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民国90年
最初到安阳工作的考古学家，如今只有一个仍然在世。1936年的夏天，甲骨的最大贮藏地被发现，石璋如监督了那儿的挖掘工作。第二年，日本占领南京，国民党逃到了西部。1949年，他们被共产党人赶到了台湾。这就是石璋如的故事：一个到处流浪的考古学家，由于战争不断地迁徙。1936年6月，在那年夏天最后一次的挖掘中发现了甲骨，石璋如为此发表的文章中，有这样一针见血的描述：
不过，事实上，事实比小说更离奇。发现未知的实际乐趣，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安阳的考古学家告诉了我石璋如的事，随后我给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打了电话，是个助手接听的。“石教授今天不在，要到下午3点左右才回来。”她说。“他这周都忙着开会。”
我告诉她，我正计划到台湾去。这样的旅程需要时间；台湾这座岛屿和大陆之间还没有直航，要到台湾去的旅客必须要在香港转机。我问她石教授下个月是否有空做个访问。
“噢，我敢肯定，他随时都可以做访问。”她说。“石教授每天都会在这儿的。”
我问道：“是那个1930年代就在安阳参加挖掘工作的石教授吗？”
“是的，没错。”
“他还去开会吗？”
“只有访问者来到台湾时，他才会去开。这一周有些人从内地来了。”
“他今年几岁？”
“他刚过完100岁生日。”
“他的身体怎么样？”
“非常好！”她说。“他的一只眼睛有点问题，听力也不是很好，不过其他身体情况都很好。和我们一样，他每天都来工作。可以说他是办公室里最老的员工了！”
按照西方人的算法，石教授应该是99岁；中国人认为刚出生时的胎儿就是1岁了。石教授是河南省人，他在那儿以考古学家闻名，但1949年以后他就没有回过内地了。自从来到台湾以后，石教授集中精力，主要工作是整理、分析和发表他以前所有的研究记录。这是一种有效的考古：如果你无法再在安阳展开挖掘工作，至少你可以发掘你那些来自安阳的记录。2001年，石教授99岁的时候，发表了他的第18本书：《侯家庄河南安阳侯家庄殷代墓地》第10册。我来到石教授的办公室时，他骄傲地给了我一本，用颤巍巍的手在上面签名并写下日期。书里面的材料是在60多年前调查出来的。
他的书桌看起来像某个去世的著名作家生前的纪念物。一本皮革封面的现场笔记本摊开着，泛黄的页面上用墨水画着墓地的草图：两具俯卧的骨架，一个圆形的容器。笔记本上注明的时间是1936年。笔记本的旁边放着这位考古学家197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商代马车研究》。（在安阳的时候，石教授参与挖掘并分析了中国最早发现的马车。）桌面上摆放着用具了的工具：放大镜、直尺和丁字尺。所有东西看上去都是老旧的，除了一些电脑打印出来的文件，上面印着各种不同式样的数码相机模型。他的助手告诉我，石教授想要从这些数码相机中找出最有用的一架，以便他日后做研究。
石教授的体重不到90磅。他两颊凹陷，一头纤细的白头发，瘦而细长的手指紧紧抓住他的拐杖。由于患了白内障，他的右眼常常闭了起来，不过他兴奋起来的时候，那只眼睛就会颤动着半张开。他说话里仍然带着很重的河南口音。有时他的助手必须在他耳边重复一次我的问题，但老人家总是反应很快，马上就能回答。他那些年轻的同事管他叫作“活字典”，因为他能如此迅速地回忆起种种事物，而且非常准确。如果我提到某件文物，他马上就能记起文物发掘的时间和地点。像台湾的所有人一样，他对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从1912年1月1日开始算起的——那天是中华民国成立的日子。按照传统，每一个中国的朝代都从建立之初开始计算时间；虽然共产党人抛弃了这种方法，但台湾人仍然这么做。这就相当于我们西方人的主的纪年，是神圣庄严的时间参照点；石教授告诉我，那个甲骨驻藏点是在“民国25年”发现的，也就是1936年。他说，那年6月，在一星期之内挖出了一大堆甲骨，精确算来一共是17,756件甲骨碎片。
当我提到甲骨文学者陈梦家的名字时，老人患白内障的那只眼睛眼睑颤动了起来。
“我记得他。”石教授说。“我们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见过面。虽然我和他不是很熟，但我知道他特别聪明。他的教职不在中央研究所，这可能是他没有跟我们一起来台湾的一个原因吧。后来我听说共产党人杀了他。”
在和日本打仗的时候，中国人想方设法，不让甲骨和其他文物落入敌手。他们整理了好几吨的物件，用火车、卡车和船把它们运走，总是比日本人快一步。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加剧，这些文物甚至有了更大的象征价值。国民党有着一份引以为傲的遗产——这个政党是孙中山建立的；它的力量越削弱，对中国过去的掌控就显得越为重要。1948年至1949年，国民党最终逃往台湾的时候，优先考虑的就是转移这些古老的宝物。考古学家们有两个选择：或者跟随着最好的文物跨过海峡，或者留在大陆，那是所有遗址的所在地。
当时国民党声称，只是暂时住在岛上一段时间。他们相信，国民党最终会胜利地反攻大陆，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也继续承认台湾是中国合法政府的所在地。几十年来，台湾都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就像大多数国际组织一样，联合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拒绝派人参加奥运会，原因是国际奥委会允许台湾运动员用中华民国的旗帜参赛。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幅中国的图景越发显得别扭：这是一个据称由一些流亡者统治的大国，而这些流亡者实际却被困在南中国海边的一个岛屿里。1971年7月，亨利·基辛格来到北京，迈出了美国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步。随后，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台湾政府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应当的，没有一个政权比台湾更不应当受到这种对待。”那一年年末，联合国驱逐了台湾的代表；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上海公报》。在那份文件里，美国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立场并没有争议性：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台湾和大陆是一体的。只是对谁来统治这个在想象中重新统一的国家，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而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则试图把自己置于边缘位置。1979年，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时国会也通过了《台湾关系法》，确立了台湾的将来要由“和平的方式”去解决。一旦台湾遭受入侵，美国人保留出兵护台的权力；且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装设备。
多年以来，这种状况保持稳定，然而台湾不断地受到屈辱，逐渐失去了它的尊严。台湾被联合国和大多数的国际组织所决绝，这个岛屿看着自己的政治同盟一个个地溜走。到2001年，只有不到30个国家还承认台湾，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一厢情愿的同盟：同盟国都是一些小国，例如布基纳法索、圣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斯威士兰。台湾可以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但他们的旗帜是严格禁止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举行兵乓球比赛时，美国警察给一个台湾球迷上了手铐，并把他押送到看台外面，原因只是因为他挥舞了他的岛屿的旗帜。
不过台湾人仍然拥有那些文物。台湾人在保护中国的过去这一点上，远比共产党人要做得好；不管在国际上受到怎样的屈辱，台湾人仍然为这个事实而感到骄傲。国民党建立了一些美丽的公共机构建筑，例如故宫博物院，那儿就陈列了一系列最为令人惊叹的文物。他们还给予考古学和历史学特别丰厚的资金，让石教授这样的人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研究他的笔迹。
这个老人的办公室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里，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带我参观了所里的贮藏室。贮藏室里很整洁，有温度监测器，文物都小心地放在抽屉和箱子里。商朝的青铜长矛十支扎成一捆放好。地上放着一只200磅重的青铜鼎，这是在安阳的皇家陵墓里挖掘出来了。有两大箱甲骨文的碎片，是在1936年发现的。那个年轻人拾起了其中一片龟甲，30个世纪以前的占卜者用某种方法把这龟甲弄黑了。年轻人告诉我，上面的刻字口头翻译过来相当于这样的意思：
近日我国一切安好。
近日我国将遭遇祸事。
架子上摆放着古老的皇家打字机，还有一种测量工具，上面贴的老式标签写着“纽约柯菲-埃塞公司”（Keuffel and Esser Co.,New York）。年轻人告诉我，石教授在安阳时就用它。他的挖掘工具如今也变成了文物，和古老的青铜器及甲骨归为一类，存放在同一间贮藏室里。
石教授告诉我，他当时很轻易就下了去台湾的决定。“我是1949年1月从南京来到这儿的，”他说：“我早就变成了某种难民，不断地迁徙。我转移了有8、9次之多。台湾只是又一次转移而已。你这么想吧：如果有人把你所有的研究材料、你一生的心血工作全部转移走了，那么你会怎么办？”
1990年代，大陆的考古机构邀请石教授回去参加会议，石教授谢绝了，他觉得自己太老了，不适宜出远门。但他仍然留意着最新的考古发现，当我问道他是否听说过正在给安阳地下之城绘制地图时，他马上就回答了我。
“唐际根负责这个。”老人说。“他们告诉我，现在仍然处于研究阶段，不过已经发现了一座很大的城墙，他们认为是一座城市。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挖掘和研究一个这样围了城墙的城市。”
他停下了，用那只好的眼睛看着我。“北京现在没有城墙了，是吗？”
我告诉他，共产党人在大约40年前把北京的城墙拆掉了。
他说，“但西安还有城墙，是吗？”
“是的。他们保护了西安的城墙。”
他又一次停下了，似乎正把他脑海中的想象重新转回到安阳和地下之城里。他的右眼还是闭着的。“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研究像那城墙一样的东西。”老人说：“我们在那儿做了些调查，但从来没有发现过有城市。小屯那儿就已经有大量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了。现在他们有时间了。当然，我还在那儿的时候，安阳只是农村而已；没有什么飞机场。”
石教授对那个地方的了解让我惊讶：石教授这样的考古学家逃到中国西南部以后，日本人建了那个飞机场。我回到大陆很久以后，有一次和唐际根谈话——年轻的唐际根主管安阳最近的挖掘工作；我向他提到了采访石教授的事。唐际根不到40岁，是中国考古学的后起之秀；他曾在伦敦大学做博士研究工作。他从来没有见过石教授；有一次，唐际根想去台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但台湾人没有批准他的签证。不过，我告诉他石教授对最近的调查工作很熟悉时，他并不感到惊讶。唐际根告诉我，他把地下之城的地图都传真去了台湾，这样石教授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发现结果了。两代人之间的联系是另一种形式的、真实的考古：在安阳的年轻人研读着大地的核心；而年老的流亡者在台北，研读着传真过去的地图，回忆着许久以前那片他放弃的土地。
石教授的妻子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娟杏（音译）今年85岁了，举止优雅，一头整整齐齐的白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她眼光锐利，非常警觉；吃午饭的时候，她不时地瞥一眼她那一台浅黄色的手机。她一边吃饭，一边用筷子挑出合适的小块食物，给她的丈夫。
每个人都对这个老人关怀备至。在研究所，石教授有两个全职的助手；而年轻的考古学家们谈到他的时候，总是一片深情。他似乎被看成是某种吉祥人物，某种连接一个时代的纽带；对于上个世纪中整个家庭从大陆迁徙到这儿的台湾人来说，那个时代在他们眼里逐渐变得感伤起来。而他的身体是如此脆弱，以至于他清晰无比的记忆简直像是商朝甲骨一样的神谕。每当他说话时，我必须提醒自己，他所说的并不是简单的故事；他回忆的是那漫长的一生，那不停地被政治和历史打乱的一生。
这一周正逢台湾选举，中午吃饭的时候，年轻人说起了前一天集会上爆发的一场打斗事件。他们很兴奋，台湾的年轻人热爱政治运动。娟杏皱了皱眉头，说她不喜欢谈论这些话题；她的丈夫表示同意。
“我的研究是关于古代的，当代的事情似乎离我很遥远。”他说。“我对当下的了解总是越来越少，我会听新闻，但不是经常听。”
他告诉我，他喜欢看一个叫《大陆寻奇》的电视节目，那个节目描述的地方都是他年轻时就知道的。我问他会不会参与选举投票，他耸了耸肩。“我还不确定。”他说。“周六是属于我太太的。她决定我们周六做什么。”
我问他：“如果你投票的话，你会投给谁呢？”
“我还没想过呢。”他说，随后咧开嘴笑了笑。“无论如何，这是个秘密。”
娟杏抱怨着老人吃得太少了。午饭快吃完的时候，我问老人，他们是哪一年结婚的。
他抬起了头，说不出话来。第一次，石教授被日期给难住了。他喃喃自语地数着年份，然后他的妻子插话了。
“是民国44年。”她说。
“那就是你已经搬来台湾以后啰？”
“没错。”她说。
台湾岛的历史由不同的外来者分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原始部落住在岛上，到了17世纪，就有大量来自大陆的人来到岛上定居。17世纪后半叶，清政府正式把台湾纳入自己的版图，不过对它的管理并不严密。这个岛屿变成了商人和拓荒者的基地，这些人里面大部分是从福建来的。
1895年，清朝在一系列战争中输给日本后，就把台湾岛割让给了胜利者。（负责签订条约的清朝政治家解释说，这项损失并不算太糟糕，理由是台湾岛上的“男人和女人都没有什么用，对什么事都缺乏热情”。）日本人此后开始统治这个岛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段时期台湾叫做福尔摩莎(译者注：Formosa，意为“美丽”)。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及其他的大陆城市时，维持的时间都不长，且表现得很残暴；但台湾却做了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地。日本人在台湾修筑了公路、铁路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他们开办的学校培养了台湾本土的精英，为他们加入日本帝国做好准备。甚至到了今天，很多台湾人仍然说着日本人的好话——这种态度对一个大陆人来说，是全然陌生的。
日本投降和中国内战以后，国民党把另一个层次的殖民带到了这个岛屿上。蒋介石政府逃往台湾的时候，外来者的人数并没有本土的人多，但国民党牢牢控制着大权，实施严厉的统治。它维持着戒严令，媒体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政治上的异见分子都被抓到了监狱里。但台湾的经济繁荣发展起来，部分原因是由于它的自由市场和美国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地感到不自在：美军支持对台湾的保护，彼此间的贸易让这座岛屿受益，但国民党并没有体现出来一丁点儿美国所重视的政治理想。
1980年代，美国官员施加压力，逼迫台湾进行改革。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统治台湾后，逐渐形成了专制小国中罕见的领袖形象：他本是个独裁者，却一手为击败他的独裁制度铺平了道路。1987年，国民党取消了戒严令；两年以后，他们实现了反对党的合法化。在随后的10年内，民进党成了国民党最有威胁力的对手。支持民进党的主要是台湾本土人，他们对“一个中国”的概念不感兴趣；1999年，民进党的纲领开始把台湾描述成一个独立的国家。2000年，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了总统大选。
随着政治向本土人士倾斜，对文化和历史的看法也相应地改变。台湾人开始重视这座岛屿的本土历史，而非大陆传统的朝代更替；历史书也从台湾的角度重新编写。学校开始教闽南语，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母语，以前教育机构是禁止使用这种语言的。这座岛纪念它自己的敏感日——1947年2月28日，那一天，国民党面对反政府游行，屠杀了数千个台湾平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台湾的历史镜头本质上仍然是中国的：台湾人试图把自己看成是无辜的受害者，被外来者误解和伤害。这基本视角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外来者并非日本人或英国人或美国人，而是从大陆来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台湾人用中国的历史反对中国。
他们利用民主的方式也让美国领导人感到不安。随着民进党逐渐掌权——到2001年，他们赢得了总统选举，但仍未在立法会选举中取得大多数席位；他们越发坚持要台湾独立。民进党的领导人威胁说，要为这个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共产党人明确表示，如果举行全民公投，就会以武力作为回应。而即使在独立这个问题上，台湾的全民公投完全按照美国的形式来进行；美国也会迫于曾许下的诺言，表示他们不会支持任何台湾人的煽动。
民进党开始熟练地运用支持独立的声明激怒共产党人，共产党对此的回应通常是压制性的行动，例如台湾选举前在台湾海峡举行导弹演习。这种举动无疑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只是让支持独立的候选人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很难说民进党的策略里到底有多少只是小花招而已。在台北，我拜访了民进党国际事务部负责人田欣（Wilson Tien）,他给了我一份英文的官方声明，标题是“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中的位置”：
（民进党）应如何应对中方“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台湾海峡爆发冲突是否不可避免？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说明民进党是如何看待台湾与中国的关系的。
首先，我们明白，台湾的地理位置不可转移。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说出这样的事实很可笑；地球的构造板块均不可自由移动。但事实上，在制定我们对中国的政策时，承认这一事实的意义极为重大。
如果台湾和中国之间有相当一段距离，台湾会有更多的自由和空间。但是，由于台湾地理上与中国接近这一事实，留给台湾的就只有相对更少的选择。
“如果中国领导人更为自信，将有很大帮助。”田欣告诉我。“根本问题是，他们过去被人欺负，于是如今当他们审视自己时，当真是不觉得自己是个大国。如果你有自信，你不会担心台湾的离开；你也不会纠缠着日本过去对你做的那些事。问题就是，中国仍然没有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
他也可以如此轻松地谈论他的政党，他的岛屿。在蒙受屈辱多年以后，台湾终于让自己脱颖而出：它是中文世界里唯一的一个民主国家。然而，每一场的选举都会顾虑着海峡的对岸，而更深层的问题——做一个中国人和不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远比可以用来投票的事物复杂得多。你可以选举出自己的领导人，你也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但人的心理就和地球的构造板块一样，是不可转移的。
台湾大选前三天，我开车去了新竹市的民进党集会现场。从台北出发，每一段的高速公路都像箭头一样笔直：这些高速公路设计时就加建了飞机的起降跑道，以防共产党炸掉台湾的机场。新竹看起来仍然繁荣兴旺，它的高科技园区非常大，但台湾的经济正陷入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衰退之中。2001年，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自1949年以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而失业率则每个月都有所增加。工厂和工作机会都大批地移往大陆，那儿的劳动力更为便宜。
台湾人在大陆不断增长的投资给两岸关系增加了新的特点。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联系成了共产党人要收复台湾的一个策略。（兴建经济特区的其中一个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让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20年以后，这成了大陆对台策略中可能是唯一有所回报的。恐吓、胁迫一直都没有起作用，但台湾人已经越来越难以忽略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实力。
参加完新竹市的集会以后，我和副市长林正介见了面。他让我叫他的英文名字Jacky Lin。和我在台湾见到的所有政治人物一样，他马上同意接受采访，说话也很坦率。台湾人很快就适应了新闻自由，大陆人那种对外国记者的本能恐惧，也不会出现在他们身上。
林正介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特务。1956年，台湾政府命令他从香港边界潜入大陆，在江西省建立一个秘密电台。这个任务危险而艰巨，不到一周，他就被抓住了。有一段时间，共产党人把他关在南方的一个监狱里，随后又把他送到了遥远的青海省，让他呆在那儿的劳改营里。而在台湾，一点儿也没有他的消息，国民党告诉他的家人，他已经被杀害了。但他的妻子拒绝再嫁，还总是告诉林正介和另外三个子女，说他们的父亲有一天会回来的。当父亲在大陆失踪时，林正介才四岁。
收到父亲的第一封信时，林政介已经27岁了。他的父亲仍然活着，已经出了监狱，但他却困在了福建的乡村里，正想法子说服共产党人让他回家。1980年代初，共产党人同意让他回家，然而现在轮到国民党不同意了，怕他成了双重间谍。1983年，两个政府终于达成了协议，林正介的父亲回到了台湾。
他回家之日，恰恰是他的儿子陷入政治麻烦之时。林正介成了民进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以擅长组织街头抗议而出名。他在监狱度过了一些日子；虽然他的父亲是坚定的国民党支持者，但也对他持同情的态度（林正介说：“父亲告诉我，按照自己的信仰去做吧。”）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想着父亲过去的状况比这要糟得多，这年轻人就朝积极一面的看。（“不是很糟。我可以读书，而且我不用接电话。”）
尽管林正介早期信奉民进党，但1991年时他却宣布放弃了他的党籍。他不喜欢台湾政坛的明争暗斗：像许多刚刚踏入民主的地方一样，这座岛屿经历了政治的分裂，如今它一共有5个主要的政党，还有各种小的团体。人们常常会按照他们祖先到达台湾的时间进行投票；民进党受到台湾本土人的欢迎；而那些1948至1949年从大陆逃亡来的家庭后代，就倾向于选择国民党。
林正介也不同意民进党推行台独的策略。他和昔日的政党伙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他没有再加入任何一个政党。他现在是一个二线城市的官员；一个小个子的秃顶男人，留着胡须，腆着肚子。他的父亲一年前已经去世了。
“如果我的家庭已经在台湾繁衍到了第八代人，我就会更倾向于支持台湾独立。”林正介告诉我。“你在预测人们的反应之前，必须先看看他们的经历。中国人来到台湾是因为一个历史事件。因此，我们有机会建设民主制度，并逐渐成为一个有效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说，对于中国的其它部分来说，这是一个目标。看看那些伟大的中国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目标。他们都想让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这些领导人最终全部都失败了。邓小平取得了部分成功，但他的事业还未完成。所以这是我们的任务。台湾是一个试验区——是大陆的试验区。因此，虽然我们只是一个小岛，但我们的民主制度对未来的中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他说话温和；中国知识分子和外国记者谈及历史的时候，有时会表现出一种高人一等的态度，但他一点儿也没有。中国人常常自夸他们悠久的历史，但谈到当下时却非常谦逊：他们欣然承认，他们在几千年以后，仍然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他们还在尝试：一个个试验的城市；一座试验的岛屿。只要给我们更多的时间。中国不是一日建成的。
“我觉得蒋经国就像邓小平一样。”林正介继续说道。“他们都有真正长远的目光。他们没有多少领袖的魅力，然而他们都很实际。你看，他们是有些相似的——都是讲求实用主义的小个子。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小个子。”
没有政党完全赢得大选。国民党首次在立法会中失去第一大党的地位，民进党赢得不少议席，但没有过半。四大党都要想法争取同盟。
结果公布的那天晚上，我参加了陈文茜举行的媒体发布会，陈文茜是独立议员，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一个议席。她是台湾本土人，也是民进党的创始成员之一，但两年以前她离开了民进党。她非常自信，主持一个流行的谈话节目，是岛上最具争议性的政治人物之一。她的竞选海报上有四幅画像，把她的头分别加在四个不同的著名外国人身上。其中三个外国人是西方人的象征：蒙娜丽莎，伊丽莎白女皇，温斯顿·丘吉尔。第四幅竞选画像是陈文茜长了胡须、包着头巾的样子，她伸出右手的食指：这是奥萨马·本拉登。
她曾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女子，如今已到中年，却坚决和她的年龄顽抗。在媒体发布会上，陈文茜穿了一条低胸的黑色裙子，脖子上绕了两圈的珍珠项链。她的头发染成红色，假睫毛差不多有两英寸长。在摄影记者的闪光灯下，她的浓妆散发出柔和的橙色光芒。
很难想象，一个刚赢得选举的人会如此不尊重这一场选举。媒体发布会后，她告诉我说，台湾宪法鼓励当选人建立自己狭小的支持者基地，因为这在碎片式的政坛里是已经够用了。在她看来，台湾只是模仿民主：他们有集会，有演讲；但缺乏价值观，也不能明晰事理。
“这是世界上最荒谬的制度。”她说。“立宪制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传统，但第三世界里没有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在台湾，民主制变成了第三世界经历的又一个悲剧。一个接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结果都是一样的。民主不是达成一致，而是变成了一个用来分裂国家的工具。这个国家只能买来选票，或者用低级的方法讨好选民。他们只管满足他们那三分之一的选民，而忽略其他的人。”
她继续说道：“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欧洲那种民主的传统。第三世界领导人的基本理念是设计出一套宪法，而这个宪法可以让他们保住自己的权力。在美国，宪法要比选举出来的领导人重要得多。台湾就不是这样。印度尼西亚就不是这样。菲律宾也不是这样。”
陈文茜的英语说得特别好。她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的新学院大学就读。我问及她那些竞选海报时，她笑了。
“这是一种模仿的艺术。”她说。“我喜欢伊拉莎白女皇，因为她把英国变成了一个地位非常重要的国家。我把我的肖像画成蒙娜丽莎的模样，这是因为她虽然是个不再年轻的女人，但看起来仍然容光焕发，显出骄傲的样子。那个肖像时三年前画的，那时候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刚好四十岁了，而且越来越胖。我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我不再拥有好身材了。”
“我喜欢丘吉尔，因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而且他是一个男性领导者。我想看看如果我打扮成一个男人，人们会有什么反应。而奥萨马·本拉登呢——我只是好奇，我把脸弄到他的头上会是什么样子。我和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不同。他是个恐怖分子，但他同时也向西方政府表达了某种愤怒的情绪。”
“当然，我决不赞成他的做法，但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内心还是十分矛盾的。我讨厌这种行为，我希望这种恐怖行径的循环能够停止。然而另一方面，我对穆斯林又非常同情，我也不认同那种简单认为‘穆斯林就是坏人’的观念。我认为这是一种东方式的东西。爱德华·萨义德，那个巴勒斯坦人描述了人们如何采取西方人的历史立场，通过西方人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我们这样做只是传播了西方人的偏见而已。西方人决定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我对此很不满。”
“我不是那种迅速对事物下判断的人。这是坏的！这是好的！不是这样。我是一个需要沉思的人。这儿的人们对纽约发生的事情非常同情，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对于穆斯林国家来说，本·拉登是一个英雄。我想要说明的是，即使他做错了，他仍然具有被当作英雄的理由。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历史的语言也就是战争的语言。我们的记忆都由战争记录着。你说你是什么人——我在一战中长大，我在二战中长大，或者我在冷战时期长大。这就是我们。”
选举过后那天，我去和石教授告别。他的儿子石磊是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家，如今已经退休了；石磊陪着我一起来到石教授夫妇的家。路上他告诉我说，两位老人还是去投票了。
“就像以往那样，他们投给了国民党。”石磊说。“他们是很传统的；那一代人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是国家主义者。”
我问他是不是也一样。
“我属于‘中国主义’”。他笑着说。这是个生造的短语，他玩了个文字游戏。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支持中国。”他说。“不过我不会因为哪个政党大概是爱国的，就要盲目支持它。我支持中国，但我也支持民主制度。我觉得台湾最终应该回归大陆。这是我的政治观点。我不支持国民党，也不支持民进党。”
我们走进了石教授的家，这对老夫妇坐在客厅里。我带了我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文章给石教授看，那篇文章是关于西安考古的。石教授仔细地看着上面的坟墓图解。
“它们的朝向总是很有趣。”老人说。“在安阳，所有的皇家陵墓都是一个朝向，角度稍稍偏西。我觉得这是因为阳光的缘故：一天里某个固定的时间，物体的影子就是朝那个方向。”
我们谈了一会儿考古学，后来娟杏提到了选举的事。
“我们输了。”她说。“结果真糟糕。大部分人支持民进党。”
她问我有没有采访哪个候选人，我提到了陈文茜。
“她很有趣。”娟杏说。
石教授看起来像睡着了：他的双眼闭了起来，摊开的杂志就放在他瘦骨嶙峋的胸膛上。他的儿子石磊说，他同意陈文茜的政治观点，随后老人的左眼忽然眨动了几下。
“杨凌墓是不是在长陵的西边？”老人问道。他说的墓在西安一带。
我说我不确定。
“我在民国31年的时候去过那儿。”他说。“我还去了武则天的墓。那儿的风景很好。你去过吗？”
我告诉他我去过了。
“我还看了秦始皇的墓。”他说。“当然，那地方还没有什么东西。那时候还没有发现兵马俑呢。”
这位瘦小的老人陷入了沉默。我说我应该走了，并和他握了握手——他的皮肤感觉像纸一样，凉而且薄。到了外面，他的儿子把我送到大街上，我问他什么时候出生的。
“民国23年。”
我算了一下：是1934年。我感到困惑，又算了一遍。然后我对他说：“但娟杏说，他们来到台湾以后才结婚的啊。”
“是这样的。”石磊说。“她不是我的生母。我父亲的第一个太太——也就是我的妈妈，十年前在内地去世了。她从来没有来过台湾。1949年的时候，她不在南京；因为她要照顾我爸爸的父亲。她留在内地，一直盼望我们会回去。”
街上下起了毛毛细雨。现在我懂得了，为什么石教授能立即记得文物的发现日期，却记不起结婚的日子。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有些事情你想要铭记，有些事情你想要遗忘。我们等出租车的时候，石教授的儿子转向了我。
“我比我爸迟一些来到台湾。”他说：“我离开大陆以前，我妈让我捎个信给我爸。她说，如果出了什么事，他们必须要永远分开，那么他就应该朝前看，而且应该再婚。我觉得她当时感觉到这个国家要分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