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封建门第到宋代庄田
中国在唐代以前可称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
宋代经济是划时代的近代经济的开始。
中国社会向以农业为本，但工商业也相当发达。中国与西方特别不同之处是有城市，而且城市是均匀地散布着的。城市一方面是商业中心，另一方面则又是政治中心。此种县城自秦以后为中国的政治单位。多数的城自秦代开始就有，每一城市是四围农村货物的集散中心，城乡互相依偎补足，两者打成一片。
秦自封建制度转郡县制度后开阡陌而去封疆，于是鸡犬相闻，居民相望，农村散布。而原有的古城圈则逐渐增添而扩大，至秦汉时有1000多城，今日已达2000余城了。
广东的番禹城自秦已有，直到今天。山东的曲阜县城是历时3000年至今的。中国古代的城有时搬移一半，重建时有部分移动，如北京城。但大多数的城自春秋时期开始是不动的，增建扩充则有，却不如西方之城市变化多端。西方是由废除堡垒而成立新的都市；中国城市则由不动而永远在政治、经济上有其地位。因此中西经济不能并论。
汉高祖不及秦始皇有历史眼光。汉高祖最封建，走上复古道路，有封2000户者，有封1万户者是谓大地主。古代无大地主之名，历史上称为封君。封君只是封户，而非封地封国。
除封君外，平民均为编户。一律编入国家户口册，一体平等。当时亦有豪强兼并土地出钱收买别人土地。此种豪强兼并，称为"素封"。当时有人反对，因井田制度时期是平民社会。至汉代除封君外，其他一律平等。但豪强出来兼并土地，此为转型期的社会，如果再转过去，汉代就会变成资本主义。当时司马迁主张自由经济，晁错、董仲舒等则主张统制经济。
由封建社会的井田制度进入转型期社会，则有董仲舒因反兼并而提出限民名田；有王莽的王田制；有魏晋的屯田制。又再进入门第社会。
中国的社会，东汉以后进入门第社会。晋有占田制，此时特许大门第可多占土地；至六朝，行均田制，但并不平等；此时期特许贵族可拥有奴隶及耕牛，可配得较多土地；至唐代，行租庸调制；而行两税制度后，土地政策又有大变。
门第社会形成了唐代的科举制度。古代农村之士，15岁前学识字，三冬也通一经《尚书《诗经》及《易经》等经书，15年可通读五经。此时不过30岁。通了五经即可应考做郎吏，甚至可位至宰相，可见中国社会并非封建。
做了大臣，年入2000石，但一家人每年生活所需用不完100石。由于宗法关系，做宫的一家就会有独占性的情况发生。有了独占性，所以有了"郡望"。即从农村中出了郎吏，即是唐代的门第社会由此产生。
自安史之乱以后，社会又转变了，人民一律平等。但柳宗元贬到广西时，其家庭仍有80余人；韩愈当时生活虽清苦，但一家亦有20余人。
中国东汉以后的门第社会传承了1000年以上，至唐安史之乱后而止。如山西省闻喜县的裴家，到宋代已非门第社会了。顾亭林先生去山西闻喜考察访问时，裴家村已有数千人之众。故顾亭林先生曾说："封建势力可利用作为造反之用啊！"
宋代开始已元门第社会，却出现了庄田。庄田的主人为庄主，为庄主种田的是庄客。《水浒传》中亦曾有提及祝家庄的宏伟，四周有城河吊桥；庄主家中有草堂。
庄者，田庄也，村庄也。庄内有一主人。自宋代起，历史上正式有"田主"之称谓，即今日所谓"地主"。替"田主"种田者是"田仆"，亦可称”田客"。
宋代的庄主所拥有的田地并非如古代豪强般兼并他人土地而得，庄主本属平民，亦非门第，原是地位平等的"编户"。
宋代的户口分为"主户"与"客户"两种，举例言之，施家庄的施太公是"主户"，而替施家庄的庄主户种田的人便是"客户"。由于政策不同，宋代的"客户"亦可成为富人。
宋人魏泰著《东轩笔录》记载，北宋时河南省泛县有李诚庄。此庄园方圆十里，有河流横贯其中面积宽广。庄主为李诚，即李家庄。后来李氏犯法，其田籍为官府所没收。原先为李家庄种田的约有100户，得向政府缴纳田税，后来均成豪民。原先本是李诚庄的田客（即田仆）。
自政府没收李家庄后，照理县太爷成了该庄地主，但知县为免麻烦，政府宁愿将该庄田拍卖，知县为同情原庄主，愿以二万贯低价卖予李诚之子孙。但李家子孙无钱，向田客们商量。不然，田地由别家购得的话，所有田客就得搬迁。于是李诚庄田客出钱协助李诚子孙购回回产，李家才得再拥有此庄园。
今日日本人称唐朝始有庄园制，其实要等到宋代起才有庄园。因唐、宋庄园，名同而实异也。
二、宋代"方田制"及"衙前"服役
宋代开国之时，已距唐德宗行两税制有180年。此时之社会已大变，故制度亦随之而有变更。
宋代实行的是均税政策，已非均田政策了。由于自唐德宗以来的180年中，土地未能详确整理，耕田有多少亩已失统计，宋代政府为欲使人民公平分担田租起见，势必重新测量土地，丈量准确，务求租税平均，于是推行了一种"方田制"。
方田制的发明人为郭证与孙琳。欧阳修任知县时已行过此法。"方田”又称"千步丈量法”，其法是：自东向西划一直线，长1000步，自东到北，亦划一直线，亦长1000步。成为1000步之正方形称为一大方。其四角竖立石制大标竿，即所谓华表。
一大方的面积是41顷66亩160步。但古代称为万亩。一大方内之100步见方称一小方。小方之四角插竹为标记，计为41亩16步。古代此一小方则称100亩。
故按此方法甚易计算田亩。于是将过去报少田亩的增加之，报多者减少之。因此有田130亩或70亩者均当付出所当付的田租。此举对贫苦者有利，对兼并者则不能再逃漏田租。
欧阳修先在滑州（在今河南省）推行方田制、并主张此制应推行于全国。但实行时，弊端百出。因地方上有势力者舞弊，丈量土地更不公平，因而将130亩变为70亩，将70亩变成130亩，使欧阳修放弃了主张。
接着，较欧阳修年轻的王安石在浙江部县（今宁波）推行方田制，结果推行亦不理想，但王安石坚持继续推行。欧阳修并不因王安石贵为丞相而附和推行方田制，因当时有势力者将田亩以多报少，使穷苦大众吃亏，造成了不公平。
司马光、欧阳修是史学家，讲求现实，所以不再主张行方田制；但王安石只学经学，并非学史学，故较偏重于理论，而不太重视实际也。
中国之赋税制度向有劳役与租税。汉代之劳役为"更"，唐代则称"庸"。汉、唐均可用钱代役。唐代以后仍有为政府服役的，但总的来说，历代劳役与租税两项中，似较偏重于租税。
宋代之役，与汉、唐之更、庸不同，最重要的是一种"街前"的宫役。宋之"街前"，由乡中富有大户充任。大户一当上"衙前"，往往不出三五年便可倾家荡产。由于方田制政策，使小户吃亏；而大户因担任"衙前"，亦足以濒临破家，因此使农村陷于破产边缘。
宋英宗治平年间，司马光曾论及"街前"这个职役。大意是：过去民间有里正之役，人民已经感到相当辛苦。现在改置乡户衙前，选出乡中最富有的乡户担任衙前，但实行了十年以来，却使人民愈益穷困。从前的里正，尚可以轮流服役，休息的仍可做其私人营生，但街前却是一概差遣，充任重役。如非家产衰落，则永无休息之期。且此制亦非抑强扶弱而对平民有利，因为当富者破家荡产时则难免要轮到贫苦者。当时的农村一般现象，农民只求三餐温饱，并不愿亦不敢再事积极努力于农事之生产，已不再多种一桑树，或多养一头牛，亦不敢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不然，街坊邻里便当你是富户，要被指定为衙前了，因此亦不敢增加一块地或修茸已坏的房舍，实在是怕当上了"衙前"。
司马光说上述这番话时，北方人是无法忍受服劳役的。因为当时的"官户"和"客户"都不必服役，但"官户"与"客户"都是北方多于南方；兼且当时的北方社会，一般说较南方贫困。事实上，南方人当时也负上了较重的经济担子。因此，由于北方有财力的不多，轮到差役的势必更为频密。例如南方富乡比贫乡有较多富户，富户多则按年轮流服役，相隔年数较长，易于休养休息；北方富户较少，则轮役自然较密，其生活更为艰苦可知。
三、宋政经思想的南北之争
宋代经济，南方较优于北方，此乃由于南北两方之不同地形、气候与物产等因素所造成。因此当时游学京师之士子，以南方为较多。如南方人当时位居京朝者，有晏殊、范仲淹及欧阳修诸人，他们领袖群伦，为风气之前导。而当时之北方人，见南方人势力日大，认为非国家前途之福。
宋英宗时，邵雍某日与友人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鹊啼叫声，即感惨然不悦。便说，不出两年，皇上将用南人为相，那时多用南人，专事变更，天下将从此多事。邵雍是河北范阳人，所以他同其他北方人同样心理，也讨厌南方人当权用事。
有一日，宋神宗时宰相陈旭问司马光当时社会上一般人有何意见。司马光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指曾公亮与陈旭）皆闽人，二参政（指王安石与唐介）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司马光（山西夏县人）与吕惠卿（福建晋江人）某次在讲筵中，论及变法之事，几乎动起手来。吕惠卿是王安石熙宁变法时的得力助手，司马光反对变法，难免会引起激烈的辩论。再加上司马光是北方人，吕惠卿是南方人，因地域关系，更加易生争拗。
大致来说，王安石推行新政，是代表了南方学者革新与急进精神；但司马光则代表了北方人的传统保守态度。
上节提到由于"衙前"服役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使农村经济造成凋敝。其积极之道是免除劳役当差。
王安石为使民间不必当差，主张可用免役钱代替，由大众分担经费。但遭当时人反对，认为所付田租中已有"役"在内。
但王安石行新法，还是推行了免役法，在向政府缴付夏、秋两税时，附带交付"免役钱"，由政府雇请人员服役。此法其实很好，为南方人赞成；但北方人仍反对之，此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当司马光执政时，恢复了服役，又为南方（四川）的苏轼所反对。
宋代南方与北方的农村经济情况颇为不同。北方的大户是一村一家。其余则为佃户；南方的农村则从新的经济制度而来，一村内可同时有十多户是有钱的，各家的客户并不多。北方的农村有大地主，南方则只有小地主而已。
北方人所以反对役法，因大户办差往往破产。当时司马光反对最力；后来王安石改免役法，由大家摊派出钱雇人服役，但司马光等北方人仍是反对。而南方人并不反对，因为南方主户多而客户少，多则轮役较疏而不易破产。
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他们在经济制度上意见亦有分歧。司马光起初反对役法，待王安石推行免役法后，他仍然反对，乃是从其现实眼光衡量所致；王安石个性硬直，坚要实行新政到底，赞赏者固有之，其实亦有其缺失。
但如责王安石顽固或司马光不思改进，同是不妥。故不应抱有成见，同样尊重他们才对。
当国家的政治或经济政策出现问题而元妥善办法解决时，就会有各种思想产生；如实际上有办法时，则不觉有思想，只见诸行动措施，已具体地在所实行的制度巾表现出来了，如南北朝时没有别的思想，因为只有均田制的思想已在制度中具体化了。至于王安石所推行的方田制和免役法，由于没有表现出好成绩，所以产生很多不同的经济思想。
宋代李觏（李氏江西人），在欧阳修之后，稍前于王安石，三人亦可说是同时期。李氏写了《周礼致太平论》一文，文内提到《周礼》一书中讲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
但《周礼》实际是讲制度的一本经书，其背后有一种思想，很难读。
《周礼》伪托周公所作，其实是战国时人的一种思想，较西洋人的思想为细密。但西洋人讲经济只讲理论，而没有定出具体办法，如亚当·斯密，如马克思，莫不如此。故中国典籍较西方著作难读。
中国历史上讲到想用《周礼》推行新经济的，早期有王莽，以后则有苏绰和王安石等人。李觏以后则有程颢、张载两位著名理学家，他们亦有经济主张，想要推行井田制度。
到南宋时，林勋写了《本政书》，书中特别强调政治的根本是经济。此种"经济为政治之本"的理论比西方的马克思和亚当·斯密为早。
《尚书》中的《洪范》伪托周武王向箕子互相问答；又如唐代杜佑《通典》，讲政制将"食货"放在第一篇，所以中国人看重经济，事实上比西方人为早。
《本政书》共有13篇，主张以渐进的方式回复井田制度，书中将农民分为三种。
一是良农：每一农民只能有田50亩，称为"正田”；多逾50亩者，名曰"羡田"。即似董仲舒政策一般，有限民名田之意。人民所拥有的田地要向政府呈报，再经政府查核，如有超出之数，即没收之。
二是次农：即每一农民有田不足50亩者。
三是隶农：即向他人租田之佃户。
凡是"次农"与"隶农"，准许买人田地。如购50亩时，可升为"良农“，如元能力买田地时，只能租用良农之田，因良农中有拥田超过50亩者。即租用良农之"羡田”，并向良农缴纳田租。
此《本政书》说明良农最多田地的限额，使人民占有田地趋向平均，而进入井田制度般状态。
朱寒极为重视此书，可见宋代理学家多主张行井田制度。但当时并无大刀阔斧地推行此政策。
林勋此著作要等北宋亡，宋高宗南渡时才提出。此时国家已到急剧变化之时，才想出此办法。
唐宋时代均有此法，即佃农每年缴纳地租，耕租数年后，该耕田即归缴租者所有。
中国人讲道理不外人情，重义而轻利。
有时一种很好的理论或政策，可能走上很坏的路。不幸，宋代的限田政策亦意外地招来了坏的结果。
四、宋代圩田水利完善
中国农作物中最重要的，当推稻麦。稻米最盛行的时代则为宋朝。当时长江流域大兴水利，尤其是太湖流域为最。当时江浙地区的苏州松江、太苍、杭州、嘉兴及湖州一带，为全国最富庶之区。此区地形较海为低。苏州古称平江府，因地势与长江齐平，可称泽国。荷兰虽有泽国之称，但不能与太湖流域相比。
江浙地区的水利事业，五代时已十分重视。有专门治水的宫，叫做都水营田使。并雇请数以千计的民夫，治河筑堤；又请人芟除湖旁之野草；又雇请民夫锄灭钱塘湖之草，并开辟松江的荒土，使地无旷土。
宋伫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镇守苏州，当时有大规模的圩田，在当时特别重要。每一圩田的面积巨大，有几百顷之大，宛如大城。圩者，堤岸也。此大面积的圩田，中有河渠，外有门闸。天旱时开闸，以便引入江水；水浸时则闭闸，以排除过多之水。堤岸的水利设施非常巧妙。
当时浙西低地，有沟河可以通海，并随时疏泼河道，使潮泥不会涅没河床。中国水灾较西方为少，因中国人较西方人注重水利事业之故。
范仲淹任苏州知府时，一州之田凡3万40顷，一般可年收700多万石。但当时东南地区上缴中央的租不轻，数达600万石，全出自苏州。宋统一后，因江浙及淮南地区租税较重，遂造成农政不修。五代吴越时，米价一石不过数十文；到范仲淹时，江浙之米价，一石不下六七百文，甚至有一贯者，比当时贵了十倍。
宋代大官都来南方买地，如蔡京在南京附近一带购入不少土地。后蔡京因贪污罪告发被没收田地。又如韩侂冑的大量田地，亦因贪污罪被没收。宋代行政虽不善，却不断没收大官的田地，成为公田。
此外如犯法逃亡者，户主身故而无子承继者之田亦被没收，使政府公田渐多。劣相贾似道建议，凡民人占有越逾限额的田均没收为公田，使政府增加收入可与蒙古备战。因此造成公田而照私人租额收取，使政府与民间两不吃亏。蒙古人入主中国后，公田被占，江浙太湖流域租税很重，造成了经济极不平等的现象。
五、元代劝督农桑行农社制
宋代时，河北、察哈尔、绥远、热河及辽宁一带的北方地区为辽国所占。黄河流域及以南地区才是宋疆。
金因为游牧民族，全国皆兵。金国特别重要的有所谓"猛安谋克"，其实是一种屯田制度，兵士不作战时便耕种田地。金人来中国后便圈地让军队屯垦，所屯之回即是官田。
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重心移向南方。北方经济衰败的另一原因，是由于北方在辽、金统治下，"猛安谋克"的屯田并不成功，田地多荒芜了。
自元朝统治全国后，亦有屯田；明代便有卫所制度，相当于唐代的府兵制。但明之卫所并非学自府兵制，乃是衔接元朝而来。
辽、金、元时代，由于当时不重视农业，故设置"劝农"一类的官。辽时或有"劝稼"、"劝获"一类的官，可见当时对农事不努力；金朝亦设诸路劝农。人民不服，认为既然恃农以生，何以要劝呢！”劝农"实是"妨农"。后来仍设"劝农"，乃是劝金国人注意农业，并非劝一般的中国人。
成吉思汗统治中国后，初不知田地之功用，却将田地尽变牧场以养牛马。当时助元得天下的辽人，名叫耶律楚材，他从金国投元，劝元政府不可将田地变为牧场。因田地可收租税，可成为国库主要收入来源。于是元世祖统一中国后开始劝农。
为使人民重视农业，政府设立劝农司，并颁发《农桑辑要》一书分送全国各地；又命各路地方官派劝农官到各地指导农业。
元代之劝农司曾多次改名。先改大司农司，再改农政院，后又改司农寺及务农寺。虽屡改官名但重视农业则一。
当时每一地方官兼任劝农司之衔。政府衙门两壁均绘有"耕织图"，以促使地方官注重农业。金、元时代大力呼吁劝农，正说明了金、元时代之农业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衙门的"耕织图”，亦证明当时社会农桑并重。当时黄河流域已有蚕桑事业的发展，明代以后北方才开始衰落而转到南方地区。
元末松江有位女纺织家黄道婆，她曾久居海南岛学得了纺织技艺，再回到家乡松江把织布机加以改良，甚至把纺织推广到黄河流域。黄道婆也因而致富。
由于辽、金时代战乱的关系，桑、麻作物受到摧残，于是元代大规模种植棉花，同时亦鼓励恢复桑麻的种植，以解决衣的问题。
元世祖时，发动农村组织农社，颁布农桑制度，共有14条，大意如下：凡农村中有50家者组成一社，100家者组成两社，如一村落中不足50家者，则将两个或三个小村落合组成一社，如村与村之间相距太远时，则20家亦可组成一社。
每一农社选出年长而懂农事者为社长，由社长协助政府劝农。
每家所种之田须在田边插一木牌，上书某社某人耕种。由社长经常去察看，如发觉某家之田种得不好时，须向地方政府的劝农司报告，又如某户有不孝顺父母者等情事亦同时报告，并将其过错写下挂在门上，待该农户自省改过后才取下。如该户在一年期内尚不肯改过，即丧失"自由农"之资格，便得在社中罚做苦工。
倘农社之50家中有一家生病或病故而不能耕种者，则由其他各家协助耕种之。
如果某社遇疫症，有数家亦同时遭遇灾祸时，则由其他农杜协助之。
如逢养蚕季节，某家人力不足时，亦得由同社其他人协助之。
如社员中有牛死亡，则由别家出资助其购回一耕牛，等田间作物有收成时再还款给资助者。
农社的建立，实在是一种良好互助的经济合作制度。
元代对农社社长有特别优待的措施，例如可免差役，可免当兵等，以便社长能专职全力劝督农桑。
凡多个农社的地区水利设施不足时，则由政府协助开凿河渠；又如有堤高水低等情况时，则由政府供给木材制造水车，待杜方秋收有钱时还给政府。
无水源处则规定凿井取水。
每年由社长去田间察看有无煌蝻等虫害滋生，有则设法除灭之。
农社亦负责植树造林。规定每家每年栽种桑、枣树20棵，种桑为造衣用；种枣树为防备米麦不够时应付荒年之用。因当时尚未有玉蜀黍、马铃薯等杂粮出现，故北方植枣树特多。
如该地区不宜种植桑、枣时，可代之以榆、柳。每年每一壮丁须种杂果树十株，多种亦可。
社区如近湖塘，则必须养鱼、鸭、鹅，并栽种莲藕、菱及蒲苇等。荒地先让较穷苦人家垦植，做到家家有地，人人尽其余力，地无丝毫荒弃。
此外，农社尚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其一是要设公立社仓，即所谓义仓。即每逢丰收之年，每家每口须缴米、麦一斗，如无米、麦，可用杂粮代替，如一家芝口，即缴纳三斗，以便荒年时之用，称为"公共储蓄"。
另一种重要设施是办农校，即每一农社设立学校，并聘请社师，在农闲时让子弟进学，以便识字；凡有成绩良好的学生，可呈报地方官，俾便征用。
元代每一地方均设有学田，到处办了书院。凡地方官新上任，首日必须去书院听讲。
元之农杜制度，实是一种农村自治。此制度非蒙古人设计，实乃由宋代"乡约"制度而来。凡蒙古人住在汉人地区者，亦得加入农社。当时设立"农桑文册”，每年由地方官造册呈报大司农。但土地有限，每年植树却有增加，后来人笑为"纸上栽树"，原来册上报多的都是官样文章。
综言之，元代的农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此制度有利中国农村相当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