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
“你呢，富尔干丘先生，你不感到厌倦无聊吗？”
“哎呀！多古怪的念头呀！”
富尔干丘先生是一位六十左右的人。脸刮得光光的，佩着一条简单的金链，穿着红色的衣服。
“你为什么不会厌倦无聊呢？”
“这很简单！因为我整天自己找消遣。”
正在用洁白的手帕拭着眼镜的富尔干丘先生把眼镜放下，搁稳，望着那向他提问的人，微笑着喊道：
“这是实在的！”
在座的人都以富尔干丘先生刚才所说的话为然。一个说：“当然喽！”另一个说：“他说得不错！”第三个说：“一个人要如何消遣便如何消遣。”
“停一停！”听到了最后的那句话，富尔干丘先生便喊出来。“一个人不是要如何消遣便如何消遣的，而是能如何消遣便如何消遣。”
问答的人们都在加莱达思路的一家小书店里。在那里你只能看到几本不大有人要的新书。架子上都放满了旧书——那些没有人想到，没有人提起过的旧书。然而有时当我们在乡间的房子里（在一口橱里的纸束和家族纪念物中间）找到了这种书的时候，是会得到一些快乐的。那是些红色和绿色的彩色封面的书，有些是小本子，在海牙或阿姆斯特丹排印的翻译作品，书名是红色的，字是粗大的，有些十六开的大本子，是伊巴拉或培尼多·加诺大版精印的。当你翻着这些书的时候，书页发出很大的响声，而且散发着一种霉湿气。
脸刮得光光的，穿着黑色的衣服的，戴着眼镜的富尔干丘先生正坐在一个书架旁边。他的头时常搁在《阿纳加西思旅行记》上。在这一群人中，有一个教士，一位年老的新闻记者——几家外省报纸的编辑同人——在衣袋里老是装满了纸片，是一部论特权的作者。还有一个青年人，他老是跟着那位新闻记者，从来不大说话，但在共和派报纸上发表激烈的文章。另外就是书商和书店里的雇员。在幽暗的房间的深处，你可以看见堆积着的书籍和放满了书的书架。
“好，可是我们且看看吧，富尔干丘先生。假如你能住在一个比马德里更有趣一点的城里，譬如巴黎——你在巴黎住过吗？”
“不要对我讲巴黎！哈哈！我在马德里住得很好。而我也不希望别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计划，知道自己所应该做的事。不要对我讲巴黎吧！”
那个正在翻书的小小的青年人停了一会儿，望着富尔干丘先生。
“在现世的不幸的人们中间，”富尔干丘先生继续下去说，“有一半是因为不安命而不幸的。我们应该沿着我们面前的道路走去而不要去想第二条道路……尤其是当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时候。我是个马德里人，我一生住在马德里。我在这里有我的朋友和我的亲戚，我养成了我的癖性，我的习惯。我在这件事上花几个钟头，在别的事上花几个钟头。我在这里找到我所欢喜的，我安份地生活……我为什么还希望别的呢？我还缺少什么呢？”
一个买主走进书店来。
“你们有弗尔明·加巴勒洛的《农村人口》吗？”他问。
“一本好书。”富尔干丘先生站起来说。
书商和他的店员去找那本书了。
“再见吧，诸位，”富尔干丘先生说。
“再见吧，富尔干丘先生，明天见。”大家回答他。
那是冬天晴朗温暖的天气，空气澄彻的马德里的天气。正是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富尔干丘先生穿着他的黑色的外套，徐徐地走下加莱达思路，从阿尔加拉路向加恩德拉那路走去。在阳光下散步完毕以后，他便回家去了。他的房子座落在离城市中心不远的地方，然而那条路却很安静。那是不通任何大街的小街之一，但走几步就可以到城市中心。
雷尔干丘先生所住的房间是宽敞、清洁而幽静的。你在那里可以看到老旧的家具，狭长的高背椅，细工镂花的桌子，有曲柱的壁桌，大腹的衣橱。一个老年女仆管理着家务。一只猫占据在椅子上，用它金色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在书架上，在勃勒东·德·洛思·海莱洛思的喜剧旁边，你可以找到一大批法律书籍。
富尔干丘先生在一点钟吃午饭。饭后，他坐在一张安乐椅上打一会儿盹。下午，他披上他的外套到一家咖啡店去，在那里，他和许多朋友谈话。在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富尔干丘先生为了公事到过伦敦，一个仆人跟着他去，在渡海峡的时候，他们险遭沉船之危。后来在伦敦他们主仆两人又碰到了无数的意外事故。有些日子，富尔干丘先生去找他们的从前的仆人，他们一同追忆着在伦敦的历险。可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他便闭户不出，在书斋里撰写他那部《革命议会史》。傍晚，一个侄子和一位议员，他的远亲——他经常同他们讨论阿尔加达·加里阿诺，奥洛若和加诺伐思的辩才——前来找他，一位从瘦马驾着的大四轮马车下来的老太太也来了。他们便在饭厅的灯下开始谈话，那只猫还是不动，眯着眼睛，或是跳下椅子来到那位议员的腿边去受抚摩，一口挂钟缓慢地报着时，每打一下总要停很久，而且声音是低沉的，好象它勉强报时是很不适意的。厨房里飘出一股煎油和炙肉的气味。
富尔干丘先生吃饭的第一道莱是莴苣生菜，饭菜是很淡泊的。假如天不下雨，不下雪，吃过饭富尔干丘先生便裹在他的外套里，到那位有大四轮马车的老太太家里去。在十点钟的时候，他便回来睡觉。在那湮没着整个屋子的沉静中，响着滴答的钟摆声，接着是那洪大的、慢的，很慢的报时声，曳着颤动的尾声，慢慢地消歇。
（望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