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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芝婶:我这奶奶活成了爹妈、老师和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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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村会计的堂叔前几天就和父亲约好,今天到他家吃饭。到堂叔家,清道哥已经坐在那里,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堂叔也没有介绍。凉菜已经摆在桌上,另一边的牌桌已经支好。看来话是说不成了。果然,父亲刚刚进门,清道哥就大声叫道:“二叔,你咋恁晚,就几步路,还得请几次,快快,速战速决。”镇上有人开车把热菜往这里送(当然也是记账),堂叔给我解释说,平时他决不随便去食堂吃,也是偶尔才这样子。父亲和清道哥都不以为然的样子。清道哥不喝酒,说是昨晚喝多了,喝透墒[2]了。父亲和堂叔都说,喝多了,才要再喝呢,喝一点透透。左劝右劝,清道哥的脸喝得红扑扑的。据父亲说,“村村通”公路的主路已经卖给河里挖沙的(是通往河的唯一大路),卖了十七万,已经快被新支书败光了。具体情况,会计应该是最清楚的。但是,堂叔说来说去,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是一直强调“都是这样子,也没什么好说的,花钱地方太多,要得多了,自己也忘了”等等之类的话。

吃过饭,牌局开始。我到院子里和堂叔的老婆芝婶闲谈。她的小孙子和我的儿子差不多一般大,两个小孩很快熟稔,在门口的沙堆上玩沙子。堂叔家的房子盖好不到两年,非常豪华。他们是把原来的坑塘给填平了,再在上面盖的房子。从外面看,房子因为地基垫得高而显得高大,其他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到房子后面就别有洞天了。后面也是正门,前面所看到的高高的地基其实是楼房的一层。院子里铺满水泥,非常干净。

堂叔家已经可以看到都市设施的影子。三间房子是请镇上专门做室内装修的人设计的,要知道,“室内装修”这个词语在前几年的农村是根本没有听说的,近两年刚刚兴起。房内有吊灯、立墙、电视柜、书柜,颇有点欧洲风格。但是,细看之下,装修所用的材质却是劣等材质,做工也较为粗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颇具现代感的房子里面,所装载的仍然是小凳子、破竹椅、十九寸的旧电视,还有这一群地道的仍然是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一切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与房间中的某些过于精致的设计在一起,制造出了滑稽和错位的风格。

楼梯间的下面是卫生间,蹲式,有自来水可以冲洗,但是,里面却脏污不堪,白色的瓷砖和便池已经变成黑色。角落放着一个装废纸的便篓,纸早已溢满出来,扔在地上。洗手池也布满黑色的污垢,上面镜子的座架上还搭着一块毛巾,放着一块小香皂,毛巾的颜色已经分辨不出来了。卫生间的外观是城市化的,但是人们的使用思维却仍然是乡村式的。

芝婶说这座房子估计花了十几万,跟他们老两口没关系,都是儿子在外校油泵挣的钱。问起房子的设计和样式,芝婶有点轻蔑地微微笑了,说:“都是按照儿子、儿媳的眼光设计的,我就看不出什么好来。闲花钱,一点也不实用。二层的三间是大通间,将来儿子、儿媳回来看能做个什么生意。总不能一辈子在外面吧。”

芝婶,乡村里难得一见的面容光润、皮肤白皙的妇女,看起来很有富贵相,和堂叔一样,说话谨慎。她倚在大门口,盯着孙儿,一会儿呵斥他一声,一边跟我闲谈。经过好几次的交往,芝婶的戒心少了很多,也愿意和我多说话。我问孙子啥时候跟着她,儿子在哪儿打工?没想到却引来下面的一番话。

孙儿啥时候留在家?不到十个月的时候,儿子在新疆校油泵需要人,就把媳妇叫了去。我和他爷爷就一直带到现在,一年也就春节回来住十几天。有一年夏天,让我们去住,妈呀,那是啥地儿,热得人没处钻,地方又小,就那一大间房,根本没法住。娃儿也受不了,住了不到一个月回来了。今年又生了一个孙女,媳妇打的算盘可美,想把大的带走,小的再留给我,让我养,我说啥也不干。大的好不容易四岁了,都有感情了,现在你再把他带走,那不行。再说,我也老了,这两年腰疼,疼起来了,连腰都直不起来,还得到镇上去按摩,那十个月的小孩子可不是好带的。春节走时,媳妇是生着气走的。我也不管。后来,这孙娃儿想他妈了,我说把他送到新疆,又贵贱[3]不去。说急了,说:“奶,你再说,我就跳坑[4]。”他爹在电话一听,伤心了,说赶紧把娃儿送去,可是我不愿去,去了咋办?没地住,热得要死,还得伺候一家子人,我可是受不了。他爷老说我惯他,说就你有个孙儿,到哪儿领上。我知道娇惯的害处,但抑制不了。孙娃儿再也不提他爹妈,他爹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我知道,娃是伤心了。可这又有啥用,农村不都是这样?

咱们这村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全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的儿子、媳妇还不给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三个娃儿留六个孙儿,比着留,谁不留谁吃亏。有的家里,儿子也说,你别种这七八亩地,我给钱,这五六个娃儿都够你受了,俺们在外头挣钱容易,谁叫你弄这二亩地。可给钱时,谁都想少给。爹妈都不在家,不光是爷奶的负担,对娃们的学习影响那真是大得很。

那早晨,我刚起床,一个老太太过来,收拾得还怪干净,说是车胎没气了,想借气筒。问她为啥恁早,说是上姑娘那儿,叫闺女帮她收庄稼,娃儿们都出去打工了,屋里撇下五个孙娃。我说,都恁些小孩,你又老了,还种地干啥?她说,那不行啊,娃儿们从来没寄过钱。我说,像这种情况你还管他干啥,把娃儿给他们,自己过算了。说是这样说,谁也不会这样,你不养人家小孩子,将来老了谁管你?!

还有,老两口照顾四个孙娃,热天到河里洗澡,四个娃儿淹死了,全没了,老两口最后服毒死了。你说这社会,啥风气,到啥一步了?

现在的娃儿们也学坏了,精得不得了。科子家小孩儿老打游戏、上网,星期六、星期天在镇上租来动画片连续剧,在家能看一整天,连饭都不吃。奶奶说他,不听,告诉他爹妈,爹妈在电话里批评了儿子。你知道那娃儿有多坏,过几天,爹妈又打电话,他给爹妈告状,说奶奶不管他,出去“斗地主”,不给他做饭,还不给他钱。你看,孩子反过来告奶奶一状。奶奶气得在村里骂,说以后再也不管这小鳖娃儿。不是不管了,根本管不住。你说,六七十岁的老两口又当爹,又当老师、校长,能当好吗?村里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没几个学习好的,在校不好好学,回家没人管,一放假就跑到爹妈打工的地方去,住到那儿,也是啥也不学,光看电视,爹妈光知道稀罕。

现在虽然出门打工致富,但是小孩教育成问题。农村的教育素质更低,年轻娃儿们都出门跑,不管自己娃们,爷奶只能管吃饱穿暖,不会教育,那数学题谁啥门儿[5]。

当芝婶说到自己五岁的孙子要“跳坑”的时候,我非常震惊。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以自杀的方式来拒绝心灵的疤痕被揭开,这里面该蕴藏多少痛苦呢?在这样一种矛盾、撕裂及缺失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怎么能健康、快乐、幸福呢?

芝婶提到“留守儿童”一词,我才知道,原来“留守”一词在乡村已经很流行、很普遍,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通老人口中所使用的词语,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一历史存在和处境。芝婶始终一脸平静,甚至还带着一点嘲讽的意味,我问她有没有觉得心里难过。她说:“难过,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我反复启发父子分离、家庭割裂、情感伤害所带给孩子的那种痛苦和悲剧感(这一启发甚至有点卑鄙),芝婶总是重复一句话,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很显然,芝婶没有这种体会,因为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何来悲剧之感?所谓的悲剧与痛苦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面对这种已经成为日常状态的分离,他们又该怎么办?天天痛哭、难过?那生活,又该如何度过?

但是,当看到芝婶注视孙子的眼神时,那疼惜、怜爱的眼神,你又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芝婶绝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这种疼痛、这种伤感深深埋藏起来。她没有抱住孙子整天哭,也没有对哭泣的儿子过分表示安慰,因为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强来对抗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