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21日
第一个迹象总是风。风来了以后，天色就变得暗沉，如果你刚好在户外，你的眼睛就开始灼痛起来。一旦你回到室内，就时不时能听到细小的颗粒轻轻击打在窗玻璃上的声响。那些干燥的黄土是被风吹过来的，源自中国西北方向，还有内蒙古和外蒙古；那些地方听起来遥远而抽象，直到沙粒打到了你的脸上。北京人把这叫做“沙尘暴”——“夹杂沙和尘土的风暴”。晚上，沙尘暴来临的时候，漫天的沙尘映出了城市的灯光，天空变成了金红色，就像要着火了一般。
3月还不是一个露营的好月份，不过我已经不耐烦等到4月了。我在地图上找到了一段我以前没去过的长城。我叫了辆出租车，车开了3小时以后，司机停下了车，我告诉他不用回来接我了。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一直渴望着逃离城市。
群山仍然呈现出冬季的模样，一片褐色的荒野。要到4月，耕种的季节才开始。我背着一个大背包走着，这种熟悉的感觉很好。我沿着一条土路，走到了一个叫西坨谷的村子。在那儿，我看到了一段基本保持完好的长城。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可以走到长城上面。风刮得更猛了；天色暗了下来。我走到第一座塔楼，就知道自己必须要在这儿停留一晚了。
这座塔楼有4百多年的历史，是用砖块和石头搭建而成的，设计简单：方方正正的形状，围住一个封闭的空间。地板是灰色的明朝砖块铺成的。墙上有一扇扇拱形的窗子，从那儿可以看见整个山谷。往下望去，路那边就是村子，一片密密麻麻的红色屋顶。往北望去，过了那些石墙围起来的果园，就是一大片险峻的山峰。那些弯曲的、通往高处的小道，已经在风暴里不见了踪迹。
我在塔楼里看着沙尘暴的来临。一团团的褐色低低地压向地面，就像某种生物的卷发蔓延到了山谷里。随着风的呼啸，它忽然地加速，湮没了沿路的一切：先是那些通往高处的小道，接着是果园，最后是整个村庄。我的双眼灼痛起来，我离开了窗户。随后的那一晚上我一直躺在地上。
在那儿很难睡着。时不时地，我因为干渴而醒来，随后怒号的风声就让我难以入睡。我想起安阳地下之城的绘图。有个地质学家曾经告诉我，这座地下之城主要是被河流冲击而成的泥土所掩埋，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土层是风吹来的黄土，经过好些世纪堆积而成。我躺在睡袋里，臆想着一些文学意象。在中国，黄土到处都有，非常普遍。它被吹落到黑色的中部平原上，到光秃秃的山上；它轻柔地盖过安阳的土地和北京这座城市。凌晨两点左右，我在脸上裹了一件衬衣，终于睡着了几个小时。残缺的梦纷至沓来。黄土侵袭着这座塔楼，不停地发出清脆的响声；它整夜地掉落，掉落在所有生者和死物上面。
黎明那么美丽。那场风暴犹如一个已经过去的噩梦，只有砖块上一层薄薄的痕迹，在清晨的阳光中闪着红光。我在脸上盖了一块湿棉布，而它已经变成黑色了。我的牙齿之间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我甩甩头，一阵啪嗒啪嗒的声音轻轻回荡在睡袋里。沙子的天下。
我本来计划在长城边上呆两晚，但现在我决定在今晚之前回到北京。我把背包里的沙子倒出来，打点好所有随身物品，然后下了塔楼。到了山谷，我就向北走。还有充裕的时间，让我到山上走一段路。
我走上一条小路，它把我领到了一个废弃的村庄。这个村子就建在悬崖边上，这儿的树都很矮，枝干瘦弱。村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石头造的：石头围栏，石头铺的路，房子的墙也是用石头垒的。大部分的屋顶都没有了；它们肯定是用木做的。在北京的近郊，常常可以看见空空如也的房子。这些年来，山上的人们不断地迁徙到山下，有时他们留下了荒弃的屋子，那就成了新经济环境里的幽灵小镇。
有些房子里堆着垃圾。烟头，食物的包装袋：大部分东西的品牌都没有听说过。有间房子里到处都是动物的粪便，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房子里只弥漫着一股灰尘的味道。另一间房子比其他房子都要大，屋顶还是完好无缺的。房子里的墙上都糊上了旧报纸；这就人们在乡下一直以来所用的“墙纸”。我在这座空空如也的房子里游荡，读着墙上那些报纸的标题：
1976年3月9日
苏联向美国表示第二次抗议
1976年6月23日
美国准备和日本签订针对苏联的军事条约
所有报纸的日期都是1976年的，它们剪裁自《参考消息》。这是一份党报，里面的文章是从境外的报刊有选择地翻译过来的。过去，《参考消息》只能由官员订阅，报摊上不能出售，外国人也买不到。也许这座废弃的房子过去属于某个党委书记或是某个当地的官员吧。有一面墙上贴着一张中国报纸上重印的美国漫画。画图已经被撕掉了，不过两句英文对白还留在墙上：
“打扰一下，那些失业者在哪里？”
“你就在他们中间。”
我沿着小路继续往前，走到了这个村子的最后一栋房子。一座大石磨屹立在房子前面，由于经年未用而斑驳处处。房子里面糊墙的纸是《人民日报》。标题比第一座房子新了8年：
1983年3月12日
我们应该为人民创造更多现代化的图景
中国即将举办1983年全国机械产品大会
1983年4月14日
八种谷类产品产量超过10亿磅
我闲逛着，漫不经心地在脑海里重构这个从前的村庄：1976年，村子的支部书记装修他的家。他用只能订阅的《参考消息》糊了墙——这巧妙地暗示了他的权威地位。房子装修好以后，同年，毛主席逝世。改革开始。七年以后，其他的村民开始装修他们的家，糊墙的报纸上都是经济发展的大标题。有些农民开始在农闲季节时到城里去，到工地上干活挣钱；种地变得没那么要紧了。到了1990年代，人们开始永远地离开这个村子。先是年轻人，随后是中年人。最后离开的是老年人，对他们来说，村子里曾经的一切仍然历历在目：哪个当地官员掌握权力，哪些人有较多的土地，哪些家庭住在这儿最久。所有这些细节都顺着山坡滑了下去，吞没它们的是更大的村庄，是小镇，是县城，是城市，是整个国家。最后，老人们永远地阖上了双眼，而这小小的村子也永远地落入寂静之中。
这就是现代的中国：十年之内，一处地方已经适合让人们“考古”了。我拿起我的背包，转身走下山，向着一个尚有人烟的村子走去。
在西坨古，一群人围着政府大院乱转，闹哄哄的。第一眼看上去像是个什么节日，但随后我就看到了两个官员。他们穿着整洁的蓝色上衣，端坐在院子中央的一张木桌子后。桌子上放着一个金属箱子。时不时地，一个村民会走上前来，在一个本子上签名，然后把一张纸扔到箱子里。
中国的选举不是什么稀罕事。在城市里，选民可以选出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制的政体有三个等级，这是最低的一级。人民不能直接投票选出另外两个更高级别的代表，也没有任何合法的政党能够反对共产党。在申奥考察期间，北京奥申委向国际奥委会提供了一份关于中国政治的简单介绍：
中国还是一个多党派的国家。如今中国有9个政党。在国家做出影响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重大举措或重要决定之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会与其他党派进行商议，以做出最佳的决策。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欢迎多党派和候选人的存在，只要他们获得了共产党的认可。
不过，在乡下的某些地区，选举更为自由。官员有时会让村民们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而非严格掌控候选人的名单。共产党觉察到这种政策的效率：当地人知道哪些人贪污受贿，他们会选出真正能干的人。在外媒的报道里，这种选举的发展被称为“村级民主”，有时候甚至会拔高到称赞其为“未来政治改革的标志”。不过没有清楚到底有多少村民真正拥有自由的选择，而共产党也从未在城市里实行这样的政策。这个话题仍然属于敏感话题；实际上外国记者从未能自由地接触一场选举活动。
在西坨古，很快就有一群村民围住了我。我向他们解释，我昨晚在这附近露营，他们都哈哈大笑：“沙尘暴啊！”一个兴奋的中年男子把选举名册拿给我看，那名册的背面是用木头做的。名册上写了5个候选人，两个姓彭，两个姓周，还有一个姓唐。
“在这儿，几乎所有人都是周姓或彭姓。”他向我解释道。这男人的名字叫周丰民（音），他镶着一排沉甸甸的金牙。我问他选了谁，他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
“这是个秘密。”他说。
“你选了姓周的人吗？”
“这和姓没有关系。”他坚定地说。“就是看谁更好一些。”
我研究了一下选举的牌子。上面列出了三个职位：两个“委员会成员”，一个村长。每个候选人的名字下面都写上了他/她所属的政党和学历。候选人中有两个是初中毕业生，有三个是高中毕业生。只有两个人是共产党人。其他三个人的政治面貌只写着“群众”。我喜欢“群众”这个词，它开发了一系列“新政党”的可能性：一帮人、一伙人、平民大众。
我正在看选举牌的时候，其中一个官员走了过来。他看见我时，并没有像其他村民一样兴奋。他说：“你为什么在这儿？”
我告诉他我在沙尘暴里露营的事。
他问：“你在北京是做什么的？”
此时我在这次旅程中犯了第三个致命错误。我的三个错误是这样的：第一，3月份就露营；第二，忘了带上护照；第三，诚实地回答官员的问题。我应该说我是个学生或老师，但也许当时那些沙子让我脑子变迟钝了吧。
“我在北京是记者。”我说。“我现在是度假。我正准备去下一个村子，然后就回家了。”
“你为何不进办公室来喝口茶呢。”那男人微笑着，很有礼貌地说。但他的话却不是一个提议而已。
办公室的门上有一个标志，写着“消费者中心”。两个官员带我走进去，然后让我坐在一张破沙发上。有人往塑料杯里倒了茶。墙上挂了两张纪念海报：“消费者日”，还有“澳门回归祖国”。一幅满是灰尘的挂历上印了句口号：“明天会更好”。挂历是三年前的；这看起来不太妙。
一个官员打开了抽屉，里面有个电话。他小心翼翼地把电话拿出来，就像神父在拿圣器一样；然后他拨了一串号码。另一个官员说话了：
“你的身份证明呢？”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把护照放家里了。我无奈地把一张名片递给了他。
“你在这儿有车吗？”
“没有。”
“那你打算怎么走呢？”
“我会沿着公路走，然后坐公共汽车。”
“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没有。”
打电话的人说完了，他重新关上了抽屉。有那么一会儿，我想也许他们会放我走了。他们现在看起来轻松多了；他们问我在哪儿学的中文，我们聊了一会儿。然而电话响了。
每个人都盯着那个抽屉。那人打开了抽屉，拿起了听筒。
“他在这儿。”
停顿。
“只有一个。”
再次停顿。
“你可以在12:30前来到这儿吗？”
他压低了声音，说了些别的。他把电话放回去，锁上了抽屉，钥匙揣在兜里。他往后面一靠，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们什么时候来？”我问。
“谁？”
“警察。”
那个官员什么也没说。
“这没什么。”我说。“我没有干坏事，我也不担心。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可以现在就走。这样大家都不用麻烦。”
“等一会儿，我们会派车送你走。这更安全。”
“这一带很安全，天气也很好。”我说。“我怎么来的，就可以怎么走。”
那人看向了别的地方，说道：“车很快就到了。”
每次拘留我的运气都很坏。在中国，外国记者在去任何一个地方采访前，都应该向当地的政府部门提交正式的申请；不过现在几乎没人会乖乖地遵守这个规定了。通常，没有申请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只是偶尔会有人因此而被拘留。我认识一个英国记者，他被拘留时身上带着机密的政府文件，那是他在刚刚进行的采访中获得的。有人向警方透露了这个消息，当警察抓住这个记者的时候，一整个电视摄制队就在现场等着。警察成功地搜查出了文件——又一个外敌被抓住了。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拘留：警察满足于抓到了违反法律的人，记者至少知道他的采访做得挺深入，以至激怒了政府。
在中国，我有两回从公厕走出来的时候被警察给逮住了。一次是在福建省，当时我正在出外采访，我要写的报道一点儿也没有敏感的话题；一次是在甘肃，我只是随意游荡，不经意地闯入了一个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小镇。没人会从那些拘留中得到满足感。理想化的情况是彼此间有一种相互对抗的气氛：记者追求真相，警察维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但一外国人在一个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小镇撒尿而被捕，这很难让人产生什么积极的想法。
最糟糕的部分是看着人们如何一步步地认清事实。起初，警察们通常会很兴奋，审问进行得很快。但过了一会儿，他们就逐渐意识到，这外国人只是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而已。有时，我最后会从他们眼中读到同情。
同时，我通常会在被拘留以后，对当地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西坨古，村民们在消费者中心随意出入，还和我聊天，看管我的官员也不管。村民们告诉我说，西坨古有8百人，栗子是当地最能赚钱的庄稼。四月是一年里最好看的月份，两周之内，杏树就全都开花了。人们唯一不会回答的问题就是他们投票选了谁。每次我问一个村民这个问题，他的神情就严肃起来：“这是个秘密。”
有个老人建议我写一篇关于西坨古的报道。“如果你把这儿形容得很美丽，游客就会来了。”他说。“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旅游景点。”
我说我会好好考虑一下。过了一会儿，一个官员打开了抽屉，拿出了麦克风。他的声音透过村子的扩音器嗡嗡作响：“现在离12点还有10分钟！如果你还没有投票，请抓紧时间！过了12点就截至投票了！”
阳光正灿烂，此时把一个外国人关在消费者中心，看起来是一件毫无必要而又残忍的事。我走了出去，那个官员跟着我。
“请你回来。”他说。
“我不想回去。”我说。“这儿更暖和。”
他看了看另一个正在处理投票箱的官员；那个人耸了耸肩，没有管我。我就走到阳光底下，和一个老太太站在一起。
“消费者中心是做什么用的？”我问她。
她说：“如果你买东西受骗上当，你可以去那儿投诉。”
12点整，最后一个投票的人跑向投票箱。官员和他争论了一会儿，最后同意让他投下选票。一辆警车驶来，在烟尘中停下。村民们一下子安静下来。我听到人群里有人在小声地议论。
“他们来干什么？”
“怎么回事？”
“是那个外国人！”
人群往前涌。四个人从警车上下来。我转身回去拿我的背包，其中一个朝我大吼：“别想到其他地方去！”
“我只是去拿我的背包而已。”我说。忽然，我感到非常疲惫，每走一步，身上的沙子都弄得我浑身发痒。车开走的时候，村民们看起来全都非常严肃。
沿着土路是一列细细的白杨树，土路旁是一条已经干涸的小溪，一直穿过山谷。其他的村庄看起来一片死寂，我们在路上遇到的第一辆车是另一辆警车。两辆车都停了一会儿，然后第二辆警车掉了个头，跟着我们走。我想知道为处理这个满身沙尘的外国人，到底派出了多少警力。
道路崎岖不平，我们有三个人坐在车后面，被颠得左摇右晃。他们让我坐在中间。一个坐在前面的警察转过头来。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昨天。”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想离开北京，放松一下。我喜欢露营。”
“你自己一个人露营？”
“是的。”
“风不是很大吗？”
“是很大。不过我也没办法。”
“你在北京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个记者。”
“你的护照呢？”
“我忘在北京了。”
“你知道他们要选举吗？”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以前从没去过那儿。”
“你怎么到那儿去的？”
“我做出租车去的。”
“你有带相机吗？”
“没有。”
这人停了一会儿，又开口了：“你带食物了吗？”
“带了。”
他使劲地想着其他问题。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坐在我右边的警察第一次开口了。
“你的薪水是多少？”
我们来到了不老屯派出所，我说我想上一下洗手间。他们派了个警察和我一起去。从洗手间出来，那警察把我带到了一间审讯室，里面坐了三个穿着制服的男人。这儿的名字英文直译成“Not-Old Station”，不会老的小站。他们给我倒了一杯茶。一个警察问我问题，另一个往一叠纸上做记录。
“你怎么不去司马台或者八达岭呢？”
“那些地方人太多。我喜欢还没有整修过的长城。”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选举投票的地方？”
“我从山上走下来，走到那个村子里，看到有一大群人。我就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不觉得这是什么敏感的事情。经常有选举。”
他开始对时间顺序发生了兴趣，于是我详细地解释了每件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这个话题终于说完了以后，我们又回到了户外的事情上。
“你一个人睡觉不害怕吗？”
“不怕。那地方很安全。”
“但要是有狼呢？”
“那儿没有狼。”
“有，那里有狼。”
我压根儿也不相信那儿会有狼，不过我并没有和他争论的兴致。这些警察都很年轻，最老的那一个看起来也就四十多岁。我的朋友麦克·迈耶说，中国的警察从来不会变老，可能他是对的。五年以来，我没见过一个警察看起来像超过了50岁。
过了一会儿，审讯我的那个警察眯起了眼睛。
“你说你忘了带护照，”他说：“我觉得那是个借口。”
“为什么会是借口呢？”我说。“这给我带来了麻烦，也给你带来了麻烦。我跟你说，如果你确实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回北京去，然后我把护照拿给你看。”
“你的相机在哪里？”
“我没有带相机。”
“我不信。”
“你搜一下我的背包。”我说。“我没有带。”
“你旅游为什么不带相机呢？”
“太麻烦了。”
“这太奇怪了。你不想留些旅行纪念吗？”
我暗自想：回忆不应该成为什么问题吧。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他不断地回到这个子虚乌有的相机话题上。中国警察热爱相机，相机成了有成效的拘留环节：扯出胶卷，把它扔掉。不过，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没有东西作为记录，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了。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
他们让我休息了一下，叫我去吃午饭。派出所里有一个食堂，我坐了一张8个人的桌子。食堂里有一股强烈的白酒味。他们给我吃豆腐、芹菜和米饭。
有一个警察负责陪着我。他没有穿制服，脸看起来挺和善，我开始和他聊天。我问他这儿为什么叫“不老屯”。
“因为当地有个传说。”他告诉我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神仙从天界下凡。他去了云峰，云峰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一个叫王志的村民爬到了山上，遇见了这个神仙，神仙给了王志一个桃子。王志以为这是个普通人，桃子也是寻常的桃子。但王志吃了那个桃子以后，他也成了神仙。”
中国的警察为什么不会老：这终于可以算一个解释了。我问这个年轻人，他在当地政府里做什么工作。他说：“我为宣传部工作。”
两个多小时后以后，一个北京的警察来了。我认得这个人，每年他都负责处理外国记者的签证。我还从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同情的神情，不过为了让我保存体面，至少他还是公事公办地再问了些问题。其他的警察在旁边看着。
“如果你想要采访，你要先向政府申请，这你知道吗？”
“我知道。不过我不是去那儿采访。我是去露营的。”
“你刚好在他们举行投票选举时出现在那儿，这很奇怪。”
“看看我吧，”我说。“昨晚遇到了一场沙尘暴。我身上还带着这么些东西。如果我是去看选举，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现在这警察不再假装例行公事地问问题了，他好奇地问：“那场选举是怎么样的？”
“有五个候选人。”我说：“两个姓彭，两个姓周，一个姓唐。他们要从里面选出三个人。这就是我知道的。”
“你以前看过村子里的选举吗？”
“我以前住在四川的时候看过。”
“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选举和美国的选举有什么不同？”
有个念头从我脑海里划过：在美国的选举里面，他们不会因为看见记者出现而派出两辆警车。不过我把这个念头吞到了肚子里：“很难说。”
警察说：“上一年美国选举计算选票时出了错，不是吗？”
“是的，在一些地方出了错。”
“还有其他的问题呢。”他说：“为什么美国选举持续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戈尔没有获胜？他获得了最多的选票。”
说着中文，我试图清晰而简明地解释什么是总统选举团。我本应知道的；我教书那些年里，用英文也从来没有办法把它解释清楚。我总是相信，促进美国选举改革的绝妙方法，就是迫使每一个美国公民向中国人解释这一套选举规则。
在派出所，我所做出的关于总统选举团的解释特别失败。警察们看起来都听烦了；最后，他们都走了，只剩下一个看起来最年轻的。我们独对而坐时，他马上问了我一个问题：“美国警察的薪水是多少？”
我们俩呆的时间越久，这个年轻警察就变得越不友好了。我说我的姐夫是密苏里州的警察，想借此博得他的一些好感，但看起来没什么用。这个中国警察慢慢地问一些问题，就像是新手在处理一次审讯；不过很快他的问题就噼里啪啦朝我开火了。他看起来不太关心村里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关于美国的。
“哪个地方更安全？”他问道。“中国还是美国？”
“中国。”我说。我刚去完纽约罗德岛大街不久。
“美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流落街头呢？”他说。“政府为什么不给他们钱？”
“政府给穷人一定的补贴。”我说。“不是很多，不过有一些。通常流落街头的人精神都有点问题。”
“没有，他们精神没有问题。他们就是穷。”
我耸耸肩。那人又开口了：“为什么美国人有枪？”
“这是人民的一项权利。”我说。“宪法里规定的。”
“这说不过去。”他说。“你知道睡在长城上是违法的吗？”
“不知道。”我说。“长城上没有这样的警告标示，当地人说最近都有人在那儿露营。”
“他们不知道相关的法律规定。”他说。“你要读一下法律条文。这就是你有麻烦的原因。你违反了好些中国的法律。没有获得允许之前，你不能进行采访；你还没有带护照。你不带护照，为此我们可以要你交50元罚款。”
“我现在就交。”我说。50元相当于6美元左右。警察摇了摇头，在他问另一个问题之前，我要求上洗手间。
他在小便池旁边站着，等着我。我们回到审讯室时，他的提问更苛刻了。
“为什么美国给初中生提供避孕的东西？”
那天，我是头一回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再次重复了那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给初中生提供避孕的东西？”
“我想你说的是高中生。”我终于说道。“他们不会给初中的孩子提供那些东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不知为何，在那一刻，特定的年龄群体对我显得特别重要。
“就是初中。”他说。“我看过相关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次我什么也不说了。
“这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他得意洋洋地说：“在美国，人们更加开放。女人更加开放。”
到了最后，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如果他问我一个问题，我就尽量简洁地回答：是的，不是，我不知道。终于，他看了看他的表。
“你违反了法律。”他说。“你应该随身带着护照，你采访前必须获得政府允许。你不能睡在文化古迹上。这些事情都是违反法律的。我们应该罚你的款，不过今天就算了。你以后一定不要再这么做。你知道了吗？”
他把我带到了派出所的门口。从警察在西坨古把我带走的时候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4个小时了。我没有见到其他的警察，他们肯定叫这个年轻警察再把我留一会儿，要给我一个教训。我在街上叫了辆出租车。车带着我离开不老屯，我感到肮脏、疲惫、愤怒而沮丧：我意识到，这感觉就像小时候上学时某些糟糕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