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在那个正月初八的夜晚出生的。
在可恶的豺狗叼走我家唯一的小母鸡的那天晚上，在那盏明净的煤油灯下，在我家“丁字铺”靠北墙的父母的床上，冒着挨饿甚至饿死的危险，我勇敢地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上。
那天入夜，我家罩着圆柱形玻璃罩的那盏煤油灯微弱地亮着。为了节省金贵的洋油，我家习惯把灯线拧到最小。哪怕是姐姐们复习功课或做家庭作业，都不会把灯线拧大。
围着这盏煤油灯，爹爹认真地看着残破不齐的古文书，两个姐姐在学习，母亲在做针线活。母亲缝补好一家人的衣裤和鞋袜，又开始纳鞋底。
小哥刘式农为生产队的事还在队上没回来，他从早到晚都在忙碌着。分了家的大哥家在隔壁。大哥刘道任在煤油灯下砍木头、刨木头，大嫂在洗碗、洗衣、喂猪，一岁多的侄子刘耀拿着他爸爸刨下的木花卷玩耍。
夜渐深。两个姐姐和隔壁的侄子都已入睡。除小哥还在队里忙碌外，我家和大哥家的大人们，都还在各忙各的事。
大约九点钟，经验丰富的母亲感觉到肚子疼痛，对爹爹说：“良哥！恭喜你今夜夕[1]又要当爹了！”
母亲叫爹爹快穿上木屐去请对面官冲的吉高叔翁妈来接生。在等吉高叔翁妈来我家的空隙里，母亲在紧张有序地跟时间赛跑。她先去灶前烧了一锅开水，然后艰难地挪到床上，铺好棉布包之类的物件，平静地躺下，耐心而积极地等待着。
吉高叔翁妈是吉高叔爹的堂客。吉高叔爹也姓刘，贫农成分。吉高叔爹的辈分很高，是我爹爹的叔辈，但吉高叔爹比我爹爹小十岁，吉高叔翁妈比我母亲小六岁。
爹爹到吉高叔爹家里时，吉高叔爹和吉高叔翁妈两口子正围着火炉剥棉桃。
一听说母亲快要发作，吉高叔翁妈就立即带了一件她小女儿刘友云穿过的旧棉衣，和我爹爹一道匆匆赶往我家。
吉高叔翁妈来得正及时。她进我家后不久，母亲的羊水就破了。一阵按部就班、忙而不乱的程序后，我带着清脆响亮的啼哭声，从母亲的腹中来到饥寒交迫的人世间。
“恭喜你们咧！”吉高叔翁妈累得气喘吁吁，脸上带着胜利的笑，满心喜悦地告诉我爹爹和母亲，“一个好乖的伢子哦！”
伢子是桃江话，男孩的意思。整个湘方言都称男孩为伢子。乖，在桃江话里是漂亮、健康的意思。
母亲一听，疲惫地抿着嘴笑了。
吉高叔翁妈在迅速完成剪断脐带、热水棉布擦拭等程序后，熟练地用一团烂棉絮将我包住，并用棉绳捆在我的胸前和腰间，然后给我穿上刘友云穿过的旧棉衣。
“大概是五斤半重。”吉高叔翁妈抱着我，轻轻地一上一下掂量着说。
农村说婴儿的重量，没有秤，就是靠手感。一般就是接生婆的手感。当然也会靠眼睛。看着胖，甚至不抱也能说个大概的重量出来。没有人在意这个误差，反正胖也是养，瘦也是养。接生婆一般会故意把婴儿的重量说大一些，因为农村人把“胖伢子”看作吉祥物。如果生下个“瘦猴”，总认为不太好。
吉高叔翁妈隔着墙喊隔壁的大哥：“道任！道任睡了吗？恭喜你又得了一个弟弟呢！”
隔壁没有声音，砍木头刨木头的声音早就停歇了，大哥应该早已进入了梦乡。
“不晓得几点钟生的啊，只有道任有手表。”
爹爹和母亲没有钟表。整个生产队只有三四块表。因为队长要喊出工、散工，所以必须有表。除队长外，大概只有悦会计、退伍军人殷古仪和大哥家有表了。大哥为什么能有表？因为大哥有外面的几个姐姐鼎力帮扶——后文对此会有详细解答。
大哥分家后的一个时期里，因前柴后苕[2]的缘故，与我家来往较少，只是偶尔会跟爹爹讲几句必要的话。这种状态直到侄子刘耀和我都长大成家后才慢慢改变。
那个夜里，大哥睡着了，就没人帮着看表读表了。
我出生的时间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后来，有人给我算命，要母亲报我的出生时辰。母亲会说：“亥时！”
我长大后问母亲，能肯定生我的时候是亥时吗？
母亲说：“算不准，但估计没过11点，不到子时。”
能基本断定我是亥时出生，这已让我很知足了。我们那时候，农村很多孩子别说出生时辰，就是几月初几都不记得。有的人家甚至连孩子哪年出生都搞不准。
吉高叔翁妈把包着厚厚棉絮的我抱给母亲看，母亲苍白的脸上笑开了花。
爹爹迫不及待地凑过来看我。他呆呆地看着，老泪纵横。
关于爹爹流泪这件事，我在少年时，多次听亲戚讲起。
有亲戚说：“你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你爹爹和你妈商量着要把你摁进尿桶，淹死你，丢掉！”
母亲说，那是他们瞎讲，观音菩萨和祖宗给我们送来一个乖儿子，再穷也要养大，就是砸锅卖铁，就是给人做女工，就是外出讨米，也要把你养大。
爹爹却只淡淡地告诉我，老年得子，得到一颗掌上明珠，高兴，但家里穷，怕养不好，喜忧参半，所以不自觉地流泪了。
直到2015年8月，母亲85岁高龄了，而我也快四十二岁了，我决定用文字记录小村故事的时候，我又一次问母亲：“为何我的出世，带给爹爹一眶热泪？”
时过42年，母亲仍掩不住激动。她向我透露了她对爹爹当年流泪的理解。
我出生的那年，爹爹55岁了。不仅满头银发显得苍老，爹爹的身体也确实老弱了。爹爹自知体弱多病，经济状况又如此不堪，两个姐姐都还小，家里负担原本就已经很重。
1972年初秋，新的学期即将开学时，张目桥大队通知爹爹下放，不再教书，必须跟生产队出工，但生产队说学校以后可能会给我爹补发工资，所以出工不能拿生产队的工分，吃饭由自家解决。这等于多费了一个成人的口粮。爹爹当了几十年的教书先生，从没有在农村劳作过，而且农村劳动表现必须好，否则就要挨批斗。
爹爹出工的任务：冬天是每天去割牛草，山里、田埂上，到处找新鲜的牛草；春夏两季是收牛屎，或捡生产队集体收割之后的稻穗、油籽之类；秋天跟着大伙儿一起摘茶籽、摘棉花。爹爹不知道这次下放劳动后，何时能返回讲台，或许一年半载，或许三五年，也或许到死的那天。
母亲说，爹爹是极爱我这个小儿子的，也肯定极想守护着我长大成人，看着我学有所成，看着我娶妻生子。但他担心他没能力抚育我，没时间守护我。如果养不好，教不好，则对不起我，还不如不生我。爹爹着了急，一急便流了泪。
爹爹把我放在两个姐姐脚头的被子里，给吉高叔翁妈打下手，整理产床上的床单被褥。
可能是我拳打脚踢不愿停歇，可能是我哭着闹着不肯安睡，也可能是大人们窸窸窣窣地制造了噪声，总之，当时近十岁的清波、八岁半的乐怡两个人在半夜都醒了。她俩发现脚头有一堆棉花包，便一齐用脚去踹，一边踹一边问母亲脚头是什么东西。
爹爹和母亲告诉姐姐们：“是你们的弟弟，刚出生的弟弟。”
两个姐姐一下子兴奋起来，一骨碌爬起来，挤到我这头，看我的模样。左看右看，不觉得这红皮老鼠模样的我有啥好看的，再加上寒冷难耐，于是很快便钻回她们的被窝。
两个姐姐不肯再睡。她俩合力帮我取名字。
“叫刘信辉好不好？”两个姐姐满怀希望地大声问。
“不好！”爹爹说。
“那叫刘玉科好不好？”受了打击的两个姐姐不甘心地问。
“也不好！”爹爹回答。
“那叫刘雪莲好不好？”两个姐姐取名根本不去细想。
“也不好！”
“那叫刘放明呢？”
“不好！”
……
两个姐姐帮我取的这些名字，来自生产队上姓刘的男人的名字。她们以为可以用别人的名字，只要她们觉得这名字好听，就拿过来送给弟弟。
自然，她们“取”的这些名字，全部被爹爹否定了。
爹爹说，55岁生的儿，五又重复一个五，这伢子上学前就叫“重五”吧。
于是，我就有了最初的名字：刘重五。几年后，爹爹给我取名“刘鉴”，他希望像看镜子一样看护着我，也希望我以后能时刻正视自己，完善自我。
吉高叔翁妈提着灯盏回去后，小哥刘式农黑麻咕咚地[3]一身热气地从生产队回了家。小哥回家时，肯定已到子时了。小哥听说母亲生了个男婴，高兴地大声嚷：“好啊！好啊！”他用一双长满茧子的大手把我抱起来，送到嘴边就亲，仿佛是他老来当爹，而这个刚出世的弟弟是他求神拜佛渴望已久好不容易得来的宝贝儿子一样兴奋。
那个夜晚，兴奋、喜悦、忧虑、感伤等复杂的情绪交织着，弥漫在我家破旧的屋子里。
[1] 今夜夕是桃江土话，今晚的意思。
[2] 前柴后苕是桃江土话，指再婚中前妻后妻及其子女们的复杂关系。
[3] 黑麻咕咚地是桃江土话，摸黑、走夜路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