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孙吴列传》：“魏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后十五年，魏齐战马陵。”《索隐》：“王劭按《纪年》，梁惠王十七年，齐田忌败梁桂陵。（按：桂陵之战，据《史记》赵、魏、田齐《世家》，均在惠王十八年。《魏世家索隐》引《纪年》亦在十八年。《水经 济水注》引《纪年》：“惠成王十七年，战于桂阳，我师败逋。”今本《纪年》亦分战桂阳在十七年，桂陵在十八年。王劭此条谓十七年，则战桂阳也。而《水经注》又云：“桂阳亦曰桂陵”故王劭为所误。参读《考辨》第七十八。）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齐田肹败梁马陵，计相去无十三岁也。”《札记》：“十三岁各本作十五年，今依《索隐》本。”《考异》云：“当作十三。”今按：《索隐》既作十三，则《史记》原文亦当作十三可知。《史记》云其后十三年，而《索隐》乃云相去无十三年，此谓针锋相对。否则一云后十五年，而一云相去无十三年，为不伦矣。考《史记 年表》梁惠王十八年败桂陵，至三十年败马陵，自十八至三十，前后适得十三年。故知《史记》自作后十三年，非十五年矣。今王劭引《纪年》，自十七年至二十七年，则为前后相去十一年，故云无十三岁也。又《田敬仲世家索隐》引《纪年》：“齐威王十四年，田肹伐梁马陵。”考《纪年》，惠成王十三年，齐桓公卒，威王立。威王之十四年，正当惠成王二十七年。而《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惠王二十八年与齐田肹战于马陵，则又何也？窃疑齐伐魏，在惠成王二十七年之冬，而魏败则在二十八年。《田敬仲世家索隐》及王劭引《纪年》，自计齐人伐梁之年，《魏世家索隐》则举魏败之岁也。（参读《考辨》第一三四。）今《史记》误在惠王三十年者，盖是年为周显王之二十八年，史公误以梁惠王为周显王耳。（雷氏《考订》定其事在梁惠王二十八年十二月，齐威王十四年，谓“王劭云二十七年，乃二十八年之讹”，由雷氏不得齐威王年，故说如此。
《秦本纪》：“孝公二十年，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二十一年，齐败魏马陵。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公子卬。”余考会逢泽在梁惠王二十七年，（见《考辨》第八十三。）明年，败于马陵，则为二十八年。又明年，卫鞅击魏，则二十九年矣。《商君列传索隐》引《纪年》：“梁惠王二十九年，秦卫鞅伐梁西鄙”，此其事在二十九年之证。今《史表》亦误在周显王二十九年，故为秦孝公二十二年，其实则孝公之二十年也。以《秦本纪》推之，亦可证马陵之败，实在惠成王二十八年矣。
又考《田敬仲世家》，马陵之战，其先魏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听孙膑计，许其请而故缓其救。韩恃魏救，五战不胜，东委国于齐，齐因起兵。《水经 渠水注》引《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苴（当作穰庇，见《考辨》第七十七。）帅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即所谓五战不胜者。（雷氏《义证》：“梁即南梁，赫即霍。春秋哀公四年，《左传》云：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即此梁赫也。杜注：梁，河南梁县西南故城也。梁有霍阳山。服虔注云：梁霍，周南鄙也。以《战国策》文证之，即《索隐》所谓南梁之难矣。高诱注曰：南梁，韩邑。大梁在北，故曰南梁，在今汝州西南。”）齐以去年冬即出师救韩，至是乃真与梁遇战于马陵，则亦在惠王之二十八年也。否则魏军败于去年之冬，太子被虏，将军见杀，今年无力复胜韩矣。今《伪纪年》两事亦同岁，梁赫之胜在前，而马陵之败在后，皆在周显王二十六年，则正梁惠王之二十八年也。
《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梁惠王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卫鞅之事已列前论。齐、赵事并见《史表》。周显王二十九年，齐与赵会伐魏。《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其事皆在马陵战后一年。以《史记》《纪年》互校，益证马陵之败在梁惠王二十八年矣。
雷氏《义证》云：“惠王之败于齐、秦，此盛衰一转关也。显王二十五年，魏最强。败齐，胜燕，拔赵，致鲁卫宋郑之君而朝之。且率泗上十二诸侯，朝天子于孟津，以西谋秦。为臼里之盟，欲复兴周室，岂不盛哉！及彭喜言于郑君，以败其盟，而惠王亦侈然自放，乘夏车而称夏王，此所以动天下之兵，而子申子卬遂皆糜于锋刃矣。自是而齐威奋于东夏，秦孝起于西陲，东帝西帝之势，即成于此日矣。”今按：雷氏论梁势盛衰转变之迹极晰。惟分梁朝天子在孟津，秦朝天子在逢泽，谓梁孟津之会在前，秦逢泽之会在后，则实为《秦策》及《史》文所误，已详《考辨》第八十三。
[附]毛氏本索隐异文校
余既考齐、魏马陵之战在梁惠王二十八年，尔嗣检毛氏汲古阁重刻《北宋祕省史记索隐》三十卷，《田敬仲世家》，谓：“《纪年》梁惠王十二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云云，与今本《索隐》惠王十三年当桓公之十八年者，相差一年。（清光绪十九年，粤刻《广雅丛书》重刊毛本亦同。）若毛本为是，则梁惠王二十八年，正齐威王之十四年也。惟明正德间慎独齐翻刻元中统二年段子成本，及凌稚隆《史记评林》本，并作十三年，则未必毛本定是。诚依毛本，惠王十二年当桓公十八年，于余考齐威王各节均亦可通，尚无窒礙。而其前《索隐》所引《纪年》，如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后十年齐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诸条，与桓公十八年乃惠王十二年之说殊不相符，无可沟通。恐毛氏此本实系误字，未足据。要之一年之差，与余书前后比论大体不相妨。读余书者，通前后而观之可以知。又余著此书，初恨未见雷氏学淇《竹书纪年考订》。嗣读其《介庵经说》，亦定桓公十八年当梁惠王之十二年，似与毛氏文合。而检其《战国年表》，则仍系桓公十八年于梁惠王十三年下。又《田世家索隐》云：“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则《经说》所引作十二年者，亦系字误。然雷氏《年表》，于桓公十八年即书威王立，而下年仍为桓公十九年，再下始为威王元年。则宁有前王未卒，后王已立？亦宁有新王已立，而仍以前王纪年之理？盖雷氏勉强排比，欲定威王二十四年，当梁惠王二十八年，遂有此误。又仍定威王三十六年，及移前齐宣王年，皆未是。后乃得见雷氏《考订》《义证》两书，于此亦无所辨明。于毛本十二年之说，终难符合。因姑誌其异文焉。
又按：洪颐煊《校纪年》，作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的。而赵绍祖《校补纪年》则为梁惠王十二年，当齐桓十八年。惟赵氏谓“桓公卒于显王十一年，威王立于十二年。”而洪本则于显王十一年书威王立。盖是年始立，明年称元，洪赵所定皆是。陈逢衡疑为晋桓公十八年，则大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