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月
华盛顿市和北京一样，是一个精心营造的首都。两个城市都是方形的：笔直的街道，不偏不倚的转角。它们的布局严格按照指南针的指向，当初它们各自那位雄心勃勃的统治者选址时，都把它们看作一张可以任意描画的白纸。明朝的永乐大帝在北部的平原选中了建都的地址，乔治·华盛顿则选择了波托马克河的拐弯处建立都城。两个城市的规划设计——那一座座排成网格状的纪念碑和一条条宽阔的街道，明白无误地告诉访客，这就是当权者的所在。
两座首都的中心都树立着一座政治性的建筑。在北京，紫禁城代表着首都的核心；而在华盛顿市，所有建筑都以国会大厦那圆顶状的房子为中心。从国会大厦往外，一条条街道按照一个严谨的逻辑命名，这也是美国式实用主义的见证：南北向的道路以排列数字命名，东西向的道路按照字母表上字母排列的顺序命名。沿着北国会大厦街，从圆顶状的房子一直往正南方向走，在罗得岛大街路口前，你会跨过字母表的末尾部分：Q街，R街，S街。罗得岛大街继续往东南方向去（U街、V街、W街），然后第一串字母表就用尽了，于是开始重新用两个音节的单词命名街道：亚当斯（Adams）、布赖恩特（Bryant）、钱宁（Channing）。道格拉斯（Douglas）代表D、埃瓦茨（Evarts）代表E、富兰克林（Franklin）代表F。在富兰克林街和罗得岛大街交界的转角，有一栋米黄色砖块搭建的公寓，由于年久失修，显出破败的样子。2000年秋，在这栋楼第三层的一间公寓里，5个维吾尔族人找到了他们暂时的家。
好几个月以来，这间公寓住的都是刚从中国来美国的人，它成了这些人的临时落脚处。公寓的租金只要400美元一个月，租期则从一个维吾尔族人转到又一个维吾尔族人的手上。公寓里有一个小小的厨房，两间卧室，一个客厅，客厅的地上摆着两张床垫。
公寓里的现任租客们没有一个是打算在这儿长期住下去的。其中一个男人刚从加拿大非法入境，另一个已经获得政治避难，正在申请永久性居民身份；其他三个人则在准备各自的避难申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途径进入这座城市，找到工作、律师和必要的文件证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法律系统中的各种漏洞。这是华盛顿市和北京的另一个联系：在网状分布的笔直街道和巨大的纪念碑之下，总是有着那么一点混乱的元素。
在波拉特搬进这间公寓不久，他读了一张中文报纸上的分类广告版，在上面看到一个“驾驶证咨询”的广告。这项服务是在唐人街的区域里提供的，花上150美金，那儿的顾问就会为准备好弗吉尼亚州驾照的书面材料。在移民社区里，人们都知道佛吉尼亚州驾照的漏洞：申请驾照和州身份证都不需要出示居住证明，甚至身份文件也不用出示。唯一所需要的材料是一份经过公证的宣誓书，以证明申请人住在佛吉尼亚州并持有有效的身份文件。对于一个不在佛吉尼亚州的非法入境者——换句话说，对于像波拉特这样的人来说，甚至不需向政府官员出示护照，就可以能拿到佛吉纳亚州的驾照。不会说英语的人还可以带着他们的翻译去参加驾照的考试。
唐人街里的顾问帮波拉特拿到了他的宣誓书，没有问他任何问题，并派了一个中国人陪他参加驾照的笔试。每当这个中国男人做对了一道多项选择题，他就会喃喃自语：“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波拉特以高分通过了笔试。拿到驾照后，他花了3千1百美元，买了一辆1992年产的银色本田雅阁。
那年冬天的某一个晚上，波拉特想打电话给新疆的母亲，但公寓里的电话服务已经被切断了。他决定到罗得岛大街和富兰克林街交界附近的一个公共电话亭去。那是将近午夜的时间。那个公用电话就在“可信赖美酒商店”（Good Ole Reliable Liquor Store）的正对面。
波拉特正在按电话号码的时候，一个男人从后面靠近了他，说了些波拉特听不懂的话。波拉特没理那个人，继续拨打新疆的电话号码。在他把全部号码按完之前，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抵住了他的背。他急忙转身，看见那个东西是把手枪。
两个男人：一个拿枪，一个坐在车里。“趴下，”持枪的男人说，这次波拉特听懂了。他朝前趴下了；持枪的男人搜了他的身。他在波拉特上衣前面的口袋中找到了70美金，但不知为何却错过了波拉特藏在另一个口袋里的300美金。两个抢劫者开车往罗得岛大街去了，波拉特站起身来，急匆匆地走回公寓。他出来还不到5分钟。
那年冬天，我回美国呆了1个月。我和我的父母、姐姐一起在密苏里州过了圣诞节，还探望了一些朋友和编辑，他们住在不同的城市：洛杉矶、三藩市、纽约、华盛顿市。这些地方我都不是特别熟悉。我在美国的一个小城镇长大，大学是在另外一个小城镇读的；毕业以后我就到国外去了。没有哪个美国的大城市，我能不用地图就上路。
对我来说，首都看起来是最为陌生的地方。由于所有那些宽阔的街道和巨大的纪念碑，整个城市设计给人一种压迫感；整个地区总是空荡荡的，似乎永远没有足够的人把它填满。在一月份，那些纪念碑看起来简直像荒弃的地方：空空的小路，衰黄的草。天空呈现一种冷冷的金属色，天气预报说即将下雪。我坐地铁到了罗得岛大街，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我认出的第一个人是个维吾尔族人。
他在地铁站外面等我。他是走路来的，他的本田车还在店里修。我们相视而笑、握手，就像以前在雅宝路上一样。他的脸看起来瘦了些；来美国以后，他的体重就减轻了一些。他仍然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不过现在他抽的是万宝路而非希尔顿。以前在北京，他就更偏爱万宝路牌子的烟，不过他通常都不会买，因为很多假货。
我们走路去他的公寓，当我脱下大衣时，他哈哈大笑起来。
“你的衬衣和我的一样。”他说。
我往下一看，原来我们穿了一样的衣服：橄榄绿的老人头牌斜纹衬衣。
“你的衣服是不是在雅宝路买的？”他问。
“是啊。在朝阳门外的新市场买的。”
“那是假的。”他边说边笑。“和我的一样。你花了多少钱？”
这个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让人满意的回答；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被宰了。
“可能是70元人民币吧。”我绝望地说。
“我花了40元。”波拉特说。“他们大概看你是外国人，就朝你开高价啦。”
波拉特的室友出去了；波拉特想去市中心转转。我让他先带我在这儿附近看看，他就带我走到了罗得岛大街上。沿街的电线杆上都贴着传单，为这个月的总统就职演讲做准备：
出离愤怒的一天！
反对乔治·W·布什的黑人统一集会
1月20日周六早上11点
由反对布什日程的黑人联盟和新自卫黑豹党赞助
美国印地安人运动、其他肤色的人民
我在笔记本里记下了其中一张传单的内容，波拉特问我传单的内容是什么。“Peoples of Color”直译为中文听起来有点奇怪，于是我用了中文里对这种人的习惯称谓：少数民族。当然，这样的中文直译为英语也很奇怪：“少数的种族群体”（Small Number ethnic groups）。可能这世界上有某一种语言能把文雅地处理这样的词语，不过英语和中文都做不到了。
我问波拉特，一般的美国人有没有把他归类到哪个种族里去。
“他们觉得我是墨西哥人。”他说。
“有没有人和你说西班牙语？”
“有时候吧，”他说：“不过在这一带很少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来到了罗得岛大街和蒙大拿街的交叉路口，波拉特说，晚上在这个街角，毒贩公开地在这儿买卖毒品。他觉得他住的那栋公寓楼里，有好些人也是毒贩。那些人出没的时间很奇怪，波拉特意识到，他的邻居们几乎都没有工作。他留意到，他们有时候会拿着一些纸片而不是钱去买生活用品。
波拉特只来了这个国家三个月，但他已经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一说起黑人就压低声音。虽然我们说的是中文，波拉特还是如此。有时候，他用英文的“非洲人”（African）称呼他们。他听到人们用“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称呼他们，他只采用了这个称呼的前半段。有时他也用“西班牙人”形容那些拉美裔美国人。
“所有维吾尔族人都会说，住在一个非洲人聚居的区域很糟糕。”他告诉我。“坦白说，我对他们没什么好印象。可能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他们会好一些；不过在这儿，他们无非就是酗酒和做买卖毒品的事。我敢说，这一带有工作的人不超过一半。”
他拿出了一根万宝路香烟，我们继续在罗得岛大街上走。人行道上到处都是玻璃碎片和废弃物；除了这些垃圾以外，看不出什么有人生活的迹象。楼房破败不堪，店铺全都关着门，街上空空如也。我都不记得上次自己来到这样一座安静的城市，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在中国，都市里的每处风景都充满了各种活动，热闹非常：沿街叫卖的小贩，修理工，卖面条的小摊，路边的小店和发廊。甚至在那些由于国企改革重组而人口大量减少的城市，当地人仍然是在奔波之中。而且总是会有正在进行的建筑工程：凿子发出的叮当声和手提钻机发出的咯咯声日夜不停。
然而在这条罗得岛大街上，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汽车驶过的声音，而且没有车辆有想要停下的意思。屈指可数的本地企业里，有些也称不上什么企业：“一查就走”的快捷银行（Check'n Go），一间明星典当行（Star Pawn）。波拉特告诉我，这里的企业好些是移民者经营的，尽管很少有外国人住在这一带。他的车是在“地铁汽车店”里修的，那家店由一个埃塞俄比亚人经营。韩国人开了“名炸鱼屋”和“邻里食品杂货商场”，商场里卖的酒比食物多，收银员那儿有厚厚的树脂玻璃做挡护。在一家印度人所有的“可信赖美酒商店”旁边，是由福建移民所开的华美餐馆。那个中国的省份以偷渡著名，在福建，“华美”的亲戚们很可能正等着修建一栋镶上绿玻璃的大房子。在罗得岛大街上，一个破旧的招牌正对着这条阴森的大街：
华美餐馆
美籍华人餐馆
波利尼西亚鸡尾酒
外卖
“黑人欺负他们。”波拉特说。“黑人在那儿吃饭不给钱。”
地铁载着我们呼啸而过，穿行在这个城市的网络之下：转头穿过第一串字母表，经过国会大厦，来到史密森尼安地铁站（Smithsonian station）。我们走出站台，来到商场外面色泽黯淡的草坪上。华盛顿纪念碑因维修而不对外开放；纪念碑的基部一层层搭着脚手架，往上看去，大理石和金属架子一起消失在死灰的天空。当我们往纪念碑上面看时，两个亚洲裔的男人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穿得一模一样：黑色西装，卡其色大衣。波拉特等他们走远了，听不到我们说话时才开口。
“那是北朝鲜人。”他说。
“我觉得他们只是亚裔美国人而已。”我说。
那两个男人朝西面的倒映池（reflecting pool）走去，波拉特全神贯注地盯着他们看。
“他们肯定不是亚裔美国人。”他说：“从他们穿的衣服和他们走路的姿势，我就知道了。他们有些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敢打赌，他们是北朝鲜的外交人员。他们看起来和雅宝路上那些北朝鲜大使馆官员一个样。”
“他们也戴着金日成像的别针吗？”
“我没看见。”他说：“不过在美国，他们可能把那些别针取下来了。”
我们从山坡上往下走，向着倒映池沿岸所种的那一列橡树走去。我放慢了脚步，期待着那两个亚裔男人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内。今天让我感到非常沮丧：破败的社区，关于北朝鲜人的谈论——就像在雅宝路时一样。五年了，我一直住在世界的另一边，在中国，人们无数次地让我谈谈美国：上课的时候，回答人们问题的时候，和好奇的中国人聊天的时候。在和平队，这实际上成了我的职位名称：“外国专家”。
然而，现在，当我终于和一个来自中国的人站在这儿，眼前我祖国的一切，却几乎是全然陌生的。甚至那些纪念碑看起来也不一样了，在冬天中一副荒弃的模样。在脚手架围起来的方尖形碑石下面，倒映池看起来就像一块毫无生气的石板。几只白色的海鸥从水面掠过，懒洋洋地拍了拍翅膀。我们在池边站了一会儿，波拉特说他想去看林肯纪念堂。前面那两个亚裔男人的身影终于消失了。
我们一步步走上台阶，来到纪念馆前。孩子们的笑声从大理石墙那边传来，这地方全是一队队学校的学生。我不记得我上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了，大概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吧。在纪念堂内，墙上刻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词：
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这些话像重现的《圣经》经文，给了我慰藉。它们半新半旧、似曾相识，我背诵这些话语的时候还远未懂得其涵义。我慢慢地读着这篇演讲，在一些短语处按节奏停顿：“全世界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今天头一回，我感到平静。那是我的语言；这是我的家乡。
波拉特和我站在林肯像的前面。我们周围蜂拥着一群群孩子，他们咯咯笑着，说着话；孩子们的出现让坐着的林肯雕像比照片上看起来更高贵而威严。有那么一会儿，我们俩都沉默了。
“很多维吾尔族人崇拜林肯。”波拉特说。“我以前读过有关他的历史书。我钦佩他，是因为他处理种族问题的方法。”
我们走到外面，回到了这个寒冷的1月下午。纪念堂外，竖起了一个简单的木屋，旁边有个招牌：
战俘、战争失踪者
你们并没有被遗忘
最后的火线基地为此守夜祈祷
直到他们所有人平安归家
一个穿着迷彩服的中年男子派发着宣传小册子：“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我拿了一本并对他说了“谢谢”，波拉特推了一下我的手臂。
“北朝鲜人在那儿。”他说。
“我真不认为他们是北朝鲜人。”我说。
“我敢肯定他们就是。”他说。
那两个男人走向等候出租车的地方。他们握了握手，上了不同的出租车。
“他们肯定要做些什么可疑的事。”波拉特说。“否则他们为何要那样分开？”
一个画面似乎从天而降地出现在我面前：两个男人，一个来自新疆，一个来自密苏里，在林肯纪念堂里说着中文，穿者一模一样的冒牌老人头斜纹衬衣。我对波拉特说，我们应该走了。我们终于走了。
美国境内只有大概500个维吾尔族人。1990年代早期，有些维吾尔族人是作为大学学生的身份来美的，不过近年来，独立来美的维吾尔族人有增加的趋势。一般来说，他们会申请政治避难，这和一般的难民计划有所不同。难民是一个被控制的群体：每一年，白宫会决定难民的人数和国籍，这是根据当时的国际事件而定的。1980年代初期以前，大部分的难民来自印度支那；而到1980年代末，前苏联来的难民最多。2001年，变成了非洲人：索马里、利比里亚、塞拉利昂。通常，难民申请者会在海外进行申请，随后国务院会提供一笔贷款，用于难民迁移至美国及初期的安居费用。
然而，政治避难却是美国移民的一张王牌。难民是在政府援助下来美的，而政治避难者却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办法来到美国。他们的人数不多：2001年，只有20,303人申请到了政治避难。（那一年，美国一共有1,064,318个合法移民）。申请政治避难的人也许会用伪造的文件，或者偷渡入境，或者向美国移民官员说谎；这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如果确认申请者应该获得政治避难的身份，上述这些举动都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道德环境：波拉特来到美国这片土地上的第一个举动，是欺骗政府官员；尽管如此，他却不用担心这种欺骗的后果，仍然可以申请政治避难。而政治避难计划则以各种编造的故事而闻名：很多申请者来美国其实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他们夸大了自己在母国的政治风险。中国的申请者知道美国人关心坠胎的问题，他们常常会提及计划生育政策。
我1月份去看望波拉特的时候，他已经请了个律师，帮他准备政治避难申请。如果成功了，波拉特就可以合法地找工作，他还可以为他在新疆的妻子做申请，让她也过来美国。政治避难申请成功后，还有其他的步骤：首先是争取永久居民身份（“绿卡”），然后是公民身份。其他维吾尔族人告诉波拉特，如果一切都顺利，他可以在五年之内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他参加了一个成人英语班，准备找工作。他告诉我，他最初的工作大概都是不需要专门训练的，例如开车。不过出于某种原因，他希望在自己的英语水平提高以后，能够去邮局工作。“那样的工作稳定，而且你不需要去美国的大学拿一个高等学位。”他解释道。
那时波拉特问我，能不能做他的避难申请人，为他写一封信。我同意了；我没有亲眼目睹波拉特在新疆遭遇的政治问题；不过我很清楚他的经济情况。在信里，我写道：“波拉特先生绝不能被归入只是来美国寻找工作机会的经济难民一类。他受过良好教育，能说中文和俄语，在北京有足够的生意渠道……”
我之后还来过华盛顿市好几次，有一次我和波拉特的律师布莱恩·梅茨格碰了面。1998年，梅茨格在费城的一个非营利移民组织工作，有一个潜在客户给他打电话，说他是个维吾尔族人。梅茨格的反应是：“什么是维吾尔族人？”那一年，他自己开了律师行，很快就主要是在做维吾尔族客户的生意了。梅茨格的办事处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几乎所有在华盛顿市的维吾族申请者都请他做律师。他每个客户收费1千5百美元，用行业标准来衡量，是属于比较低的。
梅茨格是个安静而认真的人，今年30岁，在意大利的维琴察城出世，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西西里人。他告诉我，是他母亲的出身激发了他从事移民法律这一行。对梅茨格来说，文化大熔炉很快地生效了。他的母亲是个天主教徒（以西西里人的定义而言），但他却上了13年的教友会学校（注：教友派属于基督教中的一个教派）。他给共和党人投票。在欧柏林学院上大学时，他的专业是东亚研究；如今闲暇时，他仍然读一些日文诗和中文诗。他还研究他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维吾尔族人的资料。1998年，他参加了“国际维吾尔族青年大会”，那是一个流亡社区召开的会议，地点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刚开始时我快闷坏了。”他说。“所有的会议都是用维吾尔语或俄语进行的。我只能看书或胡乱涂鸦，或随便干些什么打发时间。”
他从来没有去过新疆。然而即使是在马里兰，他还是逐渐熟悉了一些维吾尔族的文化。他曾一度想请一个华裔人士做他的秘书，然而他逐渐意识到，这会让维吾尔族人产生很深的不信任感。他了解到，很多受过教育的维吾尔族人不相信伊斯兰教。他也逐渐熟悉了维吾尔族的等级制度，他对维吾尔族商人的机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你可以把他们扔在森林里，他们自然会在那儿想法子做生意”），他学会了问到美国政治避难申请的第五条问题时，要格外地小心：
你害怕在你的祖国或任何你返回的国家里遭受酷刑（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剧烈疼痛，包括强奸和其他的性侵犯）吗？
“我有些维吾尔族客人回答说‘不’，因为他们并不害怕。“梅茨格告诉我。“他们想表现得很坚强。我必须向他们解释，这个问题是问在中国的监狱里，有没有发生酷刑的可能性。”
2001年，大约500个在美国的维吾尔族人里面，有将近100人通过梅茨格的帮助获得了政治避难的身份。但他告诉我，即使申请成功，他还是会担心他的客户的将来。
“我有时会想，我帮助这些人获得了政治避难的身份，但我实际上也是在帮忙摧毁维吾尔族的文化。”他说：“这些人的孩子很快就适应美国的文化。到了孙子那一辈人，他们只是觉得‘爷爷是维吾尔族人’这件事很奇怪。不过在美国，所有的族群都是如此。我肯定，1840年代到这儿来的德国革命者，他们的后代就不太热衷于革命了。狩猎的少数族群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
每一年的11月2日，华盛顿市的维吾尔族人会聚集在一起，庆祝东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周年纪念。有一年，我刚好在华盛顿市，就和波拉特一起参加了宴会；波拉特的父亲曾为东土耳其军效力。那次的宴会在乔治梅森大学一个租来的大厅举行。有大概80个维吾尔族人出席，其中有一些专门从海外来纪念立国周年的。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从哈萨克斯坦坐飞机来。如今仍然活着的维吾尔族人中，亲身经历过那个独立的共和国时期已经寥寥无几了；他是其中的一个。那个共和国于1949年被摧毁。
在宴会上，人们用维吾尔族语做演讲，随后这个群体里的年轻人穿着传统服饰，表演了他们的舞蹈。其中一个跳舞的年轻人是从佛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来的，读八年级；她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她告诉我，她同意来跳舞的原因只是因为她的朋友也来跳。我问这个女孩，她在佛吉尼亚州的同学是否知道什么叫做“维吾尔族人”，她翻了翻白眼。“他们说我是中国人，因为我来自中国。”她说。跳舞结束了以后，四个成年的维吾尔族人穿着东土耳其共和国的橄榄绿军服，列队走进大厅。他们一直走到最前面，向大家敬礼，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11点整，喇叭响了，一个保安宣布大厅将立即关闭；于是在场的维吾尔族人走出了乔治梅森大学，在外面纷纷握手，边说着“再见”，边流下了眼泪。
我2001年1月去看波拉特的时候，他一点儿也没有提到遭遇抢劫的事情。直到1年多以后，一个我和波拉特都认识的朋友才向我提到了这件事。后来，我问波拉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我。他说那个司机和持枪的男人都是“非洲人”。
“起初我吓住了，不过他叫我趴在地上的时候，我就不怕了。”他说。“那一刻，他对我开枪或者不开枪，我都没有办法。我觉得他不会开枪。那个人很瘦，我觉得他是个瘾君子。”
“我没有报警，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拿到政治避难的身份。没必要那么麻烦。那个景象太难看了——就那么趴在地上。”
波拉特摇摇头，苦笑了一下。我意识到他先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被抢劫这件事让他感到屈辱。他说了好几遍，在罗德岛大街旁被迫对着地面看，是件多么荒唐的事。我试着安慰他，告诉他说他做得对；没必要反抗一个持枪的男人。但波拉特不同意我的说法。
“我有个朋友，他给多米诺餐厅送外卖，遇到有个男人用枪指着他。”波拉特说。“那男人也是个非洲人。他用枪指着我朋友，我朋友只是一手抓住他的枪，把枪弄到一边。枪里没有子弹。他们两个人打起来了，很快来了辆警车，把他们俩都带走了。警察给他们俩都上了手铐，把他们带回了警局。我朋友叫了个翻译，翻译来了以后，警察马上就让我朋友离开了。”
我跟波拉特说，那个维吾尔族人很幸运；遇到有人用枪指着你，总是应该假设枪里是有子弹的。波拉特摇摇头。
“这要视情况而定。”他说。“如果那些人看起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样子，你就可以反抗。我在雅宝路遇过一次这种情况。那是1997年的事情；有四个钱商那一年被干掉了。那三个男人肯定监视我有一段时间了，有一天晚上，他们企图打劫我。领头那个人在街上把我给拦住了，亮出了他的刀子。他只是飞快地挥了挥那把刀说：‘朋友，你能借点钱给我吗？’你知道那些人怎么说话的——‘朋友这样，朋友那样’。他说话带着东北人的口音。”
波拉特骄傲地微笑起来。“我什么也没给他。”他说。“我告诉他，‘我来自新疆乌鲁木齐，我们那儿的人知道怎么用刀。你拿的那把刀没什么特别的。我在这附近有些朋友。’从那以后，他们就不再来烦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