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三藏记集》十五卷 粱释僧佑撰
宋、元、明南北藏皆著录，清藏独缺。今尚无单行本，支那内学院仅由抽刻经序六卷。
三藏者，经、律、论。《出三藏记集》者，记集此土所出翻译经、律、论三藏也。然自《历代三宝记》以来，即有引作“集记”者，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引此书凡三十二回，皆误作“出三藏集记”。
明南藏十五卷，北藏十七卷。北藏无卷六，以卷六为卷七，又分卷十二为两卷，故有十七卷。嘉兴藏因之。
僧佑，《梁高僧传》十一《明律》篇有传。名见《梁书》五十，《南史》七二文学《刘勰传》。勰与僧佑居处十余年，後出家名慧地。祐生宋元嘉二十二年乙酉，卒梁天监十七年戊戌，年七十四。所著尚有《释迦谱》、《弘明集》等，今存。
祐以前经目有多种，今所存者以此目为最早。学者简称为《祐录》。《佑录》中常引《安录》，《安录》者，柬晋时释道安所撰经录也。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为簿录体，在汉《艺文志》之後，隋《经籍志》之前。然其体制与外学目录书不同。《汉志》、《隋志》只一方式而已，所谓一方式者，志前有总序，中间分类排列书名、卷数、撰人，每一类毕，总其家数，条其派别而已。本书前有总序，与外学目录书同，中间分四方式：
一曰撰缘记，一卷。所谓“缘记”者，即佛经及译经之起原。
二曰铨名录，四卷。所谓“名录”者，即历代出经名目。此方式等於外学之艺文志，但不以经之内容分类，而以时代撰人分类。其次则为异出经、古异经、失译经及律部。又次则为失译杂经、抄经、疑经、注经等。异出经者，胡本同而汉译异者也。失译经者，遗失译人名字者也。律为僧佑专门，故特详律部。抄经者，撮举诸经大要者也。注经者，经有注解者也。疑经者，真伪未辨者也。
三曰总经序，七卷。经序即各经之前序及後记。为文一百二十篇。支那内学院所单刻者即前六卷，後一卷则为此土纂集诸书，如佑自纂《弘明集》等。载序之外，复载各卷篇目。幸而《弘明集》今存，不幸而其书不存，吾人亦可据此篇目，略知其书之内容为何，此目录学家亟当效法者也。明智旭撰《阅藏知津》即仿此。旭俗名锺始声，字振之，苏州人，号蕅益大师。
四曰述列传，三卷．列传即译经人之传。前二卷外国二十二人，後一卷中国十人。由後汉至萧齐。其史料虽为慧皎《高僧传》所采集，然此尚为今所存最古之僧传，可以考後来僧传之因革及异同也。
本书之特色及在史学上之利用
本书之特色，全在第三方式之经序，为其他经目所未有，可以考知各译经之经过及内容，与後来书录解题、书目提要等用处无异。其後记多记明译经地点及年月日，尤可宝贵，朱彝尊撰《经义考》，每经录其前序及後跋，即取法於此。《四库提要》释家类谓其取法《开元释教录》者，非也。
至其中之经序及後记，皆为六朝人著作。严可均辑《全南北朝文》，将此书七卷全数采取，散人南北朝文中，可谓探骊而得其珠者矣。
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释家类，大抵采自此书。其不采《历代三宝记》及《开元释教录》者，以此书撰自梁代，去晋世最近，较可信据，特未思及其撰自偏安之朝，文献未为该备耳。
朱彝尊之用此书，仿其体制；严可均、文廷式之用此书，则取其材料；各有攸当。姚振宗撰《後汉书艺文志》，集部末附释家类，全采《开元释教录》，盖未见此书。其最後一条《沙弥十慧经》，引严可均《全後汉文》编曰：“严佛调《沙弥十慧章句序》，见释藏迹字号十，又见僧佑《出三藏记》第十卷。”不知“迹字号十”即《出三藏记集》卷十，是一非二。严可均《後汉文》一〇六原注云：“释藏迹十、《出三藏记集》十”，无所谓又见也，即此可知姚实未见此书，且不知严所谓“释藏迹十”者为何语也。
至於本书经序及列传中，有涉及各朝帝王及士庶者，均可为考史资料。如吴主孙权之於支谦，宋文帝之於求那跋陀罗，以及宋彭城王义康、谯王义宣、齐竟陵文宣王子良等，皆与诸僧应接。此书撰自裴注《三国志》後，为裴松之所未见，故魏、吴诸僧事，可补《三国志注》者尚多。杭世骏撰《三国志补注》，未能采此书一条，此杭君之疏忽也。
明末李映碧清撰《南北史合注》，欲利用此等史料，合以八书，注《南、北史》，实为卓识。惜其采取未备，又不讲著书体例。窜乱延寿原书，至不为世人所重。然则此等史料之利用，尚有待于後人也。
《历代三宝记》十五卷 隋费长房撰
宋、元、明南北藏皆著录，清藏仅刻卷末叙目一卷。此书今尚无单刻本。
《隋志》著录杂家类，作三卷，非字有脱讹，即是仅得其前三卷。然两《唐志》著录释家类，均作三卷，可知<<隋志》之误，由来已久。姚振宗撰《隋志考证》，未见此书，仅引《法苑珠林》、《开元释教录》并沈涛《铜熨斗斋随笔》七，知原书十五卷。
此书亦名《开皇三宝录》，卷末有《上开皇三宝录表》，严可均收入《全隋文》二十八。《开元释教录》七、《法苑珠林》百著录，亦名《开皇三宝录》。《通志》六七《艺文略》释家类既出《开皇三宝录》，复出《历代三宝记》，焦竑《国史经籍志》四同，所谓见名不见书也。此书本为目录书，《阅藏知津》列入传记类，不合，应改入目录类。
费长房与《後汉书·方术传》之汝南费长房同名，略历见《大唐内典录》五。《续高僧传》二附《达摩笈多传》：“成都人，本预缁流，因周武废僧还俗。隋开皇初召入京，为翻经学士。”此书开皇十七年撰，学者简称为《长房录》或《房录》。
本书之内容及体制
本书与梁僧佑《出三藏记集》之大分别：《佑录》仅详於南朝诸经，本书则兼详北朝诸经，因所处之时代不同也。本书有三方式：
一为帝年，三卷：卷一周、秦，卷二前後汉，卷三魏、晋、宋、齐、梁、周、隋。
每卷前有叙论，後列年表，年下间注时事、佛事，或所出经卷，颇便检阅。
二为代录，九卷：卷四後汉录，卷五魏、吴录，卷六西晋录，卷七东晋录，卷八前後秦录，卷九西秦、北凉、魏、齐、陈五录，卷十宋录，卷十一齐、梁、周录，卷十二隋录。
每卷前有叙论，次列经卷，经卷後为译人传，盖变《佑录》之体，将列传分隶各经之後，以便检阅也。
三为人藏录，二卷：卷十三大乘经入藏目，卷十四小乘经入藏目。
盖代录为历代所出之经，入藏录则隋代现存之经也，三方式毕，末为序目一卷第十五，犹是马、班以来遗法。
本书之特色
本书之特色在纪年。自司马温公著《通滥》，南北朝以宋、齐、梁、陈纪年，承学之士，以为当然。不知温公以前，《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犹以宋、齐、梁、陈为偏霸，为闰位。《元经》号称法《春秋》，尊中国，犹帝北魏而黜齐、梁，其他可知矣。《元经》真伪，另一问题，其纪年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同一见解，《四库提要》据晁、陈二氏，指为宋阮逸作，亦非无故。但其所托名者为文中子，则与费长房正同时，故可与《历代三宝记》相提并论。清人勇於辨伪，而《四库》编年类特著录《元经》，即以其进元魏为中国，可以悦时主耳。
《三宝记》独不然，其纪年乃尊齐、梁而黜北魏。其卷三年表，晋後即继以宋、齐、梁，梁後即继以周、隋。其卷八、九虽为前後秦及北魏、高齐等录，然每有论述，必冠以晋、宋齐、梁世，如晋简文世、晋安帝世、宋孝武世、齐武帝世、梁武帝世等。其意以为隋承周，周承梁，实得中国正统。周虽不出於中国，而能奉玺归隋，则已将取之中国者还之中国。此固非僧人之所知，实当时之一般心理耳。
何以言之？《北齐书》廿四《杜弼传》：“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於高祖，高祖曰：‘天下浊乱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北史》五五《弼传》同。
高祖者，高欢。此可以见北朝士大夫之心理，盖自晋室渡江後，南北分立者二百六十余年，中原士夫之留北者，始终以中国为未灭。隋之灭陈，中国之自相兼并耳，隋之灭周，乃为中国人复兴中国。故《历代三宝记》纪年之意义，实较《通监》纪年之意义更为重大。今失之於《元经》，而得之於《历代三宝记》，礼失求野，孔子所由问礼於老聃也。虽其中不无小误，如卷三以乙亥为魏甘露元年之类，误移前一年；又有开皇十八年以後甲子，显为後人附益，究与大体无伤，此本书之特色也。
本书在史学上之利用
本书卷四後汉录，有经二百五十九部；卷五魏、吴录，有经二百七十一部；卷六、七东西晋录，有经七百十八部；卷八、九前後西秦、北凉录，有经二百二十三部，皆可为补後汉、三国、晋《艺文志》者之用，惜乎利用之者尚未有其人也。
《隋志》旧事类有《天正旧事》三卷，释亡名撰。天正者，梁末豫章王及武陵王年号，二人皆以天正纪元，时人谓“天者二人，正者一止”，二人一年而止也。语见《梁书》五五及《南史》五三。释亡名所撰，殆即梁末时旧事，亡名盖遗民之抱有国破家亡之痛者也。章宗源《隋志考证》此条下不着一字。姚振宗知为即别集类著录之周沙门释亡名，然因未见〈续高僧传》，不能道其详。不知《历代三宝记》亦有《释亡名传》，且为《续高僧传》七所自出，其史料尤为可贵。
《三宝记》十一《周沙门忘名传》略云：武帝世，沙门释忘
名，俗姓宗，讳阙殆，南阳人。为梁竟陵王友，梁败出家，改名上蜀。齐王人京，请将谒，帝以元非沙门，欲逼令还俗，并遣少保蜀郡公别书劝喻，报书言六不可。其後云：“乡国殄丧，宗戚衰亡，贫道何人，镯堪长久。诚得收迹山中，摄心尘外，支养残命，敦修慧业，此本志也。如其不尔，安能愦愦久住阎浮地乎！”
齐王者宇文秦第五子宪，少保蜀郡公者尉迟迥，皆《周书》有传。讳阙殆者，取《论语》“多见阙殆”之义，言其讳已阙失也。《佛祖统纪》续藏本卅八，乃云：“梁补阙宗殆，以学行知名。梁亡，弃官出家，号无名。”频伽藏本《统纪》卅七，又作“梁补阙宗始”。按补阙之官，始於唐武后，梁时安得有补阙？僧人不学，殊可笑。
忘名所著书尚有《至道论》、《淳德论》、《遗执论》、《不杀论》等，《三宝记》著录，大抵皆有关人心世道之书，而以佛教之言出之；集十卷，《隋志》以次後周仪同宗懔集後。宗懔者，亦南阳人，梁吏部尚书，梁亡入周，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著《荆楚岁时记》，今存於世。
忘名即宗懔宗人，而姚氏引明冯惟讷《诗纪》，严可均《全後周文》，均误亡名为俗姓宋，殊失其义。明南北藏本皆误，惟丽藏不误，频伽本出於丽藏，亦不误。宗为南阳望族，《宋》、《齐》、《梁书》皆有闻人。赵明诚《金石录》十八，据宗资墓前刻石，知《後汉书》列传卅一之宋均，应作宗均。《铁桥漫稿》四《对王氏问》，引范书《南蛮传》作宗均，故《全後汉文》廿七亦作宗均，是也。《隋志》次亡名集於宗懔与王褒、萧伪、庾信之间，最为有意，曰：
後周仪同宗懔集十二卷，
後周沙门释忘名集十卷，
後周少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
後周少傅萧伪集十卷，
後周开府仪同庾信集二十一卷。
诸人皆梁亡人周，腼然冠带，文人无节操至此，相形之下，和尚愧煞宗人矣。无锡丁氏编《全北周诗》，亦谓释亡名姓宋，且分无名法师与释亡名为二人，皆未能利用频伽本《三宝记》也。
《隋志》别集类又有陈沙门释灵裕集四卷，姚氏引《法苑珠林》、冯氏《诗纪》，知为相州大慈寺沙门，是也。《历代三宝记》十二有《灵裕传》，裕久住相州，即今彰德，地属北齐。周既灭齐，复为隋灭，裕饱经忧患，乃杜门不出，“开皇十年降敕所部，追裕入京，至见阙庭，劳问殷重。到未几何，频辞请退，乃云不习水土，屡觉病增。十一年放还归邺。”盖亦沙门之有笃识高行者。所著有《安民论》、《陶神论》、《因果论》等，皆有关人心世道之书，而以佛教之言出之，与亡名同。《三宝记》著录。然裕未尝受陈供养，《隋志》列入陈朝，殆为错简，可以《三宝记》证之也。《续高僧传》九《灵裕传》，即本於《三宝记》而加详。
又《隋志》医方类有《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姚氏未有考证。此书亦见《三宝记》九，一卷。注云：“凡五十法，梁武帝世，中天竺国三藏法师勒那摩提，或云婆提，魏言宝意，正始五年来，在洛阳殿内译。”卷九者元魏录，正始者元魏年，然必冠以“梁武帝世”者，所谓以梁为正朔，与《元经》异者
也。《开元录》六以此方非三藏教，置诸应删之列。姚氏曾见《开元录》，特未注意此条耳。
又《隋志》地理类《洛阳伽蓝记》五卷，今存，《四库》著录。近世吴若准集证本，号称最善，然杨衙之自序，见《三宝记》九，与今本异同数十字，皆比今本为长。其最关史实者，为今本“武定五年，岁在了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句。《三宝记》作”武定元年中”，无“岁在丁卯”四字，诸家皆未校出。据藏本，则此四字当为後人所加，惜吴氏未见《三宝记》也。严氏《全北齐文》二见之，而亦未校出，盖从前校书者多注意词句，而忽略事实也。
《开元释教录》二十卷 唐释智升撰
宋、元、明南北藏、清藏皆著录，南京刻经处有单行本。晁氏《读书志》及明北藏目录作三十卷，书实二十卷，不过中有一卷分为上下者耳。
《旧唐志》悉本毋煚《古今书录》，止於开元，舆智升此录同时，故此录不见於《唐志》。《新唐志》载智升《续大唐内典录》一卷，而不载此录，《通志·艺文略》因之，皆不知有此录也。清《四库》著录释家类，《书目答问》亦载之，谓其有关考证。然释典有关考证者众矣，岂独此区区数种。
智升，《宋高僧传》五有传。录撰於开元十八年庚午，距开皇十七年丁巳撰《历代三宝记》之时，凡百三十三年。
本书之内容及体制
本书分两方式：
甲、总录 以译人为主，分十九朝代记之，末附诸家目录，凡十卷。
卷一汉、魏，卷二吴、晋，卷三东晋、苻秦，卷四姚秦、西秦、前凉、北凉，卷五宋，卷六齐、梁、元魏、高齐，卷七周、陈、隋，卷八、卷九唐，卷十诸家目录。
每朝代先记其国姓、都城、几帝几年、译者几人、所出经几部几卷、见存几部、亡几部，然後按人记其所出经及本传，凡一百七十六人。
乙、别录 以经为主，分七类记之，末为入藏录，亦十卷。
一、有译有本录。中又分三：曰菩萨藏，大乘教也；曰声闻藏，小乘教也；此外曰圣贤传记。
二、有译无本录。名存本阙者也。
三、支派别行录。大部之中抄出别行者也。
四、删略繁重录。同本异名，或广中略出者，并删除之。
五、拾遗补阙录。旧录阙题，新翻未载者，并详具之。
六、疑惑再详录。《四库提要》误“再详”为“再译”。
七、伪妄乱真录。大乘入藏录，小乘入藏录。
本书之得失
凡事创者难为功，因者易为力，著书亦然。《开元录》之
前，已有诸家目录及僧传，此书集诸家之成，而补其阙漏，订其讹误。有旧录以为失译而并未失译者，有旧录未详时代而今已知其时代者，有旧录译人误而今特正之者，可称後来居上。
又如总录卷四，於北凉之前，特补前凉一代，为前此诸录所未载。智升於所出《须赖经》后记及《首楞严经》后记发见之，乃补一代，略曰：
“前凉张氏，都姑臧，从晋年号。自张轨永宁元年辛
酉，至天锡咸安六年丙子，凡八主，七十六年。外国优婆
塞一人，译经四部，六卷，见存一部，亡三部。优婆塞支施
仑，月支人，博综众经，来游凉土，张公见而重之，请令翻
译。以咸安三年癸酉，於凉州内正听堂後湛露轩下，出
《须赖经》等四部。龟兹王世子帛延传语，常侍西海赵潇、
会水令马亦、内侍来恭政三人笔受，沙门释慧常、释进行
同在会证。”
张轨者，《晋书》八十六有传。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凉土与中朝隔绝，张轨父子崎岖僻壤，世笃忠贞，虽困苦艰难，数十年间，犹奉中朝正朔，此最难能而可贵者也。智升为补一朝，殊有意义。近人撰《晋书构注》，於张轨孙张骏传，曾引近出之《流沙坠简》，书建兴十八年，知张氏迄骏之世，未尝建元，以证《玉海》谓骏改元太元之误。惜其未见《开元录》此节，张氏不独始称西晋愍帝建兴年号，其末仍用东晋简文帝咸安年号，此为希有史料，不必於地下求之，特学人未之注意耳。当中原云扰之日，凉州道俗，翻经不辍，试思湛露轩中，其好整以暇为何如也。此本书之特点也。
惟本书注重翻译，而忽略本土著述，以故中土高僧言论，多被删除。如《历代三宝记》卷七东晋出经道俗凡二十七人，卷八前後秦出经道俗凡十六人，卷十一、十二齐、梁、周、隋出经道俗凡七十人。今本书东晋只取十六人，二秦只取十一人，齐、梁以後，删削尤多。以至最著名之高僧慧远所出经论十四部，支道林所出七部，道安所出二十四部，僧肇所出四部，周亡名所出十二部，隋灵裕所出八部，皆遭摈落。甚至唐代最有名而现存之《法苑珠林》百卷，亦不著录。《大唐内典录》卷十特有历代道俗述作一门，专载此土高僧及名人言论，本书总录既删《三宝记》，别录又不采《内典录》历代道俗述作一门，此其失也。
本书在史学上之利用
清人撰《後汉书艺文志》者五家：
钱大昭、侯康不录释氏书。
顾榱三於子部佛书，仅据《隋志》著录五部。
曾朴於卷末附佛经四十部，卷数可考者，一百六十七卷。
姚振宗於卷末附录佛经二百九十五部。
曾书大抵从《梁高僧传》汉时译经诸人传鈎出所译经名，而以今本《嘉兴藏目录》考其卷数，观其所注藏经千文字号可知也。然佛经同名异译者甚多，今本《嘉兴藏目录》本为当时售经而作，故又名“经值划一目录”，每经只注价目，不注撰人，又安能据目即知为何人所译，因此误收及失收者甚多。如《嘉兴藏目》“龙”字至“字”字，《大宝积经》—百二
十卷，本唐译，曾氏误以为後汉支谶译。夫後汉之时，安能一人出经一百二十卷，此常识也。曾氏因《支谶传》云：“《阿阗世王宝积》等十余部，似谶所出”，遂以《藏目》所载《大宝积经》为支谶出，此郢书燕说也。
今《嘉兴藏目》有惟字《佛说阿阇世王经》二卷，支谶译也，曾氏反未能采入。且於支谶《阿阇世王宝积经》下注云：“藏经宝积部，龙字至字一百二十卷”，不知《藏目》所谓“龙字至字字”者，“龙师火帝”至“始制文字”十二字号也。今注曰“龙字至字”，盖未谙《藏目》千文之用者也。《藏目》大约每十卷一号，《大宝积经》百二十卷，故有十二号。姚书则全采《开元录》卷一之後汉录，有经二百九十五部，与顾、曾二家所得，不啻数倍乃至数十倍，知难行易，信然矣。
清人撰《三国艺文志》者二家：
侯氏不录释氏书。
姚氏於卷末附佛书二百零一部，亦用此法。由此推之，则补《晋志》亦可用此法，然清人补《晋志》者五家，尚未有用之者，不能不推姚氏为捷足也。
补《晋志》五家，谓吴士监、丁国钧、文廷式、秦荣光、黄逢元。丁、黄不录释氏。
晁氏《读书志》正误
晁氏<<读书後志》书目类云：“《开元释教录》三十卷，唐僧智升撰。智升在开元中，纂释氏诸书人中国岁月及翻译者姓氏，以《楞严经》为唐僧怀迪译。张天觉以怀迪与菩提流支同时，流支，後魏僧，其言殆不可信。”
天觉者，张商英，宋观文殿大学士。喜谈禅，自谓得当时高僧兜率悦之传，《五灯会元》十八有传，媚之者至称为“相公禅”，见《避暑录话》上。曾撰《护法论》一卷，攻击儒家，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谓此论为洪觉范假张名所著，是否另一问题。然明南北藏及清藏著录《护法论》，皆称张商英撰。商英与洪觉范往来，且见《宋史》三五一本传，其於佛教非门外汉可知也。
菩提流支者，北魏僧，见《续僧传》一、《开元录》；菩提流志及怀迪者，唐僧，均见《开元录》九、《宋僧传》三。两流支虽同名，然相距三朝，垂二百年，商英乃混而为一，抑何陋耶！商英谓《开元录》之言不可信，吾谓商英之禅尤不可信。晁氏既采其说，马端临《经籍考》复采晁氏说，谬说相传，不容不辩。
《四库提要》正误
《四库提要》成书仓卒，谬误本多。惟释家类著录十三部，存目十二部，谬误尚少，此必稍通佛学者所为。吾尝考之，四库馆员中以佛学名者无几，吾颇疑其出於历城周书昌永年也。
纂辑《四库全书》之议，虽发自朱竹君筠，然与周永年之《儒藏说》，亦颇有关系。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下令徵书。三十八年二月，依朱筠条议，於《永乐大典》中搜辑遗籍，命名《四库全书》。五月，令将各省进到之书，分别应刊、应钞、应仔目三项，汇为总目，并各撰提要。七月，诏将进士邵晋涵、周永年、余集，举人戴震、杨昌霖，调取来京，同司校勘。邵、
周为刘统勋所保荐，周则统勋乡人也。
尝阅王述庵昶《春融堂集》四十五《再书楞严经後》，有云：“今天下士大夫能深入佛乘者，桐城姚南青范、钱塘张无夜世荦、济南周永年书昌及余四人，其余率猎取一二桑门语，以为词助，於宗教之流别盖茫如。”
此文撰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昶时在云南军营效力，范以是年正月卒，世荦曾撰《楞严宗旨》，乾隆九年举人，当卒在前，永年则以是年成进士。越二年，即开四库全书馆。
今《四库提要》《开元释教录》条下，注云“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而存目《正宏集》条下，则注云“编修周永年家藏本”。吾因此颇疑释家类提要出永年手，故舛误尚不多也。
《提要》好采晁氏说，独《开元录》条不然，最为有见。惟谓“佛氏旧文，兹为大备，亦兹为最古，所列诸传，尤足为考证之资”云云，则殊未尽然。撰者盖未见《出三藏记集》及《历代三宝记》等，故以此为最古；又未见慧皎、道宣等《高僧传》，故以此为无上考证之资。而不知《开元录》诸传，实采自皎、宣二家之书，智升所自撰者无几也。
又谓“朱彝尊作《经义考》，多与此符”，其说亦不足据。《经义考》每经录其前序及後跋，盖取法《出三藏记集》。撰《四库提要》者只见《开元錄》，未见《出三藏记》，闻人言朱取法释家目录，遂以为《开元录》耳。《开元录》前十卷以译人为主，与《经义考》之以书为主者不同；後十卷虽以经为主，而不录经序及後记，又舆《经义考》不同，正不必强为附会。至谓“《隋书》载王俭《七志》，以道、佛附见，合为七门”。七门当为九门，王俭《七志》，道、佛固在《七志》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