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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梁庄》姜疙瘩:领回来的老婆最后还是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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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吃午饭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农村饭,两点半”,这已经算是早的了。饭刚端上桌子,一个干瘦的老头就从外面走了进来,手和脚都黑漆漆的,沾满了煤屑,一进门,便高腔阔调地喊道:“咋,不到中午,可都吃饭了!”哥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句,没有过多话语。父亲也一反常态,不甚热情。

我仔细一看,这不是姜疙瘩吗?几年不见,显老得厉害,腰已经驼了,眼睛也混浊不堪,头后面的疙瘩更突出了。哥哥让了座,但没有让他吃饭。姜疙瘩干坐了一会儿,一边说着一些着三不着四的话,一边拿眼睛巡视着四周,他好像已经不认识我。停了一下,姜疙瘩突然对哥哥说:“志子,昨晚喝酒不是剩个瓶底吗,拿来叫爷喝了。”哥像是早有准备似的,从桌子底下摸出一瓶酒,果真有个瓶底。哥推让说太少了,姜疙瘩认真地说:“可不能拆整瓶,我要一点儿就行了。”大约有一两多酒的样子,姜疙瘩一饮而尽,抹了抹嘴,咂巴了几下,问哥几点了,哥说两点了,姜疙瘩一惊一乍地:“哎呀,日他妈,可真晚了,你九奶奶肯定等急了。”蹬上他那辆破烂车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责怪哥哥对姜疙瘩不够热情。父亲和哥哥都笑起来,说对姜疙瘩可不敢热情,对他这么冷淡,他还几乎天天来,天天都是如此要酒喝。如果你哪天热情得过了头了,他保准会中午来,晚上来,有时甚至半晌正干活,他都会跑来要酒喝。来了不要多,就要喝剩下的瓶底,所以,家里每天都给他备有瓶底酒。这段时间没来,也是因为我们的九奶奶在跟他闹气,要回娘家,他在家守着九奶奶呢。

其实,“姜疙瘩”并不姓姜,而是姓梁,他是我们的本家,没有出五服,已经六十多岁了。按照辈分,我还应该叫他九爷。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问父亲和村里的几个老人,大家也都想不起来。至于为什么叫这样一个怪名字,大家倒是都禁不住笑起来,因为从侧面看,他的后脑勺极端的不规则,凹凸不平,的确很像老姜的形状,即使从正面看,也能看到他后面突起的“山峰”。

记忆中的姜疙瘩也是这么瘦,只是腰不驼,神情也没这么疲倦,嘴里整天哼着小调曲什么的,偶尔,还扯着嗓子唱几句信天游。从来没听说过他的父母,家里也只有一间东倒西歪的破土屋。他常年在外面流浪,但隔一段时间,就出现在村里。自己也不做饭,东家蹭一顿,西家蹭一顿,如果哪家改善生活,他总是及时出现在那里。他眼里有活,又有力气,因此,大家并不嫌他白吃。每逢我家蒸馍的时候,姜疙瘩就哼着小曲来了,他当仁不让地揽下揉面切面的活儿。他会两只手同时揉面,只见那手一绕一绕地,时而扬得老高,时而在案板上快速地移动,像玩魔术一样,很快,两个圆圆的馍便出来了。他揉出来的馍总是特别香,馍一揭锅,那突然蹿出的香甜味道,简直馋死人了。当然,中午,姜疙瘩肯定在我家吃饭,他一口气能吃三四个,心疼得我们直跳。那时候多穷啊,面粉都是量着吃的,他一顿饭就吃了我们全家三天的面粉口粮。

姜疙瘩回乡是当年村里的特大新闻,几年之后,大家还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当时的情景。据说,那天下着小雨,村里的单身汉们像往常一样聚集在公路旁,朝着过往的女人抛着媚眼,说些莫名其妙的黄色笑话,间或莫名其妙地大笑一通。如果有女人走过,他们就“嗷嗷”大叫。黄昏的时候,雨停了。一辆公共汽车突然“嘎”地一声停在了大家面前,先下来的是姜疙瘩。只见姜疙瘩穿着西服,还打着歪歪斜斜的领带,接着走下来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子,准确地说,她是被姜疙瘩一手挽着、一手托着腰下来的,“这是我老婆。”姜疙瘩得意地向昔日的同类们介绍。不用说,当时那帮傻瓜们目瞪口呆。这女人长得很清秀,光洁的脸,梳着长长的辫子,只是个头稍有些小,屁股硕大,腿短而粗,但是一看便知是个老实过日子的女人。姜疙瘩咋咋呼呼地叫大家帮忙从车上搬东西,那天中午,姜疙瘩在镇上大摆宴席,又是甩烟,又是敬酒,吆五喝六的。

后来听说这女人还是西安市的市民,大家都说姜疙瘩是骗人家过来的,他的年龄那么大,相貌又奇丑无比,怎么能让一个光鲜的女子乖乖地跟他回来呢?有一些好事之徒向村支书告状,一句话被顶了回来:“有本事你也领回来一个。”

姜疙瘩暂且安身在砖瓦场的破房子里。第二天,他带着自己的老婆,办结婚证,向大队要地,要粮食,又跑遍了自己的本家,要些家具、日常用品,开始扎根过日子了。过了两年,姜疙瘩的女人居然生了一个大胖儿子,姜疙瘩简直要喜疯了。五十好几的老单身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得个儿子。这时的姜疙瘩,已经差不多把当初带回来的一点钱花光了。他老婆是个好女人,就是不会过日子,好吃懒做。儿子满月那天,姜疙瘩没有摆酒席,而是让老婆抱着儿子,自己提着面袋子,挨门挨户地报喜,“你又添一个爷了”或“你又有叔了”。他的儿子年龄虽小,辈分却极高。大家看他手里的面袋子便明白了,免不了给粮给钱,或把自家小孩穿过的衣服找出来,还给女人讲一些养孩子的常识。有了儿子,姜疙瘩的房子嫌小了,家里也更穷了,他开始找房子,四处找一些零活做。经老支书说合,村里有一户人家长期在外打工,同意让姜疙瘩借住他们家的房子,四间半新的房,姜疙瘩带着老婆孩子住了进去,算是有了家了。

几年前的春节,我回家给母亲上坟,刚一打开老屋,姜疙瘩便一晃一晃出现了,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那便是他的老婆孩子。那男孩俨然又是一个“小姜疙瘩”,果然,姜疙瘩一本正经地给我介绍:“这是你九奶奶和你小叔。”那女人虽不漂亮,但是脸盘还挺清秀的,梳着长长的辫子,尤其是眉宇间的温顺和善良,让人顿生好感。姜疙瘩在屋里巡视了一圈儿,还倚老卖老地骂我几句,摸摸桌子椅子,让我看上面厚厚的灰尘,又把墙上挂着的锄头拿下来比画了一番。“看看,都生锈了,多可惜!”我看他恋恋的样子,便把这些都送给了他,他高兴得不得了,让老婆扛着锄头,自己拎着桌子椅子,胳膊里夹着我送他的一些零碎东西走了,临走前还邀请我到他家去坐。看着一家人远去的背影,我禁不住想笑,又有些说不出的辛酸。

第二天我去了姜疙瘩家,姜疙瘩正在门口磨昨天拿走的那把锄头。大概没想到我真会去,看到我,他显得很意外,怔了片刻。醒悟过来后,非常高兴地大声招呼女人,让她给我搬座、倒茶,自己蹲在火炉边,卷着旱烟吸。这时的姜疙瘩非常安详沉稳,颇有一家之主的派头,和平常在外给人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我打量着他们的家,收拾得非常干净,从我家拿来的小桌子上摆着一个小电视,上面还搭着一块红丝绒布。女人坐在床边织毛衣,和平常人家一样,墙上挂着成串的辣椒、玉米、大蒜、农具,温馨,富足,踏实。

姜疙瘩在镇上的一家煤站打煤球,每打一吨给二十块。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上三十多块钱。六十多岁的人了,每天早晨五更便爬起来到镇上干活,中午又慌慌张张赶回家吃饭。他从来没在街上下过馆子,只不过添了爱喝酒的毛病,自己又买不起,只好在熟人家混喝。

一天,我在门口闲坐,远远看见一个矮胖的身影推着自行车走过去,那不是姜疙瘩的老婆吗?我几步跑过去,喊了一声,果然是我们的九奶奶。她的长辫子已经剪了,车子后面还坐着一个小女孩,噢,又给姜疙瘩添了一个小闺女。小姑娘扎着蝴蝶结,穿着小裙子,头型非常匀称,没有了姜疙瘩的“疙瘩”,九奶奶还在座上支了一把花伞给她遮阳。九奶奶比以前话要多了,不停地叨唠着她的儿子如何不听话,不好好学习,计划生育还追着屁股要罚款,又埋怨姜疙瘩爱喝酒,我听着,心中竟有说不出的感动。

可是他又能撑多久呢?也许这并不是难题,故乡的人世世代代面对种种困难,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切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事情,总会过去的。

我在夏天的那一感叹仿佛成了谶言。姜疙瘩年轻的老婆和别人好上了。那人年轻,四十多岁,也是农村的老单身汉,近些年在外面打工,手里有点钱。不知什么时候,俩人混在一起,在农村,像姜疙瘩夫妻这种老夫少妻,女性一般都是别的单身汉调戏和觊觎的对象。老婆一直要离婚,姜疙瘩不愿意,老婆就跟着那个人跑了。冬天的一个晚上,喝醉酒的姜疙瘩被车撞死了。就在往镇上走的那个街道拐角处,拐角太陡,几乎每隔几年就有村里人在那个拐角被车撞死。知道姜疙瘩死了,她老婆回来大哭了一场,料理了丧事。家族里的人告诉她,撞车的人赔偿了两万块钱,放在村支书那里,她想花的时候必须经过家族的同意。后来她带着两个孩子走了。

现在,有梁家人商量着把“小姜疙瘩”再要过来,毕竟,那是姜疙瘩的根。但是,要过来谁管?没有人愿意揽这破事儿。于是,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