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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以前》大乘的启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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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振锽著《名山小言》卷七中有一则云:

“文章有为我兼爱之不同。为我者只取我自家明白,虽无第二人解,亦何伤哉,老子古简,庄生诡诞,皆是也。兼爱者必使我一人之心共喻于天下,语不尽不止,孟子详明,墨子重复,是也。《论语》多弟子所记,故语意亦简,孔子诲人不倦,其语必不止此。或怪孔明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陈寿以为亮所言尽众人凡士云云,要之皆文之近于兼爱者也。诗亦有之,王孟闲适,意取含蓄,乐天讽谕,不妨尽言。”这一节话说得很好,也可以应用于学问方面,据我的意见还可改称为小乘的与大乘的,意思比较更为显明。大家知道佛教里有这一种区分,小乘的人志在自度,证得阿罗汉果,就算完事,大乘的乃是觉有情的菩萨,众生无边誓愿度,必须度尽众生自己才入涅槃。弄学问的人精进不懈,自修胜业,到得铁杵磨针,功行已满,豁然贯通,便是证了声闻缘觉地位,可以站得住了,假如就此躲在书斋里,那就是小乘的自了汉,有如富翁在家安坐纳福,即使未尝为富不仁,总之也是无益于世的东西。理想的学者乃是在他自己修成胜业之后,再来帮助别人,古人所云,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就是这个意思,以法施人,在布施度中正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近代中国学者之中也曾有过这样的人,他们不但竭尽心力著成专书,预备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还要分出好些工夫来,写启蒙用的入门书,例如《说文释例》等书的著者王筠著有《文字蒙求》、《正字略》与《教童子法》,《说文通训定声》的著者朱骏声著有《六书假借经征》与《尚书古注便读》,此皆是大乘菩萨之用心,至可佩服者也。前清以八股文取士,士子在家读经书习文字,只当作敲门之砖,考取后则专令做官,以多碰头少说话为原则,在此时代似乎学问是难望发达的了,可是事实上倒也还并不尽然。极少数的人高尚其志,不求闻达,以治学为事的也不是没有,此其一。秀才举人不能再上进,或以教职知县用,不很得意,拂袖归去,重理旧业,遂成专门之学,此其二。又或官高望重,无可再升,转而读书,炳烛之明,亦可得一二十年,宾客众多,资料易集,其成绩往往有可观者,此其三。在八股猖獗之世,整理国故的事业居然有相当成就,此在言近三百年来文化者无不予以承认,虽然别的方面成绩就都没有这样的好。民国成立以后,已经经过了三十多年,科举制度代以学校,学问艺文应该大有进步了吧,然而不然。不,也不能说不发达,大概是学风改变了,据我看来似乎并不一定向着好的方面转。从前是先弄几年的经书文字,拿来弋官,做了官自然就与学问远离了,但如上文所说,也有一部分人从八股与官那边退回来的,即使是从中年或老年再弄起头,他却是切实的做下去,至于年寿尽为止。后来则是把弄学问放在前头,先进十五六年的学校,再在研究院提出论文,随后放到社会里去,大半还是做官,与民国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可是这样一去之后大抵不再回来的了。以经书文字做敲门砖,本来很是可笑,现在也还是敲门砖,不过是用各科学问与博士论文,这其间大概也说不出有什么高下,所不同的是以前以时文作砖,后来还或有机会回来做学问,现今则以学问作砖,放下之后便难得再拾起来了吧。本来只要学问能够发达,就是暂作敲门砖也无甚妨碍,可是比较起来不大上算,因为昔人后半生弄学问时间颇长,今人移在青年时代这几年里,不大充分,还有一层很重要的事,中年晚年所做的是自己的事业,少有名利的关系,完成胜业固是好事,能够于人有益也是很好的,若是青年写博士研究论文,自然不能这么超然,其态度便难免是小乘的,实在也是莫怪的事。民国以来整理国故的成绩不能说不好,但其大部分恐怕多是博士论文的性质,要新奇可喜的主张或发见大抵不难,若是大部著作如《说文释例》的既不易得,至于《文字蒙求》似的启蒙小书,那是更难得有人肯做了。为什么呢,写这种小册可以说完全是利人的事,如写专门论著,只要所有知识的十分七八安排得好,便可成功,显得富丽堂皇,写启蒙书只有二分就够了,可是你还得准备十足的知识在那里,选择布置,更须多费气力,人家见了却并不看重,既是事倍功半,而且无名少利,不是对于后辈真心关切的人,谁肯来干这些呆事呢。据鄙人的私见说来,这些新的研究自然也都是很好的,但在现今国故整理尚未成功,古典不曾疏解明白,国学常识还未普及,只靠几位博士先生互相传观他们的新主张与发见,那还是不大够的,此外对于一般后辈的启蒙工作也实不可少,原典的校订注解,入门与工具书的编纂,都是极紧要的事,从前的事也就不算了吧,以后总不能再是这样懈怠下去了。但是,这事期待谁来做呢?我想这也并不太难。大乘的佛教岂不即是从小乘出来的么,这只在态度的一转变间罢了,正如主张为我的人假如想到“己亦在人中”,或者感到“吾与尔犹彼也”,那么就会得把为我兼爱一以贯之,证了阿罗汉果,再去修菩萨行,不但不是难事,且亦恰是正道也。

说到这里,差不多我所想说的话已经完了,我的希望只是有人在学问方面做点兼爱的工作,于编排自己的大著作之外,再费点工夫替后辈写些适用的小书,虽未免稍为损己,却是大大的利人,功德无量也。这些是什么书呢,我也一时回答不来,还要请各部门的学者自己去斟酌,我所想到的觉得国学常识总是必要的一种吧。这个名称恐怕定得有点不大恰当,难免有人误会以为与国粹有关,其实并不如此,我的意思只是说本国文化学术的大要,青年学生所应当知道的,简要的说一遍,算作常识的一部分,将来必要时会得有用,即使不然,本国的事情多知道一点也总是好的。其次国史常识我也觉得很重要,这有如自己以及家里的过去的事情,好歹都须得知道个概要。各种古典与各项学问能够多方面介绍给青年知道都是好的,要紧的事是设法引他入门,于他有益同时也要觉得有兴味。世间常有读经的呼声,鄙人未曾注意,亦思避免说话,现在谈到这些问题,似乎不无牵连,因此也不得不有所说明。鄙人的意思是大概以知为主,希望青年增进知识,修养情意,对于民族与人生多得理解,于持身涉世可以有用而已,若是宗教式的行事则非小信的鄙人所知矣。窃观昔人论六经最好者莫过于清初的刘继庄,在所著《广阳杂记》卷二中有一则云: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夫今之儒者之心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为之,爰以图治,不亦难乎。”刘君此论极为明通,可谓能深知圣人之用心,此事原难能可贵,但说出却亦平常,无非是本于人情耳。如依据此意,欲使圣人六经之教宣明于世,办法亦殊简单,即照所说的那样,从唱歌看戏小说说书占卜祭祀各端下手,溯流寻源,切实的做去,即是民生问题得了端绪,更不必再抱住刍狗不放了。刘继庄又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他能这样的了解,无怪其深许可金圣叹,圣叹还只是文人,以经书当文学看,与《水浒》《西厢》相并,继庄则更是经世家,以戏文小说当经书看,此深与鄙见相合,觉得须有此见识乃能与之谈经也。若如世俗之说,唯读经乃可以正人心,鄙人既不好辩,且尤畏祸,不想多说,但拟一问题甲曰,中国的老百姓大都心是好的,又问题乙曰,中国的老百姓十九不大识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想总是一个“是”字,可是这里有一个矛盾。如乙说,老百姓既不识字,即稍识字也总不曾读过经,那么他们的心照例应该不正的,至少要比读书识字的士大夫坏得多,然而又如甲说,老百姓的行为也总未必不及士大夫,或者有人说还要胜过士大夫亦未可知。那么可见必读经而后人心乃正之说不见得是正确,无宁说是中国的人心本来就正,这从老百姓上边可以证明,因其性天中本有经或与经相合的道理,故能与圣人心心相印,不待外力而自然发动,无不中节。如此说法虽似未免稍近理想,却能使我们对于自己民族增加自信,奋发前进,比自认是一群猪猡须俟呼喝鞭策始能挨挤前行者要好得多,且无人以呼喝鞭策者自居,此于世道人心乃更有裨益也。中国现今切要的事,还是如孔子遗训所说,乃是庶,富,教这三段,教与养算来是一与二之比,后之儒者舍养而言教,是犹褓母对于婴孩绝乳糜去襁褓,专以夏楚从事,如俞理初言,非酷则愚矣。鄙人亦知读经如念佛,简单易行,世所尊敬,为自身计,提倡此道,最为得策,但无论如何,即使并无欺世愚民种种心计,亦总之是小乘法,不足听从。我们所期望者乃是舍己为人的法施,此事固未可性急,急亦无用,但是语有之,十室之内必有忠信,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吾安知不旦暮遇之也。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