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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以前》杂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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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文学者,但是文章我却是时常写的。这二者之间本来没有必然的关系,写不写都是各人的自由,所以我在闲空时胡乱的写几篇,大约也无甚妨碍。我写文章为的是什么呢。以前我曾说过,看旧书以代替吸纸烟,历有年所,那时书价还平,尚可敷衍,现在便有点看不起了,于是以写文章代之,一篇小文大抵只费四五张稿纸,加上笔墨消耗,花钱不多,却可以作一二日的消遣,倒是颇合适的。所写的文章里边并无什么重要的意思,只是随时想到的话,写了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体制,依照《古文辞类纂》来分,应当归到那一类里才好,把剪好的几篇文章拿来审查,只觉得性质夹杂得很,所以姑且称之曰杂文。世间或者别有所谓杂文,定有一种特别的界说,我所说的乃是另外一类,盖实在是说文体思想很夹杂的,如字的一种杂文章而已。

杂文在中国起于何时?这是喜欢考究事物原始的人要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却很难回答,虽然还没有像研究男女私通始于何时那么的难,至少在我也是说不上来,只能回答这总是古已有之的吧。自从读书人把架上的书分定为经史子集之后,文章显然有了等级,我们对于经部未敢仰攀,史部则门迳自别,只好在丙丁两等去寻找,大概那杂家的一批人总该与杂文有点渊源,如杂说类中之《论衡》,杂学类中之《颜氏家训》,我便看了很喜欢,觉得不妨我田引水的把他拉了过来,给杂文做门面。古今文集浩如烟海,从何处找得杂文,真有望洋兴叹之感,依照桐城义法的分类,虽是井井有条,却也没有这样的项目,可知儒林文苑两传中人是不写这种文字的了。前几年 阅春在堂集,不意发见了杂文前后共有七编,合计四十三卷,里边固然有不少的好文章,我读了至今佩服,但各样体制均有,大体与一般文集无异,而独自称曰“春在堂杂文”,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曲园先生本是经师,不屑以文人自命,而又自具文艺的趣味,不甘为义法理学所束缚,于是只有我自写我文,不与古文争地位,自序云,体格卑下,殆不可以入集,虽半是谦词,亦具有自信,盖知杂文自有其站得住的地方也。照这样说来,杂文者非正式之古文,其特色在于文章不必正宗,意思不必正统,总以合于情理为准,我在上文说过,文体思想很夹杂的是杂文,现在看来这解说大概也还是对的。

尤西堂《艮斋续说》卷八云,“西京一僧院后有竹园甚盛,士大夫多游集其间,文潞公亦访焉,大爱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许之,数月无耗,僧屡往请,则曰,吾为尔思一佳名未得,姑少待。逾半载,方送榜还,题曰竹轩。妙哉题名,只合如此,使他人为之,则缘筠潇碧为此君上尊号者多矣。”我们现在也正是这样,上下古今的谈了一回之后,还是回过来说,杂文者,杂文也,虽然有点可笑,道理却是不错的。此刻大概不大有人想写收得到《古文释义》里去的文章,结果所能写的也无非是些杂文,各人写得固然自有巧妙不同,然而杂文的方向总是有的,或称之曰道亦无不可,这里所用的路字也就是这个意思。普通所谓道都是唯一的,但在这里却很有不同,重要的是方向,而路则如希腊哲人所说并无御道,只是殊途而同归,因为杂文的特性是杂,所以发挥这杂乃是他的正当的路。现在且分作两点来说,即是文章与思想。中国过去思想上的毛病是定于一尊,一尊以外的固是倒霉,而这定为正宗的思想也自就萎缩,失去其固有的生命,成为泥塑木雕的偶像。现在的挽救方法便在于对症下药,解除定于一尊的办法,让能够思索研究写作的人自己去思想,思想虽杂而不乱,结果反能互相调和,使得更为丰富而且稳定。我想思想怕乱不怕杂,因为中国国民思想自有其轨道,在这范围内的杂正是丰富,由杂多的分子组成起来,变化很不少,而其方向根本无二,比单调的统一更是有意思。唯有脱了轨的,譬如横的或斜的路道,那么这显得要发生冲突,就是所谓乱,当然是不应当奖励的。但是假如思想本是健全的话,遇见这种事情也并不怕,他会得调整成为杂的分子,适宜的予以容纳,只在思想定于一尊而早已萎缩了的国民中间,有如结核菌进了营养不良的身体里边,便将引起纷乱,以至有重大的结果来了。中国向来被称为异端,为正宗的人士所排斥者,有两类思想,一是杨墨,一是二氏。古时候有过孟韩二公竭力嚷嚷过,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事,其实异端之是否真是那么要不得,谁也说不清,至少有些学者便都不大相信。焦理堂在《论语通释》中说得很好,如云:

“记曰,夫言岂一端而已,各有所当也。各有所当,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云:

“唐宋以后,斥二氏为异端,辟之不遗余力,然于《论语》攻乎异端之文未之能解也。唯圣人之道至大,其言曰,一以贯之。又曰,焉不学,无常师。又曰,无可无不可。圣人一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致远恐泥,即恐其执一害道也。惟其异,至于执一,执一由于不忠恕。杨子唯知为我而不知兼爱,墨子唯知兼爱而不知为我,使杨子思兼爱之说不可废,墨子思为我之说不可废,则恕矣,则不执矣。圣人之道,贯乎为我兼爱者也,善与人同,同则不异。执一则人之所知所行与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焦君的意思以为异端只是一端之说,其毛病在于执一害道,圣人能够取其各有所当之各端而贯通之,便头头是道,犹如为我兼爱之合成为仁也。若是对于异端一一加以攻击,即是学了他们的执一害道,变为不恕不仁,反而有害。这个说法我想是很对的,我说思想宜杂,杂则不至于执一,有大同小异的,有相反相成的,只须有力量贯通,便是整个的了。杨墨之事固其一例,若二氏中之老子本是孔子之师,佛教来自外国,而大乘菩萨之誓愿与禹稷精神极相近,法相与禅又为宋儒用作兴奋剂,去构成性理的体系,其实也已消化了,所有攻击不但全是意气,而且显示出不老实。假如我们现今的思想里有一点杨墨分子,加上老庄申韩的分子,贯串起来就是儒家人生观的基本,再加些佛教的大乘精神,这也是很好的,此外又有现代科学的知识,因了新教育而注入,本是当然的事,而且借他来搅拌一下,使全盘滋味停匀,更有很好的影响。讲人文科学的人如有兴趣来收入些希腊,亚剌伯,日本的成分,尤其有意思,此外别的自然也都很多。我自己是喜杂学的,所以这样的想,思想杂可以对治执一的病,杂里边却自有其统一,与思想的乱全是两回事。归结起来说,写杂文的要点第一思想宜杂,即不可执一,所说或极细小,而所见须大,反过来说时,假如思想不够杂,则还不如写正宗文章,庶几事半而功倍也。

预备五张稿纸写文章,只写了第一点时纸已用去十分之九,于是这第二点只好简单的说几句而已。杂文的文章的要点,正如在思想方面一样,也宜于杂,这理由是很显明的,本来无须多说。现在写文章既不用八大家的古文,纯粹方言不但写不出,记录下来也只好通用于一地方,结果自然只好用白话文来写。所谓白话即是蓝青官话,原是南腔北调的,以听得懂写得出为标准,并无一定形式,结果变成一种夹杂的语文,亦文亦白,不文不白,算是贬词固可,说是褒词亦无不可,他的真相本来就是如此。现今写文章的人好歹只能利用这种文体,至少不可嫌他杂,最好还希望能够发挥他的杂,其自然的限度是以能用汉字写成为度。同样的翻回去说一句,思想之杂亦自有其限度,此即是中国人的立场,过此则为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