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清波满月那天，母亲向生产队请了假，跟着爹爹住到了黄南村青坡寺学校。母亲又在学校住了，但她的身份不再是教师，而是陪教的师母。
毛坨留在自己家，和大哥一起。
青坡寺学校离我家不算远，六七里路。但中间隔着万霄垅，走起来有些费劲儿。
青坡寺是一个大寺庙，原先是，后来是，一直都是。寺的正屋有一个神龛，龛里没有菩萨。龛的两边各有几尊木菩萨，虽已残旧，有的断耳掉臂，但还露出凶神恶煞的样子。
正屋的后面住着一个和尚，俗姓吴，不穿和尚服，一直都光着头，也许原本就是个秃子。这吴和尚极少说话，但能讲一口桃江话，发音不纯正，间或能听出一丝异乡味。他天天打坐念经，没人发现他有妻室儿女。
学校就在正屋的东侧和西侧。东侧有两间屋，靠正屋的一间是三、四年级的教室，靠外的一间是我爹爹的卧室兼办公室。西侧也有两间屋，那是一、二年级的教室，由另一位老师刘老师管着。
爹爹的卧室兼办公室的陈设非常简单。床上一顶蚊帐，是唯一可见的奢侈品。床上放着一担木箱，那既是爹爹的行李箱，又是爹爹的储藏箱。
学校有菜地，有厨房。那位刘老师和我爹爹各种各的菜地，各自生火做饭，各吃各的，不像在三官桥胡家段学校一样两个教师共伙食。
学生们都害怕那个吴和尚。母亲到青坡寺学校后，发现了这和尚令孩子们害怕的原因。他总阴着脸，走路时眼睛也常微闭着，但若与人对视，人们总能感受到他眼睛里的寒光。有一次课间休息时，孩子们看到他故意踩着一只倒霉的青蛙，用脚尖扭了半个圈，像踩烟头似的扭动脚掌就把青蛙踩扁了。后来有人说，他是远方的杀人犯逃到这里隐姓埋名当和尚的，也有老秀才说他可能是闯王李自成的后代。
青坡寺学校旁边不远处就是符川保老师家。符老师在荷塘公社五七学校（即荷塘公社中学）教书，他妻子听说刘孟良老师的妻子来了，热情地找到学校来与母亲攀谈。结果，符师母与我母亲——刘师母就成了好朋友。符师母经常来青坡寺陪母亲聊天，也帮母亲抱孩子。
从那一年开始，桃江县实行“私养公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对生猪实行奖售。各生产队及部分家庭开始积极养猪。母亲在庄子湾的家里没养猪，来到青坡寺后她想尝试一下。
养一头猪，能卖不少钱，能换不少稻谷。如果自家杀着吃，那可够全家吃一整年的烟熏腊肉。母亲当然舍不得自家杀着吃，她是想让猪肉换成谷、米、油。
没有猪圈，这不碍事。
母亲请符师母帮忙从黄南村买回一头小猪。小猪买回来之前，母亲早已准备好了一根小手指长的竹片，竹片的宽度跟小手指的宽度差不多。母亲把竹片的两头削成“指引号”形状，即两头尖，中间细，两端的尖头各削出上下两根可压平的尖角，再在其中一头钻个孔，穿上结实的麻绳。母亲像给猪耳穿孔一样，把未钻孔的那一头竹尖钉进猪的一边耳朵。两根尖角弹起，与钻了孔的那一头的两根尖角相呼应。四根尖角同朝着这只可怜的猪的耳朵尖锐地张开，使竹片没有自动脱落及被猪挣脱的可能。
结实的麻绳长不到两米，一端紧系在猪耳上的竹片的孔里，另一端紧系在爹爹卧室兼办公室的窗栏上。窗栏内是爹爹的办公桌，床紧靠着桌子一侧。窗栏外是爹爹的菜地。
母亲养的这头小猪就待在菜地边和屋檐下，它的活动范围是一个半径不到两米的半圆。
母亲喂它吃糠，也喂它菜根、菜叶和嫩草，有时还喂它红薯藤。它排泄的屎尿就成了菜地的有机肥料。
母亲叫爹爹给猪活动的半圆打下竹桩。竹桩的高度不很齐，大致高度约一米。离操场较近的靠墙的位置的竹桩高度不到半米，方便母亲给它喂食时可顺利跨过。
竹桩是防豺狗或其他野兽叼走小猪。如果有野兽光顾，小猪会叫，叫声会告诉母亲和爹爹。小猪耳朵被竹片锁住，又被坚实的麻绳系住，一般不会被轻易叼走。如果小猪被咬死，麻绳也被咬断，野兽要叼起小猪越过一米高的竹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母亲和爹爹会操起木棍竹竿把野兽赶走，甚至可以生擒或打死野兽，尝尝山珍野味。
“咱这里成了围猎区！猪崽子成了我们抓野兽的诱饵！”爹爹打趣地说。
小清波在青坡寺学校健康地成长着。半年工夫，长高了也长胖了。她白白嫩嫩，胖乎乎的脸蛋上泛着红，像熟透了的红苹果一样可爱，五官像母亲，更像爹爹。符师母称赞她是个小美人胚子。
母亲和爹爹带着小清波在青坡寺学校，每周只有星期六放学后才回到庄子湾。大哥、小哥很懂事，一个出工一个读书，表现都很好。大哥每天出集体工记五分工，小哥学习刻苦，每次考试都是优。
暑假过后，又要开学了。爹爹还是分在青坡寺学校。母亲要回庄子湾生产队出集体工了。
爹爹不懂喂猪，那头半大的生猪得由母亲带回庄子湾家里喂。
符师母陪着母亲牵着猪回了庄子湾。
午饭后，她们翻越万霄垅步行回来。母亲抱着小清波，符师母左手牵着麻绳，右手持竹尾帚，让猪走在她前面。这是牵猪的标准方式。牵猪其实并不是像牵马一样走在马的前面，而是在猪的身后牵着绳赶猪，不赶猪不走，靠拖是不行的。
符师母牵猪是行家，不一会儿便陪着母亲把猪牵回了庄子湾。
符师母不肯在母亲家吃晚饭，喝了口茶就返回了黄南村。
这头在学校里被麻绳系着养的猪，在母亲家仍被系着养了一段时间。
母亲家里没有猪圈。曾祖父的大宅子里原来是有猪圈的，但分配给十多户人家，爹爹只分到两间侧屋，没有猪圈。母亲把猪系在后门外的自留地旁。自留地金贵，为了防止猪踩坏菜土，或吃掉蔬菜，母亲缩短了它的活动半径。
过了两天，母亲请竹匠在后门边狭小的空间里钉出一排不规则的竹栅栏，就成了一间猪舍。家的后门边没有像青坡寺学校那么宽阔的屋檐，母亲又请竹匠在竹栅栏上钉了几根竹片，母亲在上面铺上麻叶，算是猪舍的屋顶。遇到大雨天，猪还是会淋着雨。
在家里养猪与在青坡寺学校养猪有一处很大的不同——在青坡寺学校养猪，猪粪直接成了菜地的肥料。在家里养猪，猪屎猪尿须全部交公。
人屎人尿也要全部交公。那时候的一个词：“交公粪”，就是往生产队交屎尿。生产队负责收屎尿的干部是很精明的庄稼人，如果有人往人尿里掺牛尿或猪尿，他不用看只要鼻子一闻就知道。如果有人把猪屎掺进人屎里，他也只要闻一下就知道了。有些跟他关系好的或成分低的家庭可以掺假，但母亲每次交公粪从不掺假。
交公粪可以从生产队换回谷和米。所以在社员眼里，屎和尿就是谷和米。那个年代便秘病人很多，是因为无论屎尿有多急，不赶回自己家绝不肯拉撒。
有人编出一句话：“吃家饭，屙野屎，爹爹晓得会打死！”
不难明白，人们对屎尿的厌恶感是生活水平越过温饱线后才会有的。又饥又寒的时代，人们不会嫌屎尿脏和臭。
那时候冬天常有乞丐把冻伤的双脚踩进路上刚拉下来的新鲜牛屎里享受宜人的热度，也常有人将一担半桶人粪、畜粪当作珍贵礼物送给亲友。石迹坪有人嫁女到张目桥，送亲的高宾里有人挑来两桶巴黏[1]的人粪当嫁妆。
把话题扯回养猪这事上来。母亲常对着猪发出感叹：“猪啊！你跟着我真可怜。别人家的猪养半年可长到一百四五十斤，可以及格出栏了。你只有糠水吃，我们连米汤也要留给人喝！”
母亲养的那头猪长一年还不到120斤，没“及小格”，没人收，没法出栏。那时候生猪长到131斤算“及小格”，151斤算“及大格”。没“及小格”的猪是没人肯收的。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想，那头猪跟着母亲是享福的。别人家的猪半岁便成了餐桌上的肉，母亲养的猪寿命是别的猪的两三倍咧！
母亲和大哥都要出集体工，毛坨要上学，小清波还只有半岁多。怎么办？有个好心人帮母亲解决了这个难题。
庄子湾生产队南边有个光冲生产队。光冲生产队上有个爱姨，爱姨是五保户，比母亲大几岁，她乐意帮母亲带小清波。
母亲很感激。她每天把小清波放到爱姨家，有时候爱姨来母亲家带小清波。
母亲出集体工，常常会感到饥饿。
我们不要忘记，那时的桃江农村乃至中国农村，起码还有半数的农民不能完全填饱肚子。
那两年生产队较少种马铃薯了，多种了红薯，集体地里的红薯没得到细致的收挖。母亲有了新发现：集体地里虽然难找到大块头的红薯，但小手指头般大小的红薯不少。母亲常抽空去挖，有时候挖到的红薯根分辨不出到底应该叫作红薯还是红薯根，但母亲相信根也能吃。
红薯太小，容易烂，没法放进地窖里藏起来。在庄子湾人都在酣睡的深夜里，母亲洗完衣服，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铺开在已擦干净的热灶上烘烤着，然后把当天没吃完的红薯洗干净，剁成红薯丁，第二天早上出工前摊开在篾盘里晒，中午回来翻晒几次，晚上散工时收回。那年秋冬季，母亲晒制成近五十斤干红薯丁。干红薯丁既可以随时生吃解饥，也可以放在米饭里蒸或煮，味道好极了。
母亲把干红薯丁分送给帮忙带小清波的爱姨及其他亲友邻里，还请人捎带过五斤给大姑刘静琴。大姑那时候带着儿女，跟着大姑父钟作舟在桃江三中，没有参加集体出工，她家里粮食经常不够。
秋收时，风调雨顺的老天给庄子湾的稻田带来又一季丰收。婴儿们被穿着肥大棉袄的妇女们抱在怀里或背在背上，穿行在秋天丰收的田野中，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希望。
稻谷的谷糠催肥了生猪，也把男女老少的胃又塞满塞实了一些。
那年年底，受惠于桃江县委的养猪政策，猪肉供应大大多于往年。母亲和爹爹买回五斤五花肉。母亲把五花肉中瘦的吊在灶口上方熏，肥的炸成油。油渣黄灿灿香喷喷的，每次开荤时就用大蒜苗炒几块油渣。熏了的腊瘦肉等来客时吃。大年三十那天下午，田家冲生产队一个沿家叫卖的鱼贩子挑着鲢鱼、草鱼到了我家，母亲买了六条小鲢鱼。母亲把六个鲢鱼头切下来熬成汤，做成三碗鱼冻，放在食柜里藏好。把六条鱼身放在锅里慢火焙干，来了客人时每餐拿出一条枯枯的鱼身热热。
在枯鱼身、冻鱼头、瘦腊肉和黄油渣的香气中，一家四口过了一个幸福的春节。
又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来到人间。
惊蛰过后是春分。温暖明媚的阳光温柔地抚摸着张目桥大队的山丘和小溪，柳尖儿绽放出又一年的新绿。母亲惊喜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1] 巴黏是桃江土话，黏稠的、浓度很高不易流动的意思。