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传》十四卷 粱释慧皎撰
宋、元、明、清藏皆著录。
慧皎，《续高僧传》六有传，事迹不详。梁元帝撰《金楼子·聚书》篇，有“就会稽宏普惠皎道人搜聚”之语，则其富於藏书可想。
又《高僧传》卷三末译经论有曰：“顷世学徒，唯慕钻求一典，谓言广读多惑，斯盖堕学之辞，匪曰通方之训。何者？夫欲考寻理味，决正法门，岂可断以胸衿，而不博寻众典。”则其主张博览，反对空疏又可想。
《隋志》杂传类有《高僧传》十四卷，列宝唱《名僧传》后，题释僧佑撰，此今本《隋志》之误也。此书盖即慧皎撰，试分四节辨明之：
一、何以知此书非僧祐撰？曰僧佑未闻著此书。宝唱为僧佑弟子，此书果僧佑撰，似不应列实唱书之後。
二、何以知此书为慧皎撰？曰此书卷敷与皎书合。皎书本为不满“名僧”二字而作，今此书列《名僧传》後，故知为皎书。
三、何以知古本《隋志》不误？曰两《唐志》於唐以前书多同《隋志》。今《唐志》皆作《高僧传》十四卷，惠皎撰，而无僧佑《高僧传》，以此知古本《隋志》不误也。
四、何以慧皎能误为僧佑？曰慧皎与僧佑皆梁僧。僧佑行辈高，名器盛，著述存者较多；慧皎所著，存者仅此书，故易误为佑也。姚振宗《隋志考证》巳辨其误。《四库》不著录此书，未见此书也；《书目答问》载此书，以有海山仙馆刻本也。
本书十三卷，叙目一卷在後，为十四卷。据叙，本书所载事迹，终於梁天监十八年，然慧皎至梁承圣三年乃卒，见本书後记。海山仙馆本将目录改在卷首，虽便检阅，究失古意。近年金陵刻经处有单刻本，题为初集，名亦不古。学者普通称为《梁高僧传》或慧皎《高僧传》，以别於後出之书。
本书之主旨及内容
本书以高僧为名，本有超绝尘世之意。当时僧众猥滥，拘俗者多，故慧皎之论，每为时所不喜。慧皎自序於历数诸家僧传之失後，特辩之曰：“前之作者，或嫌繁广，抗迹之奇，多所遗削，谓出家之士，处国宾王，不应励然自远，高蹈独绝，寻辞荣弃爱，本以异俗为贤，若此而不论，竟何所纪。”
又曰：“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若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作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此书之作，实为一部汉魏六朝之高隐传，不徒详於僧家事迹而已。
本书为类传体，凡分十门。每门之後，系以评论：一译经，三卷；二义解，五卷；三神异，二卷；四习禅，五明律，共一卷；六亡身，七诵经，共一卷；八兴福，九经师，十唱导，共一卷。
自後汉至梁初，凡二百五十七人，附见者又二百余人。後之作者，都不能越其轨范。惜为时地所限，详於江左诸僧，所谓“伪魏僧”仅得四人，此固有待於统一後之续作也。
本书在史学上之利用
本书未有单刻本之前，只有藏本，学者少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二十二有孙渊如藏抄本，嘉庆十二年丁卯孙星衍手记云：“慧皎《高僧传》，《四库全书》未及收。余读释藏於金陵瓦官寺见之，顷官安德，借录此本。僧人事迹，率多文人粉饰，然六朝士夫，无所自存，遁入释道，故多通品，辞理可观，且足资考史，地方古迹亦可借证，实为有用之书”云云。故孙星衍《续古文苑》十一有慧皎《高僧传序》，注云：“《四库书》未录《梁高僧传》，故此序不传。”其实何尝不传，特学者未之注意耳。
《平津馆鉴藏记书籍》补遣又有明版姜家印行本，谓：“《通监》宋文帝元嘉十年，沮渠牧犍改元永和，此书《浮陀跋摩传》作承和，与《北史》同，足资考证。”按北凉沮渠牧犍，《魏书》、《北史》均作改年承和，《御览》一二四引《十六国春秋·北凉录》作永和，《通监·宋纪》元嘉十年条因之，故纪元诸书，多以永和为正。据此书卷三《浮陀跋摩传》茂虔承和五年丁丑，即宋元嘉十四年，舆《魏书》、《北史》合，则“永”实误文也。
《世说新语》为说部最通行之书，其中关涉晋僧几二十
人，此二十人中，见於《晋书·艺术传》者仅佛图澄一人，然十之九皆见《高僧传》。
支道林在当时最负高名，《世说》中凡四五十见，应入《晋书·隐逸传》，然《晋书》遣之。《高僧传》四有长传，而支道林始末毕见。
竺法深亦负高名，《世说》中凡五六见，刘孝标注谓：“法深不知其俗姓，盖衣冠之胤也。”据《高僧传》四，则法深者僧名潜；晋丞相王敦之弟，年十八出家。永嘉初避乱过江，年八十九卒。晋孝武帝悼之曰：“法师理悟虚远，风鉴清贞，弃宰相之荣，袭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笃勤匪懈。”何得谓不知俗姓，且法深卒年八十九，亦可订《世说》注七十九之误。
又《世说·言语》篇，庾法畅造庾太尉条，注谓：“法畅氏族所出未详。”《文学》篇北来道人条注，引庾法畅《人物论》，亦作庾。《高僧传》四作康法畅著《人物始义论》，自当以康为正，今本《世说》因下文庾太尉句而误耳。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支、姓康者，皆外国姓，非本姓。《言语》篇支道林养马条，注谓：“支道林本姓关氏。”《文学》篇康僧渊初遇江条，注谓：“僧渊氏族所出未详。”正与康法畅同例。若果姓庾，则中国姓也，何云“氏族所出未详”？此严可均《全晋文》所以据《高僧传》而知今本《世说》误也。
叶德辉辑《世说》注引用书目，於庾法畅《人物论》下云：“《高僧传》引作康法畅，两书必有一误。”而未断为谁误，盖未细考耳。
范蔚宗被杀，门有十二丧，无敢近者，释昙迁抽货衣物，为营葬送，《宋书》六九、《南史》三三《范传》皆不载，亦见於《高僧传》十三《迁传》。
《梁书》二十二《南平王伟传》：“伟，太祖第八子，初封建安王，天监十七年改封南平郡王。性多恩惠，尤愍穷乏，常遣腹心左右，历访闾里人士，其有贫困吉凶不举者，即遣赡恤之，太原王曼颖卒，家贫无以敛，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儿对革号诉，革曰：‘建安王当知，必为营埋。’言未讫而伟使至，给其丧，事得周济焉。”《南史》五二同。
江革见《梁书》卷三十六：“豫章王综长史，随镇彭城，城失守，为魏人所执。魏徐州刺史元延明，闻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称患脚不拜，延明将加害，见革辞色严正，更相敬重。时祖暅同被拘执，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铭、革作丈八寺碑，革辞以囚执既久，无复心思，延明逼之愈苦，将加箠扑，革厉色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杀身报主，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值魏主请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还朝。”《南史》六十同。
吾人读此二传，知南平王之高义，江长史之忠贞，然王曼颖何人，仅知其贫无以敛而已。夫天下贫士多矣，苟别无所表见，则贫何足尚。及读《高僧传》末附曼颖与慧皎往复书，乃知皎撰《高僧传》，曾与商榷义例，既成，曾请其掎摭利病，并称其“学兼孔释，解贯玄儒”，则曼颖不徒以贫见称，实为梁初之高士，宜江革与之为友。《广弘明集》廿四采此二书；孙星衍《续古文苑》八载曼颖一文，亦根据此传；严可均辑《全梁文》亦采之；姚振宗考《隋志》杂传类补《续冥祥记》，亦利用此等史料以考王曼颖，而王曼颖乃真不朽矣。
《续高僧传》三十卷 唐释道宣撰
明、清藏本四十卷。《大唐内典录》五、《开元释教录》八均作三十卷。《旧唐志》杂传类连出两部，一作二十卷，一作三十卷。《新唐志》释氏类重出三部，两作道宗，卅二卷；一作道宣，二十卷。晁氏传记类著录三十卷，曰：“唐僧道宣撰，《艺文志》作道宗”，则《唐志》之误已久。
道宣，《宋高僧传》十四有传。尝隐终南山，与处士孙思邈至契。唐以来言律学者，莫不宗南山，故律宗又称南山宗焉，道宣即南山宗祖师也。乾封二年卒，年七十二。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继慧皎书而作，故名《续高僧传》。今单刻本称《续高僧传二集》，既曰续，又曰二集，殊不词。
本书体制，与皎书大略相同。亦分十科，改神异为感通，增护法，经师、唱导则合为杂科，故其数仍十：一译经，四卷；二义解，十一卷；三习禅，五卷；四明律，五护法，六感通，各二卷；七遗身，八读诵，九兴福，十杂科，各一卷。每一科毕，亦系以论述，与皎书同。皎书著於偏安之时，故多述吴、越，而略於魏、燕；《续传》著於统一之时，文献较备，故搜罗特广。
道宣自序称：“始梁之初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载。”此初成书之序也。今考本书记载，有至麟德二年者：卷四《玄奘传》，奘卒於麟德元年；明藏本卷廿八《明导传》，麟德元年犹未卒；《昙光传》叙事称“今麟德二年”；又卷卅五《法冲传》云：“今麟德，年七十九矣。”其他卒於贞观十九年後，永徽、显庆，龙朔年间者，二十余人。则是书实止於麟德二年，即宣公之卒前二年，距初成书之时，已二十年矣。
自序又言正传三百三十一人，一作三百四十人，附见一百六十人。今考本书正传凡四百八十五人，附见二百十九人，与自序绝异，是当注意者也。普通撰提要者多据自序，而不数本书，往往失之。盖成书之後，续有纂入，事所恒有也。
本书在史学上之利用
当纷乱之世，道人虽离俗出家，然每与政治不能无关系。《续高僧传》卅《真观传》言：“开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羽檄竞驰，时元帅杨素以观名声昌盛，谓其造檄，既被严系，将欲斩决，责曰：‘道人当坐禅读经，何因妄作檄书，罪当死不？’观曰：‘道人所学，诚如公言，然观不作檄书，无辜受死。’素大怒，将檄以示：‘是你作不？’观读曰：‘斯文浅陋，未能动人，观实不作，若作过此。’乃指摘五三处曰：‘如此语言，何得上纸。’素既解文，信其言，乃令作《愁赋》，释之。”今《全隋文》卅四所载《愁赋》，即出於此。
《续高僧传》廿一《智文传》言：“智文姓陶，丹阳人。有陈驭寓，江海廓清，宣帝命旅，尅有淮、淝，一战不功，千金日丧，转输运力，遂倩众僧。文深护正法，不惧严诛，乃格词
曰：‘圣上诚异宇文废灭三宝，君子为国，必在礼义，岂宜以胜福田为胥作之役，非止延敌轻汉，亦恐致罪尤深。’有敕许焉，事即停寝。”格词者，不服之词也。陈与周战，人夫不足，倩僧输运，文为词格之。《全陈文》十八选此文，亦本此传，而云“智文未详”，当是偶漏。
《隋志》著录之书，有非《续高僧传》不能解释者，姚氏为《隋志考证》，因未见此书，遂多窒碍。如仪注类有《僧家书仪》五卷，释昙瑗撰；别集类又有陈沙门释昙瑗集八卷，此昙瑗见《续高僧传>>件一，云：“昙瑗，金陵人，才术纵横，子史周综，有陈之世，无与为邻。帝以瑗为国之僧正，令住光宅，苦辞以任，而栖托不竞，闭门自检，非夫众集，不妄经行，庆吊斋会，了无通预。每上锺阜诸寺，触兴赋诗，览物怀古。以太建年中卒，春秋八十有二。著《十诵疏》十卷，《僧家书仪》四卷、别集八卷，见行於世。”此正《隋志》所著录者也。《隋志》《书仪》多一卷。
又《隋志》医方类，有《疗百病杂丸方》三卷、《论气治疗方》一卷，释昙鸾撰。此昙鸾为北魏时净土宗大师，见《续高僧传》六，云：“昙鸾或为峦，雁门人，家近五台山。时未志学，便即出家，承江南陶隐居方术所归，海内宗重，遂往从之。既达梁朝，时大通中也，乃通名云：‘北国虏僧昙鸾故来奉谒。’时所司疑为细作，推勘无有异词，以事奏闻，帝曰：‘斯非觇国者，可引入重云殿。’问所由来，鸾曰：‘欲学佛法，恨年命促灭，故来远造陶隐居，求诸仙术。’帝曰：‘此傲世遁隐者，比屡徵不就，任往造之。’鸾寻致书通问，及届山所，接对欣然，便以《仙经》十卷，用酬远意。辞还魏境，机变无方，调心练气，对病识缘，因出《调气论》，著作郎王邵随文注之。”据此，则今本《隋志》“论气”应作“调气”，近影印元大德本《隋志》已误，可以此传校之也。
又《隋志》别集类，有陈沙门释洪偃集八卷，此洪偃见《续高僧传》七，云：“洪偃俗姓谢氏，会稽山阴人。风神颖秀，弱龄悟道，英词锦烂，又善草隶，故貌、义、诗、书，号为四绝。梁太宗在东朝，爱其儁秀，欲令还俗，引为学士，偃执志不回，属戎羯陵践，兵饥相继，因避地缙云，又寇斥山侣，遂越岭避难。俄而渚宫陷覆，便事东归，以天嘉五年终於宣武寺。偃始离俗，迄於迁化，惟学是务，每缘情触兴，辄叙其致，成二十余卷，值乱零失，犹存八轴，陈太建年学士何儁上之。”此即《隋志》所著录者也。
又《隋志》楚词类，有《楚词音》一卷，释道骞撰。姚氏《考证》仅据本志序，言“隋时有释道骞，善读《楚词》，能为楚声，至今传《楚词》者，皆祖骞公之音”而已，此外无所发明。不知此道骞《续高僧传》卅作智骞，与作《一切经音义》之玄应同附《智果传》，略云：“沙门智骞，江表人。遍洞字源，精闲《通俗》，晚以所学，退入道场，自秘书正字，雠校著作，言义不通，皆谘骞决，即为定其今古，出其人世，变体诂训，明若面焉。造《众经音》及《苍雅》、《字苑》，宏叙周赡，达者高之，家藏一本，以为珍璧。”又《续高僧传》十一《法侃传》注言：“侃初立名，立人安品，後值内道场沙门智骞曰：‘侃之为字，人口为信，又从川字，言信的也。’因从之。”则骞为字学专家又多一证。本传虽未明言其著《楚词音》，然既通字学，复造《众经音》，其为《隋志》之道骞无疑。凡此皆有关於考
史，不徒作僧传读而已。
《全南北朝文》正误
严氏《全南北朝文》，曾利用此书，然有极可笑者。盖卷轴既繁；虽号称缜密，亦不能无误，要在後学为之纠正耳。
《续高僧传》一《拘那罗陀传》：“拘那罗陀，陈言亲依，译言真谛，谛止广州王园寺。时宗、恺诸僧欲延还建业，会扬辇硕望，恐夺时荣，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言乖治术，有蔽国风，可流荒服。’帝然之，故南海新文，有藏陈世。”此言真谛法师门徒僧宗、智恺等欲迎法师还建业，建业诸僧妬之，乃奏言真谛新译《唯识》等论，有乖冶术，可流荒服，不令其还都。时称建业为扬都，扬辇即指扬都。《全陈文》十七乃以扬辇为人姓名，而载其奏流拘那罗陀文，於扬辇略历，注云未详，不知扬辇非人名也。
又《续高僧传》九《道庄传》，言：“道庄，建业人，初听彭城寺琼法师，禀受《成实》，宗匠师表，门学所推。琼後年疾相侵，将欲传绪，通召学徒，宗猷顾命，众咸揖谢於庄，允当遗寄，琼曰：‘庄公学业优奥，诚如弘选，然其首大足小，终无後成，恐其徙辙余宗耳。’遂不行众议。”此宝琼法师批评道庄不足当遣寄也。《全後周文》廿二引此，乃作“宗猷遣琼法师书”，而於宗猷略历，无一言注释，不知宗猷亦非僧名也。《真观传》言：“观声辩之雄，最称宏富，自尔词人，莫不宗猷於观。”宗猷犹言推举耳。严君因有“允当遗寄”句，将“寄”字连下读，遂以琼语作遗琼书，此大误也。
《全唐文》亦尝利用此书，然时有错误。如卷九一六吉藏《上元宗遗表》，见於《续高僧传》十一，藏，武德六年临终遣表於帝，帝当指唐高祖。《全唐文》乃引作元宗，此是偶误，然相距百年矣。
本书板本异同
本书现在通行者有三种本：
一为三十卷本，即高丽本及频伽本是也。
一为三十一卷本，即宋、元本，碛砂藏本是也。
一为四十卷本，即嘉兴藏本及扬州本是也。
宋、元本於丽本卷二十及二十五後，各增一卷，又於丽本卷二十七、二十八合为一卷，故总数比丽本多一卷，是为三十一卷。
宋、元本正传多丽本七十一人，附传多丽本七人。然今频伽本已将丽本所无者，悉照宋、元本增人，附於各卷之末。今将各卷所增人数列後：二十卷後增正传二十人，附三人；二十二卷增四人；二十三卷增二人；二十四卷增五人；二十五卷增一人；二十五卷後又增正传三十九人，附四人。
明本与宋、元本内容相同，惟分为四十卷，与宋、元本异。唐元和中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九一至九四、晋天福中可洪《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二十七、二十八，为《续高僧传》音义，均作三十卷，且无卷二十与卷二十五後所增诸传之音。因此知增多七十余传，自宋始；分为四十卷，自明始。
然此增多之材料何来？是宣公原文否？曰：宣公自撰《大唐内典录》五，於《续高僧传》外，尚有《後集续高僧传》十卷。《开元录》八只载《续传》三十卷，谓：“《内典录》更有《後
传》十卷，寻本未获。”颇疑今宋、元本所增之七十余传，即《後集》之文，宋人取以入之《续传》，故其中多卒於贞观十九年以後、麟德二年以前，若不是宣公原文，则有卒於乾封二年以後者矣。又疑《旧唐志》何以连出《续高僧传》二部，其一部本为《後传》十卷，传写误也。
然明本何以分为四十卷？则以此书自《开元录略出》以来，即分为四帙，编入内、左、达、承四号，宋元藏因之。慧琳、可洪《音义》均作三十卷四帙可证，明本盖每一帙分为十卷也。
杨氏《访书志》质疑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十六载《续高僧传》四十卷，注曰：“宋刊摺子本”，又曰：“此本亦宋嘉熙三年安吉州资福寺刊，即南北藏所从出。”此语殊不可信。晁氏《读书後志》一、《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著录此书，犹是三十卷，何得有宋刊四十卷之事，颇疑杨氏误以四帙为四十卷，否则绝非宋本也。
杨氏又言：“此书终贞观十九年，正传三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六十人。”此仍是宣公自序旧文。不知今本不止於贞观十九年，已如上述。至於人数，丽本正传四百十四人，已多於自序八十三人，附见二百十二人，亦多於自序五十二人。宋、元本正传又多七十一人，为四百八十五人；附传又多七人，为二百十九人，比自序增多甚众。撰提要者，当据书不当据序，即据序，亦当言明书与序不同，俾知後有增入也。
杨氏又言：“《四库书目》仅载赞宁《宋高僧传》，近时海山仙馆刻慧皎《高僧传》，而此书仍沈霾释藏中，未终表彰。”云云。不知此书《四库》虽未收，然自乾隆季年，学者已渐知利用，故《全唐文》、《全南北朝文》均用之，只欠一单刻本而已。然嘉兴藏单印本，时有流行，藏书家所谓支那本者是也，因书口有“支那撰述”四字故。
杨氏又附载此书自序，注云：“此序孙渊如《续古文苑》不载，知孙氏亦未见此书。”不知《孙氏祠堂书目》二已载此书，特《续古文苑》未之采耳。且此序《全唐文》九百十一已采入，未为希见，固不必张大其词也。
《宋高僧传》三十卷 宋释赞宁撰
宋、元、明、清藏及《四库》皆著录，丽藏独阙。扬州单刻本，称为《宋高僧传三集》。
太平兴国七年奉敕撰，端拱元年十月书成，表上之。本名《大宋高僧传》，後人去“大”存“宋”，谓宋朝所修之《高僧传》，非谓宋朝高僧之传也。所载接道宣《续传》，迄宋之雍熙，卷七晤恩卒於雍熙三年，义寂卒於雍熙四年，即成书之前一年也。
赞宁略历
赞宁家世行事，见王禹称《小畜集》二十《通惠大师文集序》，略云：“释子谓佛书为内典，谓儒书为外学，工诗则众，工文则鲜，并是四者，其惟大师。大师姓高氏，其先渤海人，
隋末徙居吴兴之德清县。以唐天佑十六年己卯生，後唐天成中出家。通南山律，为两浙僧统。太平兴国三年，忠懿王钱俶携版图归国，大师入朝，太宗素闻其名，召对滋福殿，赐紫方袍，寻改师号曰通惠。八年，诏修《大宋高僧传》，听归杭州旧寺，成三十卷，进之。居无何，徵归京师，住天寿寺，诏撰三教圣贤事迹，分领其事，著《鹫岭圣贤录》，又集圣贤事迹，凡一百卷。今上咸平元年，诏充右街僧录。年八十二，视听不衰，以述作颇多，叙引未立，猥蒙见托，不克固辞。总其篇题，具如别录，凡内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学集四十九卷，览其文知其道”云。
《十国春秋》八九《赞宁传》，即本於此。然谓《高憎传》、内典集外，又著《鷲岭圣贤录》一百卷，则误读《小畜集》之文也。《高僧传》，《鷲岭圣贤录》即内典集之一种，内典集不过诸书之总名，序云：“总其篇题，具如别录”，则各书之子目也。
本书之体制及内容
本书体制，一如《续传》，惟《续传》仅每科後附以论述，此书则每人传末亦时有论述，或申明作者之旨焉，名之曰系，其有答问，则谓之通。系者法《张衡赋》，通则法《白虎通》，此与《续传》不同者也。
本书十六《清彻传》：“系曰：彻公言行，无乃太简乎？通曰：繁略有据，名实录也。昔太史公可弗欲广三五之世事耶，盖唐虞之前，史氏淳略，後世何述，今不遂富赡，职由此也。又与弗来赴告不书同，诸有繁略不均，必祛诮让焉。”此所谓申明作者之意也，其法甚善。
又古人著书，除类书外，多不注出典。此书所本，多是碑文，故每传末恒言某某为立碑铭或塔铭，此即本传所据，不啻注明出处。
本书内容，亦分十科，舆《续传》无异：一译经，三卷；二义解，四卷；三习禅，六卷；四明律，三卷；五护法，一卷；六感通，五卷；七遗身，一卷；八读诵，二卷；九兴福，三卷；十杂科，二卷。正传五百三十二人，附传一百二十五人。“读诵”《四库提要》作“诵读”，此虽小节，然以今语改古语，为校勘学中一大忌，因〈续传》亦作“读诵”，非偶然也。
唐时佛教最盛，《旧唐书·方伎传》尚有玄奘、神秀、慧能、一行等数人，《新唐书》—概删除。《通监》亦大都不载，故严衍《通监补》凡例，有补二氏一条。此书所载，十之九皆唐僧，可以补《唐书》、《通监》之阙矣。
本书之特色及缺点
本书最精彩者为《习禅篇》，因中国禅宗，起於初唐，至晚唐而极盛。会昌五年毁佛，教家大受挫折，惟禅宗明心见性，毁其外不能毁其内，故依旧流行。五代末，北宋初，佛教各派均已式微，独曹溪以下五宗，於此时渐次成立。五宗者，自六祖慧能後，分为二派：曰青原行思，曰南岳怀让。南岳复分二派：曰临济，曰沩仰；青原复分三派：曰曹洞，曰法眼，曰云门，是为五宗。今日惟临济、曹洞犹存，三宗早绝。本书除云门宗开山之云门文偃外，於各宗重要人物，皆有专传。云门匡真大师塔铭，本南汉大宝元年立，又碑铭大宝七
年立，以僻在广东乳源县，故赞宁当日搜罗未获，今皆见《南汉金石志》。
然禅宗自曹溪五宗以前，派别已极纷歧，斗诤甚烈，禅宗本身诸史，多讳而不言。赞宁本非禅宗，且博学多通，号称“律虎”，当时玄学，每斥讲家为数宝之人，见本书《习禅篇》总论。赞宁於禅宗斗诤之迹，亦不为之讳，故卷八《神秀传》论谓：“达摩没而微言绝，五祖丧而大义乖。”考唐代禅宗史者，固可於《宋僧传》求之，此本书之特色也。
慧皎著书，提倡高蹈，故特改“名僧”为“高僧”。道宣戒律精严，对沙门不拜王者一事，争之甚力，皆僧人之具有节檗者，有专书名《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赞宁则本为吴越国僧统，入宋後，又赐紫衣，充僧录，素主张与国王大臣接近；本书又为奉诏而作，故不能与前书媲美。
《宋高僧传》七五代《棣州开元寺恒超传》：“恒超姓冯氏，范阳人。挂鍚无棣，二十余年，节操高迈，前後州牧修名执刺相礼重者，止令童子辞以讲贯，罕曾接对，初有所慊，终伏其高。时郡守李君素重高风，欲飞章举赐紫衣，超闻惊愕，为诗曰：‘虚著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传经论死，不染利名生。’且曰：‘如其复尔，则吾在卢龙塞外矣。’郡将闻而止。相国瀛王冯道闻其名，知是乡关宗人，先遗书序归向之意，超曰：‘贫道闲人，早舍父母，尅志修行，本期弥勒知名，不谓浪传宰衡之耳，於吾何益。’门人敦喻，不得已答书，具陈出家之人，岂得留心虚名薄利。瀛王益加郑重，表闻汉祖就赐紫衣，自此忽忽不乐，以乾佑二年，微疾终於本院。”此五代时高僧也。赞宁对之，宁无愧色。然赞宁於《恒超传》不便批评，乃於前卷《宗密传》论，发其意见，且藉以自解焉，在史法中所谓互见例也。
《宋高僧传》六《宗密传》论曰：“或有诮密不宜接公卿而屡谒君王者，则吾对曰：教法委在王臣，苟与王臣不接，还能兴显宗教不！今之人情，见近王臣者则非之，曾不知近王臣人之心，苟合利名，则谢君之诮也，或止为宗教亲近，岂不为大乎，宁免小嫌，嫌之者亦嫉之耳，苟了如是义，无可无不可。”因此赞宁之书，不提倡高蹈，与慧皎异；又沾染五代时乡愿习气，以媚世为当，故持论与道宣又异。
《宋高僧传》十五《义宣传》论：“或曰：今沙门姓既为释，名复不讳，言我不随俗谛，云何对君主称臣，莫西域有否？通曰：姓名不对王者，臣妾表疏合然。昔齐帝问王俭，遂令对见称名，至唐肃宗朝，始见称臣，由此沿而不革。良以沙门德薄，日就衰微，一往无复矣。又以法委国王，诚难改作，王谓为是，楷定莫移，故佛言虽非我制，诸方为清净者不得不行”云。言为心声，赞宁所言若此，故其书颇主张随俗浮沉，与时俯仰，不叙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美，致使西山之节，郁而不彰。欧阳公生平深恶冯道，故对赞宁亦屡示不满。
《归田录》第一条曰：“太祖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故，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云。太祖当作太宗。呜呼！赞宁对宋帝之言，抑何与冯道对辽主之言相类也。欧《五代史》五四《冯道传》：“耶律德光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为俳语对曰：‘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
得。’”赞宁之言，得毋学此。
《六一诗话》又言：“吴僧赞宁，国初为僧录。安鸿渐尝街行，遇赞宁与数僧相随，鸿渐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应声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时皆善其捷对。”鸿渐所道，乃郑谷诗，云“爱僧不爱紫衣僧”也。欧公对赞宁印像如此。若赞宁者，真可谓名僧也矣，以言乎高，则犹未也。此本书之缺点也。
《四库提要》正误
《四库》著录赞宁之书凡二种：一为谱录类《笋谱>>—卷，一为本书。又杂家类存目七载赞宁《物类相感志》十八卷，以与本题无关，不具论。
赞宁略历，《提要》於《笋谱》述之，谓：“咸平中，加右街僧录，至道二年卒。”此大误也。至道年号，实在咸平之前，不知何以不考至此，《释氏疑年录》六已辨之矣。至本书《提要》之误，则有四点：
一、《提要》谓：“《高僧传》之名，起於梁释惠敏，分译经、义解两门，释慧皎复加推扩，分立十科。”此谬说也。梁僧未闻有惠敏，更未闻有惠敏著之《高僧传》。“惠”与“慧”通，“敏”特“皎”之形譌耳。《提要》之说，盖本於晁氏《读书志》。《晁志》衢本传记类著录《高僧传》二部：一为六卷，梁僧惠敏撰，分译经、义解两门；一为十四卷，梁僧慧皎撰，分译经、义解等十科，此《提要》所本也。六卷本，袁本《晁志》入释书类，盖一不全本。因慧皎《高僧传》向分二函，可洪《藏经音义随函录》二十七，载《高僧传》一部，上帙六卷，下帙八卷，慧琳《音义》八十九、九十同。《晁志》著录释书类者，盖仅得前帙，因叙目在後，不知其不全，著录时又误慧皎为惠敏，衢本乃将两部并列。《通考·经籍考》释氏类因之，《四库提要》遂演为《高僧传》之名起於惠敏之说，不知惠敏固无是公也。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均循《提要》之误，谬说流传，不得不加纠正。《宋史·艺文志》有慧皓《高僧传》十四卷，岂慧皎之外，又有意皓耶？“皎”之误“敏”，亦犹是耳。《隋志》杂传类及杂家类重出虞孝敬《高僧传》六卷，姚氏《考证》引《法苑珠林·传记篇》，谓：“孝敬後出家，改名惠命，即晁氏之惠敏”云。按《续僧传》一，孝敬僧名道命，不作惠命，故今不取其说。
二、《提要》谓：“唐释道宣《续高僧传》，蒐辑弥博，所载迄唐贞观而止。”并列举十门之名，似馆臣曾见皎、宣之书，何以不著於录，不知馆臣实未见皎、宣二传也。十门之名，亦据《晁志》及《通考》列之耳。不然，此唐以前史传岂有不录，而独录赞宁书之理，此其故，《简明目录》释家类曾微露之，曰：“佛氏之书，浩如烟海，非惟经论语录，不可胜数，即叙述释家故实者，亦难以赅载。故今惟即官库所有，择可录者录之，以见梗槩；官库所未收者，自有彼之佛藏在，无庸代为搜辑”云。然则今《提要》释家类所著录及存目者，特随手掇拾，以备一格，凡内府所未颁，及各家进呈所未及者，皆未尝按类以求，故皎、宣之书独阙也。
三．《提要》谓：“赞宁此书，於武后时人皆系之周朝，殊乖史法。”不知此最合史法也。武后於载初二年九月，既改国号曰周，直至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始复国号曰唐，此十五年中，事实上为周，史家岂得称之为唐。即如释明佺於天册万岁元年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後人为易於识别，易“大周”为“武周”可也，若必改为《大唐刊定众经目录》，岂非谬甚。赞宁博学，颇讲史法，吴处厚《青箱杂记》六，称其：“曾撰《非史通》六篇，为王禹称所激赏。”固未可以“乖史法”讥之也。
四、《提要》谓：“本书所载，既托始於唐，而《杂科篇》中乃有刘宋、元魏二人，亦为未明限断。”不知本书继道宣书而作，固非断代之书也。前传有阙，後书补之，奚为不可，安得以“未明限断”讥之乎！且本书载唐以前人，不始於《杂科》，卷十八《感通篇》已有後魏、陈、隋五人，卷二十四《读诵篇》又有隋二人。赞宁曾於卷十八隋僧《钦师传》论发明其例，曰：“魏、齐、陈、隋舆宣年月相接，胡不入续传耶？通曰：有所不知，盖阙如也。亦犹大宋文轨既同，土疆日广，良难遍知，纵有某僧，其奈史氏未编，传家无据，故亦阙如，留俟後贤也。”此最合史法之论，撰《提要》者未之见耳。一部《宋高僧传》独阙云门偃禅师传，职是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