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7日
在去电影拍摄现场之前，我和波拉特的朋友见了面。我们非常谨慎，做足了预防措施，特别是打电话。我乘坐的飞机到达乌鲁木齐以后，我坐了辆出租车去市里，打了个付费电话，听到电话铃响了一声，就马上把电话挂了。他打了回来，只说了一句话：一个公园的地址。我没有打开手机，以防当局万一追踪我的手机信号接收站。据报道，中国在新疆加强了安全措施；就在西面国境的那一边，阿富汗战争结束还不到一个月。
在公园门口附近，我看到了一头金发，认出了他。我们曾在北京雅宝路见过一次面，他就是那个有时在中国电影里扮演外国人的维吾尔族人。我们握了手，在公园后头找了张长凳子坐。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两千美元的钞票。我把那些现金放到我的钱包里。
“我这个星期就把支票寄出去。”我说。
“你什么时候回美国？”
“要到1月份。”我说：“那时候我就会见到波拉特。但我现在会先把支票寄到华盛顿的一个朋友那里。”
那人不断地环视四周。新疆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我们两人看起来都不完全像外地人。不过，如果有人听见我们在说中文，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中至少有一个是外来的。他问我，我上次去美国时波拉特看起来怎么样。
“还行。”我说。“他住的地方很糟糕，不过他现在搬走了。自从9.11恐怖袭击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了。”
“他的文件会有问题吗？”
“我觉得没有。他已经拿到政治避难的身份了。他很幸运，移民局在9月11日前批准了他的申请。我敢肯定。现在获批可是难得多了。”
“他的妻子很紧张。”那人说。“我觉得她害怕去美国。”
我原来就决定了不和波拉特的妻子会面，因为现在这段非常时期，她最好还是尽量减少和我的接触。一个呆在新疆的外国记者很容易让人起疑心，这次来拿现金已经足够冒险了。我问他现在的政治气氛如何。
“我们在公园里走走吧。”他说。“不要在这儿坐太久。”
他告诉我说，波拉特的家人虽然接受了审问，问他们波拉特为什么没回中国，不过他们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波拉特的家人有朋友在乌鲁木齐公安局工作，帮了他们一把。无论如何，当局现在关心的似乎是更大的问题。波拉特的朋友听说，一个在喀什葛尔的维吾尔族人被关进了监狱，理由是政府认为这人的几个儿子在基地组织受训。我问他是不是有很多维吾尔族人加入了塔利班。
“不是很多。”他说：“但有一些。无论如何，这对政府来说都是个很好的借口。”
我们重新回到公园的大门处。我问他最近有没有在什么电影里露个脸。
“没有。”他边笑边说。“这种钱总归没什么好赚的。我想明年在杜拜做些出口生意。你正在报道的是什么电影？”
我在新疆是要调查姜文的故事，他是目前中国最有名的演员之一，现在正在中国西部拍戏。
“这部电影在哪里拍？”
“在鄯善县外头的一个村子里。”我说。“是在沙漠里面。应该景色很好。”
我问他觉得姜文怎样。
“姜文比大多数的中国演员要演得好。”他说。“不过我不会看他们在这里拍的任何电影的。我敢肯定，电影内容只会是一派胡闹。”
我们握了握手，他向我道歉说不能请我去家里坐了。离开公园以后，我打开了手机。第二天早上，我雇了辆出租车，车载着我开了五个小时。我们绕过了塔里木盆地北部的边缘，看着周围景色逐渐变得荒寂，最后来到了火焰山脚。
我第二天在拍摄现场，他们拍到了最后一场戏的第五个镜头；当傍晚时分的太阳渐渐变成荒凉的金红色时，一个演员骑着马冲进了一个木架子里。那个木架子是片场大门入口的一部分，但布景设计者犯了个危险的错误：对于一个骑在马上的人来说，木架子刚好是在脖子的高度。那个骑手最后一刻想要把手举起来。他和其它五个骑手一起并肩骑马，速度飞快；他们在电影里扮演唐朝造反的士兵，因为想要保护一处佛教的遗迹，正试图从一个叫大马营的绿洲里逃脱。
唐朝的统治从公元618年延续到公元907年，那段时期佛教在中国逐渐繁荣起来。唐朝也产生了一些伟大的诗篇。那个演员摔倒在地上，不能动了。到处飘荡着尘埃，空气渐渐凉下来；太阳很刺眼，低低地悬挂在戈壁滩上。此时的光线再好不过了。
景色也是完美的。火焰山上没有树，只散布着道道山脊和沟壑，山的侧面是干燥的土地，随着渐渐消失的日光变幻着颜色——从棕色变成红色，再从红色变成灰色。在火焰山的最高峰，是一片白色的积雪。在山下，越过大门入口，是戈壁滩上一片开阔的沙砾地。平坦的沙漠伸展至视线消失之处，其中时不时出现一块块灰白的碱性土地。这空旷的景象总是拍电影的好地方。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国停止了和国外大部分地区的接触，那时候中国的电影制片人想要与众不同的取景时，有时就会来到新疆或者其它的西部地区。它们成了外国电影的替代品：这是产自国内的异国情调。
如今电影人又回到了中国西部，不过这一次他们是希望把这一片风景出口。一年之前，电影《卧虎藏龙》在美国获得了巨大成功，票房收入超过了一亿两千万美元。其中一些特别引人注目的场景时在沙漠里拍的，而现在，似乎电影业界的所有人都回到了西部。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投资了一部叫“天脉传奇”的动作片，最近正在甘肃省内拍摄。那部电影的导演张艺谋正在拍摄另一部由外国资助的武术片，名叫《英雄》，那部片有部分场景是在甘肃和内蒙古拍的。
而在这儿的火焰山脚下，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正在拍摄《天地英雄》，电影广告上说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西部的故事。按照中国的标准，这部电影预算很高——一共是6百万美元，而演员阵容也十分强大。这部电影的女主角由赵薇出演，她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日本明星中井贵一也加盟了这部影片，他扮演反派角色。但最大的新闻却是姜文的“重出江湖”。一年半以前，他凭借《鬼子来了》这部影片在戛纳电影节赢得了大奖，《鬼子来了》是他导演的一部战争片。中国政府禁止了该片的公映，指责姜文不尊重国家的历史，从那以后，就不允许他出演和执导大制作的电影。这部关于中国西部的电影，是姜文想要恢复政治合法性的尝试——这部背景设置在久远过去的动作片不会对共产党构成威胁。
电影的主题是安全的，但那些马匹却成了另一个问题。这天早些时候拍逃亡的场景时，那个日本演员就因为骑马受伤了。几周之前，一个叫李不空的中国演员骑马时被马甩了出去，肩膀脱臼。另一个叫王学圻的演员从马上重重地摔了下来，折断了几根肋骨。王学圻扮演的是一伙突厥土匪的头子，他戴了长长的假发和莱塞的隐形眼镜。有个特技替身演员现在还呆在哈萨卡斯坦边境附近的一家医院里。一个负责食物供应的剧组乘员扭伤了脚踝。甚至制片协调人也被马甩了出去。38岁的姜文在拍摄用剑打斗的场景中，弄伤了膝盖和背，但他是迄今为止少有的还未从马上摔下来的演员。
他的妻子舍尼韦斯·桑德琳，最近带着小女儿来到了拍片现场。桑德琳是一个高挑的法国女子，美貌惊为天人，她是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宗教人类学博士。他们拍逃亡那一场戏时，我就站在桑德琳的旁边。我们用中文交谈：我不会说法语；她也不习惯说英文。在镜头转换之间，我问桑德琳，法国对姜文获得戛纳大奖有什么反应，她边回想边微笑起来。“戛纳电影节结束以后，我们去了法国南部旅行。我们每到一处，都有人把我们认出来。他们说，噢，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祝贺你们！我们走进一家巴黎的咖啡店，人们就会放下咖啡，要和我们拍照。”
这就是当时的场景：耀眼的光线，无边无际的戈壁，一位金发女子说着带法国口音的中文。导演宣布开始拍摄第五场的镜头，大家都安静下来。一阵轻柔的风吹过。最近的小镇要在沙漠上开一小时的车才能到。拍摄现场没有医生。那个演员径直冲向了木架。
他躺倒在地，一片灰尘弥漫，剧组人员飞快地跑了过去。有人喊“这是刘哈里森”(注:刘利年,海归导演、演员及国际职业设计师。)，他在姜文的匪帮中扮演其中一个士兵。这个摔下来的演员试着要站起来，却又跌倒在一片尘土里。他的手扶着脖子。
姜文让他的马猛地一转身，急急地停下；他飞快地从马上跳下来。他的脸色发黑，非常生气——一整天，由于各种事故和拖延，挫败的情绪越来越浓。姜文的父亲是解放军部队里的一个军官，作为军官的儿子，姜文有着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胸膛，还有未经修剪的胡须。中国人常说他长得像个“流氓”：板寸头，往外鼓的双眼，轮廓硬朗的下巴。他的双肩很宽。他不停地抽烟。他的声音低沉而洪亮，从他嘴里迸出的每一个词，都像从腹部下面发声，然后从多年抽烟积聚的烟雾中升起。不过，虽然他长着流氓似的外表，却在电影方面却受过很好的教育：他毕业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除了拍戏以外，他还执导过两部大获好评的电影。
姜文把哈里森扶了起来。起初，这人看起来没有受什么严重的伤。他们两人和其他演员一起，围在了导演何平周围。他们看着屏幕上的重放，想要找出刚才出了什么差错。天冷了下来，阳光不多了。在屏幕前面，一匹马侧身走过，得意洋洋地撒起尿来。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剧作人员动手把那个危险的木架子锯掉。哈里森还在揉着他的脖子。
“我们必须重拍那一幕。”何平说。
“你骑得太快了。”其中一个演员说。
“是你骑得太快了。”哈里森反驳道。
姜文踱着方步，从屏幕前走开了。他带着头盔、臂铠，还穿着到膝的马靴。皮质的护肩罩上是条状的铠甲。他的一只手里抓着条皮鞭，脸色看起来就像火山随时要爆发了一样。他转向他的私人助手，吼道：“给我根烟！”
那人从怀里掏出了一包烟。烟的牌子叫“雪莲”，包装上有一朵漂亮的白花。“我操，”姜文说。“这是什么烟？”
“这是当地的牌子。”
姜文瞪着那包烟看，最后终于抽出了一根。他飞快地转身走开了，嘴里喃喃自语。他点燃了那根雪莲牌香烟，把它塞到嘴里，狠狠地吸了一口。
和所有伟大的演员一样，姜文很懂得扮演那些抓住了民族情绪的角色。在电影业改革开放最初开始繁荣的时候，电影制片人把镜头对准了黄土高原：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也是城市的起源地——例如安阳和其他黄河岸边散布的土地。1988年，姜文在电影《红高粱》中一炮而红，这部戏也捧红了巩俐，巩俐最终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女国际影星。在电影里，巩俐的角色拒绝了姜文扮演的农民的追求。这男人不屈不饶，又回到了女人的酿酒厂里，女人和她的员工站在那儿，一片难堪的寂静。姜文挑衅地看着他们，随时准备打斗的样子。最后，他转过身去，往一个个瓶子里撒尿，那些瓶子里装着正在发酵的酒。接着他就把巩俐抱起，举到髋部，大步走进了卧室。整个片断他几乎没说过一个字。那些撒了尿的酒结果成了酒厂有史以来味道最好的酒。巩俐的角色生了个男孩。《红高粱》在中国观众中大受欢迎，也在国际电影节中大获成功。
五年不到，电影人对黄土高原的痴迷已经消失。1990年代初，支持民主的游行被镇压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圈子涌起了一股反外的国家主义思潮。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纽约》的电视连续剧上映，里面追踪了一群移民的故事，这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具有陈规的中国个性，为人有教养、品行端正、诚实正直，而这种个性受到了来自美国的陈规挑战：空虚的物质主义。姜文扮演的是一个移居美国的艺术家，在异乡艰难地适应新的世界。有一回，他叫了个白人妓女，把美元扔到她身上，命令她用英文不停地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北京人在纽约》在中国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
除了这两个角色以外，姜文还塑造了其他许多著名的角色；而这两个角色也没有限制了这个以后的演艺生涯。这种事情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常常发生：中国的改变太快，许多艺术家一夜成名，却昙花一现，随后就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姜文一直广受欢迎，而且他扮演的角色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历史。这些年来，他扮演过秦始皇，那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他扮演过溥仪，那个无能的、看着清朝四分五裂的末代皇帝。他还演过皇宫里的太监，演过农民和警察，演过小骗子和小商贩。他抓住了现代中国男人的基本心理——他的渴望和恐惧，他的梦想以及安全感的缺乏。
1994年，姜文执导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戏是根据著名小说家王朔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背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北京。通常，历史电影总是具有很强的叙事性，电影人物的生活与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纠缠在一起；但《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戏却由意象推动情节的发展。这部电影最初的脚本包括姜文画在笔记本草图：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盯着一群跳舞的女孩看。在电影里，这男孩总是在观察着：他透过望远镜凝视着什么；他从一个女孩的床底下看出去；他窥视着父母的东西。那些席卷一切的政治运动消失了，而受苦、伤痛这些常见的文革气氛，则被青春期的渴望和性觉醒所取代。男孩和他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没有大人管教；他们的父母都被政治事件占据了精力。这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让1980年代成年的年轻人找到了共鸣。
像很多电影一样，它的内容影射了一些别的影片，但它们都属于共产主义世界的范畴。那些十几岁的青少年重演了苏维埃宣传片里的场景——例如《列宁在1918》。而好莱坞看起来还是遥远陌生的事物，姜文的成长时期情形也是如此。1970年代，他住在边远的贵州省，他的父亲和解放军部队一起驻扎在那儿。他们住在一个铁路沿线的小镇里，从北京出发的列车经过那条铁路，到达中国的西南部。唯一能窥见外面世界的途径，就是电影了。
“我们住在一个很大的建筑物里，那栋房子就像一个旧的仓库。”有一回，姜文告诉我。“在房子外面是镇广场，每周有两个晚上，那儿会放映电影，就是露天的放。我躺在床上，从窗户看出去，就能看到电影。那些电影让我着迷，因为它们来自那么远的地方——像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我还记得《白毛女》这部电影，场景真美。那部电影以前，我从来没看过芭蕾舞。还有，我第一次看见拉丁文，也是在一部电影里。是印在美国士兵头盔上的两个字母：U、S。”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我记得这些电影里出现的所有的漂亮女孩。通常她们穿得不多：她们的短裤剪裁得很短，衣服的袖子扯掉了，腰间紧紧地别着一条革命装的皮带，手里握着枪站在那儿。天啊，她们真美。有一部关于纳粹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影片，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个场景。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女人解开了衬衣的几个纽扣，弹着吉他——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吉他。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弹的那首曲子。”
在新疆，拍完那场逃亡的场景以后，演员们坐上了一辆面包车，在戈壁滩的沙石上颠簸了一个小时。我们所有人都住在中国石油吐哈油田分公司里面，公司有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落，他们正在这个地区做勘探工作。吃过晚饭以后，哈里森的脖子疼得更厉害了，他想去石油公司的医院里看看医生。姜文的背和膝盖受伤了，他决定和哈里森一起去。王学圻也跟着一起去，他的肋骨需要检查一下。还有一个演员也不太舒服。我们到医院的时候一共有六个人，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
有人叫来了综合诊疗部的副主任，他的名字叫曹杰（音译）。演员们为这么晚来打扰他而道歉，那医生说没有关系。他说，他向来都很喜欢看姜文的电影。
姜文脱了衣服，曹医生一边按着他背上不同的地方，一边问他疼不疼。在一天挫败的拍摄经历之后，姜文看起来终于放松了；他和其他演员一起开着玩笑。他的膝盖是青紫色的。他按了按其中一处伤痕，放了一个响屁。
“这很奇怪，医生。”姜文一副沉思的样子。“如果我推一下这儿，我就会放屁。”他又按了按那个地方，但没反应。“好吧，算了。”他说。
曹医生一直在抱怨最近受伤的情况。好些天来，总有演员和剧组成员不断地来到医院就诊。那天下午就来了个脚踝骨折的男人。
“他没有及时到医院来，导致伤势加重了。”曹医生说。“你们到底在那儿干什么呢？”
“这是部动作片。”姜文说。
曹医生打开了一本医书，把他脚踝的具体受伤位置指给我们看。“他的脚肿得跟馒头似的。”医生说。“我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早点到医院里来呢？”
“我都说了，我们拍摄现场那里应该要有个医生。”姜文说。
“和马打交道很危险。”哈里森说。
“你知道主要问题是什么吗？”姜文说。“那些特技演员没有每次都把要拍的骑马镜头先浏览一遍，而且即使他们这么做了，他们也不是马术专家。他们只是武术专家。”
一个演员拿出了一包中南海香烟，问医生能不能在检查室里吸烟。曹医生也拿了一根烟，他们六个人都把抽起烟来。小小的房间很快变得烟雾弥漫。
“我告诉你，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受伤的。”曹医生说。
“我想这是个人权问题。”姜文说。
曹医生给哈里森找了个合适的颈托。和姜文一样，哈里森是个高大的男人，他的女朋友也是个金发的外国人——一个比利时姑娘。在中国艺术界，交了外国女朋友是一个成功的标志。通常，这些女人都是新进学者，他们来中国是为了做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论文研究。哈里森穿着牛仔靴。1989年镇压事件发生以后，他在加拿大拿到了政治避难身份，现在他成了加拿大公民。他的英文名来自披头士乐队。偶尔，他会出演加拿大或美国的电影；1991年，他在电影《黑袍》里扮演一个休伦族印第安人，电影里讲述了第一个去魁北克的传教士的故事。如果你看电影时非常仔细，你大概会发现那些休伦族人里面有一个长得像中国人。哈里森还记得他用休伦语说的一句台词。他告诉我那句台词的意思是“我们不用和那白人一起去。”
医生安好了颈托，告诉姜文和哈里森他们俩需要做CT扫描。姜文瞥了一眼手表。
“看，今天是11月7号，”他说：“是俄国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去X射线检查中心的路上，他一路哼着“国际歌”。他给我看手机里刚收到的一条新信息，是北京一个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发给他的：“我刚刚发现了《鬼子来了》的盗版碟。”
“我每天都收到这样的短信。”姜文骄傲地说。他的这部电影从来没有在中国国内的戏院里播放，但两周以前，它突然在市面上出现了。这个演员微笑了。“看看刚发生的事情吧。”他说：“我们受伤了，来到医院，做X光检查，今天是俄国革命周年纪念日，现在我收到了关于《鬼子来了》的信息。我们可以把这拍成电影了。”
一个技术员给哈里森的脖子作了扫描，说看起来他的脖子该是扭伤了。曹医生检查了姜文的膝盖和背部拍的X光照片。曹医生认为姜文的第五和第六节脊椎可能有问题，明天会有一位专家来给他做检查。我们走之前，曹医生请姜文在他女儿和侄女合照的三张照片上签了名。
这时候已经接近午夜了。那照片是典型的中国式照片：两个小小的女孩对着镜头，表情露出令人吃惊的敌意。每张照片的背面，这个演员写道：“姜文——第五和第六节脊椎”。
《鬼子来了》是姜文执导的第二部影片，背景是在河北省的村子里，时间是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的最后一年。像文化大革命一样，描述这段敏感时期的情况都同都有一套固定的方式。中国的电影总会展现日本人的残酷，还有普通中国人的英勇抵抗。有一些标准的英雄形象，例如王二小——这个放羊的男孩把日本部队引到了包围圈里。
在姜文的电影里，中日战争收缩至一个中国村子和一队日本驻军之间，在边远的山区，他们与外界隔绝。电影的开头是一个色情场面：一个叫马大三的农民和一个年轻的寡妇偷情。忽然，传来一声敲门声，一个不知姓名的中国士兵押送来了一个日本囚犯和他的翻译。那两个囚犯被绑起来了，中国士兵命令马大三审问两个囚犯，并把他们藏起来，不让当地的日本驻军发现。姜文扮演的马大三被这个任务吓坏了，他就去找其他的村民们帮忙。
村民们并没有齐心协力地解决问题，却开始为琐碎的小事情争吵：马应不应该和寡妇偷情，村里最有钱的女人到底藏了多少面粉。实质上，每个角色的行为都有各自的动机：私利、贪婪、顽固或是懦弱。日本囚犯起初决定光荣地一死了之，然而他很快就丧失了这种骄傲的自尊，后来村民们开始同情这个人。最后他们决定和日本驻军做交易，用这个人换六辆货车的面粉。为了庆祝交易的成功，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一起开宴会，然而却被日本投降的消息打断了欢庆。日本军人在不断膨胀的恐慌和羞耻之中大开杀戒，屠杀了手无寸铁的村民。
拍摄《鬼子来了》这部电影时，姜文拒绝对影片进行剪辑。如果他觉得某个场景中有一处小地方无法接受，就会坚持把整个场景从头拍一遍。在电影界，这种拍片方式闻所未闻；据报道，姜文用了中国国内能买到的每一卷柯达黑白胶卷——一共50万英尺长，大概是一般故事片所用胶卷的五倍。拍摄所在地的村子只能乘坐小船才能到达，演员们还要在酷寒的环境里工作。当地还有其他的事情让人分心：两个村民起了纠纷，一个村民提起了诉讼，争的是究竟谁有权利把那块土地出租给电影制作公司。这部电影花费了将近5百万美元，是原来预算的两倍，片长一共两小时四十分钟。即使它在戛纳电影节获得成功，大部分评论家仍然认为电影还需要另外一次剪辑。在国际上，只有九个国家公放了这部电影，而在中国国内，没人能在电影院里看到它。当我采访参与拍摄这部电影的人时，他们都会要求不要引用他们所说的话，因为怕引起政治上的麻烦。
来新疆之前，我去了电影《鬼子来了》在河北农村的拍摄地。从北京出发，开车5小时，再坐30分钟的船就到了，拍摄地就在潘家口水库的堤岸边上。那儿有十几间房子，周围是险峻的群山，还有一段年久失修的长城。
这个村子只是为拍电影而修建的。在中国，劳力和原材料都很便宜，没有布景设计这一专门的行业，导演们都用真的东西。这次在火焰山附近拍戏，其中一个马背上受伤的事故，是因为某个演员骑马时，一根圆木掉在了他的腿上。在好莱坞的电影布景里，这种东西都是用泡沫塑料做的，但在中国，他们用的是真正的圆木。在潘家口水库那儿，所有的房子都是用花岗石、砖块和瓦片建造的；里面还有真的火炉和炉灶。这个国家里那么多东西都是假的——冒牌的服装，对古建筑的粗劣修复，旧楼表面新上的油漆；而电影布景却是真实的。有时候，这些布景甚至比电影本身还持久。
拍摄《鬼子来了》是两年前的事了，没有人住在这个电影布景的村子里，水库边上的土地太多岩石，很难耕种。不过，水库对面的那条村子里的农民正尝试着把这儿变成一个旅游景点。
他们在这儿设了个检票口，进去参观的门票是7毛5一张。我买门票的时候，站在检票口的那个男人对姜文满腹怨言。
“他是个骗子，”那老头说。“他要用这块地，应该要付我们10万元，但他最后没有付钱。还有，他们借了我们一些工具，也没有还给我们。”
我去了附近的那条村子，那儿有一些村民出现在电影里面。姜文拍片喜欢既用专业演员，也用一些普通人，因为这样做能改变拍摄现场的动态。一个香港的电影顾问曾向我解释，这么做能让电影“少一些小说化的虚构，多一点真实感”。这听上去显然是对的，至少村民们这么认为。一个叫张福红（音译）的女人骄傲地告诉我说，她是由姜文和他的顾问亲自挑选出来的。“他们选了我去拍一个大场面，因为我有一头长发。”她骄傲地说。她今年25岁，我采访她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做饺子。她说她喜欢姜文，因为姜文很友善。在电影的一个关键场景里，这个女人被日本人杀害了。“我就是最后想要逃跑的那一个。”她说。
在一条走回去水库的小路上，我遇到了另一个农妇，她也在电影中被杀掉了。“我有点害怕。”她承认道。她告诉我说，姜文的高标准要求让她印象深刻。“有一个场景，他们拍了好些天了，姜文就是不接受，还要重拍。”她说。
没有一个村民见过最后完成的影片。他们只是在拍摄期间，在电脑屏幕上看过一些片断，对他们来说，故事情节是不完整的。他们并不知道姜文的角色也被杀害了，因为那些场景是在另外的地方拍摄的。很多农民甚至不知道《鬼子来了》在国内被禁了。有一个女人说，她不明白电视上怎么还不放这部电影。偶尔几个经过的游客都有些困惑：他们知道姜文的电影曾经在这儿拍摄，他们也知道电影出了些问题，但他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一个人像是洞晓了每一件事：那是个12岁的男孩，名叫周宝宏（音译）。我到乡下去的时候，时不时会碰上这样的孩子：伶牙俐齿、有见识，并且对村子以外的事情着迷。如果有外国人出现，这种孩子马上就会缠着他。谈话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详尽描述最近考试的分数，当然还有自己考上一所好高中的机会。如果我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他们就会定期给我打一次电话，有时持续几周，有时甚至持续好几年。这些孩子总让我想起威廉·杰佛逊·福斯特。
周宝宏穿着一套脏兮兮的蓝色衣服，他每到周末就来做电影布景的导游，以此挣一些额外的收入。我雇了他，他带我去看了所有荒弃的房子和物件。他知道每件道具的价钱——他指着一棵水泥做的假树给我看，做那棵树花了600元，把它运到这儿又花了200元。长城上另外修建的一座塔楼用了10万元。（姜文对原来那段真的长城并不满意。）这男孩把我带到姜文扮演的角色的家，随后我们在一块小小的空地上站住了。“这就是屠杀那一幕发生的地方。”男孩郑重地说。“所有的村民都死在了这儿。”
我问男孩，电影本身发生了什么事情。
“姜文没有经过我们国家文化局的审查，”男孩说：“就把电影拿去了法国，还获了奖。所以我国政府禁了这部电影。”男孩并没有看过最后完成的影片。不过他说他知道影片被审查的原因。“农民们没有反抗。”他说。“电影里没有红军，没有劳动者的军队，也没有游击队——这些都没有出现。这就是电影的问题所在。”
姜文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以后，中国的媒体保持沉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往往是一个不好的兆头。对电影的禁令从来没有正式宣布，不过有两个神秘的文件泄露到了网上。据推测，这两个文件出自广电总局。其中一个文件的标题是“第28号宣传简报”，里面写道政府“暂时中止姜文在中国国内从事所有电影、电视相关的活动”。
在中国，所有电影都必须经过两次审查：第一次是审查剧本，第二次是电影拍完以后。在第二份泄露的文件“电影审查委员会意见”里，标出了电影有20处具体的地方，姜文未经同意就改变了剧本的内容。那场床戏是不当的：“强烈的图像和清晰的声音粗俗地刺激了人们的感官。”委员会还批评了影片的结尾，认为它展现了国民党没有遇到抵抗就掌控了战后的中国：“这严重地扭曲了历史，没有达到批评和嘲笑国民党的目的。”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影片里中国农民的消极性。文件里写道，电影中有一幕描述了村民给日本囚犯和中国翻译送来可口的食物：
影片反映了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如此困难的生存条件之下，没有憎恨日本侵略者，反而尽量去满足日本囚犯的需求……这严重违反了历史。
审查制度是一个不寻常的话题。在北京，我有时会在我住的那一带找到一些盗版影碟，封面上有英文写的广告：“中国国内禁止播映”。似乎没人能长久地控制盗版业；即使是像《鬼子来了》这样的影片，最终也出现在了街头。有的电影制片人本身不太关心审查制度的问题。一个年轻的导演告诉我，广电总局的官员让他想起了他的祖父母——年长的权威找出他所要庇护的人。
半个世纪以后，共产主义的很多特色就变成了如此：党握有权力，但没有赢得尊重；人们对待它的心情，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忍受。广电总局的压制通常是消极性的打击：沉默是一件有效的武器。他们避免发表正式的声明，也从来没有告诉姜文，禁止他出现在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时间是多长。实际上，官员们根本拒绝和他见面。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他在担忧中等待。
电影被禁以后，姜文数次告诉外国记者说，这就是个生活模仿了艺术的例子：戛纳大奖就像电影里的囚犯一样，是一件只能带来麻烦的东西。他说，审查制度让他想起了文化大革命。这种评论在中国电影业界内部受欢迎，姜文的同行们并不欣赏他的话。姜文总是树敌不少：他的魄力和名声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他又有一副火爆脾气，还有几分固执。现在他激怒了政府，其他的电影制片人就担心当局可能会收紧相关政策。其中一个北京的制片人告诉我：“如果他坚持公开地宣称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会让中国国内的整个电影业受损。”
有一段时间，姜文为自己是个受到压迫的艺术家而感到荣耀，但随后他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改变。他其中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姜文私底下承认他有些自找麻烦。后来，他不再发表煽动性的言论。在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他突破了限制，出现在一些电视播放的颁奖典礼上。随后他拍了一部低成本的电影，那部电影的导演是第一次拍片。最后，他和这部中国西部的电影签了约。他从来不是武打明星，很明显，他也不喜欢扮演这类角色，不过要从政治上复出，这是他必须做的。新疆是他“放逐”归来的第一步。
在新疆，又度过了漫长的拍电影的一天，某天夜里，我来到了姜文住的旅馆房间，和他碰面。我问姜文，观众们应该如何理解《鬼子来了》的历史观。小心翼翼地，他往后坐了坐，靠在椅背上——他的脊椎骨还在隐隐作痛，然后点了一支烟。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部电影是反映历史的。”他说。“我认为导演应该展示内心的事物。可能这和遗传有关。我在河北附近的一个地方出生，我的内心就有很多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自传。”
我提到有些批评家认为这部电影的内容不准确，因为它没有把中国人刻画成战争的受害者。
“中国人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同意。”他说。“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必须仔细地看看镜子，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变成受害者。你不能只是指着别人，说他们就是坏人——你能这么指着林彪或江青，或日本人。这太简单化了。”
他搓了搓散乱的黑色胡须。他穿着旧的宽松运动裤，还有耐克的运动鞋；他的眼睛看起来很疲惫。
“把中国想象成一片土地，”他继续说道。他用一只手比划着，仿佛在旅馆房间的地毯上整齐地种下了一排稻米。“国民党，共产党，林彪，江青——他们都是这片土地里的种子。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成长；有些长得很好，有些不行。有些长坏了。日本人来的时候，你可以很安全地说他们就是坏人——他们是法西斯。但为什么他们来到这儿以后会变得更坏了呢？我们中国人必须要讨论这个问题，有那么多坏的事物变得越来越糟糕。
大部分人的说法都太简单化了——‘他们是坏人，我们是受害者’。然而，这段历史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人的人生。我有朋友说，我应该在广电总局工作，这样那个机构就会变得更宽容。我告诉他们，这只会让我变成一个更坏的人而已。如果你在门口弄一个警卫，这警卫就有了压迫的意味。这和那个人无关；是整个制度、整个环境的事情。”
他告诉我，很多中国人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人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读懂自己的内心。”他说：“个人和历史是相同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个人的历史是极为丰富的。一个个体可能甚至比一个社会更为复杂。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审视自己。每个人都太忙了；缺乏足够的平静去反思。在遥远的过去，这是个和平而稳定的国家，但现在一切都变得太快了。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就是这样了，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过去两百年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还没有找到适合我们的道路。在20世纪初期，中国人做出了尝试；有些人想从我们自身的传统中寻找，而其他的人想从外面的世界中获得。这样的辩论如今还在继续。”
他继续说道：“毛主席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常说，他不喜欢中国的历史，共产党人最初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超越了传统。然而毛泽东用传统的中国语言去反对旧的事物，而且他逐渐变成了一个传统的皇帝。这不是说他决定要这么做，他只是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中国历史最悲剧的人物。他就像一颗种子，长成那么大，却已经扭曲了，因为这颗种子无法战胜它的土地。”
我问他，对此可以怎么做。
“你必须改变土壤。”姜文说。
房间里很安静；他停了下来，点燃了另一支烟。“我想拍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他说道：“毛泽东比哈姆雷特更具有悲剧意味。毛泽东是个搞艺术的人，而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应该做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他应该有所创造，而非和政治打交道。”
姜文笑起来，他承认，近年都不可能拍这样的电影。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会再执导电影；他还在一步步试探着周围的政治气氛。尽管如此，毛泽东这个人物仍然让他着迷。“我觉得毛泽东和每个中国人都有关联。”姜文说。“他代表了很多的中国梦和很多的中国式悲剧。”
电影布景吞没了外面的世界。有些场面里出现了扎着头巾的突厥战士；在镜头之外，演员们管这些临时演员叫“塔利班”。除了这样的玩笑以外，人们都淡忘了新疆的那一边正在打仗。我和波拉特朋友的会面也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只有那一叠一百美元的钞票还提醒着我。
在拍片的时候，我们极少看到维吾尔族人。汉人经营着石油公司，而马背上的临时演员——那些“塔利班”，其实是哈萨克族人。关于大马营的场景是在一个小绿洲附近拍的，那儿住着一家维吾尔族人。不过他们避开了电影的拍摄地，而去照看着他们的200头羊。有一天下午，我拜访了他们的家，见到了一个20多岁的维吾尔族人，他睡眼惺忪地告诉我，他喜欢姜文。不过他更喜欢看美国电影，像《龙卷风》、《终结者》——所有阿诺·施瓦辛格拍的电影他都喜欢。他说，他还喜欢《泰坦尼克号》里那艘船断成一半的镜头。
后来我问导演何平，美国西部的人和中国西部的人有什么不同，他的回答巧妙而得体。“美国西部的人是把文明带到西部去，”他说：“是一种文明来到另一个地方；他们把法律和秩序带到了西部。而中国西部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他还告诉我，为了把电影拍得更“后现代主义”，他还让一个女演员剃了光头，扮演道姑。
他们为哈里森的角色用了替身。医生告诉哈里森说，他有一段时间不能骑马；他需要好好恢复身体拍后面的场景：他的角色将被一群“塔拉班—突厥—哈萨克人”杀掉。他死去的时候胸口中了一支箭，另一支箭射穿了他的膝盖。好几个月以后，当我在电影屏幕上看到他的死亡，我立刻想起了《黑袍》里的那个印第安休伦人。
我在拍摄地的最后一天，离开时坐了姜文私人的面包车，他也在车里。那一天下午，拍了他领着一队骆驼穿过隔壁的场景。哈里森的替身演员走在最后，这样一来观众就不会注意到他了。
面包车在渐渐变暗的沙漠里颠簸着。没有树，没有草；只有平坦的、一望无际的死寂。我问这个演员，他最喜爱的电影是哪一部，他告诉我说，他年轻的时候，有10多年的时间，总是反复地看《愤怒的公牛》。
“我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他说：“它给我的感觉不是一部美国片，或者一部关于拳击手的影片。我觉得它讲的就是我的家。”
我问他，他看的影碟是否有中文字幕，他摇了摇头。“我只能看懂十分之一。”他说：“不过真的，要紧的只是看着它，理解它的情绪。我喜欢那些阴暗的色调，那些黑白图像，还有整个气氛。我也喜欢罗伯特·德尼罗，因为在那部电影里，他让我想起了我妈。他的态度让我想起了我妈。”
我有些小心地问道：“你妈妈是怎么样的呢？”
“太复杂了，一时解释不清楚。”他说。“这是我将来要拍的另外一部电影。”
面包车颠簸着前进。太阳挂得很低，随后就消失了；远处燃烧的油井闪烁着暗暗的橘黄色光芒。姜文手里的烟也发出了这种颜色的光。他谈到了一些鼓励他拍电影的外国导演——他和马丁·斯克塞斯见过两面，而《铁皮鼓》的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帮助他拿到了他第一部电影的资金。姜文寻找着词句，想要表达他对电影的热爱，最后他指了指他的烟。
“就像抽烟一样。”他说：“我离不开拍电影，就像我离不开烟一样。”
起初，我不太肯定他的意思：是对电影制作成瘾，亦或是一项被要求节制的必须物品，还是一个职业——这个职业通过名望或审查制度或骑马，注定最终要把他毁灭。但随后我注意到他的笑容：在他那张线条硬朗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如此温柔的模样。他喜欢关于电影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