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作者来说，他的著作在二十多年后仍然被阅读和引用，是一个令人感到万分满意的消息。但一本关于当代世界政治的著作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还能保持如此的生命力，其作者也会感到惊讶。自《霸权之后》出版以来，苏联已经解体；美国保持了对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济优势，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军事主导地位；恐怖主义取代了对国家间核战争的恐惧，成为对美国人民安全的主要威胁。
“霸权之后”，确实是这样！本书的标题似乎稀奇古怪地不合于当代现实。在1945年至1984年这段时间里，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保持着引人注目的合作关系。许多理论家将这一事实归因于美国霸权（例如，Gilpin, 1975; Krasner, 1976）。然而，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国似乎在走向衰落：事实上，过去的20年时间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中的比重非常显著地下降了（参见表9.1，第192页）。我没有预期未来会出现陡然衰落，但我认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后霸权时代。被我称作霸权合作（hegemonic cooperation）的词组和霸权国表现出来的衰落框定了我这本书的核心议题：“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如何才能发生？”（第13页）。这一问题似乎有着紧迫的政策关联，因为许多人认为美国霸权的持续衰落预示着高烈度冲突将会重现，促进国际合作的国际制度将会解体。
我的这一立论框架很快被证明范围太过狭窄。我的朋友和合作伙伴约瑟夫·奈在看到《霸权之后》的草稿时告诉我，将军事—安全关系的分析排除在外是有误导性的。但我发现，为了建立并试图评估（如果不是真正检验）一个前后一致的思考路径，我需要缩小我的立论范围。所以我退而求其次，用一段话来解释我不论及安全议题（第136—137页）。奈在他的著作中仍然将经济和安全议题结合起来。他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提出，美国比人们一般认为的更加强大——它“必然会领导”（Nye, 1990）。苏联的解体加上战争技术的革命，使他的观点也许比他预想的更加合乎现实。
此外，尽管自1984年以来，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快速发展中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美国，但欧洲和日本两个美国当时的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有所下降（World Bank, 2004）。至世纪之交，美国已取得了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优势，相对于其他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优势也进一步拉大（Wohlforth, 2002, p.105）。因此，我们没有真正看到对制度是否会在“霸权之后”维持下来这一问题的检验。实际上，当前的问题是，这些制度能否经受住高度单极结构的考验，尤其是在“9·11”事件引发美国对外政策发生根本变化以后。
理论观点
因此，在我看来，《霸权之后》之所以没有因其错误而遭到嘲笑，没有成为图书馆里不被人们理会的积聚灰尘之物，是因为本书的核心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其过时的立论框架的影响。本书的第二部分没有将合作等同于和谐，而是将其概念化为在实际和潜在的纷争情势下进行相互调整的强政治过程（第53页）。我同意肯尼思·华尔兹“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自动生成的和谐”（Waltz, 1959, p.182）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探询在这样的条件下合作如何成为可能。
我审慎而明确地以现实主义尤其是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来回答这一问题。国家进行合作通常不是出于利他主义或移情于他国的困难处境，也不是缘于追求它们设想中的“国际利益”。它们为本国人民寻求财富和安全，并为此而寻求权力。汉斯·摩根索（Morgenthau, 1948）和阿诺德·沃尔弗斯（Wolfers, 1962）的读者不会对《霸权之后》中的行动单元和国家动机感到陌生。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我们需要超越现实主义这种认识，而不是抛弃它。”（第14页）
然而，我在这一现实主义地基上建立起了一座制度主义大厦。我的核心观点是第六章中的“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这一观点在两年前的一篇论文《对国际机制的需求》中就已初步提及（Keohane, 1982）。根据我的观点，国家为促进互益性合作而建立国际机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这一国际贸易机制是我经常提到的一项制度；实际上，可以这么说，我的理论是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经验通则化。国际机制——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组合——降低了国家间交易成本，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了机制成员在相互评估政策时面临的不确定性。如其他政治制度那样，国际机制可以从自我利益的角度进行解释。进一步讲，它们主要通过改变各种备选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来影响国家政策。它们没有使自我利益失效，而是影响了对自我利益的计算。
信息是一个变量，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一观点为此后用博弈论探究世界政治的论证方式作出了铺垫。世界政治并不是完全不确定的；制度化可以提供信息，提高可信性，生成聚焦点，从而减少不确定性。
我的判断是，《霸权之后》的核心观点已经站稳了脚跟。事实上，某些最严厉的批评者似乎已经接受了其基本要素。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在《国家间合作》的结尾部分断言，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在国家试图合作时，国际制度的确是起作用的”（Grieco, 1990, pp.233—234）。劳埃德·格鲁伯（Lloyd Gruber）写道：“现在，现实主义者已不再试图摧毁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大厦，他们自己也在积极地为其添砖加瓦。”（Gruber, 2000, p.29）。
20世纪90年代，《霸权之后》发展出的合作和制度理论获得了支持。现实主义者将国际制度视为超级大国冲突的反映，而不是国家从以功能界定的议题领域实现互益性合作的工具。他们以为，冷战的结束会导致国际制度的解体（Mearsheimer, 1990, 1994—1995）。然而，20世纪90年代，欧盟制度得到了扩大和强化，北约的成员国增多，活动范围扩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任务范围拓宽，在争端解决方面被赋予了实质性权力。一些观察家担心，国际制度会被再现勃兴之势的美国霸权所收编。但总体而言，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尽管有超级大国的对抗，但合作却可以在共同获益的前景下得以维持。
自“9·11”事件以来，我们进入了一个以美国极力使用其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为特征的新时期。美国在军事上的主导地位促使布什政府自认为其对盟国的需要已大为减少。2003年，布什总统决定入侵伊拉克，这一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实现在中东地区实行民主治理的宏大目标。鉴于美国政策的根本性转变，其欧洲和亚洲盟国试图限制美国行动，就几乎没什么出人意料的。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大了。
这样的利益冲突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当代世界政治结构所决定的，这一点尚不明确。当然，我在1984年没有预料到美国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会突然增大。相反，我认为合作的需求应该会不断增大。不过，如大多数观察家那样，我相信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的争斗会一直持续下去。无疑，苏联的解体使欧洲和美国在安全议题上发生纷争的可能性增大，这一纷争也自然会影响到非安全议题。然而在我看来，美国在2002年和2003年的政策转变受到了美国政府中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倾向的深刻影响。如果2000年的大选出现不同的结果，美国就不会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和传统欧洲盟国支持的情况下攻打伊拉克。
《霸权之后》并不能令人预判2004年秋发生的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的争执。但本书的观点却使我们可以预料到，美国在无视联合国的情况下，无法成功运用军事权力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美国没有通过单边主义实现其在伊拉克的目标，这支持了上述看法。如果《霸权之后》的观点是正确的，未来的美国政府要在各个议题上实现其目标，就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国际制度。
《霸权之后》的观点——合作可以在没有霸权存在的情况下发生，也意味着国际合作并不一定需要美国的参与。尽管美国没有参加，但应对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生效了，国际刑事法院也创立了。这说明新的全球制度可以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美国与欧洲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与日俱增（与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美国参与的全球合作也是有可能发生的。诸如国家对经济的管制、福利提供、死刑、尊重国际法等议题是人们所关心的。因此，新创立的没有美国参与的国际制度在规则内容上会不同于美国充分参与的情况。
主要缺失
只有食古不化或没有头脑的思想家才会在这21年历程中对一些重要问题固执原见。而且，年轻学者发现书中观点的矛盾或不妥之处，或者找出其中的缺陷，是本书引起关注的表现。这是写作本书带来的乐趣之一。我来谈一谈我所认为的《霸权之后》中已经被找出的一些缺陷。
最明显的缺陷是，《霸权之后》的理论探讨部分将国家视为一元化的个体，没有考虑国内政治及其中的主导性观念的差异。这一缺陷是我有意所为。纵观第八章和第九章中对美国霸权政策的历史叙述，对国内政治重要性的考量随处可见，但在我的理论中，国内政治却不起作用。前后不一致的原因很简单：我不知道如何以令人信服并且简约的方式，将一个精致的国内政治理论融入我的分析。因此，《霸权之后》没有提供一个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如何发生关联的理论。学者们付出了诸多努力，来弥补这一缺失。由于很多学者都为这方面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我不想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但应该指出的是，海伦·米尔纳将国内与国际政治联结起来的工作特别值得关注，并且很有影响力（Milner, 1997, 1998）。
《霸权之后》所遭受的最为严厉的批评，是其对制度化合作中的收益分配问题不予重视。《霸权之后》采用了后来亚历山大·温特提出的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在这一文化中，行为体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而是竞争对手。它们相互之间不存在特定的敌意，也不会相互移情，它们都寻求自身的利益。在这一情境下，某种可被称作合作的“效率收益”（efficiency gains）的好处，是我的观点所强调的。我承认世界政治中的分配问题很重要，但我没有强调这些问题，我的理论也没有解释协议收益如何分配（Krasner, 1991）。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生了一场关于国际合作中的分配性问题的激烈辩论（Grieco, 1988; Keohane, 1993）。在我看来，辩论的结果是，双方承认对分配性问题的重视程度应该比我所给予的更高，但这一问题可以在标准的效用和讨价还价框架下理解（Powell, 1993, p.228; Powell, 1999, p.76）。在某些条件下，分配性问题会对合作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在真实世界中，这一问题并没有使这些条件下的合作变得不可能。
无疑，分配性问题比《霸权之后》中所认识到的更加复杂。我对世界政治中的协议必须自我实施的强调是正确的。因此，只要行为体的协议收益等于逆转点（reversion point）收益——行为体在没有协议情况下的所得，它们就会遵守这些协议。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通过国际协议来改变现状，从而减少逆转点对其他国家的价值。我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事实的含义。在这一情况下，后一类国家会面临一种令人不快的选择，要么接受差于先前状态的协议，要么在同样差于先前状态的条件下不作出承诺（Gruber, 2000）。
这一批评牵涉到我们对国际机制的伦理评价：我们应该持比我在1984年时更强烈的怀疑立场。我曾告诫说，由于国家可能被排除在机制之外，并且可能是机制直接针对的对象，所以国际机制并不必然增进福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其他国际制度非常明确地反映了大国和富国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因而远远不符合普世性的伦理标准。我曾对此进行了批判（第247页）。不过，我还是相信，相较不存在这些制度的情形而言，它们不会恶化穷国的境况。但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谈判清楚地说明了劳埃德·格鲁伯指出的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协议的规定是，如果国家希望从乌拉圭回合条款中的任何一条中获益，就需要接受所有条款。这些条款可能会恶化穷国的境况，尤其是在谈判很复杂，穷国与其富国谈判对手相比，专业人员严重欠缺的情况下。
尚未解决的问题与研究方向
《霸权之后》认为，国际制度对世界政治中的重要现象有着显著的影响。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是书中未提及的基本理论问题。在我的理论中，制度是用权力和利益来解释的——我们还可以加上参与者的观念或世界观以及国内政治体制的特性。也就是说，制度是内生于这些制度以外的因素的。那么，制度的影响何在呢？“只要我们接受了制度起源和功能的理论，制度的独立解释力似乎就消失了。”（Keohane and Martin, 2003, p.98）
然而，基于以下三个原因，制度的独立解释力其实没有消失。博弈论结果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意味着，无论是否加入观念和国内政治因素，都不存在由权力和利益决定的唯一的制度结果。因此，制度特征可以影响均衡结果的特性——即使在决定唯一的均衡结果方面并不比权力和利益的作用更大。其次，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存在，即使在制度形成时的权力、利益和观念格局发生变化后，它也产生影响。最后，代理理论表明，代理方（比如国际组织）可以在委托方施加的限制下——有时限制范围很广——施加影响（Keohane and Matin, 2003）。
在这三个制度影响的原因中，每一个都表明了《霸权之后》分析的不足，并提示了某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首先，博弈论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意味着，《霸权之后》在解释合作和纷争方面做得很不好。它提供了一个分析这些现象的框架，但没有给出一个可以检验的理论。这样的理论需要具体给出有成立条件的假设以及测量和经验评估的策略，其假设还需要清晰的可以检验的含义。由此，学者们才能检验假设。世界政治中的合作问题很复杂，涉及多个层面。社会科学还没有达到可以建构和检验关于这类问题的理论的程度。
其次，即使从难度较低的层面看，《霸权之后》对组织及其动力机制的关注也是不够的（Barnett and Finnemore, 1998）。本书的框架旨在理解国家如何经过互动，建立被概念化为规则的制度化结构的国际机制。现在看来，这一框架是有用的，但尚不完善，机制的组织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因此，由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内部官员参与战略行动、不完全受规则约束的大型组织，我的框架对分析世界贸易组织帮助较大。对研究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较小。
再次，《霸权之后》缺乏一个授权理论。有意思的是，书中聚焦于国家互动的功能理论，可能太过相信其试图批判的现实主义无政府范式。我在1984年注意到，正如我引用的阿克洛夫、科斯和威廉姆森等学者的著作所认为的那样，不完全合约和不对称信息问题是基本问题。但为确保可信性和减少不确定性，不完全合约需要权威性解释，这就需要在国际法中进行授权——通常授权于法院（Goldstein et al., 2001）。在复杂组织中，规则的解释及其有效执行需要授权。但授权于代理方意味着权力有可能转移，委托方难以控制。近来，代理理论被用于探讨国际组织中的这些问题。这是一种大有可为的研究路径（Nielson and Tierney, 2003）。
另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遵守问题。在《霸权之后》中，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声誉来解释国家对国际承诺的遵守（第105—116页）。事实上，我接下来的研究项目就是要说明声誉之于遵守的重要性。然而有意思的是，研究揭示出出乎意料的结果，我的发现并不符合我的预期。在检视美国是否遵守其国际承诺的过程中，我发现遵守状况比我预想的更差（在1776年至1989年这段历史时期）。尽管确实有声誉考量，但它对政策的影响小于我的预期。由于我还没有建构出一个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我所发现的遵守水平大幅变化的理论，这项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就没有发表。不过，这项研究使我在遵守的声誉动机问题上更加明智和谨慎。近来，一些关于这一主题的优秀作品（Simmons, 2000; Hathaway, 2002）揭示出，声誉在国家综合考量中很重要，但声誉考量不能保证国家遵守国际承诺。
结论
在写作《霸权之后》时，“全球化”一词还没有进入我们的专业用语词典。互联网还只是国防部里的一些科学家头脑中闪现的一丝灵光。跨国非政府网络的数量可能至少比今天少一个数量级。我和奈曾经讨论过被我们称为跨政府关系的现象（Keohane and Nye, 1974），但与现在的情形相比，当时的跨国非政府网络尚无足轻重（Slaughter, 2004）。学者们还没有将“议题倡议网络”（Keck and Sikkink, 1998）或“全球公民社会”（Keene, 2003）确定为重要的分析主题。因此，对于21世纪而言，《霸权之后》似乎太过国家中心主义。
如果今天重写一本关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的书，它需要将三方面的分析整合起来。如《霸权之后》那样，它需要考察国家如何建立国际机制，如何遵守或违反其规则。同时，它需要探讨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决策如何受到它们嵌处其中的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和跨政府网络活动的影响。此外，它还需要运用当代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将国家和跨国行动的分析与国内政治联结起来。
在自传式的语境下，我用如下的表达方式来说明这一点。如果今天重写《霸权之后》，需要回归我和奈于20世纪70年代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探讨的某些主题。1984年，我没有推翻我们在上一个十年提出的观点。但为了让概念化工作做得更加清晰，从而达到理解国家间合作的目的，我将复合相互依赖的某些内容搁置一边。在我看来，全球化是相互依赖模式的强化和转型，我近来的一些工作——如《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权力与治理》中的工作——可以被视为试图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合作之努力的开始。不过，近来出现的全球政治经济方面的最好的学术成果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关于国内政治的精致模型以及定量和定性证据——这些是我的履历所缺失的。
一本书一旦出版，所有读者就都有解读的权利。在此方面，作者没有特权地位，并且他的解读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个人利益和记忆紊乱的影响。别人的评价至少有同等的价值。我希望，在其下一阶段的有用之年，《霸权之后》不仅将继续提供论辩的动力，还将激发新的思考和更加严密的研究。
（刘宏松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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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谢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莉萨·马丁（Lisa L. Martin）、海伦·米尔纳（Helen V. Milner）、查克·迈尔斯（Chuck Myers）、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贝思·西蒙斯（Beth Simmons）等杰出同事和朋友对本序言初稿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