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动作组成社会现象，这种“互动”而且是经常不辍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互动）异常复杂，时间上、空间里都是继续不断的。我们应当研究明白：究竟这种联系的经常性之必要条件是什么？换句话说：这许多互动关系之间究竟那一种是全系统（全社会）之均势的根本条件，——那一种社会联系是其他的社会联系之基础。
社会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劳动的联系”，——这种劳动的联系便是所谓“社会劳动”。社会劳动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类无意的或有意的，不自觉的或自觉的“互相为而工作”，说句俗话，就是“你替我做事，我替你做事”。何以如此？我们从反面一想，便可以了然。假使人与人之间的劳动联系忽然消灭，生产品（或商品）不再交易流通或分配，人人所做的事都只及于自己而不及于别人，所谓社会劳动消失社会的性质。那时怎么样？那时一定没有社会了！再则，譬如基督教的神甫到“野蛮”民族里去宣传圣经，说神道鬼。这算是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之间的宗教的高尚的“精神联系”。然而假使火车轮船的交通不便，两民族之间的交易关系没有，假使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之间没有劳动的（经济的）联系，——那所谓精神的联系便必定不能巩固。社会里的其他种种联系（家庭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思想的等）必定要劳动联系有了之后，才能固定，才能存在。因此，劳动联系是人类社会这种“系统”里所以能有内部均势的根本条件。
亦可以从别一方面讨论。我们已经知道：一切“系统”及人类社会都不是悬在真空里，绝对不着边际的，——每一种“系统”（个体）都有环境。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足以影响到这个体内部的一切情状。假使人类社会对自然界是个体，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的环境，——那么，社会便应当适应自然界。如果社会不能适应环境，社会便要毁灭。然而社会怎样去适应自然界呢？“社会联系”有许多种：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及家庭的等。这些联系之中，那一种是与自然界直接接触的呢？当然是劳动联系。因此，社会的适应自然界，全靠社会内有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往往因为社会要适应自然界而变更他内部的劳动关系。劳动本来就是社会与自然界相接触的过程。社会经过劳动而取得自然界里的资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劳动便是社会对自然界的直接适应，——换句话说，生产过程是社会内一切过程的实际基础，——所以劳动联系是根本的社会联系。马克思说：“社会的分析法应当在经济里去寻。”——社会结构是劳动的结构（经济的结构）。因此，我们对于社会的定义是：社会乃包含人类之一切经常的互动而且依据于人类的劳动联系上的最广大的“系统”。这是纯粹的唯物论对于社会的定义。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劳动联系，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的生产过程。
然而对于这一个定义，往往可以怀疑，大致都要发生下列的疑问：“好，就算社会是以劳动联系为基础的一个人类组织的系统；然而劳动联系怎样成立的呢？难道劳动过程里人不是互相谈话，各自思想的吗？所谓劳动联系难道不是一种心理的、精神的联系吗？那里来的唯物论！你所谓‘劳动’，所谓‘劳动联系’假使不是一种心理现象，又是什么呢？”
这些问题，我们要详细研究一下，不然就很容易发生误会。先看简单些的例子。譬如一个工厂。工厂里有许多普通工人，又有许多熟练工人，有些在这部机器上做工，有些在那部机器上做工，此外还有工头、工程师等。马克思描写这种工厂生产道：“真正在机器上做工的工人（譬如看管机器动力、料理添减机器燃料的工人）与此等工人的助手（差不多都是童工）或所谓普通工人之间有很重要的区别。所谓普通工人里还包含着所有的Feeders（单单添加原料到机器里去的工人）。除这一主要的阶级之外，就有少数的工作者，专管考察修理一切机器的，譬如工程师、机械师、机匠等。”（《资本论》卷一）。这是工厂里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这所谓关系是什么意义？——各人只做“自己的”事，可是各人的事只是公共的事之一部分；每一个工作者站在一定的地方，做一定的动作，与物质（原料）及其他工作者相接触，耗费自己一定数量的体力（物质的力）。当然，这些肉体的物质的关系同时引起精神的关系，各自思想，交换意见，互相谈话……然而精神关系受物质关系的束缚，——他们相互之间交换的意见和谈话，无意之中受他们在工厂里分工的方法的影响，各人所管的事和各人心上的思想不能不发生关系的。他们分配在工厂里，分配在机器的各部分，——都是一个肉体，所以他们都在一定的时间里空间里的“物质的关系”中，这就是工厂里的工作者之物质的劳动的组织。工厂是所谓“集体的工人”，是“物质的人”劳动系统。这一劳动系统正在工作之时便是一种物质劳动的过程：各人耗费精力制造出物质的生产品。这亦是物质的过程，其中的精神关系不过是这物质过程的一方面而已。
一个工厂是物质的组织，工厂里的工作是物质的过程。社会亦是如此，不过关系复杂些，范围广大些罢了。因为整个儿的社会不过是自成其为一种的人的劳动机关而已，——每人在社会之中的劳动过程里各自占一地位。以现代社会而论，某一地方出产的大宗是丝和茶，某一地方是米和麦，某一地方是铁器或机器等等。每一地方之内亦是如此：某一工厂制造棉纱，某一工厂制造木器砖瓦。工人、农民、佃工、工程师、机械师等等，分处于五洲各国，实际上他们的工作是交互为用的。英国工人所织的布，亦许是为中国学生而织的，中国农民所种的棉花，亦许是为日本资本家而种的。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大批的货物从这一国运到那一国，从工厂运到市场，再经过商人而到消费者。这是什么意义？——这就是这些人之间的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便是这统一的社会生活之物质的基础。假使科学家研究蜜蜂之生活，——他必定先描写蜜蜂之中分成几类，某一种蜂做某一种工作，各种蜜蜂之间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先考察“蜂国”里的物质劳动的机关。这并没有丝毫可异的。决没有人以为蜂巢里的一群昆虫是“精神的结合”，是一种心理的总体。即使说到蜂的本能、性格和心理生活，——那亦是蜂群之物质生活的结果，——这是科学家所共同承认的。然而说到人的社会，唯心派的玄学鬼却以为“人为万物之灵，岂可与禽兽虫介同年而语！”
当然，人类社会里的各种心理的互动现象，比起高等猿猴的社会来，尚且要多得好些，何况蜂巢！人类社会的“精神”程度比猿群高得多，一个人的“精神”程度也比一个猿的精神高得多。可是，现代社会里各种各式的心理的互动现象组成极丰富的极复杂的所谓“精神文化”，也有他自成其为一种的“肉体”，——没有这一肉体，精神是不能存在的。这一肉体，便是社会劳动，劳动过程里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就是马克思所谓生产关系。
现在许多社会学家以为社会是一种心理的系统，“心理的机体”，——正合他们的唯心论的人生观。心理派的弱点就在于不能统一物质和精神，——精神成了无所隶属的独立的东西。因此，精神便变成了不可解的神谜。譬如说，中国社会有中国社会的精神，美国社会有美国社会的精神。何以不同呢？——他们说，这是民族性的不同。其实这种答覆，等于没有答覆。俄国在尼古拉第一时代的社会“精神”是警察制度，服从俄皇，守旧性质，如今苏维埃时代便完全不同了。为什么社会心理变更了？心理派的社会学家便不能答覆。难道说：因为社会心理变了，——如今俄国人已经不愿意服从俄皇，不愿意守旧？这亦是同样的“没有答覆的答覆”。心理派与唯物派的差别，便在于：前者以心理互动现象为社会基础，后者则以物质互动现象为社会基础。心理学派的谬误，甚至于唯心派的哲学家冯德（Wundt）[51]都觉察出来了，他说：“……心理的发展之受自然界环境的束缚，差不多使超越物理组织而仅以为是手段的那些心理学定律的假设，都已成必不可通的理想。”（《民族心理问题》，一九一二年）
[51]冯德，今译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构造心理学派创始人。著有《生理心理学原理》、《心理学大纲》、《民族心理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