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庄到吴镇学校的路，我走了整整五年。沿着村里坑塘边的道路走出村子，上公路，公路入口处是梁光栓家盖的一个小土坯房，极小极小，也没见用过，却成了梁庄村最显在的标志；经过吴镇北头回民区，沿路有茶馆、羊肉店、小百货店；拐进镇上许家那条小道进镇子里面，路边有一个厕所；在其中一个小路口，有一大片半人高的刺玫花，每年夏天，它都开出粉白的花，香得刺鼻，但很美。然后，就是吴镇的主街道，新华书店、供销社、五金店、乡政府，紧接着就是乡中心小学和中学了。这条路一共有两公里多，我每天都要来回走六趟。
现在，和父亲从吴镇沿路走回来，我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父亲说，那是镇子南头，这是镇子北头，那是街上许家……我很茫然，虚飘飘的，脚仿佛悬在半空中，怎么也不踏实。
到了新公路的交叉口，父亲说，这算到咱村了，这沿新公路的房子都是咱梁庄盖的。一排排崭新的房屋，有两层小楼，有平房，屋前都是水泥浇铸的大院子，高门楼、卷闸门，非常气派，中间夹杂一些旧房屋。父亲说这些都是新宅基地，留在村里的那些老宅基地要么便宜卖给了别人家，要么干脆就不要了。
拿着老屋的钥匙，我和父亲准备再次回去“寻宝”。每年回家我们都会回老屋一趟，奇怪的是，每次都能在这里发现一些宝贵的东西：一张旧相片、小学的作业本……有一次居然找到了初中一年级时的一个日记本，我甚至已经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通向老屋的路几乎被杂草封住，我们蹒跚而过，有几次差点被草绊倒。打开老屋的门，灰尘扑簌簌地往下掉。站在堂屋中间，看着一件件熟悉而陌生的物品，我百感交集。靠后墙有一个泥糊的长条几，上面摆放着许多东西，中间是毛主席像，配在两旁的是挂在墙上的对联，两边是放有家庭照片的镜框。条几下面是一个个小格子，里面可以放各种物品。条几前面是一张高高的大桌子，春节这里会摆放供品，平时会放一些杂物，这里也是我们写作业的地方。北方农村家庭大多有这两样东西。大桌子的正上方是顶棚，为了防止房屋梁上掉的灰尘落到人的身上，父亲便用竹子和硬纸糊了这个顶棚，上面还扔着至今让我们心痛的连环画册。
我在条几和大桌子上仔细翻捡，又在条几下的格子里摸了又摸，没有找到任何东西。难道老屋已经找不到任何回忆的凭证了？我不甘心，又拿棍子用力捣顶棚，也没有连环画册掉下来，反倒是成堆的灰尘“簌簌”地往下掉，里面夹杂着无数的老鼠屎粒。东屋和西屋的屋顶上有两个大洞，地面有两个常年滴水而成的大坑。东屋靠后墙的角落里还放着那张大床，床的木头已经变成黑色，落满了泥和灰尘，从下面露出一角破旧的棉絮。这是父亲母亲结婚时用的床。床头放着一个木箱子，那是母亲的嫁妆之一，也是当年全家唯一上锁的地方，这箱子里面曾经放着家里最贵重的东西。就是在这个箱子里，我曾经摸到过一个煮熟的鸡蛋，发现时惊喜异常。我拿着鸡蛋偷偷地吃，吃一小块儿，就到院子里看一下。那时，家里人都陪着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许多年之后，大姐告诉我，我一从里屋出来，大家就看到我嘴巴上沾有蛋清，我再进屋，大家都知道我干什么去了。这样几进几出的，所有人都憋着笑。西屋是放粮食的仓储，也是我们姊妹长大后住的房间。后来哥哥结婚，我们又重新回到东屋，西屋成了哥哥的婚房。那夜晚的“吱呀”声现在想起来还让人有点心跳，北方乡村的房屋并不隔音，三间房屋之间只有一个高高的隔断墙，旁边房间的任何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隔断墙上还挂着各种各样的农具。
院子里的老枣树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也见证了老屋的颓败。它与我们的记忆，与故乡的时间、空间一起存在，与家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场景一起存在。每年枣子上市的季节，不论身在何地，我都会去买枣吃，并且告诉卖枣的人和一起买枣的人，我家院子里也有一棵老枣树。每年暑假，正是枣花盛开、青枣初结的时候，我们睡在枣树下，吃在枣树下，玩在枣树下。到8月中下旬，树上半青半红的枣子，吸引了无数顽皮的少年。时不时有瓦片、土块落到我家院子里，“蹭”地蹿出一个人影，捡几个枣子，又迅速蹿了回去。那时，我和妹妹总是和一班孩子斗智斗勇。9月中下旬，选一个中午村里人睡午觉的时候，哥哥会和他的几个好哥儿们上树，拿着棍子打枣，或是爬到最高的树枝上，拼命地摇树。“哗啦啦”的枣子落地蹦跳着，那满筐红色的、饱满的枣子，让人充满了无限的喜悦、满足和幸福。不知为什么，几年前，老枣树不结枣了。现在，正是夏天，老枣树大半的身躯干枯着，只有一些稀疏、泛黄的叶子证明它的生命还存在着。我们都离开家了，枣树那白色的小花、青色的小枣，那泛着诱人光泽、圆润饱满的红枣，给谁看，又给谁吃呢？
望着院子前方大片的断壁残垣，我第一次以有意识的眼光去观察村庄，惊讶地发现，以我家为起点，往前看，竟是一大片连绵的废墟。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这里曾是村庄的中心，光亭叔家门前的那棵大树下，有一个大平台。夏天，每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里就挤满了人，男人、女人一边说笑，传着闲言碎语，一边拿着盆子大的海碗吃面条。晚上，这里是歇凉的中心。即使到了半夜时分，还有人在这里摇着蒲扇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而如今，荒草和灌木覆盖了这一切。到处是巨大的断墙和残破的瓦砾，断墙角落是倒塌了一半的锅灶，上面还有落满灰尘与泥垢的锅盖、铁铲、锅盖，仿佛昭示着这里曾经有过的生机。有的房屋甚至连屋顶都没有了，只剩下几面墙撑着一个框架。
这里是谁家？树木与杂草遮掩着废墟，充满了凄凉与破败之感，仿佛一个巨大的坟墓。正对着我们家前面的是拐子常家。拐子常，一个好吃懒做的人，父亲和村里的人常常讲他，一家人吃面条，拐子常总是把筷子在锅里一搅，面条全串到自己碗里，老婆和一群孩子就只有喝汤。他家的房子一直是泥坯墙，一到下大雨的时候，那黄泥水就哗哗地流到我家的院子里。现在，只剩倒塌的一垒垒黄坯和一面墙壁了。再往前边，是拐子常的弟弟家，这一家家破人亡，女主人早年离家出走，男主人因偷树怕被逮住坐监狱而自杀，两个小孩儿也不知所终，房子早就倒塌了。
再前方是一个已经呈四十五度角倾斜的房屋，屋前有一个已经破损的抽水井，房屋门上居然还贴着崭新的对联。厨房倒塌了一半，里面的灶台还依稀可见，只不过，灶台上落满了长年累积的泥尘。厨房后面是一大堆散乱的红红绿绿的垃圾。这是谁家？我想不起来。父亲说，这是光亭的老屋，当年，他就是在这屋里娶了媳妇，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他和老婆打架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会跑到他屋里去看，一个黝黑的、干净至极的农家房屋。
再往前，连父亲也似乎有些踌躇了，他必须得四处回顾，定定方位，才能说出是哪家的房子。我数了数，这一片绵延着的倒塌了的房屋有十五家，还没有算我们家这个摇摇欲坠的房屋。也就是说，至少有十五个家庭离开了他们原来的生活场地、原来的聚集场地，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和父亲在村庄里走了一圈，整个村庄至少有四处这样的大片废墟，估计约有六十户左右人家。
这些废墟，和公路两旁高大、现代化的建筑是一个村庄吗？在煌煌的烈日之下，在知了不间断的噪鸣声中，我似乎有些迷惑了。我记忆中的村庄与眼前现实的村庄相比，虽然地理位置没变，但其精神的存在依据却变了。蓬勃的中国新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废墟中，建构了它的新躯体和新形象。
这些废墟，都是梁姓的几门。宅基地的划分，是依据家族的远近、人口的多少来进行分配的。一个梁姓，既是一个宗族、血缘场域，也是一个生活、文化场域。以一个点为圆心，梁姓人家居住在一起，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加，地域逐步扩大。大年初一的时候，每家都会做一锅大烩菜，依照辈分的高低，依次相互交换，最后，每一家锅里都是一整个家族的饭菜。然后，才开始吃早饭。这一习俗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如此，老一辈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然而，有一个意思是肯定的，即要让这一个大家族团结一心，不分你我。因平时吵架而不说话的同族人，如果愿意和解，这也是最好的、不尴尬的和解时刻。
现在，这一村落文化已经变了。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有能力的沿路而居，不分姓氏，形成新的生活场、新的聚集群落。这些人家无疑是村庄的新贵，代表着财富、权力和面子，因为这里的地并不是谁想买就可以买到的。没有能力的，或勉强住在破烂的房子里，进行各种缝补式的修缮，或购买那些搬走的家庭的房子。毫无疑问，村庄的内部结构已经坍塌，依家族而居的生存模式也已经改变。张家道宽的房子所在地，原来就是我家一个堂伯的宅基地。张家的老宅位于老坑塘旁边，是极不规则、非常潮湿的一片地，这里也是整个村庄位置最不好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只需买那些移居人家的宅基地盖房就可以了。
村落结构的变化，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变化。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它们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村庄，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盘散沙，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不具有实际的文化功能。
我不想怀旧，但又怀念一个村庄的人就像一家人的感觉，虽然有争吵，有痛苦，有各种人情的麻烦；我不想认同现在的存在模式，但新的聚集地不正是新一代孩子成长的地方？在将来，不就是他们的故乡吗？或许，这正是他们的文化，他们世界的起点。
第一代打工者还愿意在村庄盖房子，因为那是他的家，在这里，显示自己的财富是确定自我价值的象征。但是，更年轻一代的乡村青年对乡村的感情非常淡薄，他们在家乡待的时间很短，往往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他们对未来的渴望更为开放，也正因为此，他们的命运与处境也更为尴尬。他们又将在哪里扎根呢？十几岁就离开家乡，在城市打工，但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城市不是他们的家；而乡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没有情感的事物，他们在乡村也找不到归属感。新一代农民工这种双重的精神失落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该怎样弥补和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