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起来，有一种沉重和乏力之感。乡村生活就像一个大泥淖，我总有一种控制不住地想沉下去的感觉，整个精神越来越散。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感觉。年年回家之前，总是下定决心多待些时候，但每次都逃跑似的匆匆走了。
我对调查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产生某种担忧。虽然直到二十岁才离开家乡，这段时间也一直和村庄的人们在一起，但是，我却感到自己似乎无法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乡村犹如一张大网，纲和目太多，让我无从下手。
面对芝婶、五奶奶以及村庄的一些留守老人，我觉得她们的内心是一座深厚的城堡，难以进入。或许，面对我这样一个外来者，她们自然地处于沉默，我们不处于同一立场，也没有情感的交融。面对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回到话题之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对于她们，我已经是乡村外部的人，我的思维和他们的思绪总是处于错位之中。
那一天，在芝婶家门口，芝婶五岁的小孙子在浮满垃圾和绿色水藻的坑塘边玩儿，儿子哭闹着也要去，我严厉地呵斥儿子，在拉扯孩子的瞬间，我看到芝婶脸上“明了”的笑容，这使我突然间很羞愧。即使你抱着“重回大地”、“重回村庄”的目的，即使你想回到他们中间，但结果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无法摒弃自己的优越感和城乡生活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嫌弃感。
国家也在作许多努力，有许多政策的确是在关注农村、关心农村，譬如义务教育、种地免税、各种补贴等。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面的危机与黑洞也更清晰地显露出来。义务教育终于得以实施，农民再不用为交书杂费而发愁。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每到开学的时候，就会看见父亲走门串户的身影，他在四处为我们借钱交学费。但是，当真正可以轻松上学的时候，孩子上学的热情、农民让孩子上学的执著却不如以前了。中小学教育的规模在不断地缩小，这固然有人口减少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与乡村文化氛围的淡薄有很大关系。小孩无心上学，觉得到十几岁出去打工就可以了。这形成了一种矛盾状态，农民拼命打工挣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孩子却往往不想上学，希望更早地走进打工者的队伍。
这同时也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农村年轻人结婚越来越低龄化。许多家庭害怕子女在外面自己谈恋爱，找一个外地的男孩或女孩，将来走亲戚麻烦不说，万一有个矛盾，很难调解，极其容易离婚。村里几对离婚的年轻夫妇都是这种状况，夫妻吵架，说离就离，各回各家，很少有商量回旋的余地。面对这样的情况，通常是在孩子出门打工之前，家长就托四乡八邻的亲戚朋友，为孩子找好对象，订婚，很快结婚，然后两人结伴出去打工。至于感情合不合，性格对不对，大家根本没有考虑。
种地虽然免税了，但是，父亲就此算了一笔账，即使种地不交钱，肥料、种子、人工在不停地涨价。种一年地下来，也只是落个“原地转”，没有什么赚头。因此，打工者回来种地的热情并不高，只是高兴一阵子。
哥哥家的诊所一上午也没见一个看病的，问是不是因为房子在装修的原因，嫂子笑着说：“不是，啥时候都没有人。”自从农村实施合作医疗之后，国家能够报销一部分医疗费，农民也就很少来这种乡村诊所。有关系的人家，把合作医疗的一些项目弄到自己诊所，还能勉强支撑。其他的私人诊所都处于半停业状态，像哥哥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在寻找其他出路。但是，即使是这些直接受影响的群体，他们也没有过多的埋怨，因为他们都知道，对于老百姓来说，合作医疗是天大的好事。
中国的农民永远是最容易满足的，给他一点好处他们就念念不忘。和几个老人在一起，谈到合作医疗、免税、补贴，大家都非常兴奋，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情。按一位老人的话说：“现在早晚穿得都像客人一样，没有破烂现象，说话办事不一样。坐在家里，南京北京，国内国外，都了解。各种知识在电视里都能学到、看到，当然高兴。”
翻看美籍华人社会学家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这部著作避开社会学家对乡村的结构性考察，而是把重点放在乡村的情感问题上，从这一角度考察乡村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变化，及与传统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乡土社会学首次“向内转”，把乡村情感生活微妙而丰富的存在给展示出来，非常有启发性。但是，作者是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仍是整体性的变迁与结论性的东西，是一个纳入性与体系性的工作。我恐怕没有能力作出如此高屋建瓴的结论，我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一个个的生命存在，去发现、叙述他们彼此的差异及个体情感的存在，他们在这样的时代所经历的只属于“那一个”的悲欢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