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王为范睢召平原君，虞卿弃赵相，偕魏齐逃之魏，《史记?范睢传》在昭王四十二年，而《虞卿传》记虞卿与赵谋事皆在秦破长平后。《古史》云：“意者魏齐死，卿自梁还相赵，而太史公失不言耳。”《经史答问》亦辨之，曰：“长平之役，在昭王四十七年。史公所谓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者，反在弃印五年之后，则虞卿尝再相赵，何尝穷愁以老？”梁氏《志疑》云：“虞卿尝再相赵，则其书非穷愁之故。《史通?杂说篇》讥太史公《自序》传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以为思之未审。何不云虞卿穷愁，著书八篇？刘氏亦未审思。”黄氏《周季编略》云：“司马《通鉴》，朱、赵《纲目》，书秦诱执赵公子于周赧王五十六年，由读《虞卿传》而误。秦自赵取韩上党，与赵仇怨甚深，岂于此时佯为好书以召平原君？平原君剏取上党之策者，岂此时敢入秦乎？”崔适《史记探源》亦谓：“信陵救赵后留赵十年。若在十年内，信陵不在大梁。如当返魏之年，应侯免矣，昭王薨矣，侯嬴自信陵至晋鄙军之日自杀矣，安得其事？”此证虞卿弃赵相至魏事在长平役前也。然余考虞卿著书，尚有可论者。
《汉志》儒家有《虞氏春秋》十五篇，春秋家有《虞氏微传》二篇。王应麟曰：“刘向《别录》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又《释文?叙录》云：“铎椒授虞卿。”考之诸人年世，似不足信。何者？齐襄王六年时，重兴稷下，荀卿为老师祭酒，其时年已逾六十，学成名尊矣。而虞卿弃赵相与魏齐逃之魏，事尚在后十年许。时虞卿初出有声，其年事当不出四十，是荀卿为前辈硕学，而虞卿乃后进游士，何从有虞卿著书以授荀卿哉？又铎椒楚威王时太傅，其书应在威王早岁。今姑自威王卒年计之，下至赵孝成王元年，凡六十三年。铎椒死，虞卿尚未生，岂得谓铎椒以授虞卿哉？至张苍之卒，在孝景前五年，在孝景前五年。即谓其年百余岁，则生年当在秦昭王晚节。（昭王末年至孝景前五年凡九十九年。）今姑谓魏信陵破秦邯郸之岁苍生，（则苍凡百有五岁。）下至春申君死，苍年二十，而荀卿已及百龄。荀卿年寿今既不可详考，要之以铎椒授虞卿，虞卿授荀卿之例观之，谓荀卿授《左传》于张苍，恐亦未见其必信也。
余又考虞卿行事，邯郸解围后，曾欲为平原君谋封。此后即少见。惟魏欲合从，虞卿过平原君一事，的在何时，已难定。黄氏《编略》系之秦昭王五十三年，平原君下二年即卒，黄说盖近是。若依其说，上距虞卿弃相印，偕魏齐走大梁，亦不过十二年。虞卿以游说士，躡蹻担簦而说赵孝成王，量其年事当在四十左右。则其息影谢事，亦仅逾五十。若非早世，其耽意箸述，当在五十之后。时荀卿已耄，或者《抄撮》九卷，正受之荀卿。由是而下传张苍，则世隔庶乎近是。然虞卿年寿既不详，则此亦姑备之一说，非可以据以推《左氏》之传统也。（又按《孔丛子》：虞卿著书，名曰《春秋》。魏齐曰：子无然。《春秋》，孔圣所以名经，子子书，大抵谈说而已，亦以为名乎？卿答云云。齐问子顺，子顺曰云云。余考孔穿来赵，略与虞卿、魏齐奔魏同时，虞卿著书，既不在此以前，又其时子顺年不过三十，恐难据信。若此条可据，则虞卿著书，远在初为赵相时。或者殆其经始草创之事乎。要之《孔丛》伪书，则此亦无可确论也。（参读《考辨》第一六〇。））
[附]国语采及铎氏虞氏钞撮考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虞卿、吕不韦之徒，各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此《春秋》谓《左氏》也。铎氏、虞氏书并不传，然刘向《别录》记《左氏》源流云：“作邱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钞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张苍。”（见王应麟《考证》。其传授不可信，已辨如前。）则铎椒、虞卿于传授《左氏》之外，别自有《抄撮》，正《史记》所谓捃摭其之文以著书矣。余读今《国语?周语》上中下三卷，《鲁语》上下二卷，《郑语》一卷，《楚语》上下二卷，共八卷，其文略相近，是岂铎椒所抄撮耶？又《晋语》九卷，则殆虞氏之所捃摭欤？而《汉志》又云有《左氏微》二篇，《铎氏微》三篇，《虞氏微传》二篇。余疑《铎氏微》三篇者，即其《抄撮》之八卷，《郑语》廑一事，盖以语涉楚先而录合于楚为一篇。《周语》《鲁语》各自分篇，则凡为三篇也。《左氏微》二篇者，或出吴起子期所抄撮，殆即《周》《鲁》二篇。铎椒又益以楚事成三篇也。故《别录》有《铎氏钞撮》八卷而《汉志》无之。《汉志》有《左氏微》，而《别录》不之及。殆以此。至于虞氏书，《汉志》既录《虞氏微传》二篇于《春秋》家，而儒家又著《虞氏春秋》十五篇。余疑《别录》所谓《钞撮》九卷，与《史记》所称捃摭《春秋》以著书者，当在儒家十五篇中。今《国语?晋语》九篇，最后多言赵简子事，良以虞卿居赵著书，故终晋之事而独详于赵。又今《战国策》记六国事多出秦孝公后，独《赵策》最前，详及智伯之灭，及豫让行刺，其文近儒家言，与其后策士纵横不类。又记赵武灵胡服，亦侈陈儒义，非出纵横策士之手。疑刘向集《国策》，此盖采自《虞氏春秋》十五篇者，其前春秋时事，则多捃摭《左氏，即今《晋语》九卷，故刘氏别谓之《抄撮》。（杵臼、程婴事，《左氏》所无，或可亦出《虞氏》。）而尚有及春秋后事，在《抄撮》九卷之外者，则合而为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也。今《赵策》所录三晋灭智伯，豫让行刺，及赵武灵胡服，或系其书之一部，而其全不可得而考。史公谓《虞氏》八篇，有《节义》《称号》《揣摩》《政谋》以刺讥国家得失。窃疑豫让事在《节义》，赵武灵胡服事在《政谋》。推此以求或可钩沉发覆。颇得其一二。至《微传》二篇，其与《春秋》十五篇同异出入何如，更难详论。（《史记》云：“《铎氏》卒四十章”，亦不可说。）惟余疑《国语》有出铎氏、虞氏之钞撮者，则殆为可有之事也。
清儒自武进刘逢禄为《左氏春秋考证》，及康有为承其说而益肆，乃谓《左传》为汉刘歆析《国语》伪造，崔适和之，近人颇多信者。实则其说无据，可以破之者非一端。余读《国语》诸篇，文体不相类。如《越语》之与《鲁》，《楚语》之与《齐》，《晋语》之与《周》，皆不同，其非出一手甚显。而《左氏》叙诸国事，非若是可以国别邦异，分体而列也。且今《左传》既析《国语》而成，设为之复分《左氏》归《国语》，其一事兼综诸国，未能定谁属者，当居十五六，决不若今《国语?晋》记晋事，《齐》载齐故，为昭晰而无疑矣。又《左氏》文字上下二百四十年，有可循次年代而比量其不同者。隐、桓之文异于成、襄，成、襄复异于定、哀。文字随时变易，犹可考见。而《国语》所采文体，以国别，不以年异，与《左氏》自判。乌得谓《左氏》析自《国语》哉？余既考周、鲁、郑、楚四国语八卷，出自《铎氏》，《晋语》九卷惟出《虞氏》，其余惟齐、吴、越三国。《齐语》同于《管子》，《吴》《越语》疑本当时范蠡、大夫种书。《汉志》兵权谋有《范蠡》二篇，《大夫种》二篇，今《吴语》及《越语上》篇盖采《大夫种》，而《越语下》则采《范蠡》也。（《汉书?甘延寿传?注》，《左传》桓五年《疏》，《文选》潘按《仁赋?注》，皆引《范蠡兵法》，惟及飞石一事，与权谋无涉，后人以此当兵权谋之《范蠡》二篇，其信否不可必。若取今《越语下》篇为《范蠡》兵权谋，乃宛肖。贺涛《松坡集?读国语》亦曰：“《吴语》以越事为主，又详及大夫种之谋而不及范蠡，《越》之上篇亦如之，下篇则专言范蠡而不及大夫种，皆非史法，而近于晚周诸子之所为，疑后人取种、蠡书附之《国语》。”）是《国语》缀辑为书，与《国策》正相似。太史公曰：“余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五帝纪》赞。）又曰：“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十二诸侯年表》。）其所谓《春秋》，即指《左传》，与《国语》分言，亦不以两书为一书也。若史公仅见《国语》，何说而谓之《春秋国语》耶？史公既言之，曰：“鲁君子左邱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又曰：“左邱失明，乃著《国语》。”正以《国语》并包铎椒、虞卿诸家，而诸家书皆采《左氏》，故史公亦遂以《国语》归之左氏尔。（史公上言仲尼厄作《春秋》，避上《春秋》字，故左氏书改举《国语》，此行文迁就法也。）其后刘向校书，定《国策》为三十三篇，亦本非一家之言，其号亦不一，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其有国别者八篇，他篇未尽以国分。刘向乃汇萃编次而成今书。（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蒯通《论战国权变》，八十一首，太史公记有《战国策》所无者，岂取之于此乎？今按：今《国策》亦必采及蒯通《权变》，惟或不尽备耳。）考《汉志》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为《国策》所收者必多。正如《铎氏》《虞氏》之见收于《国语》也。而《虞氏》“上采《春秋》，下观近世”，（《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其论近世者，因亦采于《国策》。古书之重见叠出，如此者夥矣。故《韩诗外传》《大》《小戴》皆采《荀子》，《吕氏春秋》采并世诸家，何论《国语》《国策》本属缀集？余谓其采及《铎氏》、《虞氏》、种、蠡、仪、秦书，其论虽创，例繁，情近，非任臆逞怪之比也。（又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二》，谓以《国语》《左氏》二书参较，《左氏》虽有全用《国语》文字者，然所采次仅十一而已。至《齐语》不复用，《吴》《越语》则采用绝少，盖徒孔文，非事实也。《左氏》合诸国记载成一家言，工拙烦简，自应若此。惜他书不存无以遍观。而《汉?魏相传》，乃以《左氏》《国语》一人所为，左氏雅志未尽，故别著《外传》。馀人为此语不足怪，若贾谊、司马迁、刘向不加订正，乃异事尔。今按叶氏言，若亦不知《国语》文字有尽多出《左传》后者，此亦可异也。
又《汉志》《春秋》家有《新国语》五十四篇，班氏《注》云：“刘向分《国语》。”夫《国语》分二十一篇，周、鲁、齐、晋、楚、吴、越八国，固已甚细，何待于再分？余疑此五十四篇者，盖《国语》二十一篇，合之《国策》三十三篇，并而为书，适得五十四篇。晚世以《国语》《国策》合刻，其例先启于向矣。向盖以二书大体既类，故为合续，如古虞、夏、商、周书合为《尚书》，先有其事。而班氏不深考，遂轻名曰《新国语》，而谓所分。实则应曰向所并合，乃得耳。康有为乃疑《新国语》乃《国语》原本，未经刘歆窃取，故卷数较今《国语》为多。不悟刘歆主中秘，若诚窃《国语》为《左传》，决不留原书以自白己伪。且其书至东汉犹存，当时学者亦不应昧昧不辨如此也。
又余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其分年系事，多据《左氏》。如鲁桓六年，楚武王侵随，随为善政得止。八年，楚伐随，弗拔，但盟罢兵。庄公四年，楚武王伐随，夫人心动，王卒军中。（《志疑》：“夫人上缺告字，毛本有。”）此等皆明据《左氏》，而孔子《春秋》无其事。若如康氏说，今《左氏春秋》，由刘歆于《国语》析出。《国语》固不编年，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复为歆所伪羼也？（如此例极多，姑举一端言之。）刘逢禄谓：“《左氏》后于圣人，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刘歆强以为传《春秋》，或缘经饰说。”则谓《左氏》体本编年，尚不以为即是《国语》，惟不传《春秋》，而刘歆强附之。其说较康氏远胜。然刘说亦殊未可信。陈澧辨之曰：（见《东塾读书记》卷十。）“刘申受《左氏春秋考证》，凡书曰之文，以为刘歆所增益，未确也。桓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左传》云：再赴也。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史记?陈杞世家》采此数语，可见史迁所见《左传》，有解经之语矣。”今按《十二诸侯年表》亦云：“国乱再赴。”（惟误下一格。）然则《左氏》在史公前，本编年，又有解经语，顾必谓其不传《春秋》，何也？若谓其书本称《左氏春秋》，与《虞氏》《吕氏》等类。（此亦刘氏说。）则《公羊》在汉初，亦称《春秋》，何以又与《虞氏》《吕氏》不同？至于《左氏》《公羊》，孰为得孔子之真传，此则别是一事。不得以经生门户之见，遂不认有《左氏》书，乃轻语自《国语》析出也。（史有事有义，《左氏》详事，《公羊》重义，谓各传《春秋》之一偏可也。清代公羊家深斥《左氏》，谓孔子《春秋》主义不主事。《春秋》经世之志，岂反不主于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