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云、曾庆德被枪毙的第二天，母亲的丈夫曾章甫就被关押起来了。
这是曾章甫前一天晚上埋葬完曾庆云、曾庆德后就预料到了的。前一天晚上，曾章甫把曾庆云、曾庆德的坟修得很高很大，回到家里，就把他的预感告诉了母亲。
曾章甫紧张地说：“大哥二哥走了，该轮到我了。他们要夺我们的老婆孩子。他们说过要斩草除根……”
“你是学生出身！你没犯过罪也没得罪过人，没当过官也没纳过妾，怎么会轮到你？！”母亲不让他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但那个岁月，他们的生活中哪儿还会有吉利呢？
其实曾章甫的这个预感，母亲不是没想到，只是母亲不敢相信，还像个大孩子一样的曾章甫，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向往的善良青年，怎么可能被农协抓走呢？农协不是农民的协会吗？村里上屋下屋的农民不都晓得曾章甫仁义善良吗？
除曾章甫和母亲外，这间屋里只剩下两个哥哥留下的四个嫂子了。四个嫂子从下午到晚上都没止住流泪，哭得眼睛都肿了。四个嫂子都担心曾章甫马上会有灾祸。她们凑到曾章甫和母亲耳边，用耳语加手势叫曾章甫趁黑远走高飞。
四个嫂子不敢大声说话，怕隔墙有耳。农协会员和民兵有一招很厉害：常趁夜潜伏到地主富农家的墙角，偷听屋里的人说话。汉寿话叫“听壁角”。“听壁角”威力很大，通过“听壁角”，农协和民兵经常能收获一些重大情报。比如某家的财富准备转移到哪个地方，再比如某家诅咒过共产党的哪个干部。后来地主富农们学精了，在家跟家人说话常用耳语和手势。
嫂子们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四个嫂子都是大家闺秀，见多识广。她们的判断绝不是瞎扯。
母亲却感到非常矛盾。曾章甫如果不走，灾祸说不准哪天就砸落下来。如果走，能走到哪里去呢？全国都一样，哪里都一样，无处可躲可藏，万一被抓回来必然更惨。
曾章甫轻声说：“先等等看看再说吧，家里老老小小，也丢不开。”
母亲提心吊胆，一个晚上没睡着。曾章甫倒不害怕，只是心事重重的，也一直没入睡。
上半夜，四个嫂子讨论《婚姻法》的事。这事也是曾章甫说农民夺地主老婆孩子的事，也是涉及她们拖儿带女再嫁人的事。下半夜，她们在叹息声歇息后传出了均匀的鼾声。
四个嫂子在曾庆云、曾庆德入土的当晚就讨论《婚姻法》和嫁人的事，并不是她们急着想嫁人。
当时，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女人们说话早已不需要婉转曲意。再说，夫亡嫁人，正是当时最火的话题之一。如果外面有人“听壁角”，就更能向农协和民兵表明她们进步的态度。
那时，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刚刚颁布，县里组织了几个女干部、女教师在各乡各村巡讲《婚姻法》。康家山农协已组织了多场宣讲会。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宣讲会既有男女混场，也有男人专场、女人专场。每个人都必须按规定参加。
《婚姻法》宣讲中有几个提法引起了康家山人不小的轰动：一是“婚姻自由”，二是“一夫一妻”，三是“夫亡再嫁”。
婚姻不再由父母包办了，娶妻嫁夫再不能受逼迫了，也不可搞买卖婚姻了，娶谁嫁谁自己说了算；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老婆，不能再娶小老婆了，也不许搞童养媳了；夫亡后再不要守贞洁立牌坊了，寡妇再嫁，这不仅是寡妇的权利，也是寡妇的义务。当时还有很多贫雇农没有老婆，寡妇的资源不能空置。
《婚姻法》后来广泛张贴在康家山的墙上和黑板上。《婚姻法》共八章，其中并没有特别地提到寡妇再嫁。但经当时的一些人巧妙地设计，那一年《婚姻法》的宣讲，与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女干部、女教师们说：“地主阶级多吃多占的妻妾，要坚决地嫁出去，嫁到贫下中农去。要消灭地主阶级，要斩草除根，他们的老婆要带着孩子嫁给贫下中农，与贫下中农真正融为一体。地主的儿女要自觉脱离地主家庭，跟随母亲认贫下中农为父，随嫁过去的地主儿女受法律保护，贫下中农对其不得虐待或歧视……”
曾章甫睡不着，抱着母亲，轻声但坚决地说：“如果我死了，你不要嫁在近边，不要被那些眼红别人老婆的穷汉子娶走，你要答应我带着孩子嫁到远处去！”
听曾章甫这么说，母亲鼻子一酸，泪就涌出来了，她搂着曾章甫说：“如果你有三长两短，我不嫁！”
“农协哪会让你不嫁？”曾章甫说话时，眼泪也不自觉地往外涌，“你不嫁孩子怎么活？你一定要嫁到远处去，帮我把孩子带好！”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几名背着枪的农协干部，把曾章甫押走了。由于早有思想准备，曾章甫被押走时一点也不惊讶，他很平静，甚至是昂着头离开的。
准确地说，曾章甫“押”是被押了，“走”却没走多远。曾章甫就关押在由曾家的男厕改造成的监牢里，就是前一天关押着曾庆云、曾庆德等六名被枪毙的地主分子的屋子。
监牢虽然离母亲只有几十步远，但只要农协一粒“花生米”，曾章甫就会与母亲远隔阴阳。
监牢里关着七八个与曾章甫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太子庙乡的地主子弟，也都是学生出身。刚关进去，母亲还听见他们聚在一起乐观的聊天声，不久就只有杀猪般的号叫声、叹息声和叫骂声。
监牢外有两个民兵把守，不许人走近，不许人探监。
母亲抱着小繁纯，到乡政府找农协的人。乡政府就在曾宅，只隔母亲的住房四间屋。没等母亲开口，农协的干部就向母亲讲明政策，鼓励母亲替曾家和曾章甫坦白犯罪事实，争取政府宽大处理。
母亲对他们说曾章甫是学生出身，一直在外老老实实上学，没干过坏事，外面的同学、近边的邻里邻舍都晓得曾章甫是个只讲仁义的好后生。母亲说曾章甫还报名当兵申请抗美援朝呢。
农协的人说：“你回去吧！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母亲觉得农协的人讲话水平很高。“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这讲得多好啊！但曾章甫真的不会被冤枉吗？曾章甫能被证明是一个好人吗？母亲心里完全没底。
关押和审讯最终证明，曾章甫是一个好人。曾章甫获得这个好人的证明，付出了血的代价。
审讯也在那间监牢里进行。曾章甫的双手反吊着，被鞭子抽打，打得肩膀、前胸的褂子渗出一条条血痕。审讯者要曾章甫交代罪行，说交代了就不打了。曾章甫被打得没办法，就按审讯者的提示，顺从地瞎编着，一一作出交代。他说，哪年哪月哪日，欺压了长工某某某；哪年哪月哪日，为了报复农协拔了贫雇农某某某家的萝卜。
交代了之后，再打。再打，再交代。坐监牢的日子里，就是如此反复着。
母亲不能靠近监牢，小繁纯却可以。
一次，小繁纯看到曾章甫的左脸比右脸“高”很多，问曾章甫为什么。曾章甫微笑着摸摸左脸，爽声回答：“爹爹老是用左边牙齿嚼肉嚼鱼，左脸就胖了。”
小繁纯从监牢那边回来告诉母亲。母亲知道曾章甫的左脸被人打肿了。
还有一次，小繁纯看见曾章甫的衣服上有很多殷红的颜色，惊吓地问：“爹爹！你身上出血了吗？”
曾章甫一愣，立即微笑着说：“爹爹不乖，吃三月泡[1]时不小心，把三月泡的汁弄到身上了。”
“爹爹不乖！”繁纯不高兴地批评她爹。
“爹爹下回一定乖，再不把汁弄到衣服上了！”曾章甫歉意地微笑着，认真地对女儿说。
不幸中的万幸！曾章甫只被关了两个月就放出来了，而且再也没有被关押。在监牢里这两个月，虽然受了些伤，母亲听曾章甫说还被棍棒打得吐过三次血，但毕竟肢体没有落残。
母亲心疼地查看曾章甫身上落下的伤，她用棉花沾上茶籽油，轻轻地擦在曾章甫的每一处伤口上。
这批学生出身的地主子弟之所以被释放，当然并不是简单地因为他们被证明是好人。据说是上面来了政策：对学生出身的地主子弟，以教育为主，不得扩大杀戮，不得无故杀人，有血债者除外。
母亲听这些一起被关押又一起被释放的年轻人说，七八个人中，曾章甫身材最高大，挨打也最重。他们替曾章甫惋惜：“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都不较真，他们让我们说啥就是啥，迟说不如早说。曾章甫何苦要倔着，白白地多挨他们的鞭棍呢？”
曾章甫被关押的这两个月内，有几件事，永远刻在母亲的心里。
一是曾家的嫂子们改嫁；二是瞎子奶奶和金姑娘相继去世；三是曾浩之在祖坟山里痛哭。
曾章甫被关进去后，嫂子们就都嫁人了。
四个嫂子刚丧了夫，刚成寡妇，立即就成了别人的新娘。
嫁得这么快，可能是因为女干部和女教师的动员，也可能是农协关于地主不分男女都可能关押枪毙的逼迫（《婚姻法》规定嫁娶不许逼迫），也可能是一家老小缺衣少食强撑不下去了。母亲相信，这种种因素都存在。
嫂子们嫁人没有仪式没有放鞭炮，没有酒肉茶饭没有饯行，没有欢声笑语也没有哭脸抹泪。除曾庆德的小老婆刘凤枝外，她们都嫁给了康家山的贫下中农。
曾庆云的大老婆刘凤钦是带着两儿两女出嫁的，小老婆张佩纯当时没生育独自嫁了人。曾庆德的大老婆小老婆一对亲姐妹再也不用共事一夫争风吃醋了。姐姐刘凤毛带着一儿一女嫁给了一个叫“冬股子”的矮个子男人。妹妹刘凤枝带着两个儿子先回娘家，后嫁到了益阳县茶盘都农场。
三个嫂子都嫁在康家山，与曾章甫和母亲经常碰面。刘凤枝嫁到茶盘都农场的消息是一两年后才传来的。她带去的大儿子阿得跟着继父改姓陈，小儿子阿弟因风寒夭折了。
瞎子奶奶在四个孙媳妇出嫁后不久，就去世了。瞎子奶奶经受不住接踵而至的打击：一个孙女自杀，两个孙子被枪毙，一个孙子被关押生死未卜，四个孙媳妇改了嫁，五个曾孙子、三个曾孙女随了别人的姓。
一辈子轻言细语从不跟人吵架的瞎子奶奶，在经历了十几个月的巨大动荡后，不声不响地去世了。瞎子奶奶是在夜里去世的。第二天早上曾浩之喊翁娘不应，才发现瞎子奶奶已经断了气。
瞎子奶奶是在香甜的睡梦中去世的，还是在孤寂的夜晚经受不住内心的煎熬悲戚而死的，不得而知。总之，瞎子奶奶安静地离开了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享年88岁。
曾浩之和金姑娘缺乏劳动能力。母亲勇敢地承担了料理瞎子奶奶后事的任务。后事很简单，母亲一点儿也不害怕。她先拿一根草绳量瞎子奶奶的身长，再从隔壁家借来一柄铁锯，把哥哥嫂子们的床板锯成四块长木板和两块短木板。然后去请春舫表叔。瞎子奶奶与春舫表叔的妈妈是叔伯姐妹。春舫表叔还带着一个亲戚来了。原本母亲是准备按曾章甫描述的上次埋曾庆云、曾庆德那样，到了坟地挖好坑再帮瞎子奶奶搭个架的。但春舫表叔和那位亲戚带了铁钉来，他们很熟练地把木板钉好，成了一具棺材。
瞎子奶奶的尸体临埋前都没有变硬。母亲帮瞎子奶奶换衣服时，瞎子奶奶的手、腿和她那双小巧的三寸金莲，都是嫩软嫩软的。瞎子奶奶像是安详地睡着了。
春舫表叔他们不敢把棺材抬到曾家的祖坟山，怕被农协抓住当狗腿子批斗。瞎子奶奶就埋在她的两个孙子曾庆云、曾庆德的旁边。就这样，瞎子奶奶没能和她的丈夫即曾章甫的爷爷埋在一起。
瞎子奶奶死后不久，便是清明。连续下着雨，山上湿漉漉的，山路上到处是泥泞。清明前一天，曾浩之叫金姑娘和母亲带着繁纯去拜坟。金姑娘和母亲都很诧异：女人是不允许上祖坟山的。
曾浩之说：“曾家的人死的死，走的走，没剩几个了，你们跟我去凑人数！”
祖坟山上埋葬着曾浩之的父亲，和他父亲的父亲，和他父亲的祖父及上上辈祖先。曾浩之双膝着地深躬着腰跪在他父亲的墓前，用腰身当雨伞，让蜡烛点着免受雨淋。金姑娘和母亲也双膝跪着。
曾浩之跪在那里痛哭流涕，捶胸顿足：“我对不起祖宗咧！我给祖宗丢了脸咧！曾家的祖业在我手里荡光了咧！现在我们曾家遭了难咧！我的两个崽一个女年纪轻轻就死了咧！孙子们跟着别人姓去了咧！祖宗要睁大眼睛显神灵咧！要保佑你们的子孙曾章甫平安无事释放出来咧……”
曾浩之哭了很久。下山前，他站起身，盯着金姑娘和母亲狠狠地交代：“祖祖辈辈发根下来，只有我曾浩之给曾家丢了脸！我死了以后，不配上祖坟山！你们把我埋到我翁娘和庆云、庆德他们那里！”
母亲心头上压着的乌云越来越沉。原本热热闹闹的曾家，冷清得可怕。
除了公公偶尔会叹息和婆婆偶尔会抽泣，他们基本上不再说话了。繁纯不时的嬉闹声及病痛时的呻吟声，反衬出屋里死一般的空寂。
母亲帮住进曾宅的贫雇农家庭带带孩子，偶尔也会帮手洗洗衣服，做饭时分就迅速回家，想方设法把菜做得可口一些，把黄瓜切得很漂亮，炒得很仔细，摆在菜碗里也工工整整。隔年的红薯，母亲把皮洗得干干净净，可以连皮吃。母亲总是把碗和筷子摆放得规规矩矩，然后毕恭毕敬地喊公公婆婆来用餐。
母亲发觉金姑娘的眼神与以往有些不同：多了些呆滞，多了些哀伤。
有一天吃过晚饭，母亲在收拾碗筷，金姑娘突然捏住母亲的手，对母亲说：“祝华，我们曾家有福气，修来你这么个顶好顶好的儿媳妇……你跟着我们受苦了啊……我们老了不中用了，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啊……”
清明过后半个来月，距瞎子奶奶去世大概个把月，金姑娘也死了，享年52岁。金姑娘没有什么病，算是无疾而终。母亲和曾浩之都知道，金姑娘是因为家庭变故连连郁郁而终的。
母亲再次从邻居家借来铁锯，把哥哥嫂子们留下的床板锯了，再次请来亲戚帮忙。因为曾浩之在祖坟山时的交代，所以金姑娘被埋葬在曾宅跑马坪对面的山凹凹里，与她的瞎子婆婆及她的大儿子、二儿子守在一块儿。
金姑娘一定至死都在牵挂着曾章甫，都在为曾章甫的平安而祈祷。她如果知道再过半个月，曾章甫就放出来了，并且再也不用坐牢了，她也许不会死。如果能熬过这一关，金姑娘或许能再活很多年。
是的，金姑娘如果能熬过这一关，她会欣慰地看到，有坚强不屈、勤劳聪慧的曾章甫和他的媳妇儿，曾家的日子又缓过来了。虽然缓得很慢很慢，但毕竟，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
[1] 三月泡是指一种像草莓的野果，熟透后呈暗红色，汁多而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