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经传于通学，发于校书之人，自余习者盖寡。以《后汉书儒林传》考之，十四博士皆今学，诸大师张兴、楼望、蔡元教授万人者皆今学。精庐之启，赢粮之从，家法之试，禄利之得，天下莫非今学，至强盛也。传古学者，《书》则杜林，《诗》则卫宏，《易》《三礼》《左传》则二郑、贾、马，郑玄、许慎集其成而已，有几士哉？然而董卓扫荡于邦畿，学士血肉于豺虎，经籍道息，人士流离，而通学之徒，着书足以自张，高密布衣，徒众遍于海内。遂使两汉学校选举之大法一扫而绝轨，孔子笔削改制之圣经一束于烧薪。由斯言之，运有屯夷，道无强弱，国制有时不足恃，圣经有时不能伸。当其时也，魁儒巨夫俯首于章句之末；易其时也，匹夫贱士变易于天人之间。以刘歆之伪经，康成负之而驰，然犹易天下者二千载，况挟圣人之大道者乎！此《传》皆今学，中有云「习古学」者，多汉、魏间古学者所诬乱，今辨正焉。
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建初中，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
范史所称「四方学士云会京师」，特称之者七人，而陈元、郑兴、杜林、卫宏，言古学者已四人矣。下云又诏高才生受《毛诗》，「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则《毛》不立博士审矣。且按而数之，若连《毛》则为十五博士，以《百官志》《朱浮传》注引《汉官仪》考之，并十四博士，则「毛」字，写官误文也。
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按：《序》称「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伽蓝记》亦称「汉国子学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后魏崔光传》「光为祭酒，请命博士李郁等补汉所立‘三字石经’之残缺。」《刘芳传》亦云「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江式传》亦云：「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欧阳棐《集古录目》亦称「《石经》遗字古文、篆、隶三体，凡八百二十九字，蔡邕书。」张舜民《画墁录》、邵伯温《闻见后录》，乃据雒阳发地所得《石经》，以为蔡邕隶书。赵明诚《金石录》则又以为蔡邕小字八分书，而力辨《儒林传序》「古文、篆、隶三体」之非。黄伯思见《公羊》残碑，亦定以为「鸿都一字石经」。而《唐书艺文志》只有「蔡邕《今字石经论语》」，唐以隶为「今字」也。张演又以为「邕不能具三体书法于孔安国三百年之后。或以邕三体参检其文，而书丹于碑，则定为隶。」《魏书江式传》云「魏邯郸淳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水经注》及《晋卫恒传》皆言「魏正始中立古文、篆、隶‘三字石经’」。独《隋经籍志》乃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疑于乖谬。然考其目，「三字石经」只有《尚书》《春秋》，而‘一字石经’有《周易》，有《尚书》，有《鲁诗》，有《仪礼》，有《春秋》，有《公羊传》，有《论语》，有《典论》，与汉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为断。胡三省注《通鉴》，则又凿指「‘三字’为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顾氏独不之采。杭氏世骏《石经考异》曰「范蔚宗时‘三体石经’与熹平所镌并列于学官，故史笔误书其事。后人袭其讹错，或不见石刻，无以考正。赵氏虽以‘一字’为中郎所书，而未见‘三体’者；欧阳氏以‘三体’为汉碑，而未尝见‘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编》，载其弟匋所跋‘石经’，亦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体’为汉字。至《公羊》碑有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谓谬论。」总此而言，则熹平所立为「一字今体石经」也，魏正始所立为「三体石经」也，范史、《隋志》两者俱谬，不可不辨。
孙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
传费氏《易》者虽为王璜，而实则陈元、郑众，歆之传也，其全为歆学昭昭矣。古学皆集成于马、郑，此叙今、古《易》学兴衰之故甚明。然后汉初年，古学实寥寥，范史《儒林传》叙古学，多诬今学之徒，此云「孙期习《古文尚书》」，疑其无源，盖古学者之诬辞也。
又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谭，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
按：前书《艺文志》《儒林传》，于传《尚书》，传《论语》，移文博士皆云「庸生」，无名。此云名谭，从何知之？盖古学家所附会，如毛公之有大、小，名亨、名长耳。后汉古学家承歆余风，多响壁虚造，杜撰名字事迹，绝无师法。
张驯少游太学，能诵《春秋左氏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辟公府，举高第，拜议郎，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
尹敏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周防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
孔僖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二子长彦、季彦。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
据前书《孔光传》，安国兄子延年，延年子霸，霸子光，皆世受夏侯《尚书》，未闻其世传《古文尚书》也。至于《毛诗》，前书《儒林传》云本之徐敖，西汉无言之者，孔氏更未闻有习之者，其谬殆不待言。
孔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歆称之，谓门人曰「吾已从君鱼受道矣。」《孔奋传》
孔奋为光孙，歆欲立《左氏》，光不肯助，安有其孙反从而受之之事？歆每欲自附于孔氏，而不计其可否，安国、僖、奋皆其类也。
又按：奋别有《传》，而着于此者，以其为伪党所诬，不可列于通学，故从其类附于此。其犹有一二人若周盘之徒，辨见《传授表》，不复序也。
杨伦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
按：《丁鸿传》「从桓荣受欧阳《尚书》。」此传上言「陈弇亦受欧阳《尚书》于司徒丁鸿。」伦从丁鸿受《书》，安得为古文乎？此亦「孔僖世传《古文尚书》《毛诗》」之类，其为古学家诬改多矣。
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
《史记》无《毛诗》，前书《艺文志》《儒林传》但言「毛公」，无名。郑康成《诗谱》有「大、小毛公」，见《毛诗周南》正义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有「毛亨、毛长」名，此则由「长」加「艹」为「苌」，展转诬增，后世遂以为实事，因而窃两庑之祀。试比而观之，其乌有子虚，徒增怪笑而已。
卫宏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
《毛诗》伪作于歆，付嘱于徐敖、陈侠，传授于谢曼卿、卫宏。《序》作于宏，此传最为实录。然首句实为歆作，以其与《左传》相合也。宏《序》盖续广歆意，然亦有时相矛盾者。如《凯风序》云「美孝子也」，《续序》以为「淫风流行，不安其室」；《将仲子序》云「刺庄公也」，《续序》反谓「庄公小不忍以致大乱」；《椒聊序》云「刺晋昭公也」，《续序》乃云「君子见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笺》则释「硕大无朋」为桓叔之德美广博、平均不朋党。凡此皆与首句不合而伤教害义者，而宏之为《序》最确矣。郑《笺》以卫为主，则今日诗学，宏为大宗矣。伪古经《诗》《书》俱出卫宏，传马、郑而大盛，其流别犹可溯也。至王肃、孙毓，徒争毛、郑之训诂，而不知其学皆出于卫宏，俱为古学，争难蜂起，一哄之市，君子所不道已。
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
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
按：《礼古经》有出自河间献王者，有出自鲁共王者，无以为安国所献。此又魏、晋后展转妄说矣。余辨见《艺文志》
李育少习《公羊春秋》，沈思专精，博览书传。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白虎通德论》尚多公羊说，何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今《膏肓》《废疾》尚存十一，则育说未尽亡。惜其不得刘歆伪作书法之根，但以为「不得深意」，宜其不能破之。李育为公羊宗传，犹乐其文采，况后儒乎！此《左氏》所以独尊而「二传」之所由微也。
何休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何邵公为公羊宗子，然不得《左氏传》作伪之由，仅以为《膏肓》，安得不为人所针也。
服虔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
颖容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着《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
谢该善明《春秋左氏》。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
建武中，郑兴、陈元传《春秋》左氏学，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立博士，范升与歆争之，未决。陈元上书讼《左氏》，遂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光武重违众议，而因不复补。
《左传》者，歆伪经之巢穴也，《左传》立，则诸伪经证据分明，随踵自立矣。故刘歆及韩歆皆姑舍群经而争立《左氏》也。然后汉之世，六经传授皆今学，伪古传授仅寥寥数人，故光武亦重违众不敢立。若非贾逵附会谶纬以媚时主，郑玄遭遇汉衰学废，伪经不过后世伪《归藏》之类，岂能盗篡学统哉！
许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歆为伪经，更为伪字，托之古文，假之征天下通文字诣公车以昭征信。杨雄、班固之伦，果为所欺矣。周、汉所传真字在《仓颉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其余六千字皆歆伪字也。歆伪经之光大则赖郑玄之功，伪字之光大则赖许慎之力，故许慎与郑玄实歆之萧何、韩信也。唐元行冲称学者「父康成，兄许慎。」许、郑并称，遂丕冒后世，二千年无不稽首皈依矣。篡孔子之圣统，慎之罪亦何可末减哉！其《说文》皆伪古学，别见《说文伪证》，今录其《序》，附辨于后。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仓颉篇》父子相传，籀、篆相承，未有变异，云「七十有二代不同」，亦妄说也。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六书辨，见《艺文志》。
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史籀」说见前，为周史官教学僮书。孔子书六经自用籀体，自申公、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母生以来之文字，未有云变，非如歆所伪古文也。左氏不传《春秋》，《传》为歆伪，辨已见前。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中庸》为子思作，云「今天下书同文。」则皆用籀体，安得「文字异形」？此古学家伪说。钟鼎字虽多异，不知皆伪作者。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小篆」与《史籀》相同，但颇省改，而《仓颉》《爰历》《博学》俱小篆，犹可考，则籀、篆及汉儒文字无异也。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秦未有作「隶书」，隶书但承变而成，辨见《艺文志》。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艹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
《汉志》《史籀》仅十五篇，下云「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按《志》云「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不过三千三百字耳。《志》下又谓「杨雄作《训纂》，易《仓颉》重复之字。」是《仓颉》并有复字，不足三千三百字之数。《志》又云「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廷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乃仅得五千三百四十字。《志》又云「臣复续杨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乃始有九千字。籀文在汉初安得九千字？殆刘歆欺人之辞，许慎为所欺绐耳。
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按：《汉志》作「又以六体试之」，「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此云「八体」者，盖《八体六技》，刘歆所伪撰，许慎用其说也。
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
杜林为歆传法，则所谓父业及外祖张敞，皆歆门附会之辞。爰礼、秦近贵显于莽世，与涂恽、王璜皆歆所授，假借莽力令说文字于未央廷中，借以惑众，以行其学。辨见《艺文志》。
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
古文为歆伪撰，古文与鼎彝相似，又云「鼎彝即前代之古文」，然则鼎彝为歆所伪明矣。以歆奥博，作为鼎彝，必有可观，至于后世，益奇古矣。近世金学大兴，如《楚公钟》《曶鼎铭》，形体奇异，盖蔚成大国矣。然京师、山东市贾多能售其欺伪，即制度色泽瑰玮奇古，不为黄长睿、刘贡父之所欺，亦出于歆等所为耳。若出于歆手制，通学多为所蔽，宜哉！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苍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喻，岂不悖哉！《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
今文与古文，必不相合，真伪不相并立，相攻如仇雠。故古文伪经始出，博士不答，孔光不助，龚胜解绶，师丹大怒，奏「歆非毁先帝所立」，公孙禄奏「国师颠倒五经，毁师法」，范升奏「左氏为异端」。光武立《左氏传》，则诸儒哗然。杨雄所采，甄丰所定，共王所得，皆歆伪造，西汉以前所不经见，诸儒「大共非訾、以为好奇」，乃其守道辨伪之宜也。许慎受业于贾逵，逵父徽受业于歆，为歆三传弟子，主张古学。既从逆矣，盗憎主人，各为其主。乃以今学诸儒为「俗儒鄙夫」，斥为「迷误」，亦不足异也。其云「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即歆《七略》所谓「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也。许慎不学妄言，真所谓「怪旧艺而善野言」，「迷误不喻」者。不幸古学大行，今学昧没，而许书遂若日中天，为后人钻仰。唐立书学，以《说文》为宗，自是奉为金科玉律矣。元行冲所嗤「父康成，兄许慎，宁言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矣。是非无常，真伪谬易，操、懿篡统，人咸戴之，王凌、稽绍且为之致命尽节矣。近世尊许尤甚，岂知其为伪学之毗佐哉！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喻。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
许慎述所称经皆古文，而又云「《易》孟氏」，已可疑。今考《说文》引《易》无与孟氏同者，而虎部「履虎尾虩虩」与马同，角部「其牛觢」与郑同，井部「井法也」则直为郑注之文，告部「僮牛之告」与九家同。皆见《经典释文》马、郑、荀为费《易》的传，而《说文》皆与之合。然则许慎盖用费《易》，其「孟」字特误文耳。许慎纯古学家，不似郑玄古今杂揉也。门人梁启超说
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