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写给周作人君的信
启明兄：
今回寄上近作《瓦釜集》稿本一册，乞兄指正。集中所录，是我用江阴方言，依江阴最普通的一种民歌——“四句头山歌”——的声调，所作成的诗歌十多首。集名叫做“瓦釜”，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黄钟”实在太多了。单看一部《元曲选》，便有那么许多的“万言长策”，真要叫人痛哭，狂笑，打嚏！因此我现在做这傻事：要试验一下，能不能尽我的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
我这样做诗的动机，是起于一年前读戴季陶先生的《阿们》诗，和某君的《女工之歌》。这两首诗都做得不错：若叫我做，不定做得出。但因我对于新诗的希望太奢，总觉得这已好之上，还有更好的余地。我起初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后来经过多时的研究与静想，才断定我们要说谁某的话，就非用谁某的真实的语言与声调不可；不然，终于是我们的话。
关于语言，我前次写信给你，其中有一段，可以重新写出：“……大约语言在文艺上，永远带着些神秘作用。我们做文做诗，我们所摆脱不了，而且是能于运用到最高等最真挚的一步的，便是我们抱在我们母亲膝上时所学的语言；同时能使我们受最深切的感动，觉得比一切别种语言分外的亲密有味的，也就是这种我们的母亲说过的语言。这种语言，因为传布的区域很小（可以严格的收缩在一个最小的地域以内），我们叫作方言。从这上面看，可见一种语言传布的区域的大小，和他感动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个反比例。这是文艺上无可奈何的事。”
关于声调，你说过：“……俗歌——民歌与儿歌——是现在还有生命的东西，他的调子更可以拿来利用。”（《新青年》八卷四号《诗》）这是我们两人相隔数万里一个不谋而合的见解。
以上是我所以要用江阴方言和江阴民歌的声调做诗的答案。我应当承认：我的诗歌所能表显，所能感动的社会，地域是很小的。但如表显力与感动力的增强率，不小于地域的减缩率，我就并没有失败。
其实这是件很旧的事。凡读过Robert Bums, William Barnes, Pardric Gregary等人的诗的，都要说我这样的解释，未免太不惮烦。不过中国文学上，改文言为白话，已是盘古以来一个大奇谈，何况方言，何况俚调！因此我预料《瓦釜集》出版，我应当正对着一阵笑声，骂声，唾声的雨！但是一件事刚起头，也总得给人家一个笑与骂与唾的机会。
这类的诗，我一年来共作了六十多首，现在只删剩三分之一。其实这三分之一之中，还尽有许多可以删，或者竟可以全删，所余的只是一个方法。但我们的奇怪心理，往往对于自己所做的东西，不忍过于割削，所以目下暂且留剩这许多。
我悬着这种试验，我自己并不敢希望就在这一派上做成一个诗人；因为这是件很难的事，恐怕我的天才和所下的工夫都不够。我也不希望许多有天才和肯用工夫的人，都走这条路；因为文学上，可以发展的道路很多，我断定有人能从茅塞粪土中，开发出更好的道路来。
我初意想做一篇较长的文章，将我的理论详细申说，现在因为没有时间，只得暂且搁下。一面却将要点写在这信里，当作一篇非正式的“呈正词”。
我现在要求你替我作一篇序，但并不是一般出版物上所要求的恭维的序。恭维一件事，在施者是违心，在受者是有愧，究竟何苦！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批评，因为我们两人，在作诗上所尝的甘苦，相知得最深，你对于我的诗所下的批评，一定比别人分外确当些，但这样又像我来恭维你了！——其实不是，我不过说：至少也总没有胡“蚕眠”（！）先生那种怪谈。
现在的诗界真寂寞，评诗界更寂寞。把“那轮明月”改做“那轮月明”凑韵，是押“称锤韵”的人还不肯做的，有人做了。把新芬党人的狱中绝食，比做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是搭截大家还不敢做的，也有人做了。做了不算，还有许多的朋友恭维着。
这种朋友对于他们的朋友，是怎样的心理，我真推想不出。若说这样便是友谊，那么，我若有这样朋友，我就得借着Wm. Blake的话对他说：
"Thy friendship of has made my heart to ache: ——Do be my enemy, for friendship's sake."
我希望你为友谊的缘故做我的朋友，这是我请你作序的一个条件。
1921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