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五）
假如我们走进我们的朋友卡洛斯·鲁比欧的家里，我们就不免微微地吃惊。我们先得跑过几条僻静的小路，然后我们才走进一个门洞，在那里，就象当时所有的门洞一样，有一块小小的立足之地，可以使行路者在某种场合借助它们，使他们避开某种不愉快的事。门洞里的空气是不大好的，但是我们很快地跑上一个阴暗而且狭窄的楼梯，走到一个小门前面，在那里我们看见一根龌龊的铃绳。假如我们注意，我们也许还可以看到，右边墙上有一个搁灯的地方——人们已经很久不在那里搁灯了——而且，在天花板上，有一个烟熏的黑圈。卡洛斯亲自出来替我们开门。卡洛斯穿着一件零乱的、破烂的短衣，他的裤子很不象样子，胡乱地系在腰间，仿佛随时都有滑下来的趋势。袜子是破烂而且溅满了泥，他的鞋好久没有涂过鞋油了，鞋上尘土很多，而且有破洞，在我们的朋友的颈部，系着一条从前曾经是白色的丝手帕，把一件皱巴巴的乌黑的衬衫遮盖了一半。
我们向我们的朋友行礼。一见我们，卡洛斯便把他的手臂搭在我们的肩膀上，他的胡须又长又乱，从他的目光中闪射出一种机智的、直觉的、善意的、坦白的光芒。这种机智和善意的光芒包围着我们的朋友，使人忘记了他的不修边幅。在这些坦率、热情的人们身上——就象奇迹似地，他们的存在使我们四周的一切事物，人类的一切不幸立刻消失，使我们仿佛进到了一种高尚的境界，进到了一种精神的境界——究竟有什么奥秘呢？这些卑微而非凡的人怎么竟能使寻常的无聊的事物变为高贵，使他所住的最平常的地方立刻变为堂皇呢？卡洛斯就是这一类的人。你简直可以说，外表的现实在他是完全不存在的，他是诗人，他是演说家，一种深厚的精神力量使他仿佛超越了生活。在古代，他一定要属于那些使群众激动的神秘主义者。群众虐待他们，折磨他们，把他们的衣服扯成碎块，但是，在我们这时代，卡洛斯只是住在这间陋室里，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一张七歪八斜的、发着响声的床，两三把散了架的木椅，一张堆满了旧书和旧报的桌子，另外就是一个衣架，上面挂着一顶龌龊的宽边帽子。为什么卡洛斯要过这样生活呢？但这一切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穿一条破裤子和戴一顶脏帽子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他有一付善良的笑容，当他遇见一个朋友时，他就把手臂搭在他的肩膀上，做出这种合适的迅速的本能的动作。当人家问他有什么请求的时候，那位请求者还没有开口，连他自己还不知道怎样办之前，他就说：“行，行！”他在一小时中跑三十次楼梯，接着又跑二十次，接着又跑四十次，同十个或十二个人谈话，仅仅为替一个来找他的萍水相逢的人帮忙。末了，到了他应该去接受一点报酬或别人一定要他接受一笔款时，他总是不去接受这笔赠礼，毫不在意地让生活去走它自己的路去。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卡洛斯，我们不认识他。但是我们对于这些被历史忘却的，而将来总有一天要占最重要的地位的人物感到一种深厚的同情。和这些“纯粹的灵魂”们相比，那些整天用他们的叫喊和文章充斥着议院和报纸的人们还有什么价值呢？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七日，《国家》报在它的第三张的最偏僻的一角上刊着这个消息：“著名作家卡洛斯·鲁比欧氏，已于今午逝世。这是西班牙文坛及国家的重大损失。”下面便是印刷厂的广告。
（霞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