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吉尔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关于“世界政治经济学”这个词的概念。吉尔平指出：“简单地说，这里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是指国际关系中追求财富和追求权力之间相互的和动态的互动关系。”（Gilpin, 1975, p.43）
我们知道，因果关系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一方面，权力的配置状态导致多种多样的产权模式，这些产权模式决定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另一方面，生产效率的变化以及对资源的获取，从长远来说影响着权力之间的关系。另外，财富和权力之间的互动是动态的，因为财富和权力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
在国际关系中，财富和权力是通过各个独立的行为者（其中最重要的行为者是国家）的行为而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从属于一种世界政府的等级制度。在国际关系中，没有一种权威性的机构来执行资源的分配任务，我们还不能谈论一个能对经济后果进行决策的“世界社会”；当然，也不存在坚实有力的全面规则。如果行为者要通过协调它们的政策来增进它们的福利，它们必须通过相互的谈判，而不是乞求中央的指导力量。在世界政治中，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的，达成协议是困难的，而且没有可靠的屏障可以阻止军事和安全问题对经济事务造成损害。另外，围绕收益如何分配而产生的争论普遍存在于各个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中，因为谈判协定从来不会是永远有效的，行为者总是试图将负担加在别人的身上，而自己却不愿意承担调整的成本，而且，这种力图使别人承担调整成本的问题在不断地重复着。表面的胜利可能只是一时的幻想，而失败也只是短暂的，因为任何政治谈判和策略，都不会产生只给某些人带来权力而不给其他人带来权力的最后结果，而是产生那些在将来可能被撕毁或处于纷争之中的协议，而当这些协议将被废止或者处于纷争之中时，也就意味着新的谈判和策略的再次开始。
所有的国际关系学者都理解这一点。不过，难以把握的倒是最基本的常常具有误导性的“财富”和“权力”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吉尔平将财富定义为“任何可以带来未来收益的东西（资本、土地和劳力）；它是由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包括具体实在的知识）组成的”（Gilpin, 1975, p.23）。吉尔平这个概念的问题是，它似乎将财富只限定在投资性的物品上，而将那些只能提供消费价值的资产排除掉了。一般来说，食品、汽油以及首饰，都被认为是财富，但是它们不属于吉尔平所说的财富概念范畴。而斯密关于财富的概念是指“一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力的年产量”（Smith, 1776/1976, p.4），这个概念避免了吉尔平概念的缺陷，但是它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概念只指收入的流量而不指资产的储备。而我们在平常意义上使用的财富概念，是从储备意义上而不是从流动意义上说的。考虑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遵从卡尔·波兰伊的看法，他把财富定义为“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手段”（Polanyi, 1957/1971, p.243）。不过，我们同样可以指出波兰伊这个概念的一些缺陷。大家知道，罗宾斯在半个世纪前就指出，如果经济学家只孤立地谈论物质需要的满足的话，那么这种“物质需要的满足”包括的是“厨师的服务而不包括舞蹈家提供的服务”（Robbins, 1932, p.9）。然而厨师虽然生产了一种物质产品，但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大快朵颐的乐趣）可能同去看芭蕾舞或戏剧所能达到的最终目标一样是非物质的。
考虑到上述概念的不足后，我们可以把财富简单地定义为“获得满意的手段”，或者不管是以投资的形式还是以消费的形式，任何可以产生效用的东西。这个概念具有这样的优点，它把财富看作是一种资源的储备，没有武断地把消费性的物品或者获得满意的非物质因素排除出去。但是这个概念从两个意义上讲还是显得宽泛了点。第一，它忽略了对稀缺性的考虑。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中，价值是由市场关系派生出来的：财富只能在市场已经对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定价以后才能进行估价。例如，水可以被看作土地的产物，但是在一个生态未被破坏的社会中，因为它可以自由索取，所以是不能构成财富的。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中，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才是决定性的。第二，即使我们考虑到稀缺性的因素，我们仍然需要对两种值得珍视的经验作出区别，一种是不改变其内在特性就无法用货币交换而得的体验，例如爱、纯粹的友谊关系、以及使别人产生天恩眷顾的能力等；另一种是可用货币交换而得的体验，例如与陌生人的性行为、扶助商业上的伙伴以及获得“百事可乐的感觉”等。这样，把财富限定在“获得满意的手段”上，财富的含义就不仅仅是稀缺的，而且在市场上也是可买卖的。因此，世界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追求财富”是指“追求可买卖的获得满意的手段”，不管它们被其拥有者用来进行投资还是用来消费。
对于权力这个概念，吉尔平认为其特性要比财富的特性更加难以表述。吉尔平并不想介入关于这个概念的无意义的学科内部的争吵中，他使用了摩根索关于权力的定义，后者把权力定义为“用来控制其他人观念和行动的东西”。对吉尔平来说，权力是指一种因果关系，根据其所作用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国际关系中不存在单一的权力等级体系。”（Gilpin, 1975, p.24）
从控制的意义上来定义权力，是颇受人们欢迎的，但是这样做并不能够解决这个概念在世界政治研究中的价值问题。使用权力这个概念去解释行为，需要在这种行为被解释之前就能够做到对权力进行正确的估测，以及建构一种模型，这种模型能够说明不等量和不同类型的权力会导致不同的结果。马奇所称作的“基础性力量模型”（basic force models）就是被设计出来以达到这个目的的。这个模型使用有形的权力资源，例如人口数量，武器质量，或者财富，去预测政治斗争的结果。然而这个模型所作出的预测是不准确的，部分因为有些行为者比其他行为者可能更加关注某些特定的结果，因而愿意使用更多量的资源去获得这些目标（March, 1966; Harsanyi, 1962/1971）。因此，“基础性力量模型”，例如我们在第三章中讨论的“未经提炼的霸权稳定论”（crud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只是初看上去有点用处。这个模型在被加上一些辅助性的假设以后可能是有用的，这些假设包括一些无形因素的作用，如意愿、兴趣以及在“被提炼过的霸权稳定论”（refined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中所提出的“领导才能”。但是不幸的是，这些因素的作用只能在事后才能得到衡量。这样看来，在“基础性力量模型”中，权力不再是被用来解释行为，而是成为提供描述政治行动的说辞。
我们在上面看到，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中，财富并不作为首要的范畴，去解释需求或价格问题，相反，价值（由此而来的财富）是从需求和供应中推导出来的，就如市场中的价格运行所告诉我们的一样。因此，权力和财富这两个概念如果被用来解释行为基础的话，都具有共同的缺点：为了估测行为者的权力，或者判断既定的产量、服务或原料是否构成了财富，人们不得不在权力关系或市场中观察人们的行为。如此说来，使用权力和财富这两个概念去解释行为，将会处于循环论证的错误中。因此，吉尔平所表述的观点，即世界政治经济学涉及的是处理权力和财富问题，并不能够帮助我们构造一个强有力的行为解释框架。
虽然如此，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定为追求财富和追求权力之间的互动，从描述的意义上讲仍然不乏用处。我们可以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经济学所研究的各个独立领域的交汇点：市场上可买卖的获得满意手段的生产和交换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政治的中心问题，因为它深受权力因素的影响。因此，不管行为者是在什么样的经济领域中互相施展着权力，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相对应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相互交汇的领域，与纯粹经济学所研究的领域是不同的，在后者那里，没有一个行为者可以对其他行为者施行控制，每个行为者面临的都是一个被决定了的外部环境。当然，人们还可以设想这样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其中非经济资源仅仅被用来追求那种无法在市场上实行交换的价值，如地位及权力本身，这种状态将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学状态。表2.1概括地说明了上述问题。
表2.1 政治学和经济学：一种概括
就如表2.1所说明的，试图将现实的经济活动领域与政治活动领域分开，是徒劳的和失败的。现代社会中很少有政治活动是不与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反之亦然。即使不顾及政府的干预问题，许多现代经济活动也是政治性的，因为公司、联合会和其他组织都试图相互施加影响和控制。从纯粹的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讲，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都是抽象的；而从国际关系的现实世界看，大部分重要的事件既是经济的议题也是政治的议题。
我们已经看到，从财富和权力的意义上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不能够帮助我们构造一个有力的行为解释模型。虽然对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强调，对行为的深入理解的确是有益的，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假设，这个假设认为行为者的兴趣总是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而不是观念或言辞上。在我们的研究中，对财富和权力的留意，也有助于我们矫正那种片面的观点，即过多地强调相互依赖以及共同利益会自然得到实现的看法。在本书后面探究国际机制问题的章节中，读者应该记住，由那些公正无私的理想主义者为了共同的善的目的而制定和设计的国际机制，是很少的；相反，它们主要是由政府中的官员为了追求他们所说的更大的国家利益和他们自己更大的利益目的而构造的。他们追寻财富和权力，也许还有其他价值，不管他们可能使用多么多的关于为了全球福利或一个安全的相互依赖世界之类的辞令。
财富和权力的互补性
对作为国家行动目标的财富和权力的思考，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两个概念是互相补充的。对当代的政治活动家来说，就像对17世纪和18世纪的重商主义者一样，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反之亦然。本书后面几章详细分析的两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的权力被用来设计和建设与美国资本主义结构相一致的国际经济安排；反过来说，美国的军事力量长远来说是依赖美国同西欧和日本之间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单单说美国的经济目标或者政治目标是首要的，并未切中要题，问题的要害是美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取决于建设一个资本主义足以繁荣的政治环境，而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取决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这两个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不能分开的。同样，为了应付石油资源的控制权转到石油生产国手中的现实，1974年美国提议建立一个国际能源机构，以处理石油高价格的经济后果，加强自己的政治影响能力。没有美国的领导，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来缓解能源危机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美国的影响和威望可能因为领导了一场确保能源安全的成功的集体努力而被加强。
财富和权力的互补性，说明了17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和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大部分政府今天仍然倾向于支持雅各布·维纳提出的17世纪重商主义者的几个命题：
（1）财富是获得权力的绝对的基本手段，不管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侵略；（2）权力对获得和保持财富是基本的有价值的手段；（3）财富和权力都是国家政策的恰当的终极目的；（4）虽然在特定的环境下，可能一时有必要为了军事安全的利益以及长远繁荣的利益而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两个目标从长远来说是和谐一致的（Viner, 1948, p.10）。
维纳所描述的第四点是重要的。短期看，追求权力和追求财富之间存在一个权衡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不忘记两者之间长远来说存在互补性这一前提下，分析这种权衡问题。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关键权衡问题，就如17世纪的重商主义政治家和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美国领导人一样，不在于权力和财富之间的权衡，而在于国家长远的权力／财富利益，同商人、工人、制造商的局部利益与社会的短期利益之间的权衡。如果一个国家不能与局部经济利益取得一致，就不能设计长远的国家目标，这一点并非只是美国如此。维纳注意到，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荷兰，“商人在政府中作用很大，主要政治议题的考虑，包括国家安全和战争中的胜败，总是受制于商人的贪婪，他们不愿意为军事开支给予充足的支持”（Viner, 1948, p.20）。根据维纳的说法，英国也是如此，那里工商业的自主性及其传统，阻碍了国家利益的追求。而在马歇尔计划实施的年代里，美国政府“不得不处理美国商业和农业部门的特别需要，这些部门直接从这个计划中受益很多，而它们在国会中的势力也很大。多边贸易的一般目标当然符合所有选民的利益，但是这些选民与国务院不同，他们为了哪怕最小的暂时利益，也可能作出损害总体目标的行为”（Kolko and Kolko, 1972, pp.444—445）。
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消费与储蓄或投资的选择形式。当经济处于投资不足状态时，它倾向于眼前而不是长远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同样的概念去探讨权力问题。当一个国家将其盟国拉在一起，或者建立一些自己主导的国际机制时，它实际上就是在对权力资源进行投资。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追寻一种对贸易问题采取权力解决的途径，对其外贸结构进行变革，以使其贸易伙伴对其行动的变化非常敏感（Hirschman, 1945/1980）。二战以后美国的政策具有更加广泛的地理覆盖范围，强制性很小，但是它仍然强调对权力资源的投资。美国承受了短期的经济代价，例如20世纪50年代欧洲对美国商品的歧视，这是为了保持美国在欧洲更加长远的政治影响和收益问题。它建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许多国际机制，它的盟国对这些机制因而产生高度的依赖。
权力投资的缩减同样也会发生。权力是可以被消费的，是不能被替代的。政府也许能够通过执行眼前的赤字政策，从海外举债弥补国内低水平的储蓄，维持目前一定的消费水平，就如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所作所为一样。然而从长远来讲，这种政策是不能够维持下去的，它会侵蚀其影响力或良好信贷信誉所赖以存在的基础。
不管是对额外的权力资源进行投资，还是对这些累积而来的资源进行消费，都是外交政策中的一个永久性问题。政府面临的大部分重要政策选择不得不在（财富和权力的）消费与投资之间作出相对的衡量，并且去设计行动的战略，这些战略在短期要是可行的，在长远来说要能够获得权力和财富这样的目标。任何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都必须牢记对生产和权力的投资在不断地进行或者消耗着。有些投资体现在对国际机制的投资和对领导战略的投资上，这些投资对构造国际机制和维持领导地位是有帮助的。因此，从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意义上定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使我们在分析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问题时，需要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获得自身利益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的手段上，而不是放在执行冠冕堂皇的价值观念的努力上。
国际政治的体系分析
世界政治中各种各样的行为者，包括像跨国公司这样的非国家行为者（Keohane and Nye, 1972），都在追求着财富和权力。但是只有国家才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者，它们不但直接寻求财富和权力，而且还竭力构造使它们能够长远地达到这些目标的规则和行动框架。因此，在分析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问题时，我们将把国家置于我们分析的中心地位。
国家行为可以根据“由内及外”或者“由外及内”的方法来研究（Waltz, 1979, p.63）。“由内及外”的解释方法，或者单位层次的解释（unit-level）方法，将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源视为其内部因素决定的，这些内部因素如政治或经济体制，领导者的特性，或者国内政治文化等。国家对外行为“由外及内”的解释方法，或者体系的解释方法，是以体系总体上的特性为基础的。当然，任何理论除了考虑体系自身的特性以外，还会考虑行为者的特性。但是体系理论则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成不变的常量而非反复不定的变量；体系理论的变量是由环境形成的（situational）：它们是指每个行为者与其他行为者相对而得的位置（Waltz, 1979, pp.67—73; Keohane, 1983, p.508）。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分析是根据相对权力和相对财富的内容来确定行为者在体系中的位置开始的。
华尔兹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不从总体上考虑国际体系的影响，而单单从单位层次分析出发来建构理论的错误所在。所以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单位层次上作因果分析是困难的，因为气质或特性因素（从领导人的个性到一个既定国家制度的特殊性）在这种分析中只具有表面上的重要意义。如果以此出发进行分析的话，即使是那种只作局部“切割”研究的简约理论，也会处于因为过多的与研究似乎相关的事实所导致的混乱之中。第二，单单从“由内及外”的方法来解释国家的行为，会导致研究者忽视行动的背景问题，因为各国处于竞争状态这个事实，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压力。因此，那些试图平衡潜在对手权力的实践和行为，如果从政府独特的特征基础上来解释也许就是成问题的，而如果把它们放在世界政治固有特征的基础上，则可能得到更加满意的解释。总之，如果不给体系理论予以优先考虑，世界政治中的单位层次分析只会在经验和概念的真空（封闭）状态中飘忽不定，无所适从（Waltz, 1979，第4—5章）。
因为这些原因，本书的分析是从体系层次的分析开始的。我集中探讨体系特征的影响，因为我相信，国家的行为，还有其他行为者的行为，强烈地受到国际环境所决定的限制和激励因素的影响。当国际体系发生变化时，激励因素和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本书“由外及内”的研究视角与现实主义（或者说结构现实主义。Krasner, 1983）理论中的体系理论方法是相似的。不过，我的论述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我强调国际制度及其实践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诚然，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状态的作用，当然是重要的；财富分配状态的重要性同样如此。但是，国际体系层次上的人类活动同样会施加重要的影响。国际机制影响着政府可能获得的信息和机会，政府对支持这类国际制度的承诺的破坏，会对其声誉造成损害。国际机制因此改变着政府对其利益或有利地位的估算。为了解释国家的行为，仅仅将基于权力和财富分配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和强调选择的对外政策分析者的理论结合起来，而不理解国际机制的作用，就像我们解释寡头商业公司之间的合作与串谋而不竭力去弄清楚以下一些事实可能犯有的错误是一样的，例如这些寡头垄断企业的领导是否经常一起会面，他们是否属于同样的贸易协会，或者他们是否已经发展了不通过直接沟通就有了一种非正式的协调行为的手段。因此，国际机制不仅仅值得彻底的研究，而且它们事实上也迫切需要我们这样去做。
然而，没有一种体系分析会是完美无缺的。当我们在第三部分探讨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时，我们将不得不超越体系分析模式，走向强调国内制度和领导人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的模式上去。也就是说，我们将不得不引入单位层次的分析方法。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将对美国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美国是世界政治经济中最有能量的行为者。既然美国塑造了战后的国际体系，就如国际体系塑造了美国一样，而且既然在战后35年时间中美国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大的采取自主性行动的余地，那么我们除了使用“由外及内”的研究方法外，还需要从“由内及外”的方法来看待美国的政策和行为。
体系分析的局限性
我选择体系分析作为我研究的起点，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完美无缺的。因此，在我们展开第二部分的体系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揭示这种分析的一些局限性。
政治学中盛行的体系分析模式来源于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假设公司是在既定的效用函数（例如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存在的，它试图在市场竞争之类的外部环境因素基础上解释公司的行为。这是体系的分析而不是单位层次的分析，因为它的命题依靠的是体系特性这些变量而不是单位特性的变量（Waltz, 1979, pp.89—91, 93—95, 98）；公司被假设是作为理性的利己主义者来行动的；理性是指行为者有一致的有序的多种偏好，在这些偏好下面，它们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会估算自己各种行动过程的成本和收益；利己主义是指它们的效用函数是互相独立的：它们的效用不会因为其他行为者的得失而发生变化。作出这样的假设，意味着理性和自身利益的概念在体系理论中是常量而不是变量。公司的多样化行为，不是通过它们价值观念的不同，或者它们内部组织条理的效率不同，而是通过经济体系特征的多样性（例如市场结构是竞争的、寡头的还是垄断的）来解释的。没有关于利己主义和理性的假设，公司的多样化行为可能不得不通过价值观念或者估算与抉择能力的差异来进行解释。在后者的例子中，分析将转到单位层次上，而依靠很少变量来展开分析的体系理论的简约性就失去了。[1]
在一个较好的独一无二的行动过程中，基于理性和利己主义假设的体系理论是最有解释能力的。沃尔弗斯很早以前就指出体系理论的这个特征，他认为在存在极端强迫力的情况下，例如屋内起火时只有一个出口这种情况，体系理论能够提供最好的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分析只有在考虑所有个人都决定留在屋内而不是挤向那唯一的出口时才是有用的”（Wolfers, 1962, p.14）。拉奇斯最近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论证说，基于理性选择假设的微观经济理论在解释“一个出口”情况下的个体行为时，是表现最好的理论。在这种条件下，拉奇斯称之为“情势决定论”（situational determinism）的研究方案的解释功能非常好（Latsis, 1976）。所以，我们不需要理解行为者的特性去解释它们的行为，因为它们面临的形势预示着它们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行动：如果它们是理性的话，它们将会这样去做；如果它们不这样做，它们可能就不能够存在下去（如果外部环境条件很严格的话）。
这个研究方案在完全竞争或完全垄断的状态下，以及在比较接近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情势决定论”所以能够起作用，是因为在完全竞争或完全垄断下，不存在权力的竞争问题。当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者根据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市场信号调整它们的行为时，或者在垄断状况下它们主导市场时，它们都不会对其他行为者的行动作出反应。就像拉奇斯所指出的：
在完全竞争的状态下，企业之间并不需要进行相互的竞争。这种状态可以同一个多人博弈中的某个博弈者的情况作比较。我们可以把其简化为一人博弈，即这个博弈者同一个没有目标和可知战略的对手进行博弈的情况。完全竞争状态的类型常常是很严格的，它只允许在使用连续相同的战略或者不使用战略之间作选择。
完全垄断的状态常常被视为与完全竞争的状态是相对的，它实际上是后者的对应物。……垄断厂商根据它们关于市场状况的知识，以及以简单的最优化规则为基础来追求最大化的利润。与完全竞争状态一样，在完全垄断的状态下，理性的决策者通过估算将会达成独一无二的最优决策（Latsis, 1976, pp.25—26）。
在寡头垄断或者垄断状态下的竞争中，这种研究方案会出现一些困难。该条件下的状态可以被视为一种变和博弈（variable-sum game），其中少数博弈者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中不断进行重复博弈。这种博弈对任何博弈者来说都不会有一种决定性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是一种“多通道”（multiple-exit）的状态，要达成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需要有裁断性的力量（Latsis, 1976, pp.26—39）。就如我们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看到的，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决定与他人进行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者对其他行为者行为的预期以及既有制度的特性。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对战略相互依赖情况下的行为作出精确的预测（Simon, 1976）。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给部分经济学研究带来麻烦的战略上的相互依赖问题却困扰着所有的国际政治研究。
结论
体系分析将不会导致对国家追求财富和权力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预测。即使它能做到这一点，这些预测到目前为止也注定是不准确的，因为国家行为由于其内部特性的差别而具有非常大的多样性。虽然如此，体系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各种限制性因素是怎样影响各国政府的行为的。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就像古诺寡头垄断模型告诉我们的一样，我们还必须确定关于行为者“反应函数”（reaction functions）——它们对其他行为者的行为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之类的东西（Fellner, 1949）。要在经验知识而不是武断的基础上这样去做，我们必须考察制度的背景，包括由规则、习惯和非正规行动模式为行为者提供的信号等因素。这样，我们才可以在严格的以权力为基础的博弈论分析的指引下，研究国际机制问题。
另外，接受理性的利己主义假设，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地考虑纯粹理性假设的含义，这个假设还不能准确地将人类选择的实际过程模型化（Mckeown, 1983b）。然而从利己主义和理性的假设出发具有三个重要的优点。首先，它使我们的假设变得很简洁，便于我们进行清晰的推论和演绎。其次，它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由体系对行为者产生的限制性因素上，因为这个假设抓住了被选择常量的内部决定因素；它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体系的限制因素——不管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权力或者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以及国际制度及其实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而不是国内政治的因素上。最后，使用理性的利己主义假设，使本书的论证集中在与现实主义理论同样的基础上。显然，我们这里关于国际机制重要性的论证，并不依靠暗自运用利他主义或者非理性的假设。从关于同样动机的假定出发，我要说明现实主义对于持续增加福利的合作的悲观态度是被夸大了的。做完这些论证以后，我在第七章把古典理性、利己主义和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再放宽一些，去看看早期在理性的利己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于机制的功能理论，是怎样随着这些假设的变化而受到影响的。
我对世界权力结构和由人类设计的制度与习惯的兴趣，表明了我对世界政治中限制因素和选择过程的关注。因为财富和权力配置而引起的限制问题在世界政治中常常是很严重的。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选定的条件下去创造，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Max, 1852/1972, p.437）；然而既然我们在创造着我们自己的历史，那么在任何时点上我们都有选择的余地，而经过一段时间后，一些限制因素自身也是可能被改变的。19世纪物理学决定论所出现的局限性，可能困扰着那些头脑中仍然抱着过时自然科学观念的社会科学家们——借用马克思的另一句话，即“像梦魇般地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但是，诸种情形却对人类的智慧提出了希望。在世界政治中，因为财富和权力配置而引起的限制问题，说明人类也许可以不断地学习，在不否定追求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去发展那些能够使他们进行更加有效合作的制度和习惯。理论贫弱却对政策寄予厚望的原因，在于人们总是尽可能使战略适应现实。本书试图展示，具有适应性的制度建设战略也能够对现实作出改变，因此而培育出互相有利的合作来。
注 释
[1]关于这个问题的充分论述，见Keohane,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