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萨伊的“工资铁律”被废弃以后，经济学不再是一门“沉闷的科学”(1)了。经济学家再也不相信大部分人只会维持在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上，相反，他们认为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是可能的。然而，在经济学的成就变得让人更加振奋的时候，政治学的成就却使人们感到更加悲观。人们在20世纪目睹了大量现实的和可能的国际暴力的蔓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政府间冲突的机会随着国家行动范围的扩大而增加。世界经济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危险，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间的政治冲突。
在政治学研究中，也许没有什么比像写国际合作这样的主题让人感到沉闷的了。实际上，当我告诉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以前的一位老师，我正在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时，她回答说这应是一本很薄的书。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出版一本用大号字体印刷且页边很宽的精装本书呢？
本来，我还要说我的书要讨论国际纷争问题，这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更加普遍的特征。然而这个问题简直比合作问题的写作难度还要大。二战后，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可以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主要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都要广泛。当然，为协调各个国家经济政策的努力，其程度和复杂性也要比两次大战期间，或者是1914年前的一个世纪中要多。但是，与众多的纷争相比，合作仍然是非常匮乏的，因为1945年以来急剧增加的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以及政府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卷入，导致了更多的潜在摩擦点。国际相互依赖可以传递坏的影响，例如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输出，就像它也能导致好的影响一样，例如增长和繁荣的输出。美国的钢铁工人也许会因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各国政府对欧洲钢铁制造商的补贴而失业；而美国的高利率政策也可能会限制海外的经济活动。
相互依赖导致各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扩大国家的行动，以保护它们的公民免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Cameron, 1978）。当一国试图以强制的形式将调整成本施加于其他国家时，国际纷争就产生了。因此，即使合作的绝对水平在持续增加，它也可能被纷争所掩盖，因为持续增加的相互依赖和政府的干预导致了更多政策冲突的机会。就如小说《爱丽丝漫游奇遇记》所描述的场景一样，有时为了站稳，保持越来越快的运动速度也许是必要的。学者们不应该等待合作成为一个规律而不是例外之前去对它进行研究，因为在合作成为盛行的现象之前，人们对如何促进合作问题的忽视，可能导致频繁的纷争、冲突与经济灾难。
本书是研究当存在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是如何以及怎样才能组织起来的。本书并不集中研究国家间怎样才能创造基本的共同利益这样的问题。因此，在一本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书中，自然要考虑到两个主题：我既不研究经济状况是怎样影响利益的模式，也不去探讨观念和各种设想是如何影响国家的行为的。我要发展的理论，假设共同利益的存在是既定的，然后考察在什么条件下，这些共同的利益会促进合作。我认为，即使在共同利益存在的情况下，合作常常也会失败的。我的目的就在于说明失败的原因，以及有时合作也会成功的理由，我希望这会提高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由于我的研究是在承认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展开的，因此我将我的研究集中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关系上，这些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国家认为它们的经济运行模式是大致相同的，这一点，至少与那些发展中国家，或者与非市场的计划经济国家相比是确信无疑的。这些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广泛的相互依赖关系，一般来说，它们政府的政策表明，它们都相信彼此能够从这种紧密联系的关系中获得好处。进一步说，它们在政治上是友好的，因此，它们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使经济交往过程中的政治所产生的复杂性，比东西方关系中的相关事件表现要轻得多。
我确信本书的论述同样适合解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国家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但是这种共同的利益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得到实现。也许从更有限的程度上，我的分析还与东西方关系中某些存在共同利益的问题领域有关。本书对发达工业化国家间合作问题的重视，绝不意味着合作在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或者在东西方国家之间，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不必要的。但是，为了说明和检验我关于合作和纷争的观点，我将我的研究首先集中在那些存在最多共同利益的区域，以及国际合作的收益最容易被实现的领域。当然，如果能够将这种论述小心地推至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关系中，包括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领域，那将会是很受欢迎的。
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合作
人们对合作困难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他们常常将世界政治比作一种“战争的状态”。按照这个概念，国际政治是“各个单位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下进行的”（Hoffmann, 1965, p. vii）。这是一种典型的无政府状态，此中没有一个权威的政府能够制定和强制执行行为规则，国家必须依靠“它们所能创造的手段以及为自己利益而达成的安排”（Waltz, 1979: p.159）。既然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理由去判断，而且能够利用武力去执行这种判断，那么冲突和战争就发生了（Waltz, 1959, p.159）。因此，纷争的盛行是因为根本利益冲突的缘故（Waltz, 1959; Tucker, 1977）。
如果对世界政治的这种描述是正确的，那么任何合作现象的出现，就只不过是总的冲突模式的派生物而已。按照这种论述，联盟间的合作就很容易被解释为均势作用的结果，而那些并未与针对对手的联盟体系联系在一起，但是对许多国家都有好处的系统范围的合作模式将无法得到解释。如果国际政治是一种战争状态的话，在共享目标基础上的合作的制度化模式（除非作为更大范围的争夺权力斗争的一个部分），应该是不会存在的。我们所遵守的广泛的国际协议模式，从贸易、金融关系、卫生、电讯以至环境保护等，将也是不会存在的。
在现实主义学者中间，持另一种极端看法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把合作视为经济相互依赖世界中的本质特征，认为共同的经济利益导致对国际制度和规则的需求（Mitrany, 1975）。我把这种研究途径的支持者们称为“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因为他们特别强调国际制度所扮演的功能作用。但是，这种研究途径却冒有对权力和冲突问题看法过于天真的风险，其支持者在他们的理论中，对世界政治中观念的地位，或者政治活动家吸取他们所谓“正确的教训”（right lessons）的能力，经常抱有过多的乐观主义认识。尽管如此，成熟的制度和规则研究学者告诉了我们许多东西，他们不是把制度简单地看作是具有总部大厦和特定职员的正式组织，而是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把制度理解为“被承认的、将人们的预期汇聚在一起的管理模式”（Young, 1980, p.337）。他们认为这些管理模式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对国家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成熟的制度主义者并不期望合作总是盛行的，不过他们意识到利益的可调和性，并且极力论证相互依赖所创造出来的合作中的利益。[1]
大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左右的时间中，上述这些看法虽然在知识的起源和关于人类社会更加广泛的认识上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些观点对世界政治经济特别是本书关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间的政治经济都作了相似的预言。制度主义者期望在一个领域的成功合作会“外溢”到其他领域（Haas, 1958）；现实主义者则希望在美国的主导地位下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尽管双方对事件的解释相差甚远，但是他们对所发生的事件都毫不感到奇怪。
制度主义者也许能够解释在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中存在的自由主义式的国际协议安排，这些协议安排是由于相互依赖的事实而导致对政策协调需求的产物。这些安排（我们把它们称为国际机制）包括规则、规范、原则和决策程序。现实主义者可能回答说，这些机制是在美国支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美国的力量对这些机制的建立和维持起着关键的作用。换句话说，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战后早期的机制是建立在美国的政治霸权基础上的。因此现实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都能从战后初期的政治经济发展中找到支持他们理论的论据。
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各国经济恢复、日益加强的欧洲联合力量以及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挑战。而经济相互依赖在70年代后期持续稳定地增长着，美国对世界经济日益深入的卷入也在加速进行。因此，从这一点讲，制度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预言出现了差别。从严格的制度主义者的立场讲，由于相互依赖而出现的对政策协调的持续需求，本应该可以导致更多的合作；相反，从现实主义者的视角来看，权力的分散本应该削弱任何试图创造秩序的国家的能力。
表面上，现实主义者似乎作出了更好的预言，因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的努力程度和效率显示出许多衰落的迹象。随着美国霸权的式微，国际机制也相应地出现衰弱。这些战后建立起来的机制的衰弱，当然驳斥了制度主义者把相互依赖视为一种解决冲突的办法和合作的一个创造者的天真看法。但是这个事实也不能够证明现实主义者把权力强调为秩序创造者的观点是有效的。在霸权机制衰落以后，或者说在经历一段纷争的转换时期以后，更多的对称性合作模式的演进也许是可能的。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存在的合作努力，说明霸权的衰落并不必然敲响合作死亡的钟声。
因此，国际合作和纷争问题存在很多的困惑。在什么情况下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各个独立国家会进行合作呢？特别重要的是，在没有霸权存在的情况下，合作会出现吗？如果会的话，是怎样出现的呢？本书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从现实主义者对权力的作用和霸权的影响这两种看法开始，但是我的中心论述更多的是强调制度主义的传统，认为在有些条件下，合作在互补利益的基础上是可以发展起来的，并且，国际制度（广义的定义）影响着已经出现的合作模式。
对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来说，霸权的领导者在20世纪是不大可能复活的。历史上的各个霸权国家都是在大规模的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的。在和平时期，更弱小的国家倾向于依赖霸主获得收益而不是相反（Gilpin, 1981）。很难相信，世界文明，更不用说复合状态的国际经济了，能够在核时代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当然也不会有一个幸运的霸权国家能够从这一场灾难中显露出来。因此，如果世界政治经济要存在下去的话，其中心的政治困境将是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怎样组织各国之间的合作。
合作和价值观
合作是很难表述的，其各种各样的根源是多方面的，而且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使合作成为一个艰难的研究主题。用严格的科学要求来对其进行研究是特别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明智的人会在关于合作的困惑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认识基础上，把合作选定为自己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研究主题。当然，尽管缺少丰富而又多样的数据来支持和检验我的假设，尽管相关的理论相对来说很少，但我还是因为这个问题在规范上的重要意义而决定对它进行研究。
这个选择对我本人以及读者都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的研究价值观必然影响我的论述，然而我还是尽量保持充分的实证的态度，试图将我的经验研究和规范看法区别开来。除了本章和第十一章以外，本书的研究，主要是在理论、历史和解释性的分析上，而不是在应用伦理学的运用上。虽然，我并不持有这样的天真看法，认为知识必然增加友好和睦或者福利，但是，我试图增加我们对合作的理解，并且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相信理解的增加有助于增强政治上的和睦和经济上的福利。我试图提供一种关于合作的解释，这种解释可以由那些并不同意我这种规范观点的人来进行分析，而如果我的解释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不可检验的话，我也许根本就不会决定写这本书的。然而既然我确信不能将我的分析完全和我的价值观念区分开来，对我来讲，似乎有必要简单地将我关于国际合作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是我们所应奋力追求的“好”的东西的思想陈述一下。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合作与其说是一种目标，还不如说是达到各种各样目标的手段。为了寻求合作的道德价值，就需要问：我们所要寻求的目标是什么？和其他人一样，我并不赞成富裕和强大国家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为了剥削贫穷和弱小的国家。即使通过合作获得的目标在原则上被证明是急需的，但是任何试图达到这些目标的努力原本都可能导致不合人意的结果。也就是说，合作的后果可能与那些决策上不完全是代议制的国家的初衷相反，或者与整个世界的福利也是相悖的。当传统的国际经济智慧被误导时，合作可能比什么都不做更加糟糕。所以，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毁掉了伦敦经济会议后，正统经济理论开始出现在他的想法中（Feis, 1966）；同样，在国际上奉行以凯恩斯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的卡特政府，在其失败以后又倾向信奉市场的理性预期经济理论（Saxonhouse, 1982）。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下，有些合作对获得最优水平的福利是必要的条件，但是它不是充分的，因为有时更多的合作并不必然就比更少的合作要好。
尽管相信在任何国家集团中间，为了任何目标而持续增加的合作必将培育世界政治中人的价值的观点未免有些天真，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各国政府之间更多的、有效的政策协调常常是有意义的。国际上有名的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就主张实行广泛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Whitman, 1979），即使那些反对这种建议的国际自由放任主义的支持者们，也不得不承认自由市场的运行取决于事先建立的产权（North and Thomas, 1973; Field, 1981; Conybeare, 1980; North, 1981）。人们可能在需要什么形式的国际合作以及这种合作应该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上存在争议，但是我们都认为，一个没有任何合作的世界将的确是非常沉闷的。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很明显地回到道德评估的问题上来。这些问题包括：本书探讨的国际机制的存在是好的吗？当根据合适的道德标准来对国际机制进行衡量时，在什么意义上它们是有缺陷的？如果它们从来就没有形成的话，世界政治形势会更好吗？这些问题是没有全面和确定的答案的，但是对道德评估问题的重要性需要我们提出这些问题。
本书的写作计划
我希望，不仅仅研究世界政治的学者们会阅读《霸权之后》这本书，同时也希望那些对国际经济的政治基础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以及那些关心国际合作问题的普通市民们，也会阅读本书。为了提高那些不是研究政治科学的读者们的阅读兴趣，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力图排除那些晦涩难懂的学术语言，用普通的语言清楚地界定我所使用的词语。但是既然这本书是为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写的，而且它还利用了全然不同的写作风格，那么，它的一些关键概念也许很容易被误解。我希望读者会非常小心，不会脱离本书的背景，作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从而将我的论述归到不同的学术流派中：难道因为我探讨合作问题就将我归入“自由主义者”之中，或者因为我强调权力的地位和霸权的影响就将我纳入“重商主义者”之中吗？因为我很严肃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我就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或者因为我谈论秩序问题我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吗？这种推论的幼稚和天真是毫无疑问的。
既然我使用了许多经济学的概念，去发展关于世界政治经济中合作与纷争的一种政治理论，那么我特别需要对这些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概念，以及关于理论的概念做到清楚明了。本书的第二章探讨了这些概念，以作为本书有关理论问题的第二部分的必要准备。第三章为更严肃的合作分析作了一些铺垫，通过考察霸权稳定理论——这种理论在现实主义看来，认为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有赖于一个国家的主导地位——分析制度对合作的影响。第三章认为，虽然霸权国家的存在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但是这个因素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后面我们会发现，霸权国家对合作的持续展开而言，要比它在合作的一开始或者合作创设时的重要性要小。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探讨两个关键的概念出发，即“合作”和“国际机制”，这两个概念构成本书理论分析的核心。既然这两个概念的充分阐述是在第四章进行的，而它们却在第三章就开始被运用，所以这里以一种相对非正规的方式对合作的概念作一说明还是重要的。合作与纷争是相对的，而且它与和谐也是有区别的。与和谐相比，合作需要积极的努力去调整政策，以满足其他人的需要。这说明合作不仅取决于彼此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还说明合作是在一种纷争或者潜在纷争的模式中出现的。如果没有纷争，那么就没有合作，只有和谐状态了。
从政策相互调整的意义上来定义合作，而不是把合作仅仅看作是反映共同利益压倒冲突利益的状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将合作与单纯的共同利益事实区别开来。所以如此，因为有时即使存在共同利益的现实，纷争仍然是盛行的。既然共同利益有时与合作联系在一起，有时与纷争纠缠在一起，合作就显然不简单是一个利益起作用的问题。特别在不确定性很强时，以及行为者接触信息的能力存在差别时，集体行动和战略估测的障碍，也许会阻止它们认识到彼此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因此，仅仅存在共同利益还是不够的：我的看法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有制度的存在才行，这些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并能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
在第四章关于合作和国际机制的概念基础上，第五章到第七章展示的是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第五章利用博弈论和集体行动理论，论述即使在没有中央政府存在的情况下，合作在利己主义者之间的出现也是可能的（Axelrod, 1981, 1984）。但是，这种合作的程度将取决于具有不同特征的国际制度或者国际机制的存在。理性选择理论有助于我们说明，即使我们接受理性的利己主义行为假设，现实主义关于合作的悲观结论也并不必然就是有效的。第六章使用经济学中关于市场失灵的理论，以及更加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去发展一种关于国际机制的功能理论，这种理论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各国政府愿意建设国际机制，而且还会遵守它们的规则。按照这种论述，机制对合作出现和进步的贡献，不是因为执行国家必须遵守的规则，而是通过改变国家以自我利益为基础进行的决策环境来达到的。国际机制对相关的政府来说是有价值的，这倒不是因为相关的政府可以强迫其他国家遵守这些规则，而是因为它们为政府彼此达成相互有利的协议提供了可能。国际机制赋予政府以权力，而不是束缚政府的行动。
第七章将前面关于理性和狭隘的利己主义假设进一步放宽。本章首先从非常现实的意义上，通过政府执行决策是有成本的假设，考察偏离古典理性假设进行分析对我们的研究主题所具有的含义。也就是说，各国政府是在有限理性的限制条件下行动的（Simon, 1955），而不是作为古典的理性行为者来行事的。根据这个假设，机制并不取代也不可能取代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持续计算，而是提供其他政府也要坚持的“粗略的概测规则”（rules of thumb），从而可以为各国政府提供约束后来者的机会，也使其他政府的政策变得更加可预测。在有限理性意识下培育的合作，并不需要各国接受共同的理想或者抛弃根本的主权原则。即使利己主义的行为者，在特定的形势下也可能同意接受这样的义务，对利益不作算计，如果它们相信，这样做从长远来说比不接受任何规则或者任何其他具有政治可行性的系列规则将会有更好的结果的话。
第五章和第六章，以及第七章的前面两部分，都采用了利己主义的假设。第七章的后面两部分通过移情(2)因素在利益判断中所起的作用，对“利己主义的自身利益”和“自身利益的概念”作了区别，从而将利己主义的假设放宽。在我们的词语范畴中，行为者从移情的意义上将它们的利益解释为相互依赖，这些行为者会发现，它们之间达成国际机制，要比那些从狭隘的利益角度定义自身利益的行为者之间更加容易。我在这一章通过分析世界政治经济的两个特征，探讨了国家行为的利己主义和移情式解释的优点和缺点。这两个特征从利己主义立场看可能存在一些令人迷惑的地方，也就是说，机制的规则和原则有时被认为在道德上扮演着强制的角色，而另一方面，资源的不均衡交换却常常持续作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总的来说，第二部分构成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批判和修正。现实主义理论试图仅仅在利益和权力的基础上预测国际行为，这是重要的，但是仅仅依靠这些，对理解世界政治还是不够的。它们还需要由强调国际制度的理论来补充，但不是由国际制度理论来取代它。即使我们完全了解权力和利益的重要意义，如果不了解行动的制度背景，也许是不能完全说明国家行为的根源的（以及跨国行为体的行为）。
制度主义者对现实主义的修正，为本书所要解决的难题提供了非常抽象的回答，这个难题就是在没有霸权的情况下，世界政治中的合作如何才能发生？我们知道，国际机制的创设是权力配置的状况、共同的利益以及盛行的期望和实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机制是在较早时期的合作努力背景下兴起的，不管这些合作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进一步讲，第二部分的理论解释了既有机制在其创设时的条件消失时，这些机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连续性问题：机制对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它们扮演着重要的功能，也因为对机制的创设和重建非常困难。为了充分认识这种理论论证对理解当代国际机制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将当代国际机制的创设与它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演变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就是本书第三部分的任务。
第三部分的论述说明当代国际机制的创设，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战后美国的政策得到解释，它们也是通过战后美国的力量得到执行的。随着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经济优势的衰退，主要的国际经济机制开始处于变迁的压力下。这样看来，现实主义者的预言是对的。然而，这些经济机制的变迁并不总是与力量的转移相关，美国霸权的衰落也并非始终如一地导致国际机制的崩溃；国际合作仍然得到维持，而且在有些议题上还增多了。可以说，现今的纷争和合作模式反映了各种相互作用的力量：例如，美国霸权既有的影响及其衰退所造成的影响是并存的；当今各种共同利益和互相冲突利益的混合；以及代表着一种霸权制度遗产的国际经济机制力量。
第三部分的经验分析的第一步，是考察美国霸权在实践中是怎样运行的。因此第八章探讨了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二十年期间的霸权，即从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到60年代后期这段时期，这时候美国开始表现出寻求保护自己免受经济相互依赖影响的迹象。这里关注的主要问题是霸权状态下合作的根源与实践。本章研究的一些事件，说明了第四章所指出的纷争与合作之间紧密联系这个观点，同时也揭示了力量的不平等可能与相互的调整、政策的协调以及国际机制的形成是不可分割的。霸权与国际机制可能是相互补充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代替的，两者都可使协议的达成成为可能，并有利于促使人们遵守规则。
这段霸权状态下的合作是短暂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所谓的“美国世纪”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处于严重的压力之下。没有一种系统层面的理论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就如本书第八章所表明的——美国短促的优势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源于美国政治中的多元特性。[2]但是，如果美国的霸权是衰落的话，那么信奉霸权稳定论的人就会预言合作也会相应地处于衰落之中。第九章通过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的国际货币、贸易和石油机制，来评估这种理论的适用性问题。那些带有霸权合作特性的国际机制因为美国霸权的衰落也会逐步失去作用吗？第九章说明了机制变迁的模式在不同的议题领域是不一样的；美国力量的转移对国际货币、贸易和石油领域的影响也是不尽相同的。总之，美国霸权的式微对战后国际机制的衰落只能提供部分的解释。第九章得出了这个结论，但第九章并不试图对这种现象作全面的解释，因为要这样的话，需要对宏观经济状况和国际经济竞争变化的影响，观念和学习过程的作用，还有美国及其他地方的国内政治对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等因素进行全面考察之后，才能对这种现象作详细的说明。
第九章还指出，虽然20世纪70年代国际机制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中，但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国际经济议题上继续协调彼此的政策，尽管措施不是很完善。当代各国在合作上的尝试，不仅是霸权衰退的反映，同时也是国际机制作用继续存在的反映，这些机制大部分是在美国霸权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旧的合作模式没有像过去那样发挥很好的作用，部分是因为美国霸权已经衰落了；但是，相互的政策协调模式存在下来，以及它们的作用在当前的延伸，可以通过国际机制而得到促进，而这些国际机制是源于霸权时期的。从第九章开始，我们将发现，现实主义关于权力和自身利益的概念，以及它们所发展出来的关于国际机制重要意义的论证，为认识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特征提供了极有价值的途径。但是我们需要超越现实主义这种认识，而不是抛弃它。通过对美国霸权衰落的描述，第九章进一步展示了我们所要解决的关键难题，即在没有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国际合作怎样才能出现？这个难题不仅仅只是个假说，而且也是人们特别关注的话题，因此它与第二部分提出的我们自己时代的国际合作理论是有相关意义的。共同的利益和既存的制度使合作成为可能，但是美国霸权的衰落，使我们有必要以新的办法来促进合作。
第十章通过对1971年以来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建立起来的最重要国际经济机制的详细研究，进一步研究机制是怎样影响合作的模式的。这个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机制就是1973年到1974年石油危机后，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围绕国际能源机构（IEA）而作出的一些能源安排。这个机制不是全球范围的，仅限于石油消费国家，并且与另一个由石油生产商制定的局部机制相竞争。在第十章，我们会发现，在机制主导下的合作努力，并不总是可以成功的，就如1979年国际能源机构的失败行动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在相对有利的状况下，它们会产生积极影响的，就如1980年国际能源机构的成功行动所表明的那样。第十章的论述同时还支持了一项普遍的论题，即利用国际机制促进国际合作行动的成功做法，取决于降低政策协调过程中的交易费用的努力，以及为各国政府提供信息的措施，而不是取决于规则的强制。
最后一章对前面的论述作了总体上的回顾，并评估了合作的道德价值及其对政策的含义。我对道德问题的探讨，其结论是，尽管在原则上存在一些缺陷，但是当代国际机制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是可以有条件地接受的。这一点从强调国家自主权的重要性这样的标准基础上，是很容易被证明为正当的，尽管如果我们使用普世主义（cosmopolitan）与平等主义的（egalitarian）标准，评判会更加困难。本书的政策意义，很大程度上直接源自我对国际机制在供给和分配信息问题上的重视，也就是说，信息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从信息的可获得性中得益。因此，如果别人也承担责任的话，那么在不确定的未来情况下，对自己的行动自由进行限制，并承担一定的义务就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互惠行动的影响可以降低不确定性。因此，我们需要就在政策和行动上“保持更多的选择”（keeping one's options open）的价值作重新思考；在政策和行动上一味贪求诡秘与变化多端，其结果可能是有违初衷的，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如尤利西斯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一样，在有些情况下将某人束缚在桅杆上可能更好。
(1)“沉闷的科学”（dismal science）是托马斯·查利（Thomas Carlyle）创造的名称，特指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译者注
(2)移情（empathy）是一个心理学名词，具有“心灵相通”、“会意”、“移情”、“感情移入”等含义，这个词在后文出现较多。我们在本书中将其一律译为“移情”，尽管这种译法可能使读者感到非常生疏。——译者注
注 释
[1]在最初的书稿中，我把他们称为“功能主义者”而不是“制度主义者”，因为我所提到的这些学者，经常多多少少把自己划归到“功能主义”之中。不过，在一位读者的建议下，我对这个词语作了改变，以避免“功能主义”和第六章论述的“国际机制的功能解释”之间产生的混乱。应该强调的是，就如在本书正文中所指出的，我对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作了一种程式化的对照，特别鲜明地强调本书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而不是用简单的因为一种立场或者态度的不同，来划定某个作者的派别。例如，虽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把国际关系描述为一种战争状态，但是他对世界政治高度细致入微的观点，一般并不被人们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样，在制度主义的学者中间，也有根本的区别，例如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就比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更加看重国家权力的作用，并对国际制度的成长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2]本书并不系统探讨美国霸权衰落的根源问题，罗伯特·吉尔平（Gilpin, 1975, 1981）曾以独到的但也引起争议的方式研究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