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考古学家们要为地下之城的一段城墙绘制地图。那段城墙离地表不远，大概有5英尺深。工作队在黄土地上的挖掘工作进展很快。队里一共有18个男人，由考古学家荊志淳带领，他们的装备是铁铲和洛阳铲。这个年轻的考古学家相信，这段城墙可能是地下之城王室领域的一部分。
午后，荊志淳小憩了一会儿，我在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图书馆里采访了他。房间里都是一排排的书，凉爽而宁静；只有我们俩呆在房间里。荊志淳向我描述了一些安阳出土的文物。后来，当采访结束的时候，他不经意地指了指桌子上摆的一本巨型旧书。书的封面已经被撕破了，还褪了色，但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
我国殷周铜器图录
(“Our Country's Shang and Zhou Bronzes Looted by American Imperialists”)
书上没有列出作者的名字。这本书是1962出版的，由中国考古研究所编纂，里面有800多幅青铜器的黑白照片。有低矮厚实、三条腿的鼎，也就是“锅”；有造型优雅的长颈觚，也就是“圣餐杯”；还有细长而带柄的觖，可能是用来加热酒的。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历史都可追溯到商朝，通常它们都设计有商朝文化特有的饕餮：那是一具固定风格的动物面具，眼睛和嘴巴都是弯曲的。过去，有些专家认为这种神秘的图案画的是一条龙；其他专家说可能是老虎，或者是鳄鱼，又或者是蛇。还有一些理论把这种图案和萨满教联系起来。不过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饕餮失却了它的含义，成了一个沉默的符号。
书后列出了那些美帝国主义者的名单。密苏里的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在名单之中，博物馆拥有一个细长的觚。在密歇根州的青草湖，罗马尼亚东正教会主教团（这名字听起来既非属于美国，也不像是帝国主义者）拥有一个鼎和一个觚。其他的名字则不太会让人感到意外：纽约市的W·K·范德比尔特夫人；同样来自纽约市的桃丽丝·杜克小姐（根据这本书的记载，她夺去了9件青铜器）；来自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埃弗里·C·布伦戴奇（30件青铜器）；来自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阿尔弗雷德·F·皮尔斯伯瑞（58件青铜器）。
草草翻阅一下这本书，大概就能够了解到这些著名的美帝国主义者在考古上有怎样的品味。桃丽丝·杜克所拥有的9件青铜器都是商朝的，显然她很善于发现那些精巧细致的东西：一对细长的觚，一个精细的觖。相反，皮尔斯伯瑞就是中西部人的鉴赏口味，喜欢那些坚固结实的铜器：一件三国时期的四方鼎，外型粗笨；一口战国时期的大锅，低矮而颜色灰沉，看上去就完全是一副历史悠久的模样。布伦戴奇的品味神秘莫测。他的收藏品从商朝、西周到春秋时期都有；他拥有厚实的鼎和细细的觚。他最独特的一件收藏是一个春秋时期的酒壶，那酒壶的造型简直是异想天开，铸成了一只鸟的形状——一件准备飞翔的远古青铜器。
我问起荊志淳这本书的事情，他说书是由一个叫陈梦家的甲骨文学者研究写成的。
“他在美国呆了很久。”荊志淳解释道。“陈梦家的妻子那时候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美国文学。不过后来他们俩回了中国。陈梦家还是个很棒的诗人。”
我问荊，陈梦家是不是还住在安阳或者北京。
“他已经去世了。”荊志淳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
我再一次仔细看了看封面：没有名字。荊志淳说，陈梦家曾经两次自杀。我合上了书，问安阳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学者。
“和老杨谈谈吧。”荊志淳说：“老杨现在已经退休了，不过陈梦家自杀时，老杨和他在一起。当时安排了老杨和其他一些人照管着陈梦家，不过那件事还是发生了。你过去院子那头，就可以找到老杨了。”
安阳考古工作站离地下之城不远。这地方仍然种着庄稼，工作站四周都是玉米地；在将近12座的楼房中，只有少数人是在这儿全职工作的。白天，风吹过梧桐树，沙沙作响；偶尔远方传来一阵火车的轰鸣，那是驶向北京的火车，离北京还有6个小时的路程。除此之外，工作站里一片宁静。高高的水泥墙上面是带刺的铁丝网。
工作站的很多楼房里放着文物。有放满了青铜器的房间，有散布着陶器碎片的工作间，有的房间里则是一些上锁的抽屉，抽屉里塞满了无价的玉石。还有就是大量的骨头。在一件展览厅里，展示了一个罐子，罐子里是一副婴儿的骨骼；这可能是商朝时某种恐怖的仪式留下的遗迹。另外一栋楼房里有一架四轮战车，还有4副骨骼，它们都是1987年从附近的田里挖掘出来的。那些骨骼刚好是成对的：两副马的骨骼，两副人体的骨骼。它们可能是献祭用的，为某个君主的来生服务；那两个男人大概是战车的御者。一个男人的骨骼倒卧在战车后面。另一个男人是仰面躺着的，就在马的旁边，双手被绑在背后。他的头盖骨转到旁边，就像在咬地上的泥土。
那副战车已经不再是战车了。被埋在中国中部平原的竹子，是不能持久保存的，那儿的雨水能轻易地渗透干燥的黄土。随着时间的推移，竹子逐渐腐烂，取而代之的是保持原来形状的泥土模子。30个世纪过去了。1987年，挖掘工作逐渐深入，考古学家们不可思议地分开了泥土模子与外部的泥土，最后战车的外形出现了。有车的侧板，一个车轴，一副杆子，还有一个车厢，可以容纳三个跪坐的乘客。一副弯曲的车轭跨放在那一对马的脊椎上。辐条式的车轮直径有4英尺多长。这个战车看起来是完完整整的，仿佛还是由木制作而成；但只要推它几下，它就会变成一堆尘土。考古学家把它形容为一个“鬼魂”；一件早已不复存在的物品，一份泥土的记忆。
在存放战车的那栋楼旁边，我在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见到了杨锡璋（音）。他今年66岁，戴着金属边框的眼镜，一头稀疏的白发。他的牙齿镶成了银的，每次他一笑，我就被他的牙吓一跳，像是看到了某种意料之外的遗迹在闪光。
老杨说，陈梦家在1940年代做了关于这本书的研究，那时共产党还没有掌权。在那以前，陈梦家和妻子一起住在美国。陈梦家的妻子来自一个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
“这是后来他们遇到麻烦的原因之一。”老杨解释道。“她的家庭和外国的事物联系太紧密了。当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陈梦家就被贴上了‘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标签。这源于他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也源于他妻子的家庭因素。不过‘nannu jiaoliu shenghuo’是他尤为人所诟病的地方。”
这个短语听上去并不熟悉。我请老杨把它写下来，以确保我没有听错。他停了一会儿，像是后悔提到这一点，不过后来他写下来了。这些字看上去意思明确，但整个短语的含义仍然很模糊：
男女交流生活
我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眼睛往旁边看，不自然地笑了笑——一道银光闪过。“意思是，”他不情愿地说：“你和一个不是你妻子的女人有暧昧关系。”
“那么，陈梦家是这样？”
他又看向一旁。“我不清楚。”他说。
好一会儿，我们之间是一阵奇怪的沉默。当我们继续开始交谈时，我意识到，老杨显然更愿意谈论陈梦家的死亡。当我问起陈自杀的事情时，老杨的表情并没有变化。
“那是1966年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才刚开始。”老杨说。“当陈梦家第一次自杀的时候，人们救了他。从那以后，考古研究所就派了我和其他一些年轻的考古学家去看管着他。我们和他一起呆在他的家里，任务是不让他自杀。但我们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和他在一起。我们也尝试过，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看了他大概1周。”
为解释他们如何失去了和陈的联系，老杨站了起来，手指向窗户。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太阳在外面的树间洒下了斑驳的光。“试想一下，你现在站在陈梦家北京的家里，看着外头的四合院。”他说。“有一天，陈梦家走了出去，经过了这扇窗户。”老杨手一挥，就像在追随一个想象的人物——他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过了几分钟，我们觉察到他走出去了。我们冲到外面，但已经太迟了。他上吊自杀了。”
老杨坐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说：“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学者。”
然而，从老杨的表情上，我看不出来他是否觉得内疚或伤心，或有什么其他的情绪。他看起来面无表情，当中国人谈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时，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所有的感情都隐藏在遥远的别处。我问老杨，他和陈梦家在一起的那一周，陈说了些什么。
“我们没怎么说话。坦白说，我当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看起来显然是心烦意乱的。我和他说话好像不太合事宜。”
老杨解释说，当时陈梦家的妻子并不在家，因为红卫兵在城市的另一边拘留了她，她在北京大学里。后来，文革结束了，她继续在大学里教英国文学。老杨告诉我，她几年前去世了。
我们一起走过院子，来到老杨陈设简单的办公室里，那儿有一张陈梦家的照片。办公室里有一张桌子，一书架的书，还有一张搭了蚊帐的床。水泥铺的地面没有任何装饰。老杨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褪色的考古研究所年鉴。
“关于那本在美国的青铜器的书，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封面上没有陈的名字？”
“1957年，陈梦家批评了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观点。”老杨说。“他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右派不能发表书籍。但是那本书非常重要，所以研究所把它出版了，但没有写他的名字。当然，人人都知道是谁写了那本书。”
老杨把年鉴翻到有照片的一页，其中一张照片是中年的陈梦家。照片下的题字注明陈出生于1911年——清朝的最后一年。在照片里，陈梦家笑出了酒窝，眼睛明亮，一头浓密深黑的发。他穿着传统的高领衬衫。在这一页所有人的照片中，陈梦家笑得最灿烂。
“他长得很帅。”我说。
老杨轻声笑了起来，不过这次他没有露出那排闪烁的银光。
在安阳，我试图了解更多关于陈梦家的事情，但是其他考古学家年纪都太轻，不清楚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回到北京，我把这次作的笔记归档，然后就做其他事情去了。这也是一个作家的例行公事，收集了讲到一半的故事，然后任由它们逐渐被遗忘。然而这些故事总是会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一个印记，就像是一件埋葬之物的灵魂。
2001年1月，我的第一本书在美国出版；它描述了我在四川教书的那一段时光。那一年，“美国之音”广播了一篇中文书评。随后，写书评的人给我寄了封介绍信，信里附了他的书评的复印稿。那个闹着玩似的副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
读洋鬼子何伟的新书
书评人是一个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名叫巫宁坤。他来信的邮戳盖的是佛吉尼亚州的赖斯顿。他的信是用英文写的：
附在信里的文章是……根据一个广播谈话节目“今日美国”所写的，这是“美国之音”的一个普通话节目。如果你从前的学生恰巧听到了这个节目，他们会十分惊喜……
巫宁坤在信里提到，他于19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美国文学，在共产党人的革命以后，他回到了他的故乡中国，在那里教英文。1990年代初，他再次横渡太平洋，这次是永远的了。从那以后，他就和妻子住在华盛顿市附近。我给他回了信，问他在芝加哥读书时，是否认识陈梦家。
回信很快来了：原来，在共产党革命以后，陈梦家的妻子还帮忙说服巫宁昆，劝他回到中国去。巫宁昆建议我读一下他用英文写的传记《一滴泪》(A Single Tear)。书中其中一个部分描述了巫宁昆在1950年代早期回到北京的事情，那时候一系列灾难性的政治运动还未开场：
当时，我还在等待住房分配，所以我暂时在露西和她的先生家里客居。露西的先生是陈梦家，是附近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个著名的考古学家。陈先生很瘦，皮肤黝黑，走路时老驼着背，像不堪重负；他40多岁，但驼背使他看起来显得更苍老。露西的父亲T·C·赵博士，是圣公会主教和神学院的院长……在优雅的明朝家具、上等的小艺术品和史坦威钢琴之间，她步态轻盈地来回走动；在我眼中，她完全就是从亨利·詹姆斯小说中走出来的女主角（亨利·詹姆斯正是她博士论文的论题），然而却被硬塞入一个完全不合时宜的环境里，就像她身上套的那件毛式服装一样。我很好奇，在她沉着的姿态之下可能隐藏了怎样的“道德意识”。而陈教授和他天生沉默寡言的妻子不同，他脾气很坏，常直言不讳。当上级宣布，教职工和学生都要参加每天的集体运动时，他踱来踱去，一遍遍地原地转圈，同时大声埋怨：“这就是《1984》变成现实了！这么快！”
当我看到露西这个名字，我忽然意识到，这部分的故事很眼熟：赵露西是赵老先生的姐姐。
她就是那个在四合院东边的屋子里翻译《草叶集》的女人；她就是陈梦家的遗孀。我和老杨谈话时，没有注意到人物之间的联系；老杨没有怎么提到这个女人，也从来没有提到她的英文名。
和那个研究甲骨文的考古学家一样，赵露西已经去世了。她死于1998年。但赵老先生和他的妻子仍然住在北京，我去了一趟他们的新家。
赵老先生唯一的变化是晒黑了。他耷拉的眼睛还是一样：冷静、深邃、看不出年龄；他的一举一动还是像军人一样。他仍然打网球。“我比那些不能跑的人跑得要快。”当我问起他最近的比赛，他冷冰冰地回答我。他的皮肤是在泰国晒黑的。当局为拆毁四合院，赔偿了这对夫妇近3百万元，相当于35万美金，在中国，这算是很大一笔钱了。在中国，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这么大一笔钱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赵老先生和妻子黄哲刚从曼谷度假回来。
他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情绪。他说，接受当局的赔偿，表示他承认了这场斗争的失败，现在再谈论那个四合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文化大革命，他有着相同的感受；他不想谈论文革。起初，我请求和他见面，谈谈她姐姐和她姐夫的事，老人拒绝了。我想了些办法刺激他以后，他最终同意了会面，不过他再三重申他没什么可说的。
赵老先生和黄哲搬到了城市的东面，在嘉里中心和中国国际贸易中心那堆杂乱无章的商业建筑旁边。这对老夫妇住在一栋叫“金贸”的新楼里。他们家的窗户装的是绿色玻璃——像码头尽处的那一点灯光。
这对夫妇在客厅里接待了我。屋子里的装饰有些是我所熟悉的：赵老先生父亲的黑白照片，一卷长长的书法作品。耶稣和法利赛人。一件新的物品吸引了我的视线：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四合院照片，也是黑白的。
我们聊了一会儿，老人告诉我说陈梦家是新月派诗人的一员，新月派是20世纪初一个很流行的诗歌派别。我问他陈梦家的写作风格。
“很浪漫。”赵老先生干巴巴地说。
“怎么浪漫呢？他写作的主题是哪一类？”
他挥挥手打发了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不是很懂那些东西。”
“那么，陈梦家本人是怎么样的呢？”
“他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很难想起来。”老杨说。“不过我记得他是个工作狂。他和我姐姐都是那样。他们不停地读书，整天埋头写作。他们是为文艺而生的。有时会觉得他们俩再没有其他活动了。”
我提到了那本写在美国的青铜器的书，老人点了点头。
“陈梦家1948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比我姐姐早一年。他在美国的时候，就游遍了整个国家，给人们家里的中国文物拍照。如果他听说某某有一件青铜器，他就会去询问那个人，他能不能看看。他就是这样为写那本书做调查的。那些收藏家都是大人物，很出名。要买那样的青铜器，你得有钱。”
我问起那本书的名字——“美帝国主义者”，老人说，不是陈梦家选择了那样的字眼。“他的兴趣与政治无关。他只是想要研究青铜器。他常常会说青铜器有多么漂亮；他说了好多回：3000年前的人们能创造出如此精美的东西，真是太了不起了。对于明朝的家具，他有着同样的感受。他是个正经的收藏家，他有20多件明朝的家具。他和我姐姐回到中国以后，他们俩的薪水是差不多的。我姐姐的薪水用于日常花费，而他的薪水则用来买古家具。”
老人提到，这对夫妇的家具如今在上海博物馆的常设展里。我问他陈梦家的政治问题，赵老先生说那是1950年代的事，毛泽东发起了一场运动，旨在改变中文的书写系统。那段时间，毛泽东下了命令，要把一些中文字体简化，他还希望用一套字母系统完全取代中文字。
陈梦家写了一些文章，批评了这个计划。
“他认为，中文书写不应该改变。”赵老先生解释道。“从那以后，他就被控为右派了。那段时间对他有很多批评，当然，后来文革的时候情况还要糟糕得多。”
我问他，陈梦家为什么要自杀。
“他是个学者，是个知识分子。”赵老先生说。“他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你知道，他自杀了三次。我姐姐救了她两次。第三次，她睡着了。我姐姐已经筋疲力尽了。到他死了以后，我姐姐才找到他。”
黄哲一直都在静静地听着我们的谈话，听到这里她摇了摇头。“你不懂那种压力有多大。”她说：“他们会让你跪在所有人面前，承认你的错误。他们会为无中生有的事情指控你，说你想要谋杀谁、说你脑子里想着什么坏事——什么事情都可以指控你。那些我们都经历过。不过我们的情况都没有陈梦家那么糟糕，因为他是个很有名的人，又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这就是我不愿意谈起过去的原因。”她的丈夫说话了。“没办法。现在也没办法改变过去了。”
他们讲的故事和老杨所说的有矛盾。那个考古学家没有提到变革中国字体的运动，而且他还说陈梦家自杀时，露西不在她的丈夫身边。老杨说是自杀了两次，而不是三次。他还提到了人们指控陈与别的女人有暧昧。
“我和考古研究所的一个人聊过，他认识陈梦家。”我说道，尽量小心翼翼地措词。“他告诉我说，文革的时候，有人批评陈梦家，是因为他们认为陈梦家和别的女人有暧昧关系。我知道那时候很多事情都被夸大了。你还记得有什么关于这方面的批评吗？”
停顿；这个女人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赵老先生打破了沉默：“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你还记不记得，有没有听过别人说这方面的事？”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平静地说，眼睛里没有任何反应。我转换了话题，紧张的气氛过去了；我们开始谈网球。赵老先生说，他还是一个星期打三次网球。
我知道这个故事还有未竟之处，但我无法再从赵老先生这儿获得任何的其他信息了。我和他谈话多次，但他的某部分的性格，仍然是隐藏得严严实实的。他那一代的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些亲眼目睹过可怕的事情的人。他们的记忆埋藏在一个硬壳底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硬壳愈加坚固。
然而，偶尔我们还是会窥见一些埋藏在深处的东西；我想起了赵老先生告诉我的另外一个故事。他的房子被拆毁了几个月以后，某个冬天的下午，赵老先生发现自己来到了以前住的那一带。他一时心血来潮，在四合院原来的地址停下了。站在街上，他的故居外面看起来仍然和原来一样：灰泥抹的墙壁，红色的大门。赵老先生碰巧带了故居的钥匙，他试着去开门上的锁。门打不开，于是他弯下腰，透过信箱的投信口张望着里面。破碎的砖块和瓦片。尘土，尘土，还是尘土。老人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踱着步子走开了，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告诉我的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结束了。他的意思很明显：他人生里的那一章已经结束了。然而，肯定有某种原因，让赵老先生还保存着故居的那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