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6年，一支阿拉伯军队打败了罗马（拜占庭）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守军，永久性地清除了罗马在这两个行省的势力。不久，其他阿拉伯远征军队攻占了美索不达米亚（641年）和埃及（642年）。到651年，伊朗也被兼并进由这些胜利而刚刚建立的伊斯兰教帝国的版图。先知穆罕默德（卒于632年）允诺的新宗教启示狂热激发了这些非凡的胜利。更为突出的事实是，穆罕默德激发的宗教信仰使残酷的阿拉伯征服者及其后人能够把一种新兴的、独特的伊斯兰文明嫁接在中东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多种多样的且经常互相对立的、在文明之初就达到繁荣的文化之上。
穆罕默德的生平
在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分裂成许多好战的部落，有些部落过着游牧生活，有些在绿洲中过定居农业生活，或者在城市里从事贸易活动。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曾经传播到阿拉伯半岛，但是穆罕默德的出生地麦加仍然是异教的。作为一个年轻人，穆罕默德也许跟随运输货物的骆驼商队到过巴勒斯坦边境一带的城市。大约40岁左右，他开始陷入精神恍惚，并听到奇异的声音，他立即认为这是天使加百列附体，指示他服从安拉的意志。在这些经历的促使下，穆罕默德开始宣传安拉的唯一性和全知全能、末日审判的即将来临、服从安拉意志的必要性等。他将自己的思想称之为“伊斯兰”，意即“服从”安拉。每天祈祷5次，交纳天课，一生至少到麦加朝圣1次，戒食酒和猪肉，每年斋戒一个月，从日出到日落，这些就是穆罕默德要求信徒履行的主要义务。这位先知揭示说，服从安拉将获得死后进入天堂的报答，偶像崇拜者和其他邪恶者将注定要永远遭受痛苦的煎熬。末日审判时身体复活是穆罕默德非常强调的另一个重要教义。
最初，先知设想犹太人和基督徒将承认他的教义是上帝旨意最后、最完美的表述。穆罕默德相信，因为安拉是曾经与亚伯拉罕、摩西、耶稣及其他所有希伯来先知对过话的同一个神祇。由于安拉不能自相矛盾，所以穆罕默德自己的启示与更古老的宗教教义的差异，完全归咎于人类在保留真正的神圣信息方面所犯的错误。
少数麦加人接受了穆罕默德的启示，但是大多数人拒绝放弃被穆罕默德斥责为偶像崇拜的传统信仰。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往麦地那，这个被分裂所折磨的绿洲城市的一个派系邀请他前往，期望他以局外人的身份调解他们的争端。从此，穆罕默德变成了一个政治领袖和立法者。在麦地那，穆罕默德首次直接接触犹太人，但是后者拒绝承认他的权威。因此，穆罕默德驱逐了他们，把他们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追随者。不久，穆罕默德征服了另一个犹太人居住的绿洲，这次他让居民占有土地，前提是他们以人头税形式交纳贡金。这些初次相遇者非常重要，因为在确立穆斯林统治者与他们的犹太教（后来包括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方面，他们无疑是先例。
在麦地那时，穆罕默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和皈依者。因此，信徒团体很快便感到在狭小的麦地那绿洲内维持生计的压力。明显的解决方法是抢劫麦加人的骆驼商队。第一次抢劫获得了成功；不久其他抢劫活动继续，直到麦加的抵抗瓦解为止。穆罕默德胜利地返回麦加，然后继续在伊斯兰教旗帜下统一阿拉伯半岛，部分地通过战争，但是主要通过外交和谈判。
当统一几乎要完成时，穆罕默德去世（632年），没有留下儿子。他的老朋友和亲密追随者阿布·伯克尔被推举为哈里发（即“继承人”），领导穆斯林团体。他很快就不得不面临阿拉伯酋长们普遍解除效忠关系的局面，这些酋长们觉得他们对穆罕默德的服从并不要求他们效忠整个穆斯林团体。但是当战争来临时，穆罕默德最核心的坚定皈依者的狂热和信仰再次盛行。阿拉伯各部落酋长再次被迫在新信仰的旗帜下统一起来。这次危机刚刚度过，阿布·伯克尔就去世了（634年）。领导权传给了欧麦尔（哈里发，634～644年）。欧麦尔不仅虔诚，而且是一位成功的将军和行政管理者。
阿拉伯的征服和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
阿拉伯半岛的统一拉开了阿拉伯一系列征服战争的序幕，这些征服把整个古代中东（除小亚细亚外）、印度河流域下游沙漠地区（到715年）、北非甚至西班牙（711～715年）都置于穆斯林的控制之下。没有军事变化能解释这些胜利。阿拉伯军队既不人数众多，装备也不特别，但是真主与他们同在、战死疆场的人将在天堂过上快乐生活的信仰，以及欧麦尔杰出的领导才能，足以使阿拉伯人比对手占有优势。
但是，715年之后，轻松的胜利不再了。拜占庭的城市抵御了强大而漫长的围攻（717～718年）。这个重大失败可与中亚一系列边界冲突的失败相比，到715年，突厥军队把穆斯林赶出了伊朗东部。不久，法兰克人在高卢中部的都尔战役中击退了穆斯林军队的进攻（732年）。
这些军事失败，加上最初的宗教狂热和信仰的必然消退，给穆斯林团体内部带来了严峻的问题。在第一、二代人时，阿拉伯武士多少还与被征服者隔绝。欧麦尔建立了特别的驻军城市，阿拉伯人在部落首领的管辖下定居于这些城市。每个武士获得来自租税的一份军饷，租税大致按照传统的罗马和波斯官僚机构的方法征收。这套制度起初运行良好，甚至当伊斯兰教团体从最初领导人传到能力稍逊的人手中之后，它仍然有效地运行。
644年，当欧麦尔被暗杀时，它第一次面临着考验。倭马亚家族的一个部落首领继承了哈里发的位置，直至750年。倭马亚王朝以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作为都城。倭马亚哈里发的权力取决于他们在扮演三种截然不同的角色时能否精心保持平衡。首先，哈里发必须平衡阿拉伯各个酋长、部落之间的关系，以防他们互相敌对。其次，他还必须掌管从罗马和波斯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官僚机构，并利用它向大多数人口征税。第三，哈里发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充当穆斯林团体的宗教领袖。
在这三种角色中，倭马亚家族没有充分扮演好的角色是第三种。那些力图了解安拉意志并严格践行的严肃而虔诚的人不满于倭马亚王朝带来的前景。只要军事成功不断持续下去，那么这种不满就不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但是715年后，当穆斯林第一次遭到沉重的失败打击时，一些虔诚的反对派要求胜任的、由安拉选择的哈里发，这就变成了一件严肃的事情。
作为大量人口的管理者，倭马亚王朝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许多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其他宗教的追随者发现伊斯兰教教义简单、法律精确、在现实中大获成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从原则上说，这些皈依者加入信徒行列是受欢迎的。但是当皈依意味着免除税赋——正如最初的事情那样——那么宗教的成功则意味着严重的财政拮据。此外，穆斯林团体仍然按照部落来组织，部落不能也不会欢迎众多外来人加入自己的行列。阿拉伯人公然不顾穆罕默德启示中的命令，轻蔑地看待新近皈依的人，也不把他们当作伊斯兰教团体中的完全平等的成员。
744年，有争议的继位引发了内战，上述各种紧张关系都达到顶峰。内战以倭马亚王朝（除了倭马亚家族一个后裔在西班牙声称拥有权力）被推翻结束。当一个叫作“阿拔斯”的阿拉伯家族获胜，并把都城建立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时，阿拉伯驻军的特权地位也被取消了。他们的军事支柱是波斯的皈依者。因此，毫不奇怪，从一开始，阿拔斯王朝的政策就带有强烈的萨珊波斯前辈的风格。以前非常重要的阿拉伯部落集团解体了，因为部落驻军不再像倭马亚王朝时期那样从部落酋长那里获得报酬。在阿拉伯人区域，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保留着，因此，部落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帝国的农耕地区，阿拉伯人与其他人口融合起来，他们通常是地主，或享有其他特权地位，但是很快就忘记了他们的部落身份和纪律。而熟悉的帝国模式取代了所有的行政管理，伊朗和突厥或其他雇佣兵则越来越成为了哈里发军事力量的核心。
这些与非常古老的帝国先驱大相径庭的做法满足了皈依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的需要，他们现在像其他地方的每个人一样，是遥不可及的哈里发的臣民。但是这些变化根本无法满足虔诚的穆斯林的要求，他们热衷于探究安拉的意志究竟有什么特殊性。阿拔斯王朝政治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对后世伊斯兰教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前朝把宗教权威与军事和政治领袖地位联系起来不同，阿拔斯王朝把具有宗教意义的所有事务的管辖权悄悄地转移给拥有伊斯兰教知识的专家——他们被统称为“乌里玛”（ulema）。
穆斯林的经典和神圣律法
乌里玛集团很快便发展起来了。那些在行动中遇到问题的虔诚穆斯林希望知道真主对这些事情进展的指示。获悉真主意志的方法是从先知的言行中寻找先例。但是普通人不熟悉先知的这些言行，不得不求教于专家。随着先知的第一代同伴去世，先知的言行需要系统地学习。麦地那相当自然地成为研究穆罕默德生平详细情况的首选之地。先知去世几年后，他受神启的言论都按照顺序被收集起来。由此获得的手稿即《古兰经》，从此成为穆斯林宗教权威的最大宝藏。
《古兰经》没有提供直接指导的许多事情也不得不设法解决。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拥有渊博的伊斯兰教知识的专家，首先汇报从先知伙伴那里流传下来的有关穆罕默德的日常言行——真实的或虚构的。当这个方法失败了，那么与穆罕默德联系紧密的人的行为将会有帮助。当这些“传统”也不能对这种事情做出评判时，那么乌里玛就只好利用相似的言行来解决疑难。如果相似的言行也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指导，那么他们就只能依靠虔诚信徒的建议，他们认为安拉不会允许整个团体都错，无论个人的判断可能多么荒谬。
通过利用这些方法，伊斯兰教学者迅速编订了一套精细的法律制度，并认为它表达了安拉的意志。当然，这些神圣律法是不可更改的，因为安拉不变。它也是相当详细而特别的，因为所有努力的目标是毫不含糊地解释在特定情况下安拉所希望的人们的行为。所以伊斯兰教神圣法律后来被证明是穆斯林社会背负的一个沉重包袱，因为它既不能废除也不能修改。
然而，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神圣律法犹如新铸的金币那样熠熠闪光。对人们来说，安拉的意志似乎在那里已经被明确地揭示出来了，它有利于信徒完全遵循那明确而肯定的条款。这并不难做到，因为学者尊重《古兰经》和“传统”的准确知识、神圣律法的细节，他们住在每个较大的城市里，随时准备审理任何涉及道德良心的案件。许多影响私人和个体生活的事务的控制权，因此被转移给这些宗教专家。虔诚的穆斯林因此能够感到真正发生作用的每件事情都是由最明智的人控制。与之相比，谁碰巧掌握中央政府、征税、驻守边疆、享受宫廷生活的奢华等就无关紧要了。
所以，由令人尊敬、只虔诚地服从安拉的先知继承者领导的完全神圣的团体的早期理想，被大多数穆斯林有些不情愿地放弃了。但没有全部被放弃。一些顽固的理想主义者坚持最初的观点，因而变成异端。其中许多人坚持认为，只有先知的女婿阿里才是信徒团体的合法首领。当阿里的直系在第12代绝嗣时，一些人争辩说，先知的真正继承人已经退出了这个不可救药的邪恶世界，但是将来会返回，以强大的威力向那些背叛了真理、对安拉命令阳奉阴违的人复仇。极端教派分裂为众多小派别。其中有些派别特别不容忍阿拔斯王朝，或者任何的确缺乏他们那种坚决不妥协理想的合法的权威。这些集团被称为“什叶派”。那些愿意生活在阿拔斯王朝政策范围之内的多数人被称为“逊尼派”。
逊尼派—什叶派分裂贯穿伊斯兰教历史，直到今天。同样，阿拔斯王朝妥协给世俗政府管辖权的限制也影响了后来所有伊斯兰教国家的政策。
神圣律法自治管理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穆斯林的政治权威希望其他宗教团体领袖必须为其信徒的私人和宗教事务的立法工作提供指导，就像乌里玛指导穆斯林的生活一样。因此，基督教和犹太教团体的广泛自治就得到了保证。
穆斯林法典的第二个重要意义是，一个人要么全盘接受伊斯兰教，要么坚决拒绝。中间路线是不可能的。要么承认穆罕默德是安拉的最后一位、唯一的先知，神圣律法的只言片语也是对人类表达的安拉意志，要么这些主张都是虚假的。从逻辑上找不到任何中间立场，事实上也发现得很少。总而言之，伊斯兰教把犹太教和基督教先驱教义的不宽容推向极致。
伊斯兰教表达出来的宗教渴望很快就对中东和北非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各种宗教讨论所需工具的阿拉伯语学习变成了宗教虔诚的一部分。因此，与伊斯兰教传播携手而来的是语言的迅速变化，阿拉伯语取代希腊语和/或阿拉美语，成为中东各民族的日常生活用语。但是波斯语仍然在伊朗使用，虽然一度不再用于文学目的。
阿拉伯的宫廷生活和文化
在伊斯兰教形成之前的阿拉伯半岛，歌颂部落和个人英勇的诗歌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穆罕默德厌恶这些与他的神启言论相竞争的诗歌。但是阿拉伯武士不顾先知的教导，仍然培养了对诗歌和韵文的爱好。在前面几代阿拉伯人经历的安逸闲暇生活里，诗歌对武士理想的表现得到了强化，因为他们开始依靠向新臣民征税维持生活。结果，一种宫廷风格的绅士生活在阿拉伯武士中发展起来，这显然违背了虔诚的穆斯林理想。例如，尽管穆罕默德明令禁止饮酒，但饮酒是绅士行为准则的一部分。更普遍的是，对世俗世界享乐的衷心欣赏、对优雅举止的追求、对事物的自豪、憎恨以及喜爱等，都与彻底服从安拉的虔诚导向不相符。只有在政界高层，特别是在哈里发本人的宫殿里，这种世俗的、享乐的、贵族本质的生活方式才能自由地繁荣。
从历史上继承的第二个因素也顽固地阻碍了富有活力的伊斯兰教虔诚拥护者的追求。深深扎根于希腊人中的探索奥秘的习惯不能被完全压制。当然，在宗教事务上，通过拒绝回答思辨神学的问题，乌里玛坚决而且总体上成功地抵制了诱惑。他们认为《古兰经》和“传统”已经提供了一个人所需要知道的一切，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但是，穆斯林——或者至少穆斯林中的富人——并不打算排斥两种职业服务：预卜未来的占星家和治病的医生。当然，占星术和医学深深地浸染了希腊思想。因此，在进行这些活动时，穆斯林必然把大量希腊思想传统输入自己的学术之中。而且一旦穆斯林开始探究事物的理性，那么就很难加以控制。不久，好奇心就蔓延到与医学或占星术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阿拔斯王朝的一些哈里发甚至变成了学术赞助人，组织人员系统地翻译希腊和印度的科学和哲学著作。大量希腊知识和一些印度学术（如十进制计数法）就这样传入阿拉伯，激发了一批宫廷和职业人员的好奇心。
十进制带来的简便而精确的小数点计数法，刺激了阿拉伯数学家归纳出我们现在以其阿拉伯名而称为“代数”的数学运算方法和关系。这把阿拉伯人对数字的理解带到全新的方向，与希腊数学思想的几何风格大相径庭。
科学好奇心指向的第二个富有成果的领域是炼金术。炼金术士获得的许多思想和一些技术似乎都起源于中国的道士。但是阿拉伯人带着极大的热情寻找“哲人石”，长期不辞辛劳地试图把一些普通金属变成黄金。在此过程中，蒸馏、加热、溶解等方法，以及改变物质物理形态的其他方法都被发明或改进了；许多化合物被成功地合成，尽管关于化学反应的观点是十分荒诞的。阿拉伯人超过希腊人成就的另一门科学是精确的光学——穆斯林在磨制眼镜镜片以适合数学曲线时获得的技巧的结果。但是这些改进并未动摇诸如医学中的盖伦、天文学中的托勒密等伟大权威的地位。除了数学外，阿拉伯的科学一直忠实于希腊的原则，只有少量细节偏离希腊权威。
阿拔斯帝国
因此，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希腊理性主义和科学传统、伊斯兰教产生之前被阿拉伯部落人口珍视的贵族武士理想、虔诚的穆斯林急切成圣的特点等，都在帝国官僚制度和主要受波斯原型启发而形成的军队庇护下得到发展。这种融合使文明丰富多样，超过当时欧洲所知道的任何文明，堪与遥远东方的唐朝中国相媲美。
但是两个弱点仍然存在。第一，在国内，以民族也许还以穆斯林社会内部经济分化为基础的什叶派经常发动叛乱。公元800年后，正是从这种宗教—社会分裂中崛起的各地封建主开始瓦解帝国的结构。第二，阿拔斯帝国北部边境不能长期抵御来自草原的残酷压力。因此，从草原渗透来的突厥士兵和冒险家逐渐控制了政治，甚至巴格达。但是直到1258年，他们一直让阿拔斯家族的成员继承王位，以掩盖他们篡夺了实际权力的行径。但是此后不久，各个行省的叛乱加上宫廷政变，导致中央政权崩溃，甚至对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等帝国腹地也失去了控制。
因此，来自亚欧草原及其临近地区的突厥部落的伊斯兰教新派系，不仅使神秘的探索者可以寻求早期伊斯兰教未留余地的宗教启蒙形式，而且赋予穆斯林世界一种非常不同的特点。公元1000年大致对应着这些转变的开端，也对应着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基督徒关系的重要变化。但是在进一步追究这些事情之前，我们必须及时折回脚步，概括其他文明民族对伊斯兰教兴起、伊斯兰教征服者横跨旧大陆在中东成功地建立新的文明模式所做出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