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前，梁家两兄弟带着七个儿子来到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其中五门人丁比较兴旺，另两门逐渐消失。到目前为止，从大家庭来看，梁家几门共有五十四户。兄弟几个，结婚后，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父母在家帮忙看孩子。无所谓分家，但从经济实体来说，应该已经算个体小家庭。从这个角度算，应该有一百五十户左右，共六百四十多口人。
从家庭居所来看，其中有两家完全离开了村庄，搬到了打工的城市生活（把村里的宅基地卖了）；一家不知所终，与村里人没有任何联系；七家在外打工，孩子也在外地上学，家里房子封着，几年没有回来，短时期内应该也不会回来；一家在镇上生活，但村里还有宅基地，马上要盖房；还有三家在外地做生意，隔一两年回来一次，家里的房子盖得非常好，显然是在为将来回来做准备；其余几十余家都仍在村庄生活，家里的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老年人、家庭妇女和小孩留在家里。还有八九户，就在土地里讨生活，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这一类人，在村里是最老实也最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他们经常被大家忽略掉。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梁庄人大规模地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去北京的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据说有一段时间他们还聚集在北京火车站倒票；去西安的多是在火车站周围拉三轮车。后来，才有到青岛、广州一带去打工的。极少数人在外做生意，如校油泵、在城乡结合部卖菜等等。大家出外打工都是以家族为中心，相互传带。在外打工的梁家人有三百二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六十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十五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现在已经人到中年，四十多岁将近五十岁的样子，有些人又回到了农村，在家种地，间或在镇上或周边打点短工。还有一些仍然在外面打工，但显然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几年。有些人不想回来，但身体已经干不动了，只是在那里撑着。譬如我一个堂哥，早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娶妻生子后就出门打工，是村里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他先在北京当保安，后来到西安蹬三轮，每年就只有春节回家。前些年在村里碰到他，说话打扮很有城市味儿，非常看不起自己从没有出过远门的老婆，总喜欢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哪怕在那里他只是一个蹬三轮的。这几年年龄大了，干活渐少，住在了西安的儿子那里。但很显然，他终究是要回来的。
有少数在外面过得不错的，就离开了村庄，如小名叫“坏蛋儿”的村长弟弟，当年，他是村里有名的捣蛋鬼，差点被送进监狱。现在他在内蒙开了一家校油泵厂，因为起步比较早，挣了不少钱，就在内蒙买了房子，将两个孩子也接了出去，已经四五年都没有回来了。村长曾经把俩儿子送去跟着叔叔干，结果，叔叔太抠，不给侄儿工钱。后来村长的两个儿子在同一个城市也开了一家校油泵厂。
一些中年妇女农忙时组成“打工队”，给村里人帮忙种地、除草、收割，一天也能挣三十来块钱；青年夫妻则是候鸟式生活，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用打工的钱在家里盖房子，孩子由爷爷奶奶带着，春节或农忙时回来。村长说，这两年春节回来的也逐渐少了，暑假、寒假时，家长会让孩子去他们打工的地儿，假期过完，孩子再回来上学。当然，这只限于夫妇在一个地方打工，并且有条件住在一起的。也有少部分比较能干的青年，在外打工挣到较多的钱，回来在本地做生意，卖沙，做商品批发。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梁家清保就是其中一例。前年回来，他想在镇上做太阳能生意，这是近几年农村新兴的一个家庭装备，盖新房的人家都会买，市场应该不错。但是，店只开了一年，他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把打工几年赚的钱全赔了进去。清保准备今年再出去打工。
有三十多个少年在镇上读初中、高中，基本上是寄宿在学校，星期六、星期天回家。三十多个儿童在镇上小学读书，爷爷奶奶照顾起居，每天接送。村庄的老人有百余人，基本上都在五十岁以上，在家种地、养孙子，还有的在镇上做点零活，在本地建筑队当小工，或在村里石灰砖厂干活。
“人去楼空”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景象。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在家盖有新房，并且，他们也是为挣到盖房的钱或为子女挣得学费而奔向城市去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能在城市扎根、养老（也许是他们根本看不到有这样的可能性），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里打工，挣一笔钱，在家里盖栋像样的房子，然后在本地找个合适的生意做。
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即使夫妻两人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他们也很少有机会能够同吃同住。如果他们在不同的工厂、建筑工地干活，吃住在厂里，他们甚至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梁庄一直是“人多地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人均八分地。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由于地少，这些农作物的收成都不够养家糊口，因此，20世纪80年代之前梁庄几乎家家挣扎于贫困线上，一到春天就断粮，闹“春荒”。
改革开放以后，到城里打工为人们打开了新的挣钱门路，不管在城里干什么活，每年都能拿回家一些钱，供人情世故开销和日常开支。因为种地要交税，还要在麦忙秋收时回来，许多人家干脆把地租给同村的人，条件就是租户替自己交税，每年再给自己两百斤麦子。留在村庄的家庭也多了一项租地经营，麦季收入只够交税和给户主的那一部分，秋天那一季算是获利。
到20世纪90年代，村庄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非常少见，但是，真正能够轻松地盖新房，生活过得比较滋润，还是村干部、村庄里的能人、少数经商的或者有吃商品粮的家庭。据村长讲，这两年因为国家免税，有许多人家又把多年不种的地要回去，种点麦子、玉米等，自己并不回到村庄，托亲戚代种代收，工钱照给。但是，也有人家不愿意把种了多年的地再还回去，为此还产生了纠纷。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还有经济利益关系。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也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而城市里却拥挤着无数的农民。每年春运高峰期，火车站里肯定有梁庄打工者的身影，而那无数拼挤的身影也分别指向中国的无数个村庄。当成千上万的农民几天几宿在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等待，在风雪里吹着，在广场里蜷缩着，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幸福、渴望？焦灼、愤怒？对于那些打工者而言，一年之中仅有的几天相聚、几天轻松也是如此地艰难，对于遥远的村庄而言，那也是一年中仅有的热闹、充实、满足的时刻。
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民刚刚大规模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政策研究者，包括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被这巨大的“流民潮”惊呆了，并认为对农民的“释放”将成为社会问题的一个“火药筒”。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认为有三个因素会使得中国流民问题暗藏凶险，在著名的《第三只眼看中国》中他写道：“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是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因此，农民与法律的冲突将更为激烈、经常；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而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农民在进城伊始就会产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妨碍他们逐渐成为城市人，而且会以犯罪形式表现出来。”
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依然会听到不少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抱怨，我们依然能看到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尴尬。进城的农民打工者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城市，只是自己讨生活的地方，不能指望它们给你留下真正的生存空间。他们变得本分、安分、守成了，他们认同自己的命运，不再抱怨。并且，通过婚姻、言传身教等方法，他们也竭力抑制他们的下一代——第二代打工者，被政府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孩子们——做过多的非分之想，因为他们有过痛苦的经验。
[1] 逼财：当年农村清算地主时的一种说法，即“要彻底清算地主，把地主家隐藏的财产也逼出来”。
[2] 光棍儿：有头有脸的、耍得转、耍得开的人。
[3] 老鳖一：老实人，在农村总是被人捉弄、被人欺负。
[4] 鲜点儿：有代表性的。
[5] 二货山：耿直、倔强，不懂人情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