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的几天，那种感觉是五味杂陈的。有两件事我还记得：害怕与受辱。发生了那么多事，却没有任何通知，政府默不作声，医生也一样。地方单位等省政府的指示，省政府等明斯克，明斯克等莫斯科。这是一段又臭又长的连锁关系，只有少数人在顶端下达命令，结果使我们毫无防备。这是那些日子里最主要的感受。极少数人掌控着我们的命运，掌控着上千万人的命运。
与此同时，极少数人也足以害死我们所有人。这些人不是疯子，也不是罪犯，他们只是核电厂的普通员工。当我得知这个真相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切尔诺贝利开启了一个无底深渊，就连科雷马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有犹太人大屠杀都比不上。一个人用斧头、弓箭，或者用手榴弹和毒气室，也杀不了所有人，但是用原子的话……
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不会讲大道理。我只会告诉你我记得的事。开始的几天，大家都很恐慌：有些人去药店，把所有碘液都买光了，有些人不敢再买市场上的肉类和牛奶，尤其是羊肉。我们家不打算省钱，买了最贵的萨拉米香肠，期望这些萨拉米香肠用的肉会比较好。后来我们才知道，只有贵的萨拉米香肠才会混入受污染的肉，因为比较贵所以买的人比较少。我们毫无防范之力，这点我已经说过了。我想说说别的事，有关苏联时期的我们这一代。
我的朋友多半是医生和教师，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自己的小团体，常在我家聚会、喝咖啡。其中有两人是我的老朋友，一位是医生，她们都有小孩了。
“我明天要搬去跟我父母住，”那位医生说，“我会带孩子一起走。如果他们生病了，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但是报纸上说几天内状况就会稳定下来，”另一个朋友说，“军队来了，还有直升机和装甲车。广播里也说着同样的话。”
医生说：“你应该带孩子一起走，带他们离开这里！把他们藏起来！这不是战争。我们无法想象发生了什么事。”
忽然间，她们彼此抬高了音调，最后演变成互相责难与指控。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怎么办？我们还会赢得战争吗？”
“你在出卖你的孩子！你的母性本能跑哪里去了？真是不可理喻！”
当时大家的感觉，包括我在内，都觉得我的医生朋友在大惊小怪。我们需要等待有人前来通知，等待有人宣布。但她是个医生，她懂得比较多：“你们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难道他们没有受到威胁吗？反正你们心里都在害怕！”
我们当时真的很讨厌她，她搞砸了我们的聚会。第二天她就离开了，我们则把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劳动节游行。我们可以选择去或不去，没有人强迫我们，也没有人要求我们参加。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责任，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日子，大家都应该走到街上。我们涌入充满人潮的街上。
地方党支部委员会的所有书记都来到看台上，就站在第一书记的身旁。他的小女儿也来了，站在台上，让大家都能看见。虽然是晴天，但是她穿着雨衣，戴着帽子，而第一书记则穿着军大衣。然而他们仍旧现身了，我记得很清楚。被污染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人心。长久以来一直如此。
——摘自从切尔诺贝利撤离的小镇教师，柳德米拉·德米特芙娜·波连卡雅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