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深秋开始，母亲改嫁回桃江。从那以后半个多世纪，母亲再没有踏上过康家山的土地。她像一株从汉寿移植过来的母竹，在桃江生根长笋，又培育出一片新的竹林。
母亲是和舅外婆一起，只背了20斤米和几件衣服离开康家山的。母亲剩下的米、谷、棉花、衣服及其他东西全部送给了康家山的乡邻。
到了修山麻竹垸，母亲把十斤米交给舅妈，把毛坨寄养在这里，请舅妈和舅舅照顾。
当天晚上，母亲和舅外婆背着剩下的十斤米走回了荷塘张目桥藕塘舅外婆的家。
母亲就住在舅外婆家。
舅外婆的住房里有两张床。舅外婆睡了一张，她和母亲一起在另一张床上铺满软软的干稻草，再铺上床单，放上枕头和棉被，就成了母亲的床。
从第二天起，母亲每餐搭一钵米在藕塘生产队的公共食堂。钵是舅外婆家挑出来给母亲的，米由母亲自己舀，母亲自己将米淘好，再放到食堂里，请食堂帮忙加水蒸熟。
食堂的两个妇女分别是刘声益的堂客和刘耀湘的堂客。刘声益和刘耀湘两人是远房堂兄弟，都是舅外公的远房侄子，又都是我爹爹的远房堂弟。其中刘声益虽然是泥腿子[1]，但酷爱写古体诗，与我爹爹以诗为友，关系密切。这两个妇女用朴实无华的行动温暖着母亲：母亲去取饭钵时，钵子里总是盛着菜。
管食堂的是生产队的事务室员，姓方，耳朵有点儿背，人们叫他方聋子。这人耳背心善，他赞赏食堂两个妇女的做法。他说：“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母亲从内心感激他们，感激这些在她初来乍到，身份未定时就给予她帮助的人。
母亲到舅外婆家的第二天，我叔叔就把我爹爹从胡家段学校叫回来了。
爹爹告诉母亲：“母亲迁入的手续和入职当教师的手续都正在办理，就办在胡家段学校，胡家段学校住房宽阔。一个月后我来接你，我俩正式结婚。”
母亲感动地点头。
爹爹跟母亲说：“我明天先去修山办结婚证。”
母亲害羞了：“还要办啥结婚证呢？弄得那么多人知道干啥呢？”
爹爹说：“不领结婚证怕你飞了呢。”
次日下午，爹爹拿着两本结婚证回来了。母亲没有同爹爹一起去。可见，那时候办结婚证，并不需要夫妻二人在场，也不需要照相和相片，让现在的人感觉这手续有些过于简单了。
结婚证上，母亲的名字用的是“钟三多”。母亲把她小时候用过的乳名作为了她离开汉寿来到桃江之后的大名。后来母亲的户口簿、身份证都用的是钟三多这个名字。
后来，爹爹把两本结婚证都保管着，珍藏着，放在他存放衣服的香樟木箱底，用报纸压着，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后来换了新证也藏在樟木箱底。直到建了新屋，爹爹才肯把结婚证交给母亲，珍藏在家里。
那天母亲见结婚证都已拿了，就想跟爹爹商量让毛坨赶快入学。但想到只是拿了个证，且现在是学期中间，便忍住没提。她想等一个月后爹爹接她去学校时再说。
那一个月，母亲不需要出集体工，只是每餐去食堂搭饭。她帮舅外婆料理自留地里的棉花及蔬菜瓜果，帮舅外婆的孙女、正读小学五年级的刘佩良辅导学习，帮舅外婆织毛线衣，也会到她的表哥刘卓钦和爹爹的堂叔、解放前曾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刘龙舫那里借些书看。
母亲也会去我叔叔刘超凡家，帮助做些家务，跟我婶娘聊聊天。当时，我的大哥即我爹爹与她的前妻生的儿子刘道任落户在藕塘生产队，就住在叔叔家，每天只记三分的工分。母亲去我叔叔婶娘家，也是为了跟我大哥打好感情基础。
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这一个月，母亲只带了十斤米，十斤米母亲半个月不到就吃完了。剩下的十几天内，母亲吃的饭是舅外婆家从牙缝里抠下来的。同样，母亲在我舅舅家也只放了十斤米，毛坨多吃的饭也是舅舅和舅妈从牙缝里抠下来的。
真是抠下来的呀！桃江县的饥饿程度比汉寿县要严重得多。张目桥大队患水肿病的人、被送进疗养院抢救的人、饿死的人比康家山大队多得多。
在自留地里种了棉花的人家后悔不迭。当饥饿与寒冷摆在面前逼着人们挑选时，张目桥人会毫不迟疑地作出选择，宁肯衣不遮体也不肯食不果腹。春天挖坑撒下棉花籽的时候，他们没料到饥饿会一再持续，甚至恶化。
张目桥的野草野菜刚挣出地皮，就被人们连根挖去煮了，树叶刚绽放开来就被捋去下锅了，先是椿树、柳树、茶树，接着是枣树、樟树、松树，随后把一切树叶、绿草甚至树根吃掉。
那年秋冬季节，棉花树拔掉后，棉田就全部种上菜或小麦。人们慌手慌脚地在棉花树坑里撒下麦子、萝卜籽，或埋下雪芋种。
饿死人已不会再引起惊慌诧异了。先是老人后是孩子，因为老人孩子经不起饥饿。家里饿死老人不仅不会悲伤反而会庆幸，因为可以节约一份食物延续年轻人的生命。
从1959年到1961年那三年，除了老人和孩子，张目桥大队的高个子、大块头基本上全部被饿死，幸存下来的基本上都是那些矮个子、小块头中耐得饿、找得到野草野菜或偷得到公家粮食的人。
那年月拿老婆甚至拿命跟人换一碗饭的事都有人干。
在藕塘生产队隔壁的庄子湾生产队，有个与爹爹同宗堂的刘老头饿得奄奄一息。刘老头临终前对来看望他的人说：“我好想吃一碗饱饭再死啊。”
我的叔叔刘超凡从公共食堂把他自己饭钵里的稀粥送去给刘老头吃。但刘老头在我叔叔到达之前已经饿绝身亡了。
生产队的人在拆他家的谷仓门板给他做简易棺材时，发现刘老头家谷仓里的陶罐中藏着约半斤谷。生产队的人没有多嘴询问：那半斤谷究竟是刘老头舍不得吃留给他儿子刘壮娃的，还是刘壮娃夫妇藏起来没舍得给刘老头吃？这个谜底不需要揭开，因为人们都在想，说不定下一个饿死的就是自己了。
在饥饿暴虐的时候，粮食一下子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心里的天地君亲师都不得不对粮食俯首称臣了。
持久的饥饿的大气候让人把死人这样至为重大的事都压迫得淡化了，死人不再引起家人的过分悲痛。
这大气候是张目桥人心灵的“止痛药”。人们对失去一个又一个亲人变得平静。
后来母亲经常念叨：“你舅外婆对我有舍命救身之恩，伯涛两口子对毛坨有舍命相救之恩。”
一个月后，爹爹如期而至，把母亲和我的小哥毛坨接到了胡家段学校。
母亲和爹爹，像两截被岁月烧焦却顽强活着的树桩，伤痕累累，却相守在一起蓬勃生长。
胡家段在山区。那里的山像一个慈善老人，总是拿出各种各样的食材送给天天进山里刨食的人。
那里的山很美。
虽常有满地霜降，但更有漫不经心的野花、漫山遍野的野果、漫无边际的美丽风景。
母亲最喜欢那些野花，它们带着野地里的随意，不计天时，不分昼夜，尽情地绽放。红的、白的、紫的、粉的，像弄错了季节似的，从一山一山的绿色里钻出来。
秋蝉也不辞劳苦地唱着欢迎母亲的歌。
胡家段学校此前只有两个教师：一个是我爹爹；另一个是个未婚小伙子，姓符，大家叫他“符妹姐”。学校只有两间教室，一、二年级共用一间教室，由符老师教。三、四年级共用另一间教室，由爹爹教。
爹爹的三、四年级的课桌分开摆。教室中间的走廊将这两个年级分割开。每堂课45分钟，给三年级上二十来分钟时，四年级就自习。再给四年级上剩下的二十来分钟时，三年级就自习。符老师的一、二年级也是这样上课的。
没有摆酒，没有请任何人吃饭，“三多妹”就这样嫁给了“良哥”，成了“良哥”的堂客。
吃饭都成问题，哪有能力请人吃个饭摆个酒呢？
“条件不好，委屈你了！”爹爹心怀愧疚地说。
母亲温柔地笑着说：“只要有家，喝粥也香！”
在康家山受尽磨难的母亲，非常满意这来之不易的家和这份来之不易的亲情。
成婚那天，爹爹端详着母亲那双冬修时泥沙钻进肉皮的伤痕累累的脚，顿时觉得鼻子一酸。爹爹叫母亲把她这些年在汉寿的经历及遭受的苦难讲给他听。
爹爹也把他八年前丧妻的事讲给母亲听。
爹爹的前妻姓胡，叫胡菊英，是桃江街上一个地主家的女儿。土地改革开始后，爹爹和叔叔的房子被没收重新分配。爹爹家在原来的宅子里分了两间侧房，留在庄子湾。叔叔家被赶到藕塘，住到贫雇农的破房子里。除了寒暑假和星期天，爹爹都是住在修山的学校里，胡菊英带着四个儿女住在家里。1952年的一个黑夜，庄子湾的一个叫刘旗山的二流子贫农来恐吓胡菊英。胡菊英不堪恐吓，抛下四个未成年的儿女悄悄上吊身亡了。
胡菊英死后的第二天，生产队派人到修山学校找到我爹爹，说胡菊英病重，叫爹爹跟他立即赶回庄子湾。爹爹一路问那人胡菊英得了什么病，什么时候发的病，那人都支支吾吾的。
爹爹刚走到庄子湾生产队的路口，就听到他家里传出砍木、钉木的声音。爹爹听到这些声音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两眼一黑，身子打了个趔趄，摇摇欲坠。那个喊他回来的人搀扶着爹爹走回家。四个儿女哭着围拢过来。
爹爹看到脸上蒙着白布的胡菊英在床上躺着。
母亲听了爹爹的讲述，心疼地说：“你单身八年吃了苦，道任从小没有娘更吃了苦。从今往后，我们心朝一块儿想，劲朝一块儿使，我们把孩子们带好，把生活料理好！”
两颗同病相怜的心，两个同病相怜的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因为是学期中，加上还没有正式入职，所以母亲暂时不必上课。她负责打上下课铃、炒菜做饭、种菜施肥、阅卷、到学生家家访等。
胡家段学校有几块菜地，种了菜和烟叶。学校还有厨房，只做两个教师的饭菜。原来是爹爹和符老师谁有空谁就炒菜煮饭。现在好了，母亲把厨房的工作包下来了。
对母亲的到来，符老师非常欢迎和高兴。他原来最怕到学生家做家访，现在可以有母亲代劳了。最让他觉得幸福的是，他不再需要炒菜做饭就能享受到可口的饭菜。
小哥毛坨在汉寿时就已经会认字，会算些简单的加减法，所以这个学期插班读一年级，并不费劲儿。
毛坨原来的大名叫曾新棉，这名字从他出生起就没有几个人知道。来到胡家段学校后，爹爹给他改了个名字：刘式农。但“毛坨”这个乳名一直被人叫着。
毛坨是在胡家段学校改口不再叫“翁娘”的。因为他叫翁娘时，引起同学们哈哈大笑。同学们说他像牛一样叫，还有同学压住自己的鼻孔学牛哞哞叫。毛坨很快就改用桃江话称呼母亲为“妈妈”。
毛坨很喜欢这个白天热闹晚上冷清的学校，但他一点也不喜欢爹爹拉着他吟诗，放学了就想去小溪流小池塘抓鱼。爹爹担心他被水淹死，就骗他说水里有一种特别凶狠的王八，专咬孩子的脚丫。毛坨的乐园就只能在陆地上了。
那时候没有农药，农民家自留地里菜叶上的虫要么让鸡吃掉，要么用手捉掉，要么听之任之。让鸡吃掉是不太可行的，因为鸡不仅会吃虫而且会吃掉菜叶。菜地里的虫一般都长得肥肥的。
“爹爹，我做完作业后可以到菜地里捉虫吗？”有一天，毛坨问爹爹。
爹爹觉得只要不下水，菜地里没有什么危险的，毛坨想到菜地里玩就让他玩吧。
毛坨得到爹爹的首肯，菜地里的虫从此就迎来了“灭顶之灾”。
毛坨把大青虫、飞蛾等不同害虫分别装进不同的玻璃瓶里，看着它们蠕动或睡觉。他会把一些菜叶扔进瓶子里，养着它们。
在太子庙康家山砍柴不易，但胡家段学校周边到处是山，到处是柴。母亲说，漫山遍野都是柴。随便找一个晴天的黄昏，母亲跟着爹爹和符老师一起用柴刀把某一处山脚的荆棘、树枝砍倒，让它们留在山脚晒上几天就成了干柴，然后让毛坨跟着三、四年级的学生去拖，拖一次柴能烧一个星期以上。
那时候，爹爹的月薪是36元钱、24斤米、半斤菜籽油。三个人来吃就少了点，但饭不足，可以由红薯和瓜菜补。
学校的菜园足够大，蔬菜瓜果作菜送饭足够多，红薯和芋头成熟的季节甚至能顶饭吃个饱肚。给菜园施肥的肥料来自师生们的大小便，这都是有机肥，并且菜都不打农药。
母亲在胡家段学校迎来了她的30岁生日。爹爹亲自下厨，给母亲煮了长寿面，面里放了两个荷包蛋。
那年寒假，符老师回家去了，学生们不上课了。
学校顿时寂静下来。
隆冬。山林和田野改换成另一种姿容，斑斓驳杂的色彩像羽毛一样脱光褪尽，荡然无存了，呈现出一种喧闹之后的宁静。
胡家段学校在绵延的群山中，在洁净的白雪中，是那么的温暖、宁静和安逸。母亲缝衣做饭，爹爹练字吟诗，毛坨堆雪人捕麻雀，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过年时，大哥自己走路来了胡家段。这是大哥和小哥第一次见面。大哥带小哥捉麻雀，到雪山里掏鸟窝收鸟蛋，两兄弟相处得很愉快。
一家四口去五里路外的三官桥乡铺上买年货。年货主要就是肉、鸡蛋。肉是7角5分钱1斤，买2斤！鸡蛋是5分钱1颗，买10颗！
这是自解放以来母亲过得最安稳、最踏实、最满足、最幸福的一个春节。
[1] 泥腿子是桃江土话，指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