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左右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起床了，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大声唱着戏文，“胡凤莲，站舟船，表家言，悲哀悲叹，叫一声，田公子，你细听俺言——”间或伴随着“咔咔”的吐痰声。清晨亮嗓，这是父亲几十年来的老习惯。这是一段悲哀的戏词，曲调比较慢，如泣如诉，婉转悠扬，被父亲反复吟唱了几十年，我们姊妹几个也烂熟于心，“俺家住在河岸边，母生下多男并多女，所生俺一女名叫凤菊，早不幸，老母亲把命丧，撇下了俺父女，以打鱼度过荒年。清晨起，老父亲到大街把鱼来卖，碰到卢公子买鱼不给俺钱，我的父一听心中不愿，卢公子赛虎拳，将我父两腿打断，然后间又重打四十皮鞭，我的父一股气儿未上来命丧黄泉……”
父亲一生热爱唱戏，他曾得意地说，在他的少年时代，因为嗓子好，扮相好，他差点被一个戏班子带走，还是因为爷爷坚决反对，才没有走成。在我年少的时候，寒冷的夜晚，吃过晚饭，一家人早早地躺下，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父亲躺在母亲的脚头，抱着母亲冰凉的脚，给她焐暖。我们姊妹躺在另外一张大床上，盖着破烂单薄的被子，相互挤在一起取暖。这时候，父亲开始悠悠唱起：“胡凤莲，站舟船——”窗外清冷的月光照进来，悲哀与温暖也一同流到心里。这一场景成为我心灵永远的底色：凄凉、悲伤，但又有难以言传的温暖。
我的父亲，一个浪漫的农民，一生多情，母亲瘫痪八年，父亲始终不离不弃，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常年背着母亲到处看病。我们兄弟姊妹六个，从小没有挨过打，更重要的是，无论家境如何艰难，父亲都坚持让我们上学。在方圆几十里的村庄里，父亲有着良好的口碑。
吃过早饭，在父亲一连声的催促中，我们又开始了谈话。一个月下来，他对我的访谈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不断指点我该去和谁谈话，和谁聊天，并追问我最终的思考方向。我让他谈谈他的政治斗争史，那也是一部村庄的政治斗争史。
你说政治是啥。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官，“政治”却处处找到我。
1966年腊月，农村开始“文化大革命”，老老少少都是红卫兵，打走资派。生产队里的干部、大队部里的人都是走资派。干部吃喝风，也想起来把他们收拾收拾。官谁不想当一下，是不是？村里都说我行，就选我当“红卫兵组长”，后来是大队“文革委员”。村里有事，我也去斗人，斗保管梁光明，但我斗的都是实事，梁光明恁坏，早该斗斗他，打人，还贪污粮食。那时候，会计梁兴建急得给我磕头。为啥事？写小红旗写反了，“毛主席”三个字写成倒的了，实际他是无意，人们说他是反对毛泽东。我还在床上睡着，他到家就给我下跪，说是让我饶了他。1967年7月，“文革委员”被“新文革”推翻了，村里又成立了一个新组织，说我是保皇派，保那些干部，开始批斗我。全都是胡整。
我这才到县城建筑公司找你舅，让他帮我找个事儿干干。建筑公司几个年轻人成立了一个“七一兵团”，整老工人。老工人发现我坚持正义，就与我商量，成立了“八一兵团”，隶属于“摧资总部”。我是“八一兵团”一号，主要领导大家干革命。还有一个叫“八一八兵团”的，和我们对立。双方都打瞎枪，没有死过人。后来“八一八兵团”胜利，我又算站错队了，被打倒，又被“七一兵团”斗。我就跑了。后来那些人把我的材料送到乡政府，要给我判刑。所以我后来才反复逃跑。
1968年“二月黑风”后，与你五舅一块儿到湖北打棉花被套。6月份回来，又到建筑公司跟别人到另外一个地方盖仓库，算是潜逃在外。在这期间，无意间碰到一个村里人，我好吃好喝招待他一顿，让他回家别说碰见我，结果他回去就给“革命委员会”说了。当时，梁兴隆是兵营营长，马上派人来抓我。我都来不及跑，被捆住往回押。你外婆家是回梁庄的必经要道，当时刚好是7月，走到场里，人们看见我，对押我的人说，来喝个茶。趁这期间，他们赶紧把我藏到你外婆家里，他们找不着，给你外婆村的大队支书说，这里逃跑个反革命分子，大队支书也不管。你外婆村里人说，别再找了，再找就打死你们这些鳖娃儿。
我这算藏了起来，白天不敢回家，钻到烟地里，有时候坐在离村庄很远的树荫下，有时候跑到亲戚家。正是夏天，那热得是没处钻，特别是烟地，七八月间烟长得正旺，都是半人高，把地盖得严严的，不透一丝风。早晨还凉快点儿，一到下午两三点，那真叫热呀。我晚上偷偷回去。春生看见了，报告到大队部。梁兴隆马上组织人去抓我，把王家路口、去菜园的路都堵住，这都是逃跑的必经之路。我从韩家到北岗的那条路跑了。我才跑到公路上，就看见七八个红卫兵，他们在那里候着我呢。这下跑不掉了。
1968年的七月初三又被逮回家，那年闰七月。这我记得可清，一辈子都忘不了。梁兴隆们说，明天下午到晚上在学校操场上开批斗会，向主席汇报，说清问题。怕我跑，周围都布置有人，看着我。为啥下午开会，实际上是想等到黑，好打你。这你大姐都记得清清楚楚。把我绑到会场上，各个生产队的积极分子、骨干分子都坐得满满的。“二球”[1]们坐在前头，梁兴隆坐在外边指挥，你原叔[2]后来跟我说，梁兴隆跟他们说打死你也不要紧。几项罪名：一是抢军火库；二是骂毛主席；三是支持刘少奇，都是叫人死的罪名。叫我跪，我坚决不跪。看形势不对，我就说，我实属人间败类，请上级处理。实际错误我一点都不承认。李学平跟咱们还是亲戚，拿着语录本打我，把我头打流血了，浑身乌青。打的人都是积极分子，后来乱了，都打，也看不见是谁。我身上的小布衫撕得一条条，被血染红了。回去的路上，远远有人跟着，走到岔口那儿，看见你妈在那儿等我，看我浑身是血，哭起来了。你妈说轧了面条，让我自己做做吃，她就出去了。你妈去找着兴隆的妈说：“五妈，你看在一个梁家，也没出五服的面上，你回来给我七哥说一下，别打得太狠了。”刚好兴隆回来，五老婆儿就给兴隆说：“当年咱们家不行，回来以后没吃没喝，光正家卖馍开油坊，也帮过咱们，光正这个事儿，你们看是啥就是啥，别打得太狠了。”兴隆说：“就是要打死他，好扬扬威。你别给我提原先的事儿，那跟我无关。”兴隆没有看见你妈坐在那儿，你妈气得浑身发抖回来了。
第二天晚上又斗，这次是要定性。走到学校围墙那儿，一大群学生娃儿，砖头瓦片往我身上扔。一到会场上，有人就喊：“打倒梁光正！”还是叫我承认。叫找证明人，编排很多事，说我在哪儿哪儿骂毛主席，编成个框儿。我骂毛主席，学生娃儿们都听见了。后来，会场把灯吹灭了，砖头瓦片都打在我身上、胸脯上、脸上，疼了好几个月。这时，立娃儿他妈说：“兴隆，你们说得不对，娃们放学天还没黑，咋能听见光正骂毛主席？这不对啊。”兴隆一听，不知道说啥好了，就说，待后处理。那夜算结束了。
后来为啥叫你们每年春节都去看立娃儿妈，就是这个事。大前年，立娃儿妈死，你姐还专门回去送了两百块钱，请了一盘响[3]。
这是1968年7月的事。打这以后，停了一段时候，很多人找我了解情况。1968年年底，又要清理阶级队伍，大队部说，你可把你的东西弄清。1969年2月，我又是对象。从2月一直整到麦黄梢儿，把我关在镇上高中，粮食自己拿，集中去许家吃饭。清理几个月，啥也没弄清，又弄个待后处理。回去还不断找。打过的就两次，批斗大大小小几十次。挂个牌子，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暴乱分子”。后来说是又要运动，安排重活干。1969年10月，我带着你大姐跑到新疆找你大伯，腊月间回来。头天从新疆回来，第二天就被送到“治刁”水库干活，到那儿还被批斗。挖刁河水库说是疏通河道，挖沟改道，也没成功，到现在地也毁了，还没平。万幸的是，因为一直没承认错误，1970年稍微松了点。
1974年春上，因为反对光杰、光勇、光明在村里横行霸道，3月间他们在咱们房后打我，打得浑身是血。1975年烧窑。1977年咱们家盖房子，你妹出生了。1978年才被平反，这一年又出大事。1978年11月15日，梁兴隆把咱家门前的路挡住。左边你二婶已经把路封住，因为咱们从来都是往右边走。他现在把右边路封住，连出路都没有了，不是让人没活路吗？我拿着榔头把墙给砸了。然后，就是打架。那一场架，你大姐、你哥都记得清。我拿着菜刀，你哥拿着那个铁球，你大姐拿着铁锨。咱们家的铁球就是从那时开始立下汗马功劳。后来告到公社，公社书记肯定向着大队书记，说我是严重的反党分子，非给他斗争到底。我听说了，公社书记到哪儿开会我跟到哪儿，让他解决这事儿。最后他烦了，说解决解决，今儿就解决，就派副书记来解决。梁兴隆说，那叫光正来我这儿坐坐，我就把墙扒了。我说那不行，他来我这儿坐坐才对，他把我路封住，不让人活，咋变成我向他道歉？后来又说只让过人，不让过车，我说不行。1979年清明这件事基本告一段落。
我这个人就是好抱打不平，看不惯的事儿，就好管，人家叫我“事烦儿”。“吐故纳新”[4]的时候，重新选村干部，梁家几门之间斗得厉害。梁光望是咱一个门上的人，为保护他，我早上跑晚上跑，找乡里工作组，想着是家族的事，是一种义气。没有人感谢我，你妈说：“人家老欺负咱，快整死你了，你还跟人家一势，有没有脸？”你妈那次真生气。回你外婆家，我去叫了几次才回来。
1980年9月16日，你妈生病。因为浇地，兴中把咱们的地浇坏了，你妈和他们吵架，兴中把你妈推倒在地，手也弄伤了。你妈连气带摔，中风了。那年你妈虚岁四十岁。然后就是开始背着你妈到处治病。
父亲提到的很多名词，像“统购统销”、“二月黑风”等，我都不甚清楚，但是，父亲却很自然地提起，可见当时的政治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巨大渗透，只不过，他是以一个“破坏者”和“批斗对象”参与当时的政治。想象着父亲为了躲避被抓捕，坐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烟地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四周一片寂静，炎热的太阳直照着他。那是怎样的心情？他如何度过那漫长而又饥饿干渴的酷暑？从整个村庄来看，六七十年代的政治生活席卷了整个乡村，但是，其内在的逻辑、心态及操作方式，却与标准的政治有着根本性的不一样，村庄内部的家庭恩怨、权力斗争、人情近疏都参与其中，它决定着批斗者的心态及被批斗者的命运。最终，对父亲的批判定性被一个老太太经验性的一句话给否定了，也恰恰显示了这场斗争内在逻辑的荒诞性。
作为一个“不安分”的乡村老人，父亲经历了、也参与了中国的当代政治历史。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但政治却切切实实地影响着他的人生和家庭。他好斗和“爱管闲事”的性情使得母亲和我们整个一家人受到了伤害，父亲的批斗史也是我们一家的受难史。母亲的生病与早逝除了自身身体的原因，跟长年的担惊受怕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如果我们指责父亲伤害了母亲，他会非常愤怒地骂我们，认为我们太自私。近几年虽然有点“晚节不保”（父亲终于获得了村庄权力层的认同，颇有点得意地出入于新旧支书家里，享受着大家对他的礼遇），然而，一遇到什么不平事，如村里的财务问题，哪一家被欺负，不管是不是村里的、认识不认识的，他的“活力”马上回来，像年轻时代一样，替人家到处奔波。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在为别人打官司，不管什么时候，家里总是一堆人在商量事儿。我上初二时，为帮一家人打官司，那家姐弟在我家住了几乎两个月。那时候，家里基本上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还瘫痪在床，父亲生意也不做了，和他们一起去跑，找法官，托人情，和村里几个要好的人在一块儿商量。最终，官司也没赢。提起这件事，父亲又骂起来，这不管能行？这些人都坏到底了，没人治他们会行？这是几十年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父亲始终不承认，也不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有什么不对。
如果撇开他是我“父亲”的身份来看父亲，我清楚地看到，正是父亲这样对“政治”充满热情的人，那些乡村的“刺头”、“事烦儿”、“管闲事”的人，维护着乡村的道德与正义。他们扮演的通常是乡村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一些见识，对权力、对欺上压下有一种天然的不满，自觉地打抱不平，拔刀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