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26日早上8点20分
在北京呆了一年后，我终于离开了那间租来的旧公寓。还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这个住所一样，给了我一种如此“名不副实”的感觉。我从来没有在我的厨房里煮过一顿饭，也从来没有在房子里看着电视度过一个夜晚。我从来没有请任何北京的朋友来过我家做客。我没有买任何的家具，也没有往墙上挂哪怕一件东西。我从来没有用这个地址收到过信；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这地方的确切地址是什么。绝大多数的夜晚，我都是在外面度过的。我也常常带着我的帐篷和睡袋，去别的城市旅行。有时候我一走就是两个星期。这就是一个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游荡，写作。
我每次都回到了一个改变了的城市。有一次，我因为采访事宜到外地去了一趟，回到北京以后，我就去附近一家我最爱吃的面条餐馆吃饭，却发现那一片地方整个拆空了，说是要建新的住宅区。回到北京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震惊，有时一个月的出外旅行归来，我就感觉自己成了李伯凡文克（注：华盛顿·欧文短篇小说里的男主角，此人打猎误入森林深处，重新出来时发现世上已经过了20年）。整座首都的旧街区一片片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崭新的楼房。过去，北京城中心有很多“胡同”，并以此闻名。这个词起源于蒙古语里的“水井”，后来用于形容两侧都是宅院的窄巷。到了1990年年代末期，胡同正以飞快的速度消失，然而关于用什么来取代胡同这种特色建筑，人们却只字未提。北京的城市发展争分夺秒，发展的速度成了头等大事。大部分新建的楼房没有任何特色，无非是草草设计、廉价建造、粗糙完工。这些楼房看起来像临时的建筑，一大片连起来就是古怪的新小区，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看起来很快就会被别的什么取代。
在一座流动的城市里，我过着流动的生活。我住的公寓里什么也没有动过，我安身的这座城市最大的特色已经不复存在。在过了一年漂泊不定的生活以后，我终于决定找一个像家一样的住所，给自己一种稳定感。我在菊儿胡同里找了一间房子。对于外国记者来说，那儿并不是一个合法的住所，不过我知道，我只要在那些什么周年纪念日之前避开警察就行了。我只想住在还未拆掉的旧北京城区里，为此我什么都愿意做。
从紫禁城一直向北延伸至旧时的北京城墙，座落着一串的公园和胡同，菊儿胡同就靠在它们边上。这一带很安静，街道很窄，汽车无法通过；并且禁止大型的建筑工程施工。所有建筑都不过几层楼高，很多建筑都只有一层，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合院”。城市里那些高速发展的区域有着各种各样的喧嚣，这里却一片宁静，只偶尔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一两声轻响：风拂过槐树的枝条，雨点从瓦房顶滑落。早晨，小贩们骑着自行车，载着货物，穿过小巷，高声叫卖着。啤酒，醋，酱油。大米，大米，大米。收集破烂的人推着车子走过胡同，想跟居民们买泡沫塑料、厚纸板和废弃不用的电器。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男人喊：“长头发！长头发！长头发！”他是从河南到北京来的，在河南一家出口假发和驳发的工厂工作，那家工厂主要做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意。那个贩卖头发的人在胡同里游荡，用15美金买一条漂亮的马尾辫。有个女人从家里出来，手里捧着两条黑色的长辫子，用丝绸手绢包着。这是她女儿上回剪头发时剪下来的。
有些胡同的居民在自家房顶上弄了些临时的鸽子笼，还把哨子拴在鸽子的脚上；于是每次有一群鸽子从头顶飞过时，都会听到哨子的声响。在北京的旧城区，如果听见那些低低的嗡嗡声随着鸽子的翱翔时而升高，时而降低，就表示那一天是晴朗无云的好天气。傍晚时分，负责收垃圾的男人推着车子，吹着口哨，走过整条胡同。口哨声随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通常他的身影刚刚消失不见，太阳就徐徐落下。夜晚是宁静的。菊儿胡同里面一张对着窗户的书桌——这就是我在这喧嚣都市里的绿洲。
然而，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宁静总是转瞬即逝。我搬到菊儿胡同不久，一个邻居跟我说，有件事情我应该去了解一下。隔几条街那边，就不属于这一片的建筑保护地带了；那儿有个老人，他住的四合院要被拆掉了，他正为此与当局奋力抗争。那间四合院大概有400年历史，住在里面的那个老人也已经82岁了。他向法院提交了两起诉讼，矛头指向政府。那个邻居提醒我说，这种事情会变化很快；他无疑是对的。这件事情从发生到结束，一共用了78天。
2000年8月9日
这男人很老了，不过他可不属于“人老体弱”那一类。他比绝大多数的年轻中国人要高，半个世纪前他曾经参过军，如今他的腰杆仍然挺得像军人那么笔直。他今年82岁了，仍然坚持每周至少打两次网球。他的眼看起来像龟眼一样：深黑色的眼睛耷拉在眼皮底下。然而，每当他说起这片注定即将不复存在的街区，他的眼睛就一下子亮了起来。
“胡同和四合院这种东西，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他说：“这个房子比美国还要老呢！”
他常常用英文说话。他的名字叫赵锦星（音译），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赵老”。他属于“北京精英”的一代，而那一代人消失的速度与胡同一样快。那就是国民党统治中国时期的满族人，他们那一代成长在汉族人和外国人的夹缝之间。赵老的父亲是津礼会的神学家，拥有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他的四个子女从小就学习中英文两种语言。赵老和他的兄弟姐妹一样，都曾经在美国呆过。二战期间，他在檀香山为美军工作过一段时间，教美国士兵们汉语，为他们入驻当时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做准备。
而那场入驻并没有发生；“二战”一结束，另一场战争随即开始了，那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战。到1940年代后期，局势已经明朗，毛的军队将掌控整个国家，此时受过国外教育的年轻中国人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抉择。赵老的两个兄弟留在了美国，而他和姐姐一起回到了中国。他们最后都成了北京某所大学的英语老师。
“我的父亲希望我们回国。”赵老解释道：“父亲说，中国是我们的家。”
我和伊恩一起采访赵老先生。伊恩也听说过那两桩针对政府的诉讼。赵老先生在他的客厅接待我们，他家的客厅窗户朝南，对着砖墙围起来的后院，院子在8月的阳光下烘烤得灼亮。他和妻子黄哲（音译）一起住。他们俩1953年结的婚，在这个北京城的小角落里已经共同生活了47年。
他们的家占地面积不足四分之一英亩。家里有前后两个院子，院子四周是一间间一层的住房，房顶搭的是一排排整齐交错的砖瓦。木头做的大红柱子耸立在主房门口的两侧。房子的一些细节经过了现代化的加工：以前用来糊窗户的纸现在被玻璃所取代了，赵老还在房子里安装了下水道。不过，家里的整体布局仍然遵循传统的简洁路线。整个西合院的中轴线是南北朝向，四间房围建在中心院落的四周。院子这一户外空间随着季节的变化，起着不同的作用：冬天的时候，住户要从一间房子走到另一间房子去，就总是脚步匆匆地踏过院子；而到了天气温暖的季节，他们每天都在院子里度过一段时光，享受这四合院落里的一方天空。
四合院连接着周围的四间房子，同时也隔开了它们。在传统的北京住家，一间四合院里住着一个大家庭，随着大家庭的人口逐渐增加，院子就划分了各人的居住范围。赵老先生告诉我们，过去他的父亲住西面的房子，他的姐姐则住东面那一间。他的姐姐已经去世了，英文名叫做赵露西（Lucy Chao）。赵露西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作家亨利·詹姆斯。她在这座院子的东侧一隅，花了10年的时间，翻译了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这是《草叶集》的第一个中文全本。那本书在1991年出版，7年后，赵露西去世。
据赵老先生说，虽然他家房子的确切房龄并不知道，不过肯定有超过三个世纪的历史了。不过，当局从未把这个建筑划定为历史文物，到了1998年，当局通知赵老先生，他家的房子必须要拆掉。赵老先生对当地文物局提起了诉讼，他控告文物局没有把这个四合院列到受保护文物古迹的名单中。对于赵老先生来说，有件事情格外让他愤怒：当局要把四合院拆掉，是因为要在这里建一座最缺乏特色的现代建筑——中国建设银行的一间分行。
“有一年多时间，什么事都没有。”他说。“在1999年10月1日以前，当局对拆房子的事情非常谨慎小心，建国五十周年大庆临近，他们不想惹什么麻烦。但是过了那个日子以后，他们又开始了。他们对付这儿的一些居民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家的水电切断，逼他们离开。”
2000年8月，赵老先生的诉讼案在法院开庭。赵老先生的律师控告文物局草草应付研究调查工作。文物局的官员两次到赵老先生的家里去，每次都只是走马观花，在四合院里走一圈，不到几分钟时间，就宣布这个四合院不属于文物古迹。做中立调查的专家出庭作证，证明这个四合院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朝初年，有可能还是明朝的遗迹（明朝在1644年结束）。18世纪的一份地图上甚至还表明了这个四合院的位置。不过这些证据都没有用。法庭宣判，文物遗迹的界定只能严格按照文物局的界定。如果文物局认为可以拆了它，那么其他东西都不管用。
不过，老人家拒绝就此认输。他有非常好的人脉关系，这也是他表现得如此无所畏惧的一个原因。他提起了第二次诉讼，这次的目标是当地的物业管理处。按照拆迁的相关规定，因拆毁住宅而补偿给赵老先生的金额，按照住宅的质量和大小决定。这样算出的补偿金将近3百万元人民币，相当于30多万美元。赵老先生的诉讼里声称，这个金额太低；不过他告诉我们，这只是一个法律上的伎俩。
“这件事情和钱无关。”他说。“这个房子是我的。我的父亲买下了这栋房子，我在这儿住了五十多年了。听听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说的话吧：北京已经毁掉太多的四合院了！问问任何一个来过北京的外国人，他记得北京的什么，他肯定会说是‘胡同’。如今，连外国人都希望保存好这样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这么做呢？现在，整个中国只剩下两座古城是完好的——平遥和丽江。5000年的历史过去，这就是我们剩下的所有！”
他所说的那两个小城市，一个在中国的北面，一个在中国的西南面。现在老人又转用英语说话了，一个个词说得很清晰。他的头向后仰，下巴向外突出，眼里闪着火花。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义务保护这种地方。我不会自愿离开。法庭的人可以来，警察可以来，救护车也可以来。他们可以强迫我搬走，不过我不会签上我的名字，也不会同意。对他们，我只有两个字可说：不走。”
在中国，有些朝代的首都比北京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不过没有一座首都能像北京一样，经过了刻意的规划和精心的建造。这个城市曾经给明朝的君主永乐大帝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他决定对其进行改造。永乐大帝天资过人，总是有很多惊天动地的想法。他曾派出船队，一路航行至印度尼西亚、印度和非洲的最南端。明朝原本定都南京，就是永乐大帝，试图在那儿让人建造一块世界上最大的石碑。
他关于北京城的计划更为野心勃勃。1421年，永乐从南京往北，迁都至北京，新的首都从前是蒙古族等北方人民的中心城市。过去，这儿还有好些城市，不过永乐把这个地方当作一块空空如也的大石板来规划。他按照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规划这座新的都城，所有建筑都严格按照南北轴线的走向，帝王的宫殿面朝正南方。整座城市就是神的化身：一座座庙宇和地标分别对应着道教的保护神——哪吒的头、手、脚和其他的器官，几个世纪过去了，这座城市不断扩张，但基本的布局仍然不变。
20世纪上半叶，现代化改变了世界上众多的都市，而旧的北京城依然大致保存完好。政局的不稳定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随后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南京再次成为国家的首都。甚至在日本人占领中国期间，北京的城市布局也没有受到影响。事实上，日本人打算保留这座古城，把所有新的开发项目集中在附近的卫星城里。日本人的计划后来并未实施；1949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共产党人决定新中国定都北京。全世界也少有这样的地方：一个建造于14至15世纪的都城，却几乎未被现代化或战争改变原貌。
但毛泽东就像永乐大帝一样，是一个有着很多伟大想法的统治者。他把北京规划成工业中心，并且认为这座城市的古老城门和城墙阻碍了发展的步伐。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古老的城门和城墙一座座被拆除了。1952年，为了需要建筑所用的砖块，西便门被拆除。1954年至1955年，为了修路，地安门被拆除。朝阳门，1956年由于年久失修倒塌。东直门，1965年被拆除，建地铁线。崇文门，1966年被拆除，建地铁线。在共产党掌权以前，这个城市最显著的特色便是50英尺高的城墙和城门，然而到了1960年代末，城墙和城门几乎全都被拆除了。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城剩下的大部分庙宇不是被拆毁，就是被改作其他用途。
然而，很多的胡同在毛泽东时期幸存了下来。毛关于工业发展的规划基本上只是停留于规划阶段，在他的理论背后，没有基本的经济现实作依据。
他可以拆掉这座城市的城墙和城门，但他从来未能创造出必要的经济繁荣条件，让绝大部分人生活的地方发生改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中心大部分居民的房子布局，仍然停留在中世纪的阶段。
然而在经济改革取得突破以后，市场的破坏力比毛更为深远。北京城发展迅速，人口激增：1949年，这座城市的人口大概是70万左右，到了1990年代末，人口已经突破了1千两百万。道路需要扩建，用住宅区取代胡同显然更符合经济利益。银行也比四合院更有实际意义。在古老北京那长长的岁月之中，过去的十年——那跨入新世纪的十年，给它带来了最大的变化。
尽管这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古老的名称存活了下来。在二环路沿线，有不少地铁站和十字街口，它们的名字叫做朝阳门、东直门、崇文门等。这些门实际上都不存在了，然而代表那些重要地标的名字，依然保留了下来。如果你去地安门，你就会看见红绿灯、人行道和一辆接一辆的红色出租车，车流正在穿过一个只留存在记忆中的地标，那个地方曾经是北京城东南轴线的标志。你可以叫一辆出租车到“红庙”去，然而那里已经没有“红庙”这个建筑了。复兴门不复存在，安定门也只是个名字。古老的北京成了一座“词语之城”：居民们从一处现代化的地方来到另一处现代化的地方，久远的想象只存在于称谓之中。
一锤定音的那个词总是“拆”，这个字的意思是“摧毁，去除”。在北京，一座注定要走向毁灭的建筑上面会涂上这个字，你可以在这个城市所有古老的角落看到这个字眼。通常，你会看到这个字大概有4英尺高，字的外面画了个圆圈，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画在墙上的涂鸦。
随着北京城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个字获得了魔法般的力量。北京的居民们纷纷说起了关于“拆”的笑话，本地的艺术家反复使用着这个字眼。有一家商店出售一种棒球帽，帽子前面就绣着画了圆圈的“拆”字。我在菊儿胡同闲逛时，碰到一个叫老黄的邻居，他喜欢说关于“拆”的双关语。“我们住在‘拆哪’。”他常这么说。这个词听起来像英语的“中国”（China），不过它实际的含义是“拆毁哪个地方”。老王说，从他记事时候起，北京的人们就开始不停地拆毁这儿的古建筑。1966年，他和学校里其他的同学一起，参与了一个志愿者行动，帮助拆除安定门附近的城墙。
2000年9月21日
整个秋天，陆续有国内的记者来采访赵老先生。他的官司反应了国内的一种新趋势：1990年代后期，出现了不少控告政府的私人诉讼案，包括一些是团体起诉的。如果有一起这样的官司是私人胜诉了，国内的媒体就纷纷在显著的位置上报道，以此显示政府是公平公正的。不过，这样的官司绝大多数都是私人败诉，你也永远不会听到那些故事。这些官司属于改革过程中被悄悄清洗的罪恶，你可以提起诉讼，但永远不会打赢官司；记者们可以来调查事件，但永远不会报道。有些地方报纸报道了赵老先生的官司，但在首都北京，对这种新闻的封锁非常严格，媒体上不会出现此事的只言片语。北京的记者们就像完成既定仪式一般，来到四合院采访：虽然他们无法报道，但仍然对赵老先生的举动表示敬意。
几乎没什么北京居民，对古城的拆除表示担忧并有所行动，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媒体严格的审查制度；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导致了人们的这种消极情绪。胡同里的很多住户家里是没有下水道的，他们必须要用公共厕所；对于要搬到新的住宅区里去，这些居民通常都感到很高兴。对于他们来说，很难去想到还有其他的选择：像欧洲城市一样，在不毁坏古建筑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很难才能找到一栋建筑，像赵老先生家的四合院一样，其中蕴含的个人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当局鼓励一些属于无产阶级的人去霸占有钱人的住宅，很多四合院里搭起了临时的住房，细分成多户的人家。改革开放以后，开放商不用费多大功夫，就能把这些人赶走，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住宅的合法业主。
就算是像赵老先生的情况那样，有足够的法律文件证明，法律也不能提供完全的保障。在赵先生的家庭已经合法拥有了他们的住宅30多年以后，1982年实施了新的宪法条例，里面写得明明白白：所有的土地权属于国家。个人可以买卖土地使用权，但是政府可以在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对任何一片土地实行强制买卖。不过，在“拆哪”这个国家里，权力分散于各个地方政府，“国家利益”成了很模糊的概念。通常地方政府才是真正管事的人，他们可以扭曲“国家利益”的概念，把其变成自己的利益所在。
按照赵老先生聘请的律师的说法，如果四合院被拆掉了，那么其土地使用权一共要被卖掉三次。首先，地方政府要从老人家手里买回这块地的使用权，然后再立即把它加价转卖给国有的土地开发商，以获得利润。最后，开发商再次提价，把它卖给同样是国有企业的银行。换句话说，在这块地还未有任何工程动工以前，三个不同的政府部门要先在他们之间买卖一番其土地使用权。在这个过程中，原来付给赵老先生的土地使用权的金额，会大约翻上10倍。
赵老先生的第二起诉讼案针对的就是这一点，他控告政府没有向他提供土地使用权真正的市场价格。9月21日早上，这起案件在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结果。9点15分，法官走进法庭，叫所有人起立，并读出了判词：赵老先生和他的妻子必须在5天之内离开四合院。如果他们拒绝，当局有关部门有权强制他们夫妇离开，并拆毁四合院。
在法庭外面，有个北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等候宣判结果时，看到老人家的律师和政府代表吵了起来。律师发誓他会找到途径继续上诉；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这个电视台的人拍下了吵架的过程。但是这些画面并没有出现在晚上的电视新闻里。
2000年9月25日
赵老先生和夫人黄哲依然没有离开。老夫人看起来很紧张，她告诉我说，外面有传言说警察随时会到。但赵老先生看起来是精神炯炯的样子。“他们得把我抬走。”他说。“否则，我不会离开的。”
九月下旬是北京天气很好的时候，白天的温度简直太理想了。我和老先生夫妇在中心庭园中相会，午后的阳光开始西斜，洒在赵露西翻译惠特曼诗集的那间房子上。屋前种的几丛玫瑰仍是光秃秃的，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冬天。不远处，一架黄色的起重机伸过来，就架在我们的头顶：隔壁的工程已经开始，其中一栋银行大楼正在兴建。几乎所有的邻居都已经搬走了。
这天早上，赵老先生在清华大学打了一场网球赛，对手也是退休的老师。他告诉我们，他最后赢了，场数是6比2。他看起来很乐观，还给我看了一些没有署名的信件，这些信是投寄到院子前门的信箱里的，内容都是支持赵老先生的举动。有一封信的签名是“一个首都的市民”。
赵老先生夫妇没有孩子，有些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吃了很多苦。赵老先生从来没有对我细说那一段经历，每次谈及这个话题，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又说起了别的。我问他那两个在美国的弟弟怎么样了，他说其中一个是个专栏作家，如今已经退休了。另一个也退休了，原来是地质学家，为美国地质调查局工作，名字叫做爱德华·C·T·赵。
“你知道美国人登陆月球的事，”赵老先生说：“他们带回了月球上的石头，有很多地质学家想参与到研究这些石头的工作。地质调查局选了四个地质学家，我的弟弟是其中一个。研究工作完成以后，他被隔离了两周。这是因为那些石头上可能会有些什么细菌。”
阳光慢慢掠过了院子，留下一片阴影。我们回到了屋内的客厅。我问赵老先生，二战结束后他决定回来中国，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否有其他的想法。
“我们从来不曾后悔。”他说：“我的弟弟们选择了他们的路，我选择了我的路。当然，1998年当局第一次说要拆掉这个房子的时候，我的弟弟就邀请我到美国去，不过我并不想去。我是个中国人，即使我去了美国，我还是个中国人。”
1950年代到1960年代，赵老先生都没有见过他的两个弟弟。1972年，他那个做地质学家的弟弟首次回国，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美国陆续派出了一些代表团来到中国，他的弟弟是其中一个代表团的成员。赵老先生指着一件他的美国外甥送的礼物给我看：那是一个纪念版的盘子，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盘子中间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素描图像。
每次我走过四合院的时候，看着它那些呈90度的直角，那些方正的屋子，这样的匀称，总给我带来一种宁静和谐之感。我想象着这个家庭从前的样子：老父亲住在西屋，女儿住在东屋，儿子住在南屋。不过，一旦走入客厅，这种秩序感就被打破了；客厅墙壁上的装饰，反应了不同的世界如何穿越了同一户人家。在亚伯拉罕·林肯的盘子旁边，挂着北京网球中心颁发的一个奖状；不远处的电视机天线上，吊着一个惠姆·奥公司生产的橘色飞盘。在飞盘上方，有两幅毛笔字，是为纪念赵老先生的父亲所写的。一张老父亲的黑白照片。一幅耶稣教导法利赛人的油画。一张中国风景照。一座塑料的圣诞老人像。更多的毛笔字帖。另一个网球比赛的奖品。
窗外，9月的夜色悄然降临。老人家仍然不停地说着，在两个语言世界里不停地转换：中文、英文，英文、中文。
中国人对他们的历史无比自豪，尤其是面对外国人时，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的叙述中，这种文明是延续不断的，这一度带给我一种错觉；我花了好些时间，才明白我在中国所看到的建筑，几乎就没有什么真正称得上是“古代的”。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古代的建筑都被拆毁了。20世纪充满了破坏性，中国文化饱经磨难，建筑是只是其中一个受损的方面而已。
不过，当我看到这种历经几个世纪而幸存下来的古建筑，例如赵老先生的四合院，我发现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建筑的某些材料常常是被替换过的。赵老先生的家，像紫禁城和传统的中国寺庙一样，是用木头、砖块和瓦片建造的。在中国，很少建筑是用石头做的。明长城的一部分表面铺的是石头，然而长城是用于防御外敌的建筑，并非一座纪念碑或什么公共建筑。中国的建筑在开始设计得时候，就没有考虑持久的因素；建造者们并未想到要让它抵挡几百年的风吹雨打。
很多关心建筑保护的人们，都与西方有某种关联。赵老先生会说及“文化保护”这样的词语，他还帮我联系上了另一个北京的活动分子，那是个血统半中半法的女人，她正致力于保护胡同的工作。但这座古城里的一般市民似乎对这类问题不太感兴趣，甚至他们被迫迁居时表现也是如此。通常，他们被迫搬离时，感到气愤的问题是某些当地官员的贪污，同时他们也抱怨赔偿金额不公平。但这种问题看起来更倾向于私人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对胡同有任何更深层次的感情依恋。
过去，中国人对建筑学几乎是漠不关心。宋朝的时候（960—1279），有人试图为传统建筑做辨别和分类的工作，但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对建筑的系统性研究了。直到1920年，建筑学仍然是一片空白，直到两个年轻人的出现。叫梁思成的男人和一个叫林徽因的女人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1928年，当他们双双获得了建筑方面的学位以后，他们结了婚，并回到了中国。
随后十年的大部分时间，这对年轻夫妇为本土的中国建筑学创立了一套系统分类的方法。他们在中国北方奔走，研究那些古老的建筑，呕心沥血地划出一幅幅古建筑的草图。离北京城不远的地方，他们发现了独乐寺，这座寺庙建于984年。在山西，他们标出了佛光寺的位置，这座寺庙建于857年，目前它仍然是中国木做的寺庙中最古老的一座。后来，共产党人掌了权，梁思成发起了保护北京旧城墙的运动，但他没有成功。
1940年，梁思成描述了他和妻子做研究的困难：“关于中国建筑史上的重要建筑，我们并没有任何可参考的资料。我们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就像是‘盲人骑瞎马’。”
这对夫妇常常从农民口中获得信息：
我的经验是，当地人对当地的建筑都不敢兴趣。每当我告诉他们想看看古迹时，他们就会把我带到一些以前刻的石碑前面。人们感兴趣的是书法……让他们肃然起敬的是书写的文字，而非工匠的手艺。
读过梁思成的这段评论以后，我想起了我以前在涪陵教书时的学生。虽然我教的学生是英语系的，但学校规定他们仍然要花不少时间去练习中国传统书法；每次我走进教室，常常看到的景象是几十个学生拿着毛笔，反复地写着同一个中文字。他们能马上告诉我，谁是班上写毛笔字最好的，谁第二，第三、第四。当他们看到我的英文书写这么差劲时，他们都惊呆了。他们无法相信，拥有我这种学术背景的人，在两间大学取得了文学学位的人，字还写得如此不像样。
在涪陵，我的学生们在书写的文字里找到了某种美感，对于像我这样的西方人来说，这种美感是很难察觉的。在北京，我感觉到我看到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某些东西，而绝大多数的当地人都没有察觉。像所有的西方人一样，从幼年时候起，我就知道了过去蕴藏在一些古老的建筑中，像金字塔、宫殿、大剧场、大教堂等等。爱奥尼亚柱式、多利斯式、哥特式、巴洛克……我现在还能回忆起这些中学课堂上的词语。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古代了；然而中国人似乎在其他地方找到了他们的过去。
2000年10月20日
老人家看起来很暴躁。他穿戴整齐，里面一件灰色高领毛衣，外面套一件蓝色外套。他在客厅里接待了我。不过他总是不耐烦地到处看，也拒绝我想要聊天的尝试。他早上赢了一场网球联赛，不过他不肯告诉我比分。“如果我打球打了80年，就没什么好玩的了。”他摆摆手说：“他们那些人都太老了。”
所有法律渠道的尝试都已经失败了。最后的一线希望是，这个案件引起了某位高层官员的兴趣，不过这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赵老先生告诉我说，有些朋友帮他安排了一间住房，一旦当局有人来拆房，他还有地方可以去。在他们家四合院的周围，其他的房子都拆光了，只留下一地砖块和尘土；今天早些时候，最后一位邻居离开了。这对老夫妇是胡同里最后坚守的居民。
他带我看了看房子，告诉我哪些部分是他希望能够保存下来的。主房的门属于古物，赵老先生要把它捐赠给现代文学博物馆，一同拿去捐赠的还有一块装饰用的砖头，上面刻了图案，人们管这种砖叫“象眼”。我们走到了院子里，老人家领着我穿过已经黑下来的院子。下午的时光是越来越短了，天气清凉。他指着院子的一个角落告诉我，几十年前，从那儿挖出了一个防空洞。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他说。“那时候毛说每个人都必须有防空洞。美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
他仍然坚持不走，他要一直等到那些人来强迫他离开。“法庭的人会来，警察会来，救护车也会来。”他冷冷地说。“这可真刺激。”
一个中国国内的报社记者来了，我们三人回到了客厅。那个记者很年轻，面对着老人家和外国人，她看起来有些害怕。或者她正在为自己的状况苦恼：她是来记录一个无法报道的故事。她结结巴巴地问出了第一个问题：“您，您把自己的东西搬走了吗？”
“你说呢？”老人反问道。“我的东西全在这儿，你没看见吗？”
那个女人看看墙壁：毛笔字、奖状、亚伯拉罕。林肯、少年耶稣。她勉强地笑了一笑，试着问第二个问题：“您不高兴是吗？”
“我们当然很不高兴！你遇到这种事难道能高兴起来吗？他们为此事威胁了我们两年半，现在我们俩都80多岁人了！”
我委婉地说声“抱歉”，离开了四合院。他们家的保姆在我身后关上了门。我往北走去，跨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界限——界限的那一边，就是建筑受保护的地区。在菊儿胡同的家里，一切都很安静。
2000年10月23日
下午3点半，我的手机响了。
“他们周二下午来拆房子。”老人家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告诉我，他们会搬到朋友的家里暂住。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感情。他用中文和我交谈，然后又转回了英文。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我打电话来没有别的事。”
没等我回答，他就挂了电话。
2000年10月26日
我醒来的那一刻意识到，这将是漫长而令人沮丧的一天。今天刚好是法轮功的周年纪念。下午一点，信众们计划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抗议。但在早晨，离开菊儿胡同去天安门之前，我先往南面去了一趟。我听着刚刚苏醒的胡同里传出了各种声响。小贩们来了，叫卖着：啤酒，醋，酱油。大米，大米，大米。槐树上传出了鸟叫声，在秋天的气息中，鸟儿们的声音显得有些微弱。
那个四合院就在宽街路口的正南面，在路的东边。一张迁出通知贴在四合院的前门上。不远处，在一栋建筑老旧的灰色外墙上，有人贴了张“北京经济犯罪案展览会”的广告；也许这是一个对“拆哪”的故意讽刺吧。
赵老先生和他的夫人昨天搬走了。他们是安静地离开的：没有警察，也没有救护车。不过，虽然他们的身影没有出现在四合院内，今天的拆除行动也成了一桩令人关注的事件。几十个中外记者，早上8点前就聚集到这儿来了。8点20分整，15个法庭的工作人员到场。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服装：白衬衣，黑色西服，黑色领带；胸前戴着红色的徽章。他们四处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人还留在四合院里。
8点30分，一辆接一辆的白色警车到场。50多个警察在其他便衣的帮助下，包围了四合院。他们把人行道清空了，竖起了黄色的警用路障。他们威胁路过的行人，还斥骂记者。好些摄影师的胶卷被没收了；一些外国电视台的记者被拘留。在一场混战中，一个中国记者受了些轻伤。
工人们是最后出现的。他们是从四川来的民工，其中一个告诉我说，他的工资一天不到2.5美元。每个工人都拿着一个镐子。这些四川人先从屋顶开始拆：瓦片一块块被凿下来，溅起一地尘土。随后是墙：塑料，灰泥，砖块。尘土，尘土，尘土。拆，拆，拆。一辆推土机摇摇晃晃地从南面的门驶了进来。随后是一辆泥头车。这是秋天里一个美丽的日子，天空高远而蔚蓝，举目望不见一片云彩。到了傍晚的时候，四合院成为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