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母亲抱着已满周岁的小繁纯，跟金姑娘回了汉寿太子庙。回程她们没叫轿子。一是考虑到形势越来越严峻，坐轿越来越不合时宜；二是在油草村请轿，不如在康家山方便。
母亲不知道，曾家正在一步步地走向万劫不复的险恶之中。
仿佛是母亲在油草村吃进去的没有油水的春笋，把极重的苦味涩味带到了康家山，几十年后，母亲的心里都除不净它的苦和涩。
母亲她们回来，得知家中遭受了洗劫。
曾家已彻底不再是一个月前的曾家了！
仓房里的稻谷、白米、米粉、面粉、红薯粉、猪油、菜籽油、茶籽油，牛栏里的水牛、黄牛，猪圈里的猪，鸡圈里的鸡、鸭、鹅，全被农民背的背、拿的拿、赶的赶，席卷一空了。
衣柜里男人、女人、孩子的各式各样的衣服，全被农民抢走了。母亲的两只衣箱，那是母亲出嫁时外婆给她的嫁妆，基本上没翻动过，也被农民连箱带衣抢走了。
连柴房劈好的像小山一样的木柴及剁好的枯棉花树都不见了踪影。
金姑娘得知消息后，冲进仓房，冲进卧室，发疯似的开柜关柜，然后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慢慢地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抽泣。金姑娘的抽泣声越来越大，最后变成绝望的号啕大哭。
母亲没有感到特别心痛。在那种时候，她庆幸，人还好好的。这就是万幸。
“饿不死的，必须活下去！”曾浩之低沉地吼道。
家里没有谷，没有米，先向亲戚邻居家借着，也会乘夜色出去悄悄地买一些米，藏在衣服里带回家。
曾庆云、曾庆德、曾章甫三兄弟，扛起锄头，下田下地。从那以后，三兄弟再也没穿过绸衣，粗布衣服是贫下中农丢给他们的。刚穿上粗布衣服的那阵他们感觉很不舒服，身上的肉被磨来磨去。
曾章甫的表叔李春舫、原来的伙夫曾国治等人看着不忍心，常悄悄地给曾家帮个手。
7月的一天，空气热得像火一样。曾庆云的大老婆刘凤钦领着两儿两女回了康家山。刘凤钦看到她的乡长丈夫穿着粗布衫，皮肤晒得黝黑，已七八成像个农民了。
曾庆德的两个老婆，10月间才回来。
刘凤毛和刘凤枝的娘家是安化县的大户人家，家底比曾家还厚实很多。但从她俩及孩子们蜡黄的脸色和破旧的衣服来看，这次回娘家显然是受苦了。
这不奇怪。常德、益阳乃至全国都是一样的形势，回娘家哪能躲过呢？刘凤毛和刘凤枝她们回来的第二天，就是寒露。她俩、母亲及刘凤钦、张佩纯一道，跟着家里的男人们到曾家对面的山凹凹的茶树林里摘油茶籽。
摘油茶籽那天，刘凤枝靠着一棵茶树哭起来。包括刘凤毛在内，没人去劝慰刘凤枝。刘凤枝的委屈和痛苦，大家都懂，大家各自心里也在流泪，但要抢着时节收摘油茶籽，没时间停下来，也就顾不上劝慰她。
日子一天一天挨着，挨到了冬天。
小繁纯能走路了，还能围绕在大人身边屁颠屁颠地跑来跑去了。她声音清脆，像冬天咬着脆萝卜。她不仅会叫翁娘和爹爹，而且会用一些完整的句子表达她的意思。
母亲开始教繁纯唱儿歌、背唐诗、学算术。曾章甫喜欢让繁纯骑在他的背上，他在跑马坪爬过来爬过去。
“我想去当兵！我想去抗美援朝！”一天，曾章甫跟母亲商量，他按捺不住激动，“美帝国主义犯边，热血男儿保家卫国，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打他狗日的！”
母亲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和不舍。正在艰难的时期，丈夫要当兵，而且要出国打仗，女儿才一岁多，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但母亲旋即想，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曾家若能再出个当兵的，而且是打美帝鬼子的，曾家或许就会由衰而盛。母亲感觉到，当兵应该是曾章甫当时最好的出路。
“你自己想好，要征求家里其他人的意见，一定要征得爹爹和翁娘的同意。如果他们都同意，我和繁纯一百个支持你！”母亲对曾章甫说，“家里不要你惦念。但你一定要混出个人样，争取建功立业，并且要平平安安地活着回来！”
对于曾章甫报名当兵的具体细节，母亲现在已记不清楚了，或许母亲当时就没弄清楚，并且岁月变迁，已没时间让母亲去深究曾章甫当兵这件原本就有些子虚乌有的事。总之，曾章甫并没有去当兵。
就在那些日子里，汉寿农村开始划分阶级。曾浩之和曾庆云、曾庆德理所当然地被划为“地主分子”。
母亲和曾章甫当时都未满二十岁，被划作“地主子弟”，并注明是“学生出身”。
政治波涛的汹涌和密集，大大超出母亲的预料，也超出曾家所有人的预料。
一场叫“土改”的社会革命，在曾家刚刚被划为地主后，迅猛而精准地砸在康家山的每一寸土地上。
1951年过年前，曾家的稻田、菜地、山地、房屋，还有屋里的床、衣柜、笼子以及所有的坛坛罐罐，全部被农民协会没收，然后分配给贫雇农。
曾家如此，其他地主家庭也都如此。没有了田地，就像鲤鱼被抽了筋。除了能喘气的活人，曾家真正是一无所有了。
没有了土地要想活下去，就只能出去乞讨，或出去偷盗，或上别人家当雇工。母亲坚定地想：“带着繁纯，跟着曾章甫给别人家当雇工，洗衣、放牛、舀粪、带孩子什么活儿都行，并且刻不容缓须立即找东家，否则明天就无米下锅了。”
好在境遇并没有这么惨。农协把曾家的田地全部没收分配下去后，没隔夜就通知曾浩之，将一丘稻田、一丘棉田、一块菜地、一片茶树山分给了曾家。这些田地原不是曾家的，是其他地主家被没收的，在对面山那边的凹凹里，离曾家很远。
“只要有土地，就能活下去！”数千年来贫苦农民的念头，此刻在大地主曾家人的头脑里迸出。
曾家的人“紧密”地待在一起了。因为曾家只分了曾宅的两间偏房。瞎子奶奶和曾浩之两口子带着一大群孙子孙女挤在一间，曾庆云、曾庆德带着大老婆小老婆及母亲和曾章甫挤在一间。
太子庙乡人民政府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曾宅。姓曾的、姓李的、姓贺的、姓夏的贫雇农家庭也搬进了富丽漂亮的曾宅。
越来越多的贫雇农加入农协，很多成为农协里的头儿。农协作为土改的执行机关，领导贫雇农开展对地主面对面的斗争。
村里到处是红旗，到处是标语，到处是贫雇农响亮的口号，到处是雄壮嘹亮的歌声。标语写的、歌里唱的是：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在劳动中改造地主分子！”
“揭露恶霸地主的罪恶，打垮恶霸地主的威风！”
……
小繁纯在秋天的时候就病了。
她经常吃不下东西。母亲起先以为她是挑食，吃不惯青菜饭。曾章甫严厉地批评繁纯：“咱们就是这穷命，你永远不可以再耍小姐脾气了！”
繁纯真的是吃不下，眼泪在长长的睫毛下打转转，她很懂事地使劲吃，但最多也只能吃一点点。
繁纯明显地瘦下去了，身上的皮肤开始像老年人一样干瘪着，肚子却总是感觉饱胀。
母亲很焦急，带繁纯就医。但家里没有钱，地主家庭的成员也被限制走远。就医只能去找康家山的郎中[1]。
郎中姓代。母亲说，这个代郎中是个顶好顶好的人，帮繁纯看了很多次病，他从来没收过钱。
代郎中每次都拿针在煤油灯焰上烧一烧，把小繁纯的十个手指头尖挑破，挤出很多血水来。挤出血水后，繁纯就不喊肚肚疼了。
代郎中明确地告诉母亲和曾章甫：“你们的女儿长不大，她患的是疳积！”
母亲和曾章甫知道这病是绝症。那时候没有药可治疳积。凡是患了这种病的儿童，都活不长，都会慢慢拖死。
母亲和曾章甫看着繁纯的病情一天天加重，却无能为力。
那年冬天，曾章甫参加兴修水利工程的资格被剥夺了。农协把关很严，怕地主阶级搞破坏，不让地主、富农及其子弟们参加。
曾家的日子一天穷过一天。
萝卜煮水，红薯煮粥。曾家度过了1951年的春节。大年三十那天下午，隔壁李家婆婆塞给繁纯一个香甜可口的南瓜粑粑。繁纯舍不得吃，拿进屋要给翁娘吃。母亲让繁纯把南瓜粑粑切成三份，送一份给瞎子老奶奶，一份给爷爷奶奶，剩下的一份先问哥哥姐姐们要不要，他们如果不要小繁纯就自己吃。
南瓜粑粑是甜的。曾家不久后却饱尝连失三姐弟的苦。
曾章甫的姐姐曾莲英自杀，大哥曾庆云、二哥曾庆德被枪毙，接连发生在短短的半个月之内。
春忙时节的一天，太阳落山前，母亲正在家附近的田埂上的草地里挖蕨苗、野芹菜、马齿苋、折耳根等野菜，曾章甫哭丧着声音喊母亲快回家。
毛家滩乡那边两个亲戚来报丧：曾莲英上吊自杀了。
曾莲英是曾浩之和金姑娘唯一的女儿，在家里排行老大，极得曾浩之和金姑娘宠爱。她嫁到距太子庙约三十里的毛家滩乡一个叫油坡巷的村庄。丈夫王乃愚在长沙岳麓山下的矿业学校教书。曾莲英和王乃愚生育了一对儿女：儿子叫王运雄，女儿叫王运春。曾莲英常年在毛家滩照顾公公婆婆和一对儿女。
曾莲英嫁到毛家滩乡是她的姑妈即曾浩之的妹妹做的媒。姑妈也嫁到毛家滩一户王姓人家，生了一女三子：女儿叫细姐。大儿子叫王孟湘，与曾章甫同年。二儿子、三儿子分别叫王孟顺、王孟昌。
母亲第一次见到曾莲英，是在她与曾章甫的婚礼上。母亲由衷地赞叹：“莲英姐好端庄、好亲切、好漂亮！”
自繁纯出生以来，母亲只见过曾莲英两次：一次是1949年4月繁纯出生后，曾莲英来庆贺；另一次是1950年大年初二，曾莲英和王乃愚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拜年，并看望提前退伍返乡的曾庆德。
报丧的人说：“曾莲英胆子小，白天在批斗会上被揪上台跪了半天，下午回到家，丢下老老小小就上吊了。”
曾浩之悲痛至极。他安排三个儿子立即跟着报丧的亲戚赶去毛家滩乡帮忙处理曾莲英的后事，他和金姑娘带儿媳妇们稍后再去。
三个儿子正要动身，五六个农协干部如同从天而降，把曾庆云和曾庆德迅速捆绑了。
毛家滩那两个人见状慌忙跑走了。
曾庆云、曾庆德和曾宪鼎及另外三个地主分子被关押起来。曾宪鼎是曾庆云的堂叔，即曾浩之的堂弟。解放前，曾宪鼎跟曾庆云为了竞争当乡长打了一场持久官司，结果曾宪鼎输了官司没当成乡长。关押的屋子就在曾宅中。那屋子原先是曾家的男厕。曾家原来男工女工人多，曾家的厕所是分男女的。男厕改造加固后，装上铁门，就成了监牢。
只关了半个月左右，六个人就被拉到东边山脚下，枪毙了。
那六个人被五花大绑着拉出去时，都感觉到了世界末日。曾宪鼎像待宰的年猪一般嚎叫，曾庆云一边走一边扯破嗓子骂娘，曾庆德仰着头喊冤。
曾浩之铁青着脸，金姑娘和曾庆云、曾庆德的四个老婆瘫在椅子上哭。
“别号嗒！”曾浩之朝她们吼了一声。
婆媳们便如寒蝉遇到响雷似的静了声。
一家人紧张地竖起耳朵，听东边山脚下的动静。
“砰！砰！砰！……”
接连响了二三十声枪声。
不一会儿，一些与曾家关系较亲近的贫雇农亲戚跑来告诉曾浩之和金姑娘，说曾庆云、曾庆德每人吃了四五粒“花生米”[2]，兄弟俩的脑壳被打得稀烂。
金姑娘瘫倒在地，无声地抽泣。曾庆云、曾庆德的四个老婆哭天喊地，整个悲哀的气氛。曾浩之叫曾章甫和这几个贫雇农亲戚拆下两间住房后门的门板去收尸。
曾浩之悲愤地恳求：“收尸后随便去找个地方掩埋掉吧。”
收尸的贫雇农走了后，曾浩之坐在屋檐下的竹凳上，一只脚踏在另一个竹凳边，低垂着头，雕像一般待着。
曾浩之知道，曾家的命运像打碎的搂罐[3]一样，不可收拾，不可箍浑了。
两具被“花生米”打得面目全非的尸体是用两个门板抬到曾宅对面山凹凹的。这里是曾家分得的茶籽山。
“尸体不要直接放在土坑里！曾庆云、曾庆德虽然是被枪毙的地主，但他们没做过亏心事，一世都是好心人，”曾章甫的表叔、世代贫雇农的李春舫说，“还是应该用木板隔出个空间，让曾庆云、曾庆德能安息。”
李春舫急急回家把他家的门板拆了。他家的门板不够，便从邻居家借了一块猪圈老木门，一齐背到山里。来不及钉铁钉，几个贫雇农亲戚和曾章甫砍了几根矮竹，和着门板、猪圈木门、抬尸板，给曾庆云、曾庆德架了一个共同的空间。
两具尸体的头都像炸碎了的蜂巢，两人破棉衣的胸口处都被击穿，早已凝固的血把破棉衣里的烂棉花染成了黑色。
两具尸体掩埋在同一个坑里。
其他人走后，曾章甫一个人留了下来。他使劲地锄土，把两个哥哥的合葬坟堆得老高，拍得严严实实，修得像一座厚棺厚椁埋在里头的庄严的大坟。
曾庆云、曾庆德成为这个山凹凹的“拓荒者”。从他俩开始，曾家先后共有老老少少七口人在此埋葬。因为曾庆云、曾庆德是合葬的，所以七口人其实只有六座墓。曾家七人六墓共同守护着这块茶籽山。
接下来的几年，母亲每年都来这里摘茶籽。靠近七人六墓的茶树，茶籽长得特别大。七人六墓的尸水肥沃了这块茶树林。
[1] 郎中即乡村医生。
[2] “花生米”指子弹。
[3] 搂罐是汉寿话，指农家盛谷物的陶或瓷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