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正在修建之中；它躺在一座座房屋、一条条公路、一个个建筑工地下面。通常，过去的重现纯属意外：某人挖着坑，土里出现了某个东西。最后，是运气发现了中国绝大多数的文物。
对于任何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而言，这种发现过去的模式都是过于简易的；甚至最伟大的发现也不过是从世俗生活中派生的。有人生病了，买了些龟壳作药；那些龟壳恰巧就是甲骨。1974年，中国北方出现了旱灾，西安城外的农民们挖了一口井，发现了秦始皇的兵马俑。1976年，全国掀起了学习模范公社“大寨”的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安阳的居民得到命令，要夷平所有的山地，以便获得更利于耕作的农田。这是毛泽东的又一个天才想法，这个想法没有任何的农业价值。不过，由此在安阳展开的挖掘工作，导致了富浩夫人墓的出土，里面藏有的商朝青铜器和玉器，是迄今为止发掘数量最多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重新发现过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如今，推动考古工作的力量是经济而非政治；不会再有“学习大寨”的运动了。市场已经证明了其擅长毁坏古城的一面，但在发掘古迹的一面，它也具有同样的高效率。这是与推土机的“阳”相对而言的“阴”：像北京这样的古城消失了，像赵老先生这样的四合院住宅被拆掉了；但正在施工的工程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出一座座古墓和地下的城池。“拆哪”的经济开发着过去，尽管同时也在摧毁着它。
在金沙，一家建筑公司正在兴建一条商业街，工人们在施工中偶然发现了一座至少有3000年历史的陵墓。西安城外，修建公路的人们发现了一些大坑，坑里有汉景帝的兵马俑；汉景帝是汉朝的第四个皇帝。在洛阳，开发者们为修建一座商场挖掘地基，结果发现了一座东周的皇家陵墓。考古学家就像抢险队的人一样工作：每当建筑工程发掘了一处古迹，专家们就被召来善后，把活儿做完。
1986年7月23日早上8点，在四川省一个叫三星堆的村子里，一群村民正挖着用来造砖块的硬土，忽然发现了一堆贮藏的漂亮玉器。随后考古学家介入了挖掘工作，在那个夏天，他们挖出了两座大型墓坑；两座陵墓都建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相当于商朝的时期。考古学家发现了80副象牙，4000多个贝壳，还有金、玉、石、琥珀和陶土做出的各种手工艺品。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出土的青铜器，其工艺质量和艺术风格显示，它们明显出自一个发达的文明。这些青铜的雕像里，包括一棵高达13英尺的树，以及一座8英尺多高的人像，人像上还有50多个青铜铸造的人头。这些青铜雕像的风格，与此前在中国发现的任何古物风格都截然不同；而事实上，根据考古记录，历史上出现的下一座人体雕像，与这些雕像之间相隔了近千年。三星堆出土的雕像与安阳出土的文物之间没有半点相似，而两者之间只隔了700英里。这些四川的墓坑中没有甲骨，也没有刻了字的青铜器；没有半点文字的记录。没人知道谁造了这样的东西。
在中国，政治权力通常源自权力中心，人们自然而然地觉得文化也该是如此。蒋介石认为，维吾尔族和藏族这些少数民族起初都是汉族人，只是随着好些世纪的与世隔绝，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产生了改变。20世纪初期，考古学家都用大致相似的术语描述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中部平原的部分地区，例如安阳这样的地方；然后逐渐向外扩展。在中国人的设想里，民族的根是统一的整体；对寻求这一整体的强烈渴望，激励着他们在日本入侵和国内战争时期，坚持在安阳地区展开挖掘工作。那时的考古，有助于维持中国的统一。
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整个20世纪中叶，这种文化扩散论都受到了抨击。在近东地区和地中海，很多专家都认定，这种观点应该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对于文化发展的方式，专家们开始探索其它可能的解释，例如不同部落之间的贸易交换。中国迟迟没有接受这些理论，部分原因是由于现代的它投入在统一性和持续性的论调里。还有就是证据收集的相对狭窄：大部分考古学家都只盯着安阳一个地方。
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大潮，为人们产生各种不同的想法提供了平台。随着移民和旅游的人们开始看到这个国家的多元化，人们忽然意识到了彼此间的差异。1980年代，像高行健（《灵山》的作者）和马建（《红尘》的作者）这样的作家，开始了长途旅行，随后出版了自己的书，书中描绘了这个国家不起眼的地方，那些边远而模糊的角落。1990年代后期，对属于中产阶层和上流阶层的中国人来说，西藏和云南成了新的旅游热点。少数民族宣扬其与众不同的特色，虽然不免有流于鄙俗的嫌疑：载歌载舞的人群，五彩缤纷的服装。
同时，好些建筑工地都挖掘出了文物，这些文物并不太符合对古代中国的传统认知。1980年代，湖南、江西这些南方地区的考古学家提出主张，他们认为在这些地方发掘的青铜器与商朝的青铜器大为迥异，所以应该考虑这些青铜器源自另一个独立的文明。起初，绝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反对这些理论，但三星堆出土的证据成了一个转折点。只要看一眼那些青铜铸造的头像，就不可能得出结论说，这儿的文化发源于安阳。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艺术上的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湖南和江西出土的文物可以说也是如此。考古如今为“分裂”中国出了一臂之力。
最后，大量的理论只能依据情形而定：人们在偶然之中发现的是什么，又恰巧用了何种角度去辨识这些出土的文物。个人与一件文物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被其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所决定。视角至关重要：如果你相信你站在中心，那么扩散论就是自然产生的见解。但是，如果你从外及内地接触一个文化，你看待这个文化的视角会截然不同。
视角1
距离：7,536英里。
地点：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马考米克厅406房
解说者：罗伯特·贝格利
贝格利教授是研究古中国青铜器的学者，他以才气横溢和讲究精确闻名，对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倾向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提出假设，他常常发出批评之声。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说话谨慎小心。我为写一篇《国家地理杂志》的稿件而采访他时，他强调说，中国国内的传统心态，使人们向来都对新发现回应缓慢。
他说：“正统的史学，总是关注于历史的单一直线发展：早期的统治家族把正统的规则一代代传给后世的继任者。如此一来，历史学家不会谈及这条皇家血统线索以外的任何事情。而甲骨文的记录，当然是从安阳的商朝国王观点出发看待任何事物的；这就像是《纽约客》上的那副地图，在这幅地图上，全世界就几乎只是一个曼哈顿。”
他继续说道：“在这儿，研究工作的其中一个难点，是由于书面的历史记录告诉了你什么属于重要的历史，因而考古的资金一直集中在安阳和其他北方的遗址上。而让人觉得讽刺的是，真正轰动的发现却都是偶然的，例如三星堆那样的地方。三星堆正在告诉我们：它所出土的东西，和我们曾看过的所有其他的古物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学者们提出假设说，三星堆的文化，可能与中亚或印度或缅甸有某种关联。然而，这些联系都不见得是很紧密的：那些青铜铸造的头像，与这些文明已知的文物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可能只是一个先进文明的作品；这个文明在四川兴起，随后走向衰亡。
“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贝格利教授解释道：“在黄河流域以外的任何考古发现，无论多么奇特和惊人，都不如黄河流域的发现重要。因为有2500年的中国传统说，黄河流域中部是我们所有人起源的地方。如今，我作为一名对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定义没有什么心理上先入为主的信念；于是就可以观察观察，然后说，嗯，公元前1300年左右发生了很多让人感兴趣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情在随后的岁月中，成为了中国历史的核心；而有些事情出于不甚明确的原因，随后并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在四川，你不会看到人们持续不断地铸造出巨大的青铜雕像。不过，如果你只是观察公元前1300年——此时请你忘掉”中国“这个词，公元前1300年的地图上还没有出现黄土地。如果你只是看着亚洲大陆的最东部，你会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差异。在这儿，好些地方出现了高度文明的社会，这些社会彼此之间有交流和联系，但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
三星堆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记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文明是没有文字的。古人用于书写的材料，可能比较容易腐烂。在安阳，书写记录得以留存下来，原因是文字刻写在了能保存上千年的甲骨和青铜器上。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商朝人也在竹子和木头上写字，但那些书写材料在地下埋藏了好些世纪以后，全都腐烂了，没有留存下来。对于这些书写材料的存在，唯一的证据也是间接的：学者认为，某个甲骨文字体是“册”字的雏形，“册”这个现代字体的含义是“书写的板子”。而在商朝，这个字的写法，看起来就像是用皮带把一些竹条或木条捆在了一起。这个字代表的物件本身早就不复存在了，但这个字还保留着：
“在中国人的眼中，这些书写记录当然有助于凸显安阳的重要性。”贝格利说到：“因为它是中文书写系统的原型，而人们今天依然使用着这个书写系统。但事实上，安阳有书写记录也许只是纯属偶然。你可以设想，安阳的那些商朝皇帝总是有保留文字记录，但他们的文字都记在易腐烂的材料上。然后，一个大约公元前1200年在位的国王说，为什么我们不在一些用于占卜的材料上刻写文字呢？这就是考古记录的源头。可能就是某个国王一时兴起的念头而已。”
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都以北方为中心，传统看法总认为南方是落后的地区。然而，考古学的发现显示，南部地区的农业早期就有所发展，例如四川。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在长江中部流域，早期就出现了这样的水稻文化；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贝格利说。“一般中国人都认为，长江流域以前尽是沼泽地，从来没有文明的产生，直到北方人的到来，才把文明传播到那儿去。我怀疑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他继续说道：“在考古中，你就是按照所发现的事物，不断重构过去的图景。然而，这些被发现的事物，只是出于非常偶然的选择。是修路工、制砖厂和犁地的农民发现了它们。你知道的只是已经发现了什么；你不知道的是那些还未被发现的。”
视角2
距离：943英里
地点：北京市霄云路第26号鹏润大厦B1509号办公室
解说者：徐朝龙
徐朝龙是一个过气的考古学家。他还没有被免去职务，他对自己的追求也没有丧失信念，然而他已经悄然退出了学术界。不久以前，他还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之一。他在四川省长大，毕业于四川大学，随后在1983年获得日本京都大学的奖学金，出国深造。他的研究工作里有涉及印度河谷的内容；随后，他开始做起家乡的考古学研究。就学期间，他获得了不少重要的日本奖项和奖学金。1990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并接受日本国立茨城大学的聘请，去该校任教。
徐朝龙是个接受过正统训练的小提琴家。他在教中国弦乐器——二胡的课上，遇到了他如今的日本妻子。他的日语读写能力都非常好。他在考古学方面发表了8本著作，主要都是关于长江流域的内容；这些书都是用日文写作并发表的；还没有一本被翻译为中文。徐朝龙说，他太忙了，自己没时间做这样的翻译工作。从1998年开始，他进入日本京瓷公司工作，这家日本公司是生产手机、相机和复印机的。如今他用业余时间做考古研究。
其他学者对徐朝龙的看法各不相同，主要取决于这些学者的国籍。有些年轻的中国考古学家说，徐朝龙做生意的原因，只是为了取悦他的日本老婆。外国考古学家们说，徐朝龙对中国国内考古这一领域的狭隘和保守感到灰心失望。无论是中外的学者，都无一例外地认为，徐朝龙对四川的热爱既是他做研究的灵感源泉，也成了他的一个局限。他是个地区主义者。像贝格利这样的外国教授说起三星堆时，总是用到文化和政治的术语；而徐朝龙的词汇却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这就是成长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年轻人。
我和徐朝龙见面时，他给我看了他出版的其中一本日文书，书名是“第五大文明”。
“按照传统的说法，古代四大文明分别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谷和黄河流域。”他说。“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稻米的重要性：全世界都吃稻米。然而，稻谷产区所产生的文明，还没有获得承认。事实上，绝大多数现代中国的领袖，都来自稻米产区。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朱镕基，李鹏，胡锦涛——他们全都来自中国南方。从清朝覆灭以后，南方人就领导着这个国家。”
“北方人控制了中国两千年，这当然对考古学采用的方法有影响。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华文明不只一个中心。古代有两个文明中心，最后合为了一体。”
我们坐在一间极简风格的日式房间里。房间内有四张沙发、一个桌子、几朵绢花和一棵塑料仿的棕榈树。房间没有窗户，雪白的墙壁上也没有悬挂什么东西。当徐朝龙说话时，房间里的温度好像升高了起来。他快速地说着中文，语句短促清晰，随着采访的深入，他显得谈兴更高了。他不安分地改变着坐姿，又把手指关节弄得啪啪响。他说话语速越来越快。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色衬衣，打着一条蓝色和金色相杂的真丝领带。金色边框的眼镜。金银色相杂的劳力士表。我问他，为什么要在京瓷公司工作。
“我原来在国际研究中心做的一个日本研究项目，是由这家公司赞助的。我研究的是长江流域的文化。不久之后，这家公司的老板跟我说，我有做生意的头脑。他说我可以做海因里希·施里曼——那个德国人发现了特洛伊古城。施里曼既做生意，也做考古研究。我的老板说：‘你可以成为施里曼’。”
“这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期：经济在变化，政治也在变化。这个变化的力量从何而来？从南方。重新发现长江流域的稻米文化，将对中国经济的改变产生重大影响。为什么应该由南方带领中国经济？因为过去就是这样的。长江流域并不是一片蛮荒之地。”
“关键词是：稻米。33%的世界人口靠吃稻米生存。这种庄稼的发源地应该被看成是伟大文明的发源地：我们称它为稻米文明。而黄河流域则是小麦文明。”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徐朝龙再次对我说，政治扭曲了中国的考古学。“过去，对领导者来说，政治控制权的集中是很重要的。”他说。“不过如今这是个经济主导的世纪，而不是政治主导的世纪。经济的威力正在显现，它会改变权力的概念。江泽民最近参观了三星堆的青铜器，我从一个朋友那儿得知，江对那些青铜器很感兴趣。看看政府里其他的官员吧：为什么那么多领导人都来自南方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古老文明，而且他们需要去发现它，去探索它。一旦他们探索出他们的过去，人民就会有更多的自信心。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权力去发展经济；在政治体制里说话也更占分量。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不可割裂。”
视角3
距离：几百英尺
地点：四川省三星堆的一户农舍
解说人：许文秋（音译）
许文秋身高不到5英尺，但她有一种中年农妇常见的硬朗之气。她的手上长满了厚厚的茧，两条腿粗壮，脚很大。她脚上穿着一双廉价的网球鞋，上面印着美国国旗。我向她解释，我正在为《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稿子做调查；她对我说，她从来没有听过这本杂志。我向她问起1986年那个早晨，她和其他村民们一起挖硬土的事。
“那是农历六月的18号。”她说：“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在挖着，到了早上8点，就发现了玉。一转眼，我就看见人都跑了。他们都不见了，那些玉也一样！”
她哈哈大笑起来，一群住在附近的人围拢了过来，加入了谈话。在像三星堆这样的村子里，室外的采访从来不会有“私密”这一说。那是个天气凉爽的早晨，正是当地盛产油菜籽的时节，我们周围都是大片的田野，闪着灿烂的金光。这个女人的家很简陋，土砌的墙，瓦盖的顶。不远处是新建的三星堆博物馆，其现代化的造型在田野中拔地而起，如同海市蜃楼。这个女人告诉我说早在1986年的夏天，所有的玉都被立即退还回去了。
“一些考古学家来到这里查看，随后他们发现了那个著名的金面具。”她说：“但陈老师告诉我们，那是铜做的。陈老师骗了我们。他叫我们把那个坑盖好，当天晚些时候警察就来了。真的，那个面具确实是金子做的。陈老师原来是担心会有什么差错发生。那是第二天的事情。”
“那一年夏天，我们都在帮他们挖东西。那都是我们做的活儿。有时我们挖土，有时我们用刷子把东西清理干净。他们付给我们不到100元钱一个月，不过他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吃的。唔，我想那些东西不该叫食物吧。就是饼干之类的。很便宜的东西。”
我问她，她是否认为还有其他的文物被埋在地下面。
“这很难说。”
“嗯，你认为地下面还会有哪一类的文物呢？”
她盯着我看。有那么一些时刻，记者会发现自己在设法套出被采访者的原话，好做引用：诱导性的问题，显而易见的圈套。也有那么一些时刻，某个农民会发现记者正在套她的话。这女人的脸上浮现了一丝笑容。
“哦，既然你那么感兴趣的话，你不如自己开始挖挖看。”她说。“我不会阻止你的。”
周围的人都笑了。我结巴起来，试图换个话题。我问起了她的丈夫。她丈夫是最初参加挖掘工作的人之一，现在在博物馆里干些维修一类的零活。
“他今天出去了。”女人说。“你知道，他的照片在博物馆里挂着呢。那张照片照的是他和其他一些人一起挖坑的情形。那张照片可去过世界上好些国家做展览了。但是现在博物馆只给他一个月200块钱。”
“哦，这也不是很差嘛，如果按照零工算的话。”
“你说‘不是很差’的意思是什么？”她说。“你很可能一小时就赚那么些钱啦！”
笑声更响了。我问起他们家种田的事：他们家有六分之一英亩的地，夏天种稻子，冬天种小麦和油菜籽，那么蔬菜是——
“你的收入多少？”她忽然问道。
“嗯，这要看情况。每个月不一样。”
“我打赌肯定很多。”她说。“你住在北京，是不是？”
我点点头。
“我可以做好多天白日梦，但我还是想象不了北京长什么样！”
笑声。
“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重庆。”她说。“北京肯定很好。我敢打赌，你从来不用为什么东西花自己的钱。吃饭，旅游，坐着小汽车到处去——这些你的工作单位都会报销，不是吗？”
我承认这基本属实。
“你的收入多少？”
我把转移话题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数码相机上。我给这个女人照了张相，把相机屏幕给她看。“这是电脑的一种。”我解释道。
“我的脑袋也是电脑的一种。”这女人说道。她玩起了电脑的文字游戏，电脑——“电动的脑袋”。她瞥了一眼她的听众，才说出她的妙语：“不过它如今不管用啦。”
那一周晚些时候，我与陈显丹见了面。陈显丹是四川省博物馆的副馆长，他就是农民们口中的“陈老师”。当我说起许文秋对金面具一事的评论时，这男人咧开嘴笑了。“我们一发现了金面具，就停止了挖掘工作。”他说。“那时候我很担心。”他告诉我，他们在下午2点30分发现了那副面具，然而警察直到5点才来。他担心的就是那两个半小时的空档。
视角4
距离：一层薄棉布之隔
地点：三星堆博物馆的贮藏室
地方博物馆总是我的最爱。无一例外的，这些博物馆的馆长看到有外国记者来访，都会喜出望外；他们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我获得想要的资料。看来他们认为作家的工作最好是通过直接接触。有时，他们会变得激动起来，一件接一件地不断拿文物给我看，忙得团团转，以至于我都担心手里的东西要满得掉下来了。感受一下这把剑的锋刃；掂掂这把有多重。看这个碗。仔细看看这个酒杯。这就像作为一场晚宴的贵宾喝起白酒时一样：一次次地敬酒、干杯，到最后我不得不杀出重围，逃离那张桌子。恐怕我已经喝得够多了。我的酒量没有过去那么好了。谢谢你的热情。
在三星堆博物馆，管理人员不让我直接用手接触文物。他们给了我一副白色的棉布手套，但手套薄得跟麻线纱一般，透过它我还能感觉到青铜器的质地。经过好些世纪的磨砺，这种金属摸起来冰凉而粗糙；表面的凹起和不规则是古青铜器的特色。
管理人员向着自己的方向，往桌上摆了6个头像；我围着桌子走了一圈，一个个头像拿起来看。两个管理人员看着我；偶尔我问他们一个问题，但大多数时候我们保持沉默。我感觉就像是置身于一间上等的珠宝店里：他们给我足够的时间观赏，没有人急着向我推销。
围着桌子转了几圈后，我选出了我最喜欢的头像。这个头像有长一英尺多一点，刚好铸造到下颚的位置；重约有20磅。青铜做的表面有些地方仍是铮亮的，那种发亮的颜色甚至比玉石还要深一些。头像的脸部自成风格，这种风格几乎是现代式的：轮廓清晰、棱角分明。耳朵：伸长并向外突出。鼻子：中间起皱褶，鼻翼向外张开，延伸至两边的高颧骨处。嘴巴：抿成一条笔直的横线。
这个头像看起来瘦长，其夸张的形状，自然会把你的视线吸引到它的双眼上。只见它眼眶成清晰的形状，眼睛的中央没有瞳孔，只有一道长长的水平褶线。这条褶线让头像看起来具有了一种超俗的意味：可能它是人类，也可能不是。两只眼睛可能是空白无物，也可能是睁得大大。这种金属是3000多年以前锻造出来的。我双手捧着这个青铜的头像，房间里一片全然的寂静。
（注：1英寸相当于约1.54厘米，1英里相当于约1.6公里，1英尺相当于约30.48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