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那些自由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们总是带着怀旧的情绪，回顾19世纪英国的优势地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主导地位。人们认为在这两个时代中，拥有绝对优势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强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对世界的看法，执行一项国际秩序计划。就如吉尔平所说的：“同罗马治下的和平一样，英国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确保了一种相对和平和安全的国际体系；大英帝国和美国创造和确保了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Gilpin, 1981, p.144）
这项陈述成为霸权稳定论的两个中心命题之一（Keohane, 1980），也就是说，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个主导国家创立的。既然机制构成一种国际秩序的要素，这就意味着国际机制的形成一般要依赖霸权国家的存在。霸权稳定论的另一个中心命题是：国际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就如金德尔伯格所说的：“要使世界经济稳定，需要一个稳定者，而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Kindleberger, 1973, p.305）这意味着合作（我们在下一章把它定义为国家间政策的相互调整）仍然依赖霸权国家的持续存在。
在阐述关于合作和机制的概念之前，我要探讨一下霸权问题，因为我所强调的像机制之类的国际制度怎样促进合作这个问题，只有在合作和纷争不是简单地由利益和权力决定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在本章，我要论证，霸权稳定论仅仅依赖现实主义关于权力和利益的概念，从而得出的一种决定性的看法，实际上是不正确的。霸权稳定论的第一个命题，即霸权国家能够促进某种程度的合作，从谨慎的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霸权国家的存在是合作性关系出现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而且，我的这项论证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霸权稳定论的第二个命题是错误的：国际机制建立以后，合作并不必然需要一个霸权领导者的存在；霸权后合作是可能的。我在阐述合作和国际机制理论之后，在第八章和第九章，将对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中霸权和合作到底是怎样相互关联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本章的任务是初步研究霸权概念在合作问题研究中的价值及其局限性。第一部分分析霸权稳定论的主要观点；第二部分简单地探讨世界政治经济中军事力量和霸权的关系；最后一部分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考察，加深我们对霸权概念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者的霸权概念，与现实主义的观点极其相似，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阐述同样的观点。然而，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关于意识形态的霸权概念，的确为唯物主义者的论证提供了极有见地的补充，不管对现实主义者还是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如此。
对霸权稳定论的评估
霸权稳定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应用，一个重要的含义是把霸权的概念界定为物质资源上的优势。其中，四项资源非常重要：霸权国家必须控制原料、资本的来源、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
控制原料资源的重要意义，为传统的领土扩张和帝国主义，以及非正式影响的扩展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我们在第九章将会看到，对石油资源所在地控制权的转移，是怎样对国家权力和国际机制的演变产生影响的。另外，作为权力的一项来源，有保障的资本进入虽然并不明显但也可能是同样重要的。那些拥有组织良好的资本市场的国家可以很便宜地借款，并能够为其同伴提供信贷，或者拒绝为其对手提供信贷。荷兰在19世纪的政治经济权力源于其资本市场的质量；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也一样；美国在过去的15年中同样受惠于此（DE Cecco, 1975; Feis, 1930; Ford, 1962; Kindleberger, 1978c; Lindert, 1969; Wallerstein, 1980）。潜在的权力也可能源于某国出口市场的规模。切断某一特定国家进入自己的市场，而允许其他国家继续进入，是一种“有力的、在历史上的确是重要的经济权力武器”（Mckeown, 1983a, p.78）。相反，为了换取对方的妥协或顺从，向其开放自己国内巨大的市场，也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影响手段。某国内部的市场越大，该国政府对关闭或开放其市场的自由度越广，那么其潜在的经济权力就越强。[1]
经济优势的最后一个含义是商品生产的竞争优势。沃勒斯坦从经济学意义上将霸权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中心国家的产品生产是非常高效的，以致它们即使在其他中心国家也具有很大的竞争能力，因此这个中心国家将是最大化的自由世界市场中的最主要受益者”（Wallerstein, 1980, p.38）。作为一种经济优势的霸权概念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这个概念并不非常有效，因为在总的收支平衡的条件下，即使那些最贫困和不发达的国家也有比较优势。1960年美国在纺织品、服装和初级制成品上出现了贸易赤字，这个事实并不说明美国失去世界上的经济主导地位（Krasner, 1978, p.68—69）。的确，人们应该指望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或者生产成熟的技术产品。但是竞争优势并不意味着领先的经济实体出口任何产品，而是生产和出口最有利润的产品，以及将会为未来提供生产更先进商品和服务的基础。总的来说，在竞争优势上的能力，是以领先国家的技术优势为基础的，尽管这种优势能力还要依靠对那些能够产生重要租金的有价值资源施行必要的政治控制。
因此，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一国如若具备所有这些因素，它一定是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霸权稳定论预言，具有这种实力的国家对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能力越强，国家间的合作性关系就会越多。这是一个非常简约的理论，是以我们第二章所说的“基础性力量模型”为基础的，在这个模型中，结果总是通过行为者的有形能力反映出来的。
然而，像其他许多“基础性力量模型”一样，这种粗糙的未经提炼的霸权稳定理论，总是导致不完善的预言。在20世纪，它正确地预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的相对合作状态的国际关系，但是它在霸权衰落后合作的发展趋势这一预言上，至少是部分地错了。在1900年到1913年，英国力量的衰落，是与那时商业上的冲突减少而不是增加并存的。[2]就如我们即将在第九章看到的，最近国际机制的变迁也只是部分地与美国力量的衰落有关。如何解释两次世界战争中间年代中纷争的盛行现象是困难的，因为在这20年中是否有哪个国家在物质意义上算得上霸权的，还不清楚。美国那时虽然在生产能力上是领先的，但是它并没有取代英国，成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在贸易总量上，它也落后于英国。在这段时间，尽管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完全能够满足国内的需要，但是英国仍然控制着中东的主要油田。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这20年时间，阻止美国领导一个合作性的世界政治经济的原因，与其说是美国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还不如说是美国在政治上不愿意为国际体系制定和执行必要的规则。尽管那时英国在为此不断地努力着，但是它太虚弱了，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Kindleberger, 1973）。导致纷争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因素，而不是霸权稳定论所主张的在于物质力量的因素上。
与那种粗糙的“基础性力量模型”不一样，一种经过提炼的改良的霸权稳定论，不会断定权力和领导权之间存在自动的联系。在经过提炼的霸权稳定论中，霸权被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国家是足够强大的，能够维持管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规则，而且它愿意这样去做”（Keohane and Nye, 1977, p.44）。这种解释框架仍然强调权力的意义，但是它比粗糙的权力理论更加重视强国的国内特征。它并不假设国家实力会自动产生激励性的因素，将力量投射到海外。因此，在经过提炼的霸权稳定论中，国内态度、政治结构以及决策过程等因素是并重的。
这种既强调国家决策也强调国家权力能力的论述，属于马奇所说的那种“力量激活模型”（force activation models）范畴。决心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承担领导的作用，对“激活”设想的权力能力及其结果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力量激活模型”本质上是一种后此推理（posthoc），即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们通过考虑为什么一个行为者不去利用所有可获得的潜在权力的原因之后，总是能够挽救这种理论所作出的判断。事实上，该修正结果是认为拥有优势资源的国家将会成为霸权国家，除非这个国家不愿意承诺去为世界政治经济承担必要的领导任务，但遗憾的是，它仍不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因素决定这个国家不愿去承担领导的责任。作为一种因果理论，这种理论的用处不大，因为除非我们对其国内政治了解非常透彻，既有的权力布局是否会导致潜在的霸权国家去维持一系列规则仍然是不可确定的。[3]
只有更粗糙的理论才作出预测。因此，我所说霸权稳定论，指的实际上就是这种“基础性力量模型”。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理论的最主要内容——霸权既是合作的必要条件，也是合作的充分条件——在本世纪的历史经验中并不能得到有力支持。如果从更长的大约150年的时间来考虑，这个命题也是很模糊的。[4]在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霸权时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年的美国主导时期，国际经济关系维持着相对的合作状态。但是正是在美国主导的时期，出现了已有规则的瓦解和持续增加的纷争趋势；而对英国霸权经验的仔细考察，也会使我们怀疑英国霸权在19世纪促进国际合作中的作用。
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比工业化革命以来的其他国家更能满足霸权的物质先决条件。1880年，英国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它既在其帝国统治范围内，也通过在其帝国范围外的投资，控制广泛的原料来源；它在世界上拥有最高的人均资本收益，拥有两倍于其主要竞争者法国的世界贸易和投资份额，只是在累积经济的规模上它落后于美国（Krasner, 1976, p.333）；英国占有的世界贸易份额尽管在1880年后的60年中逐步衰落，但是在1938年，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大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此外，在19世纪，英国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虽然其后急剧下降。正如表3.1所告诉我们的，尽管直到1970年左右，美国一直维持着比75年前英国霸权时期还要高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但是19世纪晚期的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致来说是旗鼓相当的。
表3.1 作为霸权国家的英国和美国的物质资源：世界贸易份额和相对劳动生产率
*和世界经济中其他成员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相比较。
数据来源：Lake, 1983，第525页的表1和第541页的表3。
然而，英国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但它并不能一直执行它所希望的规则。英国当然希望维持公海自由原则，但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它不能诱使欧洲大陆强国去保持自由贸易的政策。最近关于这个主题的一项研究认为，英国作出了努力，去制定和执行规则，但是既不全面，也不是很成功，这个结论与霸权稳定论所告诉我们的那个结论是大不一样的（Mckeown, 1983a：特别见第83页）。[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世界政治经济制定和执行规则所做的努力，要比英国在过去所做的更加有效。1945年后，美国并不是仅仅复制了早期英国的经验，相反，19世纪英国霸权和二战后美国霸权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我们已经看到，在与其他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上，英国从来没有像美国那样在1945年以后拥有绝对的优势。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依赖上，也从来没有英国过去那样高。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经济伙伴也是它的军事盟国，美国霸权可以施加影响是因为美国制定规则，而这些规则很难推及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而英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它的主要军事和政治对手。另外，英国维持自由贸易机制相对无效的一个原因，是它从来没有广泛地使用贸易互惠原则（Mckeown, 1983a）。因此，英国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时候，放弃了对那些倾向于保持自我克制行为国家的潜在影响能力。在面临对它们的出口产品关闭的英国市场和相互降低关税的选择时，这些国家的政策本来就是很容易改变的。最后，英国拥有一个可以退却的庞大帝国，向那些殖民地出售不很先进的产品，而不是与它们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上进行竞争（De Cecco, 1975; Hobsbawm, 1968; Kindleberger, 1978b; Lewis, 1978）。综上所述，美国的霸权很难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本质上，在一个霸权国家所使用手段的范围和功效上，以及它们获得的成功程度上，美国的霸权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只由一个例子，或者至多不超过两个例子支持的霸权稳定论，使人们怀疑其普遍有效性。即使这种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也不愿意坚持这个理论所主张的观点。在198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金德尔伯格似乎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即“有可能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国家共同承担提供领导权的责任，以加强合法性，共同承受负担，以使领导权不致被别人怀疑为控制和剥削”（Kindleberger, 1981, p.252）。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推广了一种具有高度决定论的霸权循环的概念：“一次霸权战争的结果是下一次增长、扩张、衰落循环过程的开始。”（Gilpin, 1981, p.210）然而，吉尔平并不认为他的观点是决定论性质的，他断言：“国家可以在它们理解的利益概念上，学会变得更加明智和开明，使它们的行为变得更具有合作性。”（Gilpin, 1981, p.227）尽管霸权衰落了，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失衡可以通过不诉诸霸权战争的手段得到解决”（Gilpin, 1981, p.234）。
所以，支持霸权稳定论有效性的经验证据是不足的，即使这种理论的主要支持者，对该理论的有效性也抱怀疑态度。另外，该理论的逻辑论据也不能不使人提出质疑。金德尔伯格强烈主张的单一霸权国家领导的必要性的看法，是以集体物品理论为根据的。他认为：“我们面临的危险不是国际经济中的权力太多，而是太少了，不是主导权的扩大，而是潜在的搭便车者过多，它们不愿意承担集体物品供应的责任，而宁愿等待别人来供应，自己坐享其成。”（1981, p.253）就如我们在后面章节里将会详细看到的，霸权国家生产的有些物品本质上并不是“集体物品”，尽管这个事实的含义并非像初看起来那样，必然就会危害这种理论的基础。而更多的批判则集中在这样的事实上，即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少数行为者很明显地拥有资源上的优势。这个事实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集体物品理论并非固有地预示少数国家之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奥尔森使用这个理论最初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说明，在一个只有少数行为者构成的体系中，这些行为者“能够在不依靠任何积极性的劝诱（除了物品本身以外）的条件下，为它们自己提供集体物品”（Olson, 1965，p.33；引自Mckeown, 1983a, p.79）。所以，逻辑上讲，在一个少数垄断者控制的体系中，霸权并不是该体系中合作出现的一个必要条件。
由此看来，霸权稳定论只是暗示性的但决不是确定性的理论。单单强调权力因素在创造一个合作可以盛行的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意义，还是不充分的，那种认为霸权是合作出现的必要条件，在理论和经验上也是非常薄弱的。如果把霸权重新界定为一个强大国家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能力和意愿，并由此进一步认为霸权是合作出现的充分条件，那么这种表述在本质上只是同义反复。
粗糙的霸权稳定论确立了一种有用的——如果还是有点简单的话——分析国际合作和纷争的起点。而经过提炼的霸权稳定论，对于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史上的一些时代，提出了一系列松散的但却具有积极暗示意义的解释性的问题。这种解释框架并不构成一种可作补充说明的体系理论，但是它却帮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思考霸权问题，即很少把霸权只作为一个概念，从权力的意义上解释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果，更多的是从领导权由单一国家执行的意义上，来描述国际体系。权力是合作出现的充分或者必要条件，这种说法并不能够作为科学概括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愿意去领导和有能力去领导的意义上去界定霸权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思考潜在霸权国家面临的激励问题。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一个霸权国家将会决定致力于规则和制度的建设呢？
对霸权国家面临的激励问题的注意，提示我们还要注意系统中其他国家面临的激励问题，这个问题常常被忽略了。它们在考虑是挑战还是顺从潜在领导者地位的问题上，面临着什么样的估算问题？对次级国家态度的思考，向我们提出服从或顺从问题。任何霸权理论，不仅要解释主导国家决定介入规则制定和规则执行的问题，而且还应该解释为什么次级国家要服从霸权国家领导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理论需要解释霸权机制的合法性以及合作的共存问题。我们在本章后面将会提到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这个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去理解合作和霸权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军事力量和霸权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澄清一下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分析与军事力量问题之间的关系。一个霸权国家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从而有能力去保护它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免遭敌对国家的侵犯。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经济议题——如果它们对基本的国家价值是非常关键的话——可能会成为军事—安全议题。例如，日本1941年对美国珍珠港的袭击，部分是因为美国对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进行了冻结，“不准日本获得在它控制之外的急需的关键性供应物品，特别是日本急需的石油资源”（Schroeder, 1958, p.53）。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美国利用它的军事力量确保自己能够获得中东的石油资源，1974年，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警告说，如果石油出口国威胁要扼住工业化国家的石油进口，美国可能会诉诸军事行动，以保护石油的正常供应（Brown, 1983, p.428）。
然而，霸权国家并不需要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军事上的主导者。美国和英国从来都没有达到这一点。英国在19世纪遭到法国、德国特别是俄国的挑战；即使在二战后美国力量的顶峰时期，美国也面临着苏联的强硬对抗，同时还与中国打了一场战争。可见，如果经济上占据优势的国家有充分的军事力量防止其他国家的侵犯，阻止它们进入其经济活动的主要区域的话，经济霸权与军事条件就结合在一起了。
因此，霸权的力量根源含有这样的意思，即霸权国家要有充分的军事力量去阻止和扼住其他国家可能的进入或关闭世界政治经济中重要领域的企图。但是在当代世界，不管怎么样，一个霸权国家很难和它的军事伙伴和军事同盟一起，直接使用军事力量去维护其经济政策目标。在联盟自身不成问题的情况下，美国的盟国不可能受到武力的威胁；除了特殊情况以外，只要其盟国很有信用地遵守霸权国家拟定的经济规则，美国也不会威胁说要停止保护它们。二战后美国主导的霸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许多关系，与理想的现实主义类型相比，要更加接近理想的“复合相互依赖”类型——多层次的议题、社会之间多层次的接触渠道、军事力量对大部分政策目标的无效性（Keohane and Nye, 1977，第2章）。
这并不意味着军事力量变得没有用了。由于德国和日本几乎无法忽视美国军事力量保护它们免遭苏联威胁这样的事实，即使在美国与其最紧密的盟国关系之间，军事力量也扮演着间接的作用。在中东，军事力量甚至扮演着极其显著的作用，美国有时在那里还直接使用军事力量，美国在那里的军事援助也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军事力量关系的变化已经不是影响二战后发达国家间合作和纷争模式的主要因素。只是在中东石油危机这个例子上，军事力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力量对国际经济机制的变迁产生了作用。但是即使在这个例子上（我将在第九章分析），经济相互依赖，以及经济权力的转换等因素，也是更重要的。在1945年到1983年这段时间，美国维持着比它的任何盟国都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是唯一有能力保护它们免遭苏联威胁的国家，并有足够的力量对许多像中东这样的出现反对势力的地区进行有效的干预。本章对霸权和秩序关系问题的解释，以及第八章对霸权状态下的合作和第九章对霸权机制衰落的考察，主要关注的是权力的经济根源，以及经济权力的转换对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的意义。通过将经济议题从军事议题中抽象出来，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注意到各种变迁的经济根源。
有些读者也许会批评这个观点，认为军事力量一直比我们这里说的要重要。我欢迎这样的批评，在这里，我把军事力量只看作战后美国霸权的参考性条件而不是一个变量。然而，任何对这个观点的批评都应该记住，我在这一章和第三部分试图解释的问题不是霸权的根源（其根源主要在国内制度、基础性的资源和技术发展上，而不是在军事力量上），而是霸权的变化对发达工业化国家间合作关系造成的影响上。我试图解释美国主导地位对国际经济机制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主导地位的衰落对这些机制的影响。如果这些问题（而不是其他可能让人感兴趣的问题）只有通过更深入地研究军事力量关系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才能更好地得到理解，那么，这个假设性的批评才可能危及我的论证。
马克思主义对霸权的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根本性力量是阶级斗争和不平等的发展；国际史是动态发展的和辩证的，而不是循环的；国家的行动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反映。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当代世界体系中，如果不在由进化模式和资本主义功能需要而塑造的资本主义背景下理解霸权或者国际制度的运作，谈论霸权或者国际制度的运作是没有意义的。决定论者把这些东西视为必要的规律。而历史决定论者可能认为这种模式为我们理解一个漫无止境的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些线索，这个历史过程很明显地受到过去发生事件的影响：人们创造他们的历史，但不是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方式来创造。
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政治理论都是从分析资本主义开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生产力的进步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矛盾是注定要出现的。这些矛盾以利润率的停滞和衰落趋势等形式表现出来（Cohen, 1978; Fine and Harris, 1979; Mandel, 1974），但是，即使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矛盾同时也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中反映出来（Habermas, 1973/1976）。任何“霸权的危机”本质上将必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危机（Arrighi, 1982; Campen and MacEwan, 1982; Sweezy and Magdoff, 1972）。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使用霸权的概念，含蓄地把它简单界定为一种主导地位，作为分析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现象的一种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重商主义者来说，财富和权力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彼此互相依靠。就如席尔文（Sylvan, 1981）所指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布劳克（Fred Block）的分析与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吉尔平的分析是非常接近的，两者都强调美国霸权在创造战后世界秩序中的作用，以及美国霸权衰落给人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影响。
沃勒斯坦的研究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他竭力强调现代世界的历史应该被看作是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历史。除了因为地理因素、独特的历史原因或者运气而产生的相对小的偶然事件外，“世界市场力量的运作加速了差异的出现，使它们制度化，并在长时期内是不可能被超越的”（Wallerstein, 1979, p.21）。虽然如此，当考虑到特定的时期时，沃勒斯坦强调的仍是霸权和军事力量的作用。17世纪荷兰的经济霸权不是被世界市场体系的运作或者资本主义的矛盾所毁灭的，而是由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力量所毁灭的（Wallerstein, 1980, pp.38—39）。
使用重商主义范畴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一些分析上的模棱两可之处，从而不得不处理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使用这种分析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很难维持阶级中心的分析，因为为了解释国际事件，分析的单位转换到国家层次而不是阶级层次上。这是布劳克和沃勒斯坦共同面临的问题，他们采用的国家中心的分析方法把阶级的概念降格到政治经济的朦胧背景之下（Brenner, 1977; Skocpol, 1977; Sylvan, 1981）。国家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困境还反映在很早时候列宁和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论战上（Lenin, 1917/1939, pp.93—94）。列宁声称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无法克服的，以反对考茨基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保持相当长时期的联合而得到克服的观点。
美国霸权在战后20多年的成功运作，支持了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可能是稳定的预言，而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6]但是，这还不能解决“超帝国主义”在没有霸权存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维持下去这个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分析当代形势，将会坚持认为超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美国霸权——正在逐步地崩溃，从而导致持续增加的国际无序状态。当前的议题是“这种霸权的崩溃最终导致的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还是世界社会的一种革命性的重构，抑或是搏斗中的阶级和国家的共同毁灭”（Arrighi, 1982, p.108）。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超帝国主义”是否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新的协调努力中得到复兴，或者相反？资本主义内部或者资本主义与国家系统并存中的本质矛盾，是否使这种复兴变得根本不可能？
本书的关键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在没有美国霸权的情况下是怎样维持的——本质上提出的是同样的问题。这里采用的观点与考茨基及其追随者的问题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使用的术语是不同的。我的看法是，由国际机制的效应而培育出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足以使持续的合作成为可能，虽然并不一定是必然的。人们不应该像默里（Murray, 1971）和海默（Hymer, 1972）在关于资本国际化项目的研究中所理解的那样，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间存在的强大利益维持着竞争之中的合作。在一个国家体系背景下所存在的不平等发展的事实，使得斗争成为经常性的，从而合作也是不完全和脆弱的（Chase-Dunn, 198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斗争必然发展为暴力，也不意味着能够给各方带来利益的协调努力就是不可能的。
尽管我的研究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存在相似的地方，但是在我的研究中，我并不接受后者的研究范畴。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规律的分析，是依赖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国家间关系，或者为了分析未来的国际合作而推理出来的，这种分析并不是很充分和完善的。当认为根本性的矛盾存在于资本主义范围内时，这些矛盾当然会对未来的国际合作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这种矛盾的存在和特征，因为太模糊了，并不能够纳入到我的分析框架中去。[7]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霸权的认识，部分源于其将作为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霸权概念和资本主义矛盾的论述结合在一起。但是这并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对这场论战的贡献，在葛兰西及其追随者的思想中，霸权与完全的主导地位又是有区别的。就像考克斯所表述的：
葛兰西使用霸权这个概念去表述客观物质力量和道德—政治观念之间的联合，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中，则是结构和超结构的联合。在这种联合之下，通过主导集团和从属集团之间存在的一种糅合了服从和一致的意识形态，使因为对生产的支配地位而取得的权力被合理化了（Cox, 1977, p.387）。世界秩序的一种霸权结构是指，个中的权力首要的是以各方共同同意的形式而出现的，这与非霸权的世界秩序是有区别的，在后者那里，相互竞争的大国是明显存在的，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确立其主导地位的合法性（Cox, 1981，p.153，注27）。
这个霸权概念的价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霸主的伙伴为什么愿意去服从霸主的领导。各种霸主都需要服从，这样它们才能构造一种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而要获得这样的目标，使用武力手段的成本太高了，也许还是得不偿失的。毕竟，霸权和帝国主义的关键区别是，霸主和帝国是不一样的，它不通过臃肿的政治超结构来主导社会，而是通过等级控制和市场力量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来监督各个政治上独立的社会之间的关系（Wallerstin, 1974, pp.15—17）；霸权依赖于次级国家中精英们的主观意识，这些精英们认识到在霸主意愿的下面，牺牲有形的短期利益可以获得无形的长远的收益。
意识形态霸权的概念是有价值的，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服从”——这个词应该谨慎地使用它——的问题。首先，我们不应该认为，当次级国家的领导们接受霸权的意识形态时，他们并不必然就是“错误观念”（false consciousness）的牺牲品，或者认为这些次级国家的领导们构成了一个小的寄生的精英，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出卖了国家的利益。这个概念也提醒我们，就像吉尔平所做的一样，在英国治下的和平时期和美国治下的和平时期，不是霸主，而是霸主之外的国家变得繁荣起来，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增长速度比霸主自身的增长速度还要快（Gilpin, 1975, p.85; 1981, pp.175—185）。在有些而不是所有的条件下，霸主的统治不仅仅符合边缘国家中精英们的自身利益，对他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是有作用的，如果他们服从霸主的统治的话。[8]
我们可能去怀疑，意识形态霸权是否如它在国内所表现的那样，在国际上也是一种持久的现象。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不受霸主欢迎的，尽管这种现象发生在其国家之外，但却是它的敌人。霸权的反对者们常常把民族主义作为弱国的武器，他们还可能使用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力量，去消解霸权的合法性，而不是与霸权的合法性意识形态站在一起。当代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对霸权意识形态的潜在挑战是一直存在的。
结论
对霸权稳定论的一般有效性的看法，常常被过分夸大了。单一大国的主导地位也许在特定的情况下对世界政治中秩序的形成是有意义的，但是这并不是世界秩序形成的一个充分条件，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这是个必要条件。但是现实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霸权的论述，都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洞见，他们的观点将被融进本书第三部分关于霸权合作的运作和衰落的解释中。
霸权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与合作和像国际机制之类的制度相互关联的。成功的霸权领导，自身也依赖一定形式的非对称的合作。霸主扮演着一种独特的地位，为其伙伴提供领导，换取服从的回报。但是与一种帝国的权力不一样，霸主在没有其他国家一定程度同意的基础上，是不能制定和执行规则的。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经验所告诉我们的，单单物质上的主导地位还不能够保证国际体系的稳定和有效的领导。实际上，霸主可能还不得不将许多资源用于国际制度的建设上，以确保它所偏爱的规则能够指导其他国家的行为。
国际合作可能通过霸权的存在而培育起来，同样，霸权也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来制定和执行国际规则。霸权与合作并不是可以互相取代的，相反，它们常常是相互的共生的关系。为了分析霸权与合作的关系，我们需要一种关于合作的概念，这个概念必须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就是强制因素在世界政治中一直是可能的，利益的冲突从来没有消失，即使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就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详细看到的，合作不应该被定义为没有冲突——冲突至少是国际关系可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在纷争的事实下刺激政策的相互调整。
注 释
[1]对这个问题的经典陈述是由赫希曼作出的（Hirschman, 1945/1980）。最近阿格尔威尔以纺织品为例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探讨，见Aggarwal, 1983，p.622。阿格尔威尔指出，一个庞大商品进口国不仅可以对该种商品的出口国施加影响，而且也可以对该种商品的其他买主施加影响，后者担心如果一个巨大的市场遭到关闭后，进口商品会转向它们本国的市场。
[2]见Krasner, 1976。克拉斯纳的分析强调把自由主义或者开放性，而不是秩序或者合作作为依附性的变量。合作与自由主义在概念上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将会在第九章看到，两者在经验上也是可以作出区别的。然而，在克拉斯纳对过去150年世界政治经济的高度集中的分析中，这种区别并不起重要的作用，因为开放的体系总体上比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系更可预测和更少冲突，即更有秩序。
[3]按照我们第二章的观点，同样的事实是，经过提炼的霸权稳定论并不是一种体系理论，因为这种理论的解释力量依靠的是行为者的内部特征变量。
[4]见注释2。
[5]从分析的意义上讲，英国是否一贯地信奉自由主义，与其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能力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为自由主义是不应该与合作问题相等同的。然而，正如我们在本章第2个注释所说明的，英国在19世纪所竭力追求的秩序，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秩序。关于英国霸权的兴起在欧洲以外地区可能导致对贸易进行限制的例子的探讨，见Laitin, 1982，以及Lawson, 1983。
[6]对这种论战的不同解释，可参考Mandel, 1974，pp.332—342。
[7]“长波理论”（long waves）或“康德拉季耶夫曲线”（Kondratieff waves）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所存在的唐突、模糊以及缺乏经验支持的特点。该理论还被曼德尔（Mandel, 1974）以及像罗斯托（Rostow, 1975）这样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所采用。埃克兰德（Eklund, 1980）在关于“长波理论”文献的一篇精彩评论文章中，认为试图确定和解释清楚长波现象的努力“已经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8]这并不是说霸权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小国或者弱国的。当然我们也没有把握说这就是事实。霸主可能阻止中等国家去剥削小国，并构造一种有利于世界经济增长的秩序结构。但是，霸主同样会从经济上剥削小国，或者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干预来改变这些国家的自主发展模式。由于存在太多的其他因素，霸权是否有助于弱小国家这个问题，是不能以绝对的方式给予回答的。除非我们发展出一种更加复合和成熟的霸权状态下各种关系的理论，并考虑到其他因素，而且世界福利的确得到增长，否则这个问题在经验上仍然是一个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