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这辈子共生了六个孩子。
1960年，母亲嫁给爹爹，在庄子湾相继生下清波、乐怡和我。在这之前，母亲在一个叫康家山的村庄生育过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令母亲伤心的是，她在康家山生育的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现在都已不在世了。
康家山在汉寿县太子庙乡（1958年后改叫太子庙公社）。母亲曾经嫁到康家山一个姓曾的人家。母亲在那里生儿育女，经历了汉寿县农村那些年极不平静的岁月。
母亲的前夫叫曾章甫，是太子庙乡康家山一个地主子弟。曾章甫家有四姐弟。章甫最小，排行老四。曾章甫的姐姐曾莲英，嫁到离太子庙乡三十里外的毛家滩乡。当时毛家滩有很多回族和维吾尔族同胞。曾章甫的大哥曾庆云，当时是太子庙乡的乡长。曾庆云当乡长之前，为争得乡长的位子，与同村一个叫曾宪鼎的地主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曾庆云输了银子赢了官司，如愿当上了乡长。曾章甫的二哥曾庆德是解放军军官，那阵子在广州的部队上，很少回家。
1947年，母亲从益阳县[1]修山乡麻竹垸村嫁到康家山村曾家。1949年农历四月初一，母亲生下了她的头胎，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婴。
母亲生下这个女婴时，还不满十九岁。
如果那个女婴能健康地活下来，今年该65岁了。回忆起65年前的那次分娩，母亲心有余悸。
那一年的暮春，谷雨刚过。农历三月二十七晚上，曾家的伙夫曾国治跟母亲说：“少奶奶！明天我家里有点儿事，早上会迟些来，请你早点儿起来，去伙房帮个手。”
伙夫曾国治在家排行老四，他是曾章甫家的同宗亲戚，是曾章甫的叔辈，曾章甫三兄弟喊曾国治为“四叔”。曾国治的父亲在曾章甫家当了几十年长工，干内务的活。冬天裱窗户，夏天晒被褥，平时买油盐之类的事，都是由曾国治的父亲负责。曾国治打少年起，就随他父亲进了曾家，在伙房当伙夫。伙房就是厨房。伙夫就是厨房里的佣人，负责打柴、烧柴、买菜、洗菜、切菜及洗碗筷的事。伙夫不干炒菜的事。炒菜是曾家大大小小的厨师们的专利。
曾家几十号人，老爷少爷们自然不懂伙房的事，女眷们大都也做不来。只有母亲——曾家的少奶奶，展示过切菜的绝技，切得砧板咔咔响，切得瓜菜一扎齐[2]。母亲勤劳，没有架子，常去伙房当帮手。1949年开春后，地主们的生活质量和心理优势在逐渐往下滑。和其他地主家的情况一样，曾家的佣人们也开始谋划着以后的路。部分人干脆辞了工，他们有的报名参加革命，有的自己另外找事做。因此曾家的伙房里，人手渐渐不够。母亲挺着大肚子不时去伙房当帮手，不仅是体验生活，而且逐渐变得必要。曾国治遇到自家有事时，会请母亲去当帮手。
这次，母亲像以往一样爽快地答应了曾国治：“放心吧，四叔！你明天只管去忙你的事！”
次日即农历二十八清晨，天刚蒙蒙亮，母亲就醒了，用火柴点亮灯芯片，再用灯芯片点燃床头柜上的煤油灯。
灯芯片是极薄的篾片，一般长约半尺，宽约半寸。灯芯片必须尽可能地薄，所以很考验篾匠的功夫。篾匠把它们做出来后，主人得把它们浸泡在水里三天三夜，再捞起来阴干。母亲出嫁的嫁妆里，有两捆一扎齐的灯芯片，够母亲用十年八年。除了上等人家，一般人家不用灯芯片，而是直接用火柴点灯，或用燃着的竹枝、木棍点灯。
点亮灯后，母亲准备上厕所。突然，她感觉肚子异样地疼痛。母亲没有生育经验，但警觉得很。她立即推醒丈夫，让他快去喊婆婆。母亲没有忘记曾国治的托付，叫曾章甫去喊婆婆的同时告诉伙房，说她不能去当帮手了。
母亲的婆婆金姑娘慌张起床，匆匆忙忙穿上衣服，进母亲的房间察看了一下，说马上使人去叫喜婆[3]来，叫母亲不要慌，安稳躺着。
只一会儿工夫，喜婆就来了。
现在，母亲还清晰地记得当年那个喜婆的样子：个子矮小，一身黑衣服，精瘦精瘦的，六七十岁，牙齿掉光了，瘪口瘪嘴的，特别多话。从进来到完工的四天时间里，这喜婆一张嘴巴呱啦呱啦地没停过，吵得母亲不胜烦躁。
喜婆一进来，就把母亲的门窗关得紧紧的。喜婆把曾章甫赶出门，只留下母亲、喜婆和金姑娘。房间昏暗，母亲什么也看不清。
喜婆还没来得及张罗，羊水就在床上破了，被褥湿透。喜婆放了一把木椅子在床头，椅背靠着床架。喜婆叫金姑娘一起扶着母亲挪下床，让母亲端坐到木椅子上，张开双腿待产。
然后，喜婆吩咐金姑娘使人去屋后的山下挖一簸箕生土来。喜婆对金姑娘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是在常德怀肚的，得借土。借土才能顺畅生！”
不一会儿，曾家的佣人就把生土挖来了，放在房门外。
喜婆打开门，把一簸箕生土提进屋里，然后煞有介事地把生土倒在椅子下。
喜婆蛮有把握地对母亲嚷：“你不要慌，不要急，只管放一百二十个心！使劲！你心都不晓得[4]就生下来了！”
结果，母亲连生了四天，折腾得脱了人形。
母亲被困坐在木椅上，不能动，不能躺，不分昼夜。房间里备有一只木马桶，母亲方便时，就被扶到这个木马桶上。其他时间，包括吃喝，母亲都必须一直坐在木椅上，听着喜婆永不停歇地呱啦呱啦。
那四天，母亲连睡觉也是在木椅上坐着睡的。喜婆有些轻战，以为可以速战速决，不允许母亲闭眼休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喜婆自己也累了，便叫金姑娘和金姑娘的婆婆即曾章甫的瞎子奶奶一起守护着母亲。三个老妇人轮流睡，轮流守。到了第二天，母亲支撑不住了，开始在木椅上打盹儿。
从三月二十八，一直熬到四月初一。母亲喜房[5]的门始终紧闭着。除了曾章甫、公婆、瞎子奶奶等少数人外，母亲正在生孩子的消息一直被封锁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阴云开始笼罩着喜房。曾章甫在门外急得发慌，但他很少有机会进入喜房看看。母亲感觉死神在一步步逼近，她很努力地用劲，乖乖地配合着喜婆，她宁愿自己死掉，也要竭力让腹中的孩子平安出来。
初一这天上午，母亲听到大哥曾庆云在门外朝屋内很大声地喊：“翁娘，这样搞要不得！你们赶快去汉寿城里找医院！亲娘只有这一个女儿，死了何得了！”
“翁娘”是他喊他自己的母亲即我母亲的婆婆金姑娘。“亲娘”是他称呼母亲的母亲即我的外婆。对弟弟的岳母，桃江人称呼“亲家娘”，汉寿人却称呼为“亲娘”。
大哥曾庆云的这几句话，母亲到今天都还记得很清晰。因为当时母亲顿时感到很温暖。但那时，就是去医院，母亲也感觉自己可能活不了了。
曾庆云是乡长，平时说话很有权威。但农村的喜房是男人无法涉足的禁区，别说乡长，县长的话也不顶用。
喜婆在房内硬硬地回应：“要死，去医院生崽也是死。要活，茅厕坑里生崽也能活——再使劲，就要生下来了！”
这天黄昏时分，母亲顺产下一个女婴。
女婴命大，和母亲一起受了四天大难，终于从娘肚里顺产下来。
喜婆如释重负，也扬扬自得。她的表情似乎是在不容置疑地告诉母亲和母亲的婆婆：有我接生，别说生四天，就是生十天八天也不用担心。去医院？笑话！
喜婆一张嘴巴呱啦呱啦地向曾章甫的爹爹曾浩之讨喜钱：“恭喜浩老爷！恭喜金姑娘！恭喜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喜得一个细皮嫩肉胖手胖脚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祝她易长成人长命百岁！”
“这小孩子生在浩老爷家，就是掉在福窝里啊！”喜婆拿着浩老爷和金姑娘分别给她的喜钱，羡慕地呱啦呱啦。
曾浩之给母亲和曾章甫的女儿取名“繁纯”。
第二天，曾章甫坐着轿子去益阳县修山乡麻竹垸，向外婆报喜。外婆带着八竹篮红鸡蛋，另坐一台轿子跟曾章甫来到康家山打点母亲坐月子。
母亲临产前一个月，外婆就使人提前送来一鸡屋的母鸡。鸡屋是竹制的，分上下两层，每层都有精致的小窗。每层16只，共32只鸡。
那时候，条件较好的娘家会给产妇送去32只母鸡，以示坐月子一天吃娘家的一只鸡还绰绰有余。32只母鸡中，有一只六龄的母鸡王，是外婆在修山乡一位高姓郎中家换来的。据说，吃一只六龄以上的母鸡王，产后能康复得更快更好。
母亲产后根本吃不了鸡。被折磨了四天，如同死过一回。她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外婆一勺一勺地喂点粥和汤，半个月后才缓过劲儿来。那些炖好却吃不了的鸡，完完整整地端进来又完完整整地端出去，大都被曾章甫的大哥曾庆云及曾庆云的小老婆张佩纯吃掉了。
母亲告诉我，她坐完一个月子，张佩纯重了六斤半。
[1] 1952年之前，桃江县还未从益阳县划出去。
[2] 一扎齐是汉寿土话，齐整整的意思。
[3] 喜婆是汉寿方言，即接生婆。
[4] 不晓得是汉寿方言，即一不留神。
[5] 喜房是汉寿方言，即产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