼人向不列颠和莱茵兰地区进行了不同且持久的推进。日耳曼语各部落的农民占据了这些新的肥沃土地，此前罗马（主要是凯尔特人）曾经稀疏地占据这些地区。这次农业定居是持久的，漫游的操日耳曼语的武士在这里建立了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存在时间比较短暂，类似于中国北方和伊朗东部的蛮族政权。
东部草原各民族
匈奴人的突然出现在西欧引发的民族迁徙和政治变化，堪与几乎同时出现在伊朗人东部的鞑靼人（有时被称为“鞑靼匈奴人”或“白匈奴人”）引起的动荡相比。从这个基地出发，鞑靼人劫掠了印度西北部，最终建立了一个掠夺性的帝国，像以前贵霜帝国那样，横跨山区。鞑靼人带给印度的混乱使笈多时代和王朝走到了终点。但是不像匈奴人在欧洲那样，入侵者没能在马匹和弓箭所征服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公元549年，鞑靼人在印度的势力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几乎与此同时，山区北部的游牧部落也最终灭亡了（公元554年）。
这些蛮族国家的根本弱点是相同的。他们的统治者都力图做两件不相容的事情。一方面，通过从新臣民那里榨取劳役和实物，他们力图享受文明生活的奢侈事物。另一方面，获胜的部落首领及其随从想保持他们好战的传统方式和精神。但是征服者越变得文明开化，部落与战争联系的传统就越少。在一两代人时间里，安逸的生活和恶习逐渐瓦解了蛮族人的活力和作战的效能。
农耕民族通常厌恶蛮族主人。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倾向于欢迎宣称忠于传统和理想的新解放者。在打退蛮族入侵浪潮方面，中国和波斯用这种方法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公元552年，中国军队联合突厥人打败了柔然联盟，但是突厥人很快就建立了一个与柔然联盟一样强大的草原帝国。公元572年，新帝国统治家族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导致突厥联盟分裂为东西两支，互相妒忌，并且各自都被内部争夺所削弱。
随着来自草原的威胁和压力的减少，中国的一个新王朝隋朝扫平了中国北方各蛮族国家，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中国对周边蛮族的军事和文化优势被迅速地恢复了。
几乎以同样的节奏，类似事件在伊朗东部边境出现。公元554年，萨珊王朝的波斯君主联合突厥人推翻了鞑靼人的帝国。572年开始的东、西突厥内部斗争使萨珊王朝把波斯帝国的边界再次推进到阿姆河，因此，把东部边界与伊朗其他地区重新统一起来了。
罗马帝国的衰落
然而，罗马人并没有如此取得成功。在第一次漫长而残酷的内战和外族入侵的危机（235～284年）中，罗马帝国政府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军事专制主义。这样的政权不得人心，因为官吏都以暴力或专横的方式行事。此外，士兵的意志反复无常。通常，通过士兵叛乱窃据最高权力的将军可能发现，自己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废黜，如果有什么原因的话，那么就是因为他不能取悦把他扶上权力宝座的士兵。“经过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有名无实的官员选举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赤裸裸的军人篡权的形式上批准而已。
皇帝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对罗马政府进行了两项重要改革。他在拜占庭建立了一座新都城，并把它命名为“君士坦丁堡”；他宣布基督教为受到优待的国教。新都城地理位置优越，既利于贸易，又利于防御，因为它比较容易从遥远的黑海和爱琴海沿岸获得物资供应。罗马（经常被称为拜占庭）帝国政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持续存在到1204年。
从君士坦丁时期起，基督教也给予罗马政府重大支持。大多数基督教主教都急切地想与皇帝合作，认为君士坦丁及其后继者都是被上帝选择出来统治帝国的。这是一种能够真正为赤裸裸军事独裁披上合法外衣的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观念。皇帝提奥多修（卒于395年）通过禁止所有其他宗教信仰，把王位与祭坛的联合推向了终极结果，因此，使罗马正式基督教化。
但是这种奉献引起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基督教徒对教义的理解互不相同。在一个神学理论问题变成大众集会叫喊的时代，各种反对统治当局的不满因素迅速地积聚起来，士兵出身的皇帝和世俗政治意识强烈的主教都觉得难以解决教义争端。
西欧大多数日耳曼王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几乎所有日耳曼国王都接受了一种不同的、被称为“阿里乌派”的基督教。这使他们在大多数罗马臣民眼里是邪恶的异端。所以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有充足的理由期待，如果他能打败日耳曼各个国王的军事力量，那么他就能够使当地大多数人站在自己一边。为此，他在西地中海发动了一系列战役，希冀重建罗马帝国的统一。他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在他死后不久，当新的入侵者进犯罗马边界时，他在北非、西班牙和意大利所占领的土地都被迫放弃了。
中国和伊朗对蛮族的回应
中国、伊朗和罗马在6世纪重建国家统一和安全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它们应对的蛮族挑战提供了一个政治和军事组织制度的充分标准。
中国拥有传统的帝国组织制度优势，它们形成于汉朝，以应对匈奴带来的蛮族威胁。所以隋朝皇帝及其后继者唐朝（618～907年）皇帝都能够忠实地遵循古代帝国的先例，重建一条有效防御突厥联盟的边界。外交、贡金、由汉族军官控制戍边的蛮族雇佣兵等方法全部派上用场。重建防御体系之后，隋朝组建了高效但残酷无情的官僚制度，它的最大功绩是开通了连接长江与黄河的大运河。这条运河很快就变成了中华帝国经济的大动脉。富庶的南方产品能够通过运河输往北方的帝国都城，都城的官员和士兵一直消费由此不断增加的物资供应。称之为“大运河”可谓名副其实，在它贯通后帝国的首都能紧密地控制长江流域，更大规模地调集物资。所以，经重组的中华帝国比汉朝更加强大，能够为战争或和平事业征调更多的人力、物力。所以在重新统一的中国有组织的帝国力量面前，蛮族入侵很快便变得不再可怕了。
伊朗人面临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与中国不同，它没有可以轻易获得的新资源用于加强帝国的中央权力。当然，重装骑兵技术是非常熟悉的。但困难在于建立一套社会制度，在边境附近地区维持足够数量的全副武装和训练有素的骑兵，有效而持久地抵御草原民族的侵袭。帕提亚君主曾经允许（也许鼓励）地主军事阶级的发展，这些地主能够变成重装骑兵，随时准备应付敌情，保卫自己的土地不遭破坏。但是帕提亚君主通常不能对伊朗贵族行使任何有效的中央权力。帕提亚政府似乎偏袒为他们提供物资和现金的城镇。但是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没有为国王提供足够的现金，以便国王能够供养一支强大的常备重装骑兵，威慑他的强大臣民。因此，抵御草原侵袭的有效边防的代价是经常发生地方叛乱和不服从指挥，这削弱了帕提亚中央政权的权威。
萨珊帝国
226年，上述这种叛乱者之一阿尔达希尔完全取代了帕提亚政权。阿尔达希尔所属的萨珊家族从此占据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王位，直到651年。萨珊国王的权力在这几个世纪里多次出现重大危机，而且并非所有的国王都实行相同的政策。但是阿尔达希尔（226～240年在位）奠定的原则从未被长期放弃。因为这位萨珊国家创立者的权力主要依赖伊朗贵族。他培养波斯帝国的传统意识，特别是支持经过改革的琐罗亚斯德教，并得到后者的支持。诉诸波斯帝国的伟大历史和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具有说服大多数乡村贵族支持萨珊君主的作用，至少在危机时刻。中央权力因而保持了活力，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强大对手。
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依赖祭司和贵族家族，包括阿尔达希尔本人的家族，长期珍惜地方传统。但是不同圣地之间存在着令人尴尬的教义差异。于是萨珊国王下令建立琐罗亚斯德教的标准教义《阿维斯塔》（Avesta）。他们还下令琐罗亚斯德的遗产必须通过借鉴希腊、印度作家来加以丰富。虽然经过改革后的教义书是连贯而完整的，但是这种信仰从未在萨珊王国的城市中扎根。然而，贵族似乎足够快乐，因为叛乱、篡位和暗杀国王——这是当时罗马的秩序——在波斯仍然很罕见。换句话说，在萨珊波斯，王位和祭坛缔结了联盟，这几乎早于君士坦丁在罗马境内缔结类似联盟一个世纪。
萨珊经验的真正重要性不在于教义上的细节，穆斯林征服终结了波斯文化的独立后不久，这种细节就消失了。相反，它的重要性在于以下事实：正是官方宗教宣扬的超自然约束力和组织良好的祭司制度，有效地调和了军事地主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利益。因此，许多强大的重装骑兵战斗人员能够保卫土地不受侵犯，与此同时又不会因为不断内战而使文明社会遭到分裂的威胁。在发明新的组织制度形式方面，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没有如此成功。因此，萨珊波斯的例子对拜占庭影响很大，并通过拜占庭而对西欧产生了影响。
萨珊王朝的宗教
但是，国王、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之间的联盟并非没有代价。作为帕提亚国王力量源泉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或多或少被排除在萨珊王朝事务之外。也许正因如此，萨珊时代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宗教活跃时期。其中最伟大的人物是先知摩尼（约215～273年）。萨珊王朝创立者之子和继位人、国王沙普尔一世（240～271年在位）似乎已经优待摩尼，也许是为了平衡他父王时期青睐乡村琐罗亚斯德教、打击主要吸引城市居民的摩尼的新启示的缘故。
摩尼是一个最自觉的先知。他开始清除现有宗教随着时间而在神圣启示中滋生出来的腐败，他认为各地的神圣启示都相同，即使由不同的人所传达，如耶稣、佛陀和琐罗亚斯德。为了防止同样的腐败滋生在自己的启示中，摩尼亲自编写教义，而且特别强调，严禁马虎大意地抄写他的富有鼓动性的经典。因此，摩尼教的经典一直罕见，现代学者无法从仅存的残篇和教义解释（常常由宗教反对者所记载）中重构摩尼的经典。摩尼谨防错讹的做法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他过分谨慎地建立的教堂和组织的传教事业也具有同样的效果。由于预见并禁止各种错误和粗俗化，摩尼实际上把他的教义限制在一群经过特殊训练和严守纪律的精英之中。
虽然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是在他生前，摩尼在美索不达米亚、东部和西部的城市得到广泛承认。但是在国内，琐罗亚斯德教祭司们不会友好地对待一个指责他们玷污了琐罗亚斯德创立并流传下来的真理的先知。所以，当沙普尔一世去世（271年）时，摩尼被暴露在愤怒的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徒面前。结果他在牢狱中度过了晚年，他的信徒遭到残酷迫害。这并不能阻止摩尼教保存下来，但是的确使摩尼教徒变成了萨珊政权的敌人。
300年后，一个叫作马兹达克的先知在波斯传播一种更革命性的信仰。对马兹达克的教义来说，强调平等互助似乎是根本的，虽然从他的敌人令人震惊的诋毁（他们指责马兹达克提倡共产共妻）中难以恢复其细节。马兹达克一度得到国王的宽容，但是随着库鲁斯一世（531～579年在位）登上王位，他开始实行残酷镇压一切教派的政策。
正如所发生的事件一样，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的所有宗教运动都没有导致世界性宗教的形成。相反，伊斯兰教入侵伊朗并给萨珊波斯世界带来了一种既适合城市需要又能够威慑乡村的宗教。正因如此，对萨珊王朝的宗教和文化概况了解得不多。但是，如果人们记得虽然摩尼教发端比较晚，但它是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不得不面对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并且认识到中亚绿洲甚至远至中国边境都变成了萨珊文化的偏远据点，那么萨珊文明的力量和影响就能被更好地理解。
艺术也提供了萨珊的伟大成就的某些证明。拜占庭建筑的某些特点似乎起源于萨珊波斯。但遗憾的是，今天残存的土灰色砖柱不能告诉我们萨珊王宫的真实模样。它们的外表可能不会给人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圆拱顶的内部应该是非常豪华的，因为光滑的砖块曾经使内部墙面熠熠生辉。
拜占庭帝国
罗马人从波斯模式中还借鉴了其他东西。例如，王权的象征（王冠和权杖）和宫廷礼仪是由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从波斯借鉴而来，他期望自己的衣着能制造神秘气氛，以便防止各种毁灭了他的许多前辈的悲惨暗杀。最为重要的是，君士坦丁之后，罗马人也以重装骑兵作为帝国陆军的主力。没有其他任何军事力量能够既抵御波斯的进攻又抵御蛮族的侵袭。
然而，罗马人不愿意使他们的社会结构适应萨珊的“封建”形式。许多世纪逐渐发展出来的立法原则和实践的完备体系，防止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任何实际改变。因此，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对罗马法的编纂不仅是为了行政管理方便，它也重申了独特的、从根本上说是城市的古代罗马的连续性。
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防御问题，拜占庭皇帝试图保持一支常备军，对皇帝忠心耿耿，随时准备开赴受到威胁的边境或发生叛乱的行省，执行帝国意志。但是单靠税收不足以维持一支武器装备昂贵的重装骑兵。例如，当查士丁尼企图征服早已失去的西地中海各行省时，他只得允许部将贝利萨留私人征调5000名重装骑兵，期望以掳获物和战利品支付他们的军饷。因此，贝利萨留在意大利漫长的战争（535～549年）就变成了长期残酷无情的抢掠活动，比此前任何蛮族入侵给当地居民造成的损失更大。
当国家军队主力拱卫帝国都城时，边境地区就必然危险地暴露在外敌面前。例如，来自多瑙河以东的小股劫掠者就多次袭扰，但都未遭到什么惩罚，因为帝国卫队不能离开君士坦丁堡，追击每支劫掠者。所以，巴尔干半岛腹地处于小股劫掠者的摆布之下。只有少数沿海城市由于城墙坚固仍然是安全的。拜占庭帝国远不如充满活力的萨珊王朝地方防御制度那样保护着与罗马接壤的边境。
在一定程度上，边境遭蛮族劫掠和渗透是帝国城市人口为了继续支配社会而付出的代价。拥有武装的乡村贵族阶级将挑战他们的支配地位，正如随着萨珊帝国建立而在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所发生的事件那样。如果需要的话，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将选择放弃边远而贫瘠的帝国内陆地区，利用少量机动常备军保卫国家的根本，这支军队以波斯方式装备起来，但是依靠税收和抢劫而不是分封的土地来维持。
异端和东正教
在罗马帝国后期和拜占庭早期社会中，基督教城市的、在一定程度上民主的特点表现并坚持下来了，正如萨珊波斯贵族的琐罗亚斯德教强化了军事上更成功的伊朗政权的乡村优势一样。因此，在拒绝完全照搬萨珊军事模式方面，拜占庭表明了海洋帝国与纯大陆帝国之间的社会—政治差异。基督教的发展、教会组织和教义的更加明确化也加强了这两个敌对帝国之间的差异。
即使在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之前，亚历山大里亚的教士就已经试图把基督教教义编写成统一而连贯的形式。奥列金是伟大的先驱（约卒于254年），当他力求说出最真实的情况时，他不可避免地依赖希腊哲学的词汇。从此，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争论均以哲学的甚至极其抽象的希腊语来表述。官方迫害的压力一解除（312年），基督徒之间立即爆发了一系列教义争端。北非的多纳特派和埃及的阿里乌派引起了君士坦丁本人的注意；当抗议不能带来敌对神学家之间的和解时，皇帝于325年在尼西亚召集了第一次基督教全体主教会议。阿里乌派关于“三位一体”中“圣父”与“圣子”关系的教义在会上遭到谴责，一个简短的信条被宣布为正统教义。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服阿里乌派基督徒。后来召集处理其他异端教派的主教会议只在确立更精确教义、将那些仍然思考有争议的教义观点的人驱逐出教会方面取得了成功。
基督教徒内部重大而持久的教义分裂与根深蒂固的民族和文化界线是一致的。埃及的科普特教会和西亚的叙利亚教会在世俗和民族以及神学问题方面都对君士坦丁堡的规则表示不满。不满情绪非常普遍，以致当穆斯林阿拉伯人入侵埃及和叙利亚时，他们常常被受压迫的异端当作摆脱枷锁的解放者而受到欢迎。
希腊与拉丁语基督徒的关系更为复杂。罗马是教皇即罗马主教的驻扎地。传统认为罗马的教会是由使徒彼得建立的。教皇因此自认为是圣彼得的继承人，要求取得整个基督教会的最高地位，其根据是耶稣曾经特别指定彼得为第一使徒。基督教世界的其他重要主教区都反对教皇的这个要求，宁愿依靠全体主教会议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当查尔西顿公会议（451年）接受教皇“大利奥”的三位一体教义（因此，谴责埃及和叙利亚流行的“多神”观）时，有关教会管理机构的两种理论之间的直接冲突被推迟了，当然不是被消除了。
围绕教义和教会纪律的争论偶然产生了大量辩论和注释著作，加上对《圣经》的许多注解，少数甚至变成思辨性的神学。这种作品大多数用希腊文写成，它们对正统和互相对立的异端作了明确的界定。在拉丁语世界，教父的作用与此不同，因为他们更注重使拉丁语读者能够获得基督教的真理和基本文献，而更少关注驳斥异端。例如，圣杰罗姆（卒于420年）把《圣经》全文翻译成拉丁语——所谓粗俗拉丁文本，成为后世拉丁语基督徒的标准版本。与他同时代的、希波城的圣奥古斯丁（约卒于430年）创作了一系列布道书、《圣经》注释和护教著作。他最伟大的著作《上帝之城》勾勒了基督教的整体历史，从世界的创造到末日审判，至今仍然是西方世界观的基本组成部分。他的《忏悔录》是他皈依基督教的生动自传，末尾还对时间和空间的性质进行了富有哲理的探讨。总而言之，奥古斯丁的著作为后来的拉丁基督徒的信仰提供了复杂的哲学阐述，为它涂上了独特的柏拉图哲学的色彩。
随着日耳曼人入侵和接踵而至的动荡（378～511年），拉丁西方的城市中心被破坏了，修道院变成最活跃的基督教虔诚信仰、教育和文化中心。最早的基督教修士走进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他们曾经在那里以各自的方式追求成圣。教会管理者很快就觉得需要管理和控制一些修士的极端修道行为。在教会的希腊语地区，圣巴塞尔（约卒于379年）制定的修道行为规则被后世广泛采用。当纳西亚的圣本尼迪克（约529年）根据在卡西诺山修道院担任院长的亲身经历而制定的《规则》管理修道士生活时，拉丁修道院制度最后定型。巴塞尔和本尼迪克的规则都把祈祷和礼拜当作修道的核心。体力劳动、阅读和其他活动都服从于——至少在原则上——对上帝的崇拜这个主旨。在一个充满暴力和野蛮的时代，虔诚地侍奉上帝的修士团体是暴风雨中宁静的孤岛。特别是在拉丁西方，修道院变成了经常被称为“黑暗时代”里保存了最低限度的知识文化的重要机构。
随着罗马帝国西部政府，即帝国的拉丁语各行省的衰落，教会必然采取独立的态度面对世俗政权，世俗政权更像赤裸裸的、毁灭性的掠夺者。496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正统基督教，把最强大的日耳曼王国正式置于教皇的基督教范围之内；但克洛维及其后继者的行为只是轻微地受到了基督教的教义影响。查士丁尼的漫长征服战争给意大利造成了贫穷和政治混乱，削弱了教皇的权威，使他无法在罗马城之外行使任何权力。相反，在君士坦丁堡牧首领导下的东正教会仍然与帝国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希腊语教会像政府的一个部门那样运行，但是在其他情况下，牧首勇敢地宣布帝国的法令为异端。
一个内部分裂为希腊语、拉丁语、叙利亚语和科普特语教会的基督教共同体在抵御伊斯兰教的进攻方面，显然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由于来自南面的阿拉伯征服正好与来自北面再次发生的进攻遥相呼应，北面草原游牧民族再次全体迁徙，穿越基督教世界防御薄弱的边界，引起了局势动荡。
伊斯兰教扩张引起的世界均衡变化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1]但是这种梦想一直持续着。例如，在西欧，最后一位“罗马”皇帝于1806年宣布退位，而采用了更准确的头衔“奥地利皇帝”。在巴尔干半岛，讲希腊语的罗马皇帝从君士坦丁的“新罗马”连续统治到1204年。公元565年后，这些罗马皇帝一般被称为“拜占庭的”，但是他们都自称“罗马人的”，最后一位拥有这个称号的皇帝到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