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我采访了一个中文教授，谈话间他提到，高岛先生刚刚来到他们大学，准备教夏季课程。高岛这个名字听起来耳熟，然后我就想起了大卫·N·凯特利（吉德炜）说的事情：高岛教授曾经试图用烙铁去烧裂一块甲骨。
我在一间临时办公室里找到了高岛教授，他正在那儿打开他的行李。他是日本人，个子矮小，唇上方留着一撮小胡子，戴着一副金框眼镜。他的英语略带口音，但说得很流利；他的学术生涯总是离不开跨文化的研究。他在日本上智大学读的本科，这所大学属耶稣会管理；随后他去了华盛顿大学研究院深造。起初，他的研究方向是语言学，但他跟随保罗·塞瑞神父做研究以后，就对商朝的文字产生了兴趣；保罗·塞瑞是一个比利时神父，也是一个有造诣的甲骨文学者。
像凯特利一样，高岛也是曲折地走上了研究甲骨文的道路，他常常运用自己的语言学知识，去研究商朝的文字。最近，他和另一位学者发现，在商朝的刻字里面，不同的占卜者遵循不同的语法模式。这可能是多种方言或多种语言的体现：也许意味着商朝皇族的多样化比之前所预想的要更丰富。
高岛教授和握了握手，当我提到我正在搜寻陈梦家的故事时，他马上面露喜色。
“陈梦家是个了不起的学者。”高岛教授说。“他那本1956年的介绍甲骨文的书，仍然是做研究的范本（chrestomathy）。”
从他口中到我的笔下，这个词变了个样：“cremathy”。我盯着我写下的东西，随即坦白道：“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杰作’。”他说。“陈梦家的书是一本杰作。”教授打开了一本字典，接着沉下了脸。
“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他喃喃自语道：“不是这样的……”
他给我看字典上印的解释：
用于学习文学或语言的文学著作选本。
他从书架上拿下来另一本字典。“一样的解释。”他说。“‘文学文章的选本。’我要是能找到更靠谱的字典就好了。我可能用错了这个词。通常我依据的都是《牛津英语大辞典》。”
他开始摆弄电脑，想从电脑上查这个词。今天是他任教的第一天，而且他刚搬进一个新的办公室，一个记者的到来是意料之外的事。不过在这一刻，chrestomaty这个词最让他分心。他试着上网搜寻，又在办公室里翻找有没有更好的字典。我沉默地等待着。我没有和研究古文字的学者们有深入的接触，不过如今我已经知道这些人和语言之间有着非常独特的关系。高岛教授能说流利的日语、英语和汉语，他靠研究中国的古文书为生。语言对他很重要。我试图礼貌地把采访拉回正题：“那么，陈梦家的书是一本杰作？”
“是的，那是本杰作。”他抬起了头。“人们还在用那本书。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方面，这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我要研究某个东西时，总会去翻找陈梦家的书。”
终于，那个词的话题过去了，他的谈话拾起了另一条线索：
“我在东京大学时，听过一些关于陈梦家的传言。有些教授说，陈梦家死的时候很年轻，他们说他不是自然死亡的。是和政治有关的原因。我不知道那些传言的真假。不过日本人通常精于此道；假的传言他们是不会说的。”
他继续说道：“你知道，他还写了一本关于中国青铜器的书。那本书的名字翻译成英文，大概就是‘美帝国主义者偷去的中国青铜器”之类。这本书很难找了。一个东京大学的教授重印了那本书，还是用的原来的名字。陈梦家把美国叫做什么‘帝国主义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起这个标题。”
我说了我知道的关于这本书的事，并告诉高岛教授，陈梦家1966年自杀了。我提到，我才开始研究陈梦家的事情，不过已经有些人告诉我，陈梦家是在反对中国文字改革时就开始惹上了麻烦。
“对他是好事。”高岛教授说。这句话冲口而出时，他马上意识到了不妥。“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很快说道：“我明白，由于他反对文字改革，才落到如此境地，以至于他最后不得不自杀。这是很可怕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也不喜欢中国文字的简化。”
当我提起烧裂骨头的事，高岛教授哈哈大笑起来。“凯特利书里讲了这个事！”他说。“真不敢相信。”他摇摇头，然后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
1969年6月，那时高岛教授还是研究生，他决定要烧出一块甲骨。他去了西雅图的肉店，买了一些牛排，又让肉贩给了他一些没肉的肩胛骨。（他们问我：“你要肩胛骨干嘛？”我说：“我想把它烧裂。”他们把肩胛骨免费给了我。）高岛和其他同学一起，主持了一个聚会；在聚会上，保罗·塞瑞神父充当了商朝的“主领大祭司”这一角色——也就是用甲骨算卦的占卜者。高岛是技术人员。
“起初我试着用烙铁。”高岛回忆道。“那东西是电动的，热度不够高，骨头上只有一丁点儿烧焦的痕迹——只是如此而已。于是我就用烙铁加上烧着的木炭，这时骨头变得非常烫，还发出一股恶臭。”
他继续说道：“很明显，对于烧制甲骨之前要做的准备，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揣测：可能你要把它放到醋里泡上一会儿，或是其他类似的措施。我在实验之前，先把那块骨头放到烤箱里烤干了。但是骨头并没有裂开。塞瑞神父和其他的学生对此都很失望，于是我们只好回去吃喝一番算了。我放弃了实验，把那块肩胛骨扔到了烤架上。我们都忘了骨头的事，后来它却开始疯狂地爆裂开来。卟卟卟！历史语言学总是试图还原古代的声音，而这就真正重现了古代的语音系统！那声音听起来就像中文的‘卜’。”
他拿过一张纸，把这个字写了下来。这个字的意思是“占卜、算命”，它的形状就像骨头裂开的样子：
卜
“在现代汉语里，这个字的发音是‘bu’，”他解释道：“但在古汉语里，它的发音是‘buk’。骨头爆裂时的声音正是这样的！不过我觉得更像是‘p’开头的发音，骨头爆裂时，我听到一阵‘pok pok pok pok’的响声。那声音可尖锐了。我写了一封信给凯特利，里面提到了这件事，而凯特利还把这件事写到了他的书《商史的渊源》里。我真不敢相信！他还写说，高岛用新石器时代的方式，重现了烧裂甲骨的过程！”
尽管对中国古文字的起源，有一套富有逻辑的假说——从动物的痕迹推演到文字；不过没人知道这其中的过程是怎样的。当然，人类第一次学会记录事物的过程，是不会留下任何记载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高岛说。“在几千年的口头交流以后，这样的飞跃导致了文字的产生。你知道，文字的历史并不是很长。然而一旦有了文字，文明就有了突发猛进的发展。这样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文字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妙发动机。过去的三千年里，人类文明基本能持续地发展；而人类的历史则长达5万、甚至是7万年——在那些漫长的的岁月里，人类文明并没有取得什么长远的发展，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文字。是什么让人们觉得有必要把事物记下来呢？”
我们谈论了一会儿中国文字的话题，高岛教授提到，他曾发表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汉字所呈现的四方形状。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汉字的形状不断地改变：商朝时字体稍显细长，然而到了汉朝，文字就压缩成了正方形，现在人们管它叫“方块字”。
“我对其中展现的宇宙观感兴趣。”高岛教授说。“我想知道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种宇宙观从何而来，我并不清楚。不过，看起来他们眼中的事物都是方形的。不仅文字如此，地理也是如此。”
在甲骨的刻字里，总是会用四个基本方向来描述商朝的世界。商朝的陵墓和城市，以及它们四周的城墙，也是严格按照指南针所指的方向来构建的。搞到教授写下了现代汉语里的“城”字。这个字常常用于“城市”和“城墙”这两个词里：
城
他强调说，这个汉字在古汉语里有不同的写法，其字体包含了一个盒子的形状：口。单独写“口”这个字时，它的意思是一片“方形的区域”或一片“划定界限的区域”：大概就是一处定居地的样子。在古汉语里，“口”和“城”的发音听起来差不多。
“这就像古希腊时候的野蛮人，”他说：“住在城里的是有教养的文明人，而住在城外的则是野蛮人。在中国，‘城’的作用也是如此。而且中国的城墙一般是方形的。商朝时城墙是长方形的，但其实形状差不了多少。从来没有出现过环形或其他形状的城墙。对于整个世界的样子，中国人肯定有一套根深蒂固的观念。”
他继续说道：“大概20还是30年前，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曾说过一些关于中国音乐的评论。他说，中国音乐听起来就像中国文字一样。他的意思是，那些乐音是块状组合的。他说，西方音乐就不是这样。”
“当我听到这样的评论时，我暗地里想，他说的是什么玩意儿呀？然而，当我开始研究汉字的方形结构时，我忽然觉得有些明白他的意思了。他把中国音乐形容成块状，而不是说它像流水。这是印象派的说法，不过我觉得他可能深入触及到了意识领域里最根本的层面。”
一年以后，我正在读大卫·N·凯特利（吉德炜）的书《商史的渊源》，刚好翻到了66页的第二段。那一段的第一句话很长，有很多逗号，就像一条文字组成的虫爬过了书页。其中一个句子吸引了我的视线：
这本关于甲骨文的标准介绍，尽管没有系统性，也已经略显陈旧，但仍然是陈梦家的经典著作，它引领学生了解古文的词序、副词、时间词、代词、动词、修饰语、数词、连词、介词、助动词、否定词、省略词、缩写词，以及各种的句式。
后来，我再次见到了高岛教授，他告诉我，一个叫大卫·塞纳尔的捷克学者成功地烧裂了一块牛肩胛骨。秘诀是要把燃着的木炭放在骨头旁边，把热气喷吹到骨头上，让温度变得更高。在捷克共和国，那块骨头发出了它在西雅图爆裂时一模一样的声响：Pok pok pok p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