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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命运》第二辑 二十二 最大之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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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生照这样下去,流弊之最大者,是在个人将永不被发见,而自由竟变为无主之物。

个人为自由之主体:自由即个人之无形底领域,故亦曰“人权”。唯其无形,所以不遇到问题,不易发见。西洋以中世集团生活对个人干涉太强,到近世发生反抗争执,群己权界乃以确立。这是一条正常简便底发见之路。中国既以缺乏集团而干涉不强,以趋尚情谊而缓和压迫,以好为折衷而不致逼出问题,更重要者复有两点。一则在情感中产不出界域来,于一切为了对方之中掩藏了蔑视人权,又一则始终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主体隐没不得建立,所以“人权”“自由”皆三五十年来输入之新名词,从前中国人无此观念。

当输入之初,一般反响则如我在廿年前所说:(上略)他对于西方人之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底很,不懂要这个作什么?一种是吃惊底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十六页)。严几道先生更早亦说过,中国人闻西哲平等自由之说“常口呿舌矫骇然不悟其义之所终”。他并不像正感受不自由之苦者,那样欢喜踊跃于得解放,而却是诧讶不解和不感兴味。即此可见既不同于西洋中世,又不同于西洋近代。像西洋近代那一段“人的个性申展史”明嘉靖中裁减诸藩爵禄米,“将军”(爵位)以下贫至不能自存;天启以后,行限禄法而贫者益多。宗室皆饥寒困辱,贵而不富,尊而无补。此言“少数皇亲贵戚”者,正以多数皇亲贵戚尚不与皇帝共利害也。,诚为中国人所未经历;假如没有外界潮流输入的话,他并将永远领会不到。

自近代人生观念输入以来,中国社会得以自镜其失之处似颇多;然要而言之,其故皆坐个人人格隐没不明而已。这是始意所不料,而终无可免底偏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