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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自由与梦想平凡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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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种自由的感觉。在那里你会觉得自己是自由之身。这种感受你是无法理解的,只有经历过战事的人才会懂。我亲眼见过那些人——他们一喝醉就会开始喋喋不休地提及往事,他们很怀念自由奔放的感觉。这些特种部队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从不退缩!你会去打仗,你会活下来,然后领到一百克廉价烟草。你也可能会有上千种不同的死法,被炸得支离破碎。但是如果你够努力,你可以骗过所有人——死神、长官、战争、伤员,甚至是全能的神——你可以骗过他们然后活下来!

自由总伴随着寂寞。我明白这一点,所有去过反应炉的人也同样明白,就好比战场前线的壕沟一般。恐惧和自由!无论如何都得活下去,这不是过着平凡生活的人可以理解的。还记得他们是怎么训练我们,让我们随时备战的吗?结果我们仍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还没准备好。两位军方人士到工厂里叫我出来:“你可以分辨汽油和柴油吗?”

我问:“你们要派我去哪里?”

“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是自愿去切尔诺贝利的。”

我的军事专长是火箭燃料,这是一项机密的专长。他们从工厂直接带我过去,我身上只穿着T恤,他们甚至不让我回家。

我说:“我要先告诉我妻子。”

“我们会告诉她。”

不算军官,巴士上约有十五人。我很欣赏这些人。如果要我们去,我们就去;要我们做工,我们就做;如果他们要我们去反应炉,我们就会爬上反应炉的屋顶。

在已撤离的村庄外,他们立起了守望台,士兵们拿着来复枪驻守其中。周围有障碍物,还有标示写着:“这条路已受到污染,严禁通过及停留。”

四周都是灰色的树木,上面洒着辐射去污液。这简直让人发疯!刚开始几天,我们都不敢坐在地上或草地上,我们都是快步跑动,而不是走。如果有车经过,我们会立刻戴上防毒面具来抵挡尘土。轮班结束后,我们会坐在帐篷内。哈!几个月过后,一切都正常了,就像平常生活一样。我们从树上摘梅子,去抓鱼,那里的梭子鱼大得惊人。还有鲷鱼——晒干后可以拿来下酒。大概有人跟你说过这些了吧?我们还踢足球,我们还下水游泳!哈。(又笑了起来)我们相信命运,我们的内心只相信宿命,我们不懂医学,我们并不理性,这就是苏联人的心态。我只相信自己的命运!哈哈!

现在我是二级伤兵。我很快就病倒了,是辐射污染。我去看门诊的时候,甚至没有医疗卡。啊,不管这么多了,反正我也不是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心态。

我是一个军人,我必须把别人的空房子封起来。这是什么感受呢……看着那些不能播种的田,奶牛用头不断撞门,但是闸门和房屋都被封了起来,任凭牛奶滴到地上。就是这样的感受!

在尚未撤离的村庄里,农民们会酿制伏特加卖给我们。我们有很多钱可以用:工作的薪水是之前的三倍,军队每天发放的补贴也是之前的三倍。后来我们接到一项命令:平时喝酒的人,第二期任务时可以选择留下。

喝伏特加到底有没有效呢?至少有心理作用。我们选择相信,正如我们对其他事也深信不疑一样。

农民的生活过得很顺利:他们播种,等作物成熟,然后收割,听任一切自然发展。他们不需要跟沙皇,或是政府交涉——航天飞机与核电厂也与他们无关,首都的会谈也一样,不关他们什么事。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生活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这就是切尔诺贝利。他们从未离开此地。

开始有人中风死亡了,他们静静地打包种子和西红柿。

炉子上的玻璃杯炸开了,他们就再摆一个回去。

你说应该要销毁、掩埋所有东西?我们的确这么做了。我们禁止他们劳动,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传统意义。我们成了他们的敌人。

我想要自愿去反应炉。“别担心,”其他人对我说,“每个人在解除动员前的最后一个月,都会被派去反应炉屋顶。”

我们会在这里待六个月。和预先指定的一样,在居民撤离五个月后,我们便被派到反应炉了。知道我们将去反应炉屋顶工作后,有人开着玩笑,也有人严肃地讨论着。在那之后,我们也许还有五年可活,说不定还有七到十年可活。但是不知为何,大多数人都说只有五年。这数字怎么来的?而且他们很冷静地说着这样的话,没有一丝恐慌。

“志愿者,向前走一步!”

我们整队人都向前走了一步。

指挥官有一台监视器,他打开屏幕,把反应炉的屋顶展示给我们看:上面散落着石墨碎片和熔化的沥青。

“小伙子们,看清楚那些碎片了吗?你们要把这些碎片清理干净。然后到这里,你们要在这个区域挖洞。”

根据指示,上去作业的时间应该是四十到五十五秒。不过这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里,要上到屋顶,再下来,然后再爬上去,把东西丢下来—一个人负责把手推车装满,其他人负责把东西扔到坑里。你必须把东西丢了就走,不能往下看,这是不被允许的。但大家还是看了。

报纸上写着:“反应炉周围的空气很干净。”我们读了之后都笑了,还咒骂了几句。空气很干净,没错,但上面的辐射剂量很高。他们给了我们一些辐射剂量计,有的上限是五伦琴,一用就立刻到达极限了。有的上限较高,可以测量至两百伦琴,同样也达到上限。

他们说,你还可以活五年,而且不能生育。如果五年后你还没死的话……(笑了起来)当时流传着各种笑话。我们都很平静,没有惊慌失措。五年啊……我已经活过十年了。看吧!(笑了起来)他们还颁发奖章给我们。我得到了两个。奖章上有各种图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红旗。

有个人消失了。我们以为他逃命去了,但两天后发现他在树林上吊自杀了。每个人都曾这样想过,你懂吗……但我们的长官却说,这个人收到一封信,信里说他妻子对他不忠。谁知道是真是假,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要解除动员了,他竟然还去树林里上吊。

我们当中有一位厨师,他很害怕,不敢睡在帐篷里。他住在仓库,在奶油桶和肉罐头底下挖了个坑,带着自备的床单、枕头睡在地底下。这时我们接到命令:“再召集一批人上屋顶。”

大家都去过了,但他们还是很缺人!最后他被挑上了。他只上过一次屋顶,现在他也是二级伤兵了。他常常打电话给我,我们一直有联络,我们互相扶持,有着共同的回忆,这些回忆一生难忘。这才是你应该要写的东西。

报纸上写的东西都是骗人的。我们自己缝补防护用具、铅衣、内裤,这些都没有写到。我们穿着含铅的橡皮衣服,但我们另外还做了含铅的内裤。我们很注重这一点。

在一个村庄,他们带我们来到两家妓院。我们这群男人六个月没回家了,六个月没碰女人了。我们统统进去了,反正当地的女孩也会在路边站街卖淫,虽然她们的脸上还挂着泪水,哭着说自己快要死了。我们就这样穿着铅制内裤,就穿在裤子外面。把这个写下来。

我们之间还流传着一些笑话。比如说这个:一个美国机器人上屋顶作业五分钟,然后就发生故障了。日本机器人也上去作业了五分钟,然后也发生故障了。俄罗斯机器人来了,一上去就是两个小时!这时扩音器里传来了命令:“二等兵伊凡诺夫!再过两个小时,你就可以下来休息,抽根烟了。”哈哈!(大笑)

在我们上屋顶之前,指挥官会下达指令,我们这些人都站在一起,有几个人提出抗议:“我们已经去过了,应该让我们回家才对。”

就我而言,我的专长是燃料,但他们还是派我上屋顶。我什么话都没说,是我想要上去的,我没有抗议。指挥官说:“只有志愿者需要上屋顶。其他人可以到一旁去,军事检察官会找你们谈话。”

大家站着交谈了一会儿,然后都同意了。我们都立过誓了,就必须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我们都不太相信抗命真的会被关进牢里。他们放出风声,说可能会关一到两年。但如果有士兵受到超过二十五伦琴的辐射量,他的上级长官将会因为使部属中毒而被送去坐牢,所以没人受到二十五伦琴的辐射量。每个人的辐射量都会低于这个值。这样讲你懂吗?

这些士兵都是好孩子。其中有两个人生病了,另一个人便说:“让我来。”他当天已经上过一次屋顶了。他的行为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他也领到了奖金:五百卢布。

另一个人在上面挖洞,他的时间到了。我们都对他挥手:“快下来。”但他仍跪着不停地挖。他必须在上头挖出一个洞,好让我们丢废弃物下去。等到洞挖好了,他才肯起来。他的奖金是一千卢布,当时这笔钱可以买两部摩托车。现在他是一级伤兵。冒险的代价就是能马上领到很多钱。

解除动员的时候到了,我们都上了车。

在离开隔离区的路上,警铃一直响着。

每当回想起这段日子,我都有某种感觉,奇妙的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史诗般的”,“神奇的”,这类字眼都不足以形容。这样的感受……是什么呢?就连在爱情里也找不到相似的感受。

——亚历山大·库卓亚金,清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